七十年代(港版)-第5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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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都痛不欲生。然而，我能有什么办法呢？只能是气得死去活来，也无可奈何。一个好心的老人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小伙子，你要是想为自己挣口气，那就在结婚那天办一桌像样的酒席，让邻居们大吃大喝一顿，保证从此会瞧得起你了。
一桌酒菜就能使一个人有了尊严，当今的年轻人听到这儿绝对会笑掉大牙。可是在物质极端匮乏的年代里，人往往变得比动物还可悲可笑。
然而，在婚宴的餐桌上摆满海味，对我这个堂堂的海碰子来说，绝对是小菜一碟，不非吹灰之力！我充满自豪地对厨师说，我结婚那天，你一定要大显身手，需要什么海味，你尽管开单。厨师说，要有海参、鲍鱼、海螺、扇贝和梭子蟹，总之，海味越多越好。但这些海味必须新鲜，必须是才从海水里捞出来的。我愣住了，因为当时中国老百姓家里还没有冰箱，也就是说只能在结婚前一天，我这个新郎官要亲自潜进海里拼命。而且必须潜进当时被“军管”了的海港里，才能保证有收获。那时，为了获取营养，每天退潮之时，我们城市至少有成百上千个海碰子，有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下海，城市周围所有海湾已经被捕捞得空空如也了。问题是没有人敢到被“军管”的海港去扎猛子，因为一些被镇压的“地富反坏”分子，经常“冒天下之大不讳”，偷偷下水游向停泊在港湾里的外国货船上。这些妄想投敌叛国分子，不是被逮捕，就是被打死在海里，有一个已经爬到外国货轮的缆绳上，军警和民兵全面出击，轰动整个城市。为此，海港就变成了军事要地，被军警把守得铁桶一样严密。在这谁也进不去的“禁区”下水，海参鲍鱼等海珍品又多又肥。然而，敢于在海港附近的海湾下水，那绝对是天胆，无论你想干什么，都会毫不犹豫地首先被打成投敌叛国的反动分子，设在港口里面的大喇叭，从早到晚都响亮地叫喊，一切妄想垂死挣扎的资本主义走狗，决没有好下场！……
为了爱我的姑娘，为了我的人格和尊严，我热血沸腾，钢牙咬得争铮铮响，就是上天入地拼死拼活，也要把是新鲜的海味摆到我的结婚餐桌上。所以，在还差一天就要结婚的下午，我终于“狗胆包天”，像个特务似的偷偷地从港湾远处一个隐蔽的礁石丛下水，人不知鬼不觉地潜进港湾附近的海底。果然，静寂的蓝色水层中，竟有银光闪闪的鱼群，并大大咧咧地从我身旁游过去。这说明，它们从来没有被人类惊动过。我憋足了一口长气，一直潜进黑洞洞的暗礁丛里，果然是未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个个肥大的海参和海螺懒洋洋地躺在那里，桔红色的扇贝干脆就像一片片粉红色的旗帜在张扬；更让我惊喜的是，暗礁旁边的海草丛中，一对对男蟹女蟹忘乎所以地搂抱在一起交配，傻乎乎地任我捕捉。我兴奋若狂，一个猛子接着一个猛子地扎下去。为了加快潜下去的速度，扎猛时我像狼一样的凶狠；为了能一次捕捉到更多的海参和鲍鱼，接近暗礁时，我又似蛇一样的稳沉。一直拼到筋疲力尽，大获丰收。
正当我发疯般地捕获之时，却突然惊讶地发现岸边景色模糊了，原来，我已经被湍急的海流子拖到港湾更深的地方。我赶紧向港湾外边游动，但无论怎样用力地游，岸礁离我却越来越远，海港的灯塔却步步向我逼近。我觉得大事不好，就拼尽全力地拍打脚蹼，几乎就是拼命挣扎了。然而无论怎样挣扎，也只是原地不动地折腾而已。呛了几口苦咸的海水后，我只好放弃了挣扎。问题很明白，海潮开始上涨了，不仅是水流速度急湍，而且还调转了方向，将我拖向港湾的深处。此时不用说带着沉重的一网包海参鲍鱼，就是空着两手怕也游不回去了。我沉重地喘着气，使劲瞪着被海水泡得昏花的眼睛。我突然发现，一艘巨大的外国货轮横在不远处的海面上，这是港湾深处专门设置停泊外轮的锚地。
一看到货轮上的外文字，我的脑袋就像挨了一枪，轰然地凝固在浪涛中。想到表情严厉，如临大敌的军警，我觉得那将是必死无疑。
太阳快要落下去了，我机械地摆动四肢，徒劳地挣扎着。但冰冷的海水犹如无数枚钢针刺着我，疼痛并浑身瘫软的我只能是任波浪摇晃，而且越挣扎离外国货轮越近。猛然间，我看到远处货轮码头上站着一个威风凛凛的警察，他正用望远镜朝我这儿观察。我不仅惊惶失措，用尽最后的气力朝相反的方向拼搏，但两条频繁摆动鸭蹼的大腿竟猛烈地抽搐起来，又呛了好几口苦咸的海水，我绝望了。我想，这是老天对我的惩罚，我太贪心了，我太不自量力了。
一阵伤感涌上来，明天是我的大喜之日，全世界的新郎官也不会像我这样倒霉，在只差一天就要入洞房的时刻还在拼命，而且只是为了一桌下酒菜。更伤感的是，就是我能从这个冰冷的浪涛中活命，也会被警察抓进监狱里。那样，我可怜的母亲不仅有个反革命的丈夫，从此还多了个“投敌叛国”的反动儿子。我心爱的姑娘也会被我株连，其实她已经为了嫁给我而不允许入团了。
我就这样一直在冰冷的海水里泡着，抵抗着，尽量不让自己漂到外国货轮那儿。太阳不知在什么时候下山了，似乎突然一下子，天地间变得黑咕隆冬，我竟然涌上来一些勇气，反正在水里在岸上都得完蛋，干脆就豁出去了。于是，我一咬牙，就硬着头皮朝外轮停驳的港口一米一米地靠近。趁着夜色，我有点侥幸地想，也许黑夜能掩护我过关。另外，我已经连累加冻出现半昏迷状态，这种昏迷也模糊了我的政治恐惧。在恐惧与侥幸之间，我昏昏沉沉地漂着，陡然听到一阵快艇的马达声，我努力地睁开眼睛，一艘小快艇已经驶到我的面前，上面正高高地站着一个面孔阴沉的警察，那真真是政治宣传上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铁塔般耸立”，他两眼放射着正义的光芒，正等着我自投罗网。从他脖子上挂着那个望远镜，我就明白了一切，只好落水狗一样老老实实地往小艇上爬，但哪里爬得上去，就在这时警察伸出一只有力的大手，把我一下子提上去。完全像抓到一只落水狗。因为过于恐惧和疲劳，我竟站不直身子，一下子就跌倒在甲板上。
小艇的马达又轰鸣起来，缓缓地绕过外轮，一直朝岸边开去。此时我有些清醒了，但只能是躺在那里装死。令我奇怪的是这个警察始终没说一句话，这倒更让我恐惧得也许冻得浑身打抖。到了岸边，警察朝我挥了一下手，我沮丧万分地爬下船，没敢回头拿我的海参鲍鱼。但那个警察却把我装满海参鲍鱼的网包一下子从小艇上扔出来，紧接着一阵马达的轰鸣，小艇开走了。
我背着大海的方向，足足僵硬地站了好几分钟，才小心翼翼地转身子，那个警察真地走了！我愣住了，绝对不能相信眼前的事实——我肯定是因为虚脱而出现幻觉。但那个警察和小艇确确实实消失了，只有海浪在节奏地摩擦着岸边的礁石，发出沙沙的声响。我真的自由了，真地可以自由地向任何一个方向逃走了！
我有点绝处逢生地惊喜感觉，这个感觉使我猛力地抱住我刚刚在水下捕捉到的海珍品，这些珍贵的海物足够我结两次婚用的了。我正想站起身来，不知怎身子一软跌倒在沙滩上，却又不知怎么突然有些瞌睡，竟然不知怎么就睡过去了，而且真正是香喷喷地大睡一场。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黑沉沉的天底下，还有点莫明 其妙，听到一阵阵浪涛声，才渐渐明白我是怎么回事。
那时的交通条件太差，即使是城市里，半夜也不会有什么车辆行驶。从海港到我家要走十几站路，至少要走上两个小时。也许我睡了一觉，也许那时我还年轻，也许在如此严酷的年月里，我能奇迹般地遇到了一个有人情温暖的警察；总之，我浑身上下竟然充满了力量，背着水渍渍的网包，大踏步地走在城市空旷的大街上，我甚至大声唱起“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奋发斗志昂扬”的革命歌曲来。就这样，我一直迈着革命的步伐，走到我住的那条街。
万万想不到的是，就在快在到家门口时，却发现有一群人站在那里，好像发生了什么交通事故似的。我赶紧加快脚步走上前，这才吃惊地看到，虽然是深夜，母亲和弟弟妹妹们全都站在大街的中央，一个个满脸恐惧地朝远处眺望。我故意昂首挺胸地走过去，有力地摇晃了一下手中一网包的海参鲍鱼。此时，鲍鱼和海螺贝壳的摩擦声音是最美妙的乐曲。猛然间，一个苗条的身影“呼”地一下扑到我的身前，我一看，竟是明天就要当新娘的她。按规矩，新娘在临结婚前夕是不应该呆在新郎家里。但她死死地抓住我的手说，她在家里干脆就不行了，她说她以为我——说到这里她嗄然而止。我知道她要说“以为我死了”的话，就笑起来，说我死不了。她赶紧用手捂住我的嘴，紧紧地捂着，她不让我说死字。一股热流从鼻子里往上冲，我差一点就要哭了。
邓刚： 原名马全理。祖籍山东牟平。著有小说《白海参》、《曲里拐弯》、《山狼海贼》《迷人的海》、《我叫威尔逊》等五百万字。其作品改编成影视剧本《站直喽，别趴下》《狂吻俄罗斯》《澳门雨》等多部。并多次获全国及省、市文学奖，作品译成多国文字。
七十年代日常语言学
发布： 2008…11…14 11：07 ｜ 作者： 黄子平
「起床啦！起床起床！」
那些年每日里天蒙蒙亮，听到的第一声吆喝就是这「起床起床」。其实并没有所谓「床」，苗村黎寨，男女各占一个大谷仓，一溜稻草铺地的大统铺，阔气点的最多垫块塑料布隔隔溼气。兵团建制，明明是个种橡胶的农场生产队，却叫做某师某团某连。连长姓康，脸上有疤，显得有点凶狠，却是个耿直寡言的四川汉子。众人平日尊称连长，意见大发时便当面背后直接唤他「康疤」，他也不恼。那些年在海南和湛江聚数十万「兵团战士」，天天斫林劈山，只因林副统帅有「光辉题词」，合辙押韵：「大力发展橡胶，满足全国人民需要」。其实那是十一二年前，大饥荒年代，不知为何除了最高领袖，领导人刘林周董直至文人郭老，一个个轮流到当时的农垦系统视察。来过都有题词，却都遮掩了不提，独尊副帅一人书法，每日里以此督促众人荷锄上山，挥刀破坏热带雨林。这橡胶非同小可，说是「战略物资」，帝修反封锁不卖给我们。如何封锁法？当时有个形象的换算，说是逼我们用二十吨大米换一吨橡胶。那年头大伙儿总也吃不饱，对大米有朴素的直观感受，二十吨大米如同古话说的「恒河沙数」，今人所谓「天文数字」，遂听得众人无名火起，发愤干活，起早摸黑大力发展没有怨言。那时也不敢细想，环球产橡胶的国家，巴西印尼马来西亚，不都是第三世界亲爱的朋友，何时给归到帝修反一堆儿去了。
于是就听沙哑的四川口令，还有口哨声尖锐入耳，条件反射，每日清晨从稻草铺上弹起，摸摸索索穿衣系鞋带。动作慢了，康疤的手电筒就扫将过来，众目就随那光柱而睽睽。四眼揉着眼睛起身，小声嘟囔：「半夜鸡叫」，被我一个肐膊肘堵了回去。「半夜鸡叫」典出自传体小说《高玉宝》，大意是说「地主周扒皮，为催长工起早干活，半夜爬入鸡窝学鸡叫，被长工小宝发现了。当周扒皮再次作祟时，长工们一拥而上，痛打偷鸡贼，周扒皮狼狈不堪」。这故事至今仍收入小学语文课本，曾改编为连环画和木偶动画片，影响了几代国人。虚构的人物和情节只能糊弄城里孩子，乡下人都知道这是瞎掰。老人都说，摸黑种地，能不糟塌庄稼？周扒皮时代，还没发明贼亮贼亮的汽灯。「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陶潜时代的鸡那才真叫神气，伪满州国的周扒皮非得钻到鸡窝里去叫，也太窝囊了点。四眼嘟嘟囔囔，把自己比做受地主剥削的僱工，幸亏没人听见，要不非挨斗不可。他引经据典，却错得离谱，引喻失伦。关键在于地主老财为何不用棍子直接把长工们赶起来，非要煞费周章，作这拟真的口技表演？闻鸡起舞，即使在「阶级斗争教材」中，也难于遮掩地主与僱工之间的某种「自然」关系。我听老辈讲那过去的事情，台上忆苦思甜，台下却忘乎所以，每每忆甜思苦。说起农忙季节，东家如何招待把式们，三餐有肉，白面烙饼「可劲儿揍」，令人神往而垂涎。农业社会里的阶级关系，与军事─工业国家时代不同，这远远超出了学生哥们的想像。
我有幸参加过一次黎寨的「批斗地主」大会。在海南岛八年多，没学会几句海南话。我的海南话只敢跟黎族人沟通，因为他们的海南话也是学来的。我很快就发现，我只需解决语音问题，而他们有语法词序方面的转换困难，且掌握的词汇比我要少得多。生活在热带的黎族百姓，其生产方式还是刀耕火种。部落里只有「奥雅」（头人），而没有农业文明中的所谓「地主」。把土改时的阶级划分硬套在黎寨绝对是个时代错误。在汉人工作队的主持下，黎家汉子鼓起勇气上台用海南话汉语批斗头人。指着奥雅的鼻子，汉子黧黑的脸涨得通红：「虏系分子！……虏斋无？……了！」（你是分子！你知道吗？完！）下了台，又意犹未尽，重新跑上台，指着奥雅的鼻子：「虏仲系分子！……虏斋无？……了！」（你还是分子！你知道吗？完！）这不是个语汇的问题，而是思维概念的问题。他只知道「分子」不是个好东西，至于更复杂的强加的概念，他无法表达。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回想自己，每日里熟练操弄许多概念术语，真的都明白了其中涵义么？我望着那汉子通红的脸渐渐恢复黧黑，心底暗生愧疚。
很多年以后，我读到捷克剧作家哈维尔的《无权者的权力》。书的开头举了一个蔬果商的例子，他是个谦恭、普通的人，对官方的意识形态漠不关心；他机械地履行仪式，在法定的节假日，他用官方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装饰他的店铺橱窗；他完全不想知道标语的内容和他的店铺有什么关系，而他挂的那副标语的实际所指乃是：「我是奉公守法的人，我可不想惹麻烦」。哈维尔指出，在日常生活的仪式和语言活动中，普通人如何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同谋。套用鲁迅的术语，「实存的社会主义」把全国人预先抛入了在「瞒和骗」中生活的不道德处境。一种共同犯罪的机制，一个预先鼓励撒谎并依赖其臣民的道德沦丧的国家机器。哈维尔的「在真实中生活」（同理，巴金的「讲真话」），并不是要探讨有关真实或真实性的形而上学，而是要中断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对其理想臣民的这种询唤。
因为是开荒「大会战」，一众人马才需要住到这黎村苗寨。在六连的住地山脚有一棵高大的野生酸豆树，果夹里的酸豆熟透晒干，有话梅味，嚼之能生津止渴。全连中午「天天读」，树荫可覆盖一百余众。树下挂了一个废轮壳当钟使，起床、开工、集合，康疤敲得它当当响。大会战，工时极长，从天刚亮干到伸手不见五指，国际工人阶级奋斗多年赢得的「八小时工作制」，在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地方被不动声色地终止了。工作量极大，一爿五磅重的宽锄板，挖山一星期，能磨成小锅铲一般大。手攥锄把一整天，到吃晚饭时连饭碗都端不稳，女生们说，梳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