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港版)-第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恿肿永锎诔隼聪蛎缗蠡叮痪苤笥制松先ヒ衙缗品踔ご蛞膊皇侨思叶允郑榧敝戮褂檬榘衙缗一琛；耪诺乃裁焕吹眉白鱿率裁矗捅蝗搜排铝耍约焊辖襞艿酵挪勘Ｎ揽谱允淄栋浮２恍啵颐鞘逋诺耐挪烤捅豢根艋痫チ郧购涂车兜拿缛税Я耍焱返木褪钦飧雒缯持椤Ｎ椅叛陡先ハ殖】慈饶郑缛朔吲门で拿婵缀湍切┗游璧牡肚梗钗揖醯么耸驴帜焉瓢眨慌乱叫滩拍芷较ⅰ懊绫洹绷恕�
后来，团政委这个有头有脸的现役军官和对方交涉未果，人家根本不买他的账。末了还是旧农垦农场的老场长出面，把五花大绑的奸未遂犯推出来给苗人示众，然后与苗寨党支书再三商议，老场长和他五十年代就认识，苗民总算刀下留人，同意人犯交由兵团法办。因事涉“军民关系”，这人后来判得很重。此是后话。
就在那一次，我看到了苗民的血性，以及他们对自己的支书好像对“苗王”一般忠顺。于是，我觉得革命洪流在生活的主河道中轰隆有声地奔涌而过，对我们这群知青可谓影响深远，而对某种原生态下的人群，激流的冲刷却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
岁月悠悠，琼崖的土着原住民仍在山中栖息。黎村苗寨后来可曾涌现过什么杰出人物？我不甚知道。然而，我可能做对了一件事——1984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和昆明电影制片厂合拍一部电影《南方的岸》，剧本来自我的同名小说，我自己也是改编者之一。我要求长影的崔导演，一定要发掘和录用一个黎族演员，崔导演找到了一个黎家少女，虽说她初登银幕而且只在片中唱了一首山歌，但这却成就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代黎族演员——她正是黎家影星谭小燕。
吃肉
无论什么年代，“民以食为天”都是不变的定律。中国人对吃尤其珍视，其根本因由在于，这个民族自降生以来，果腹危机始终挥之不去。倘有温饱年代，便放开了肚皮大吃大喝，以冲淡吾族关于饥馑的记忆遗传。譬如现世推陈出新、千奇百怪的“食文化”，一再突破国人欲望和味觉的边际，这是特定时代的装饰。
考当代中国的编年史，一个“吃”字不可偏废。便对七十年代之知青食谱略作沉——
兵团是准军事组织的军垦单位，种植生产“战略物资”橡胶，所以吃的是国家口粮，虽按定额分配，却基本管。但副食品便休要提起了。由于欠缺油水，知青们又多在身体发育的青春期，便好像吃下去多少粮食都不见饱，尤其是开荒“大会战”时，我最高食量一顿吃了两斤七两米饭，却仍觉饥肠辘辘。
更糟的是，海南岛分雨季旱季，雨季来时，山洪流泻，连队菜地一片泽国，我们吃的是萝卜干、黄酱，连这都告罄，就用姜片煮盐水下饭。每逢雨季，连队知青都患了“绿色饥饿症”，出工时尽可以采点野菜，但我们属准军事建制，只有大食堂而无小灶，连煮点野菜汤亦属不能。
至于吃肉，每年就是春节和国庆两次杀猪，那是我们知青的大日子。每片猪肉和每滴肉汁进入食道，而后在肚腹蠕动的那种愉悦感，简直无以形容。愈是如此，就愈感觉到味蕾和肠胃的长年酷旱和荒莽，而且被“激活”的馋虫迅速爬满全身，益发难受，便是吃肉也要娘：这真不是人过的日子！
孰料其后连这珍稀的幸福也离我们而去。原来我们连队的猪圈由后勤班兼管，业绩却不堪提起，两年后竟连猪圈也弃置了。究其因，每逢雨季连人都有“绿色饥饿”，猪又如何填肚子。那年台风多，雨季长，猪们都瘦得像一群狗，猪圈便关不住，精瘦的猪们腿脚伶俐，窜出围栏一溜跑到山中自己觅食，待到后勤班发现时已猪去圈空。
一日某猪重寻旧路，回到连队转悠，便自蹈死地矣！连队指导员一声令下：围追堵截，捉住了便杀猪！在政治符号严重超载的岁月，这大概是最无政治色彩的一道命令；而在我们来说，杀猪吃肉就是最大的政治！
我从未见过知青如此激情勃发、干劲冲天，大家举锄头砍刀实行铁壁合围，呼喊连天，齐齐追杀那头敏捷灵动的瘦猪。每个人都惦记晚餐的惊喜，口涎已注满了齿颊。夺路狂奔的瘦猪形同鬼魅，左躲右闪，突破几道包围圈，终于在我的锄头下落难，我那柄垦荒银锄抡圆了也有两三百斤力气，正好砸在猪腰上，眼见矫健的奔猪一个趔趄，便挣扎不起了。大伙儿红了眼一扑而上，把它五花大绑，即时抬到井台边放血开膛去了……
晚饭吃得固然开心，我却更多了一份成就感，如非我眼疾手快，这顿肉便要落空了。然而，我从未吃过这般精瘦而坚韧的猪肉，吃起来好似野味。不管怎样，有肉吃就是莫大的幸福！
集体谋杀
说起来，我们连队还有一座牛棚，却不是用来关“牛鬼蛇神”的，它真养有几十头菜牛。只不过，牛棚是直属团部的，只让我们连队派人管理。我偶尔也被派工放牛，那是最惬意的工作。晨早我赶牛出栏，先在一片大石头上洒落粗盐粒，牛群争相舔吃，而后就上山放牧。牛群再老实不过了，吃草吃足了，顶多撒撒欢。望中绿草如茵，野花竞放，羽翎鲜？的热带鸟儿在牛群出汗发亮的脊背上起落；五指山层林嶂，霞飞絮点缀其间，宛如被湿润南风所放牧的一队流云……
我没有印象曾吃过团部分给我们连队的牛肉，只偶尔见到团部派拖拉机来挑拣待宰的菜牛，如何宰杀，我也未见过。由此亦可窥知“供给制”的奥秘，在那个副食品普遍匮乏的年代，“多吃多占”也是团部不容置疑的特权。
然而，切莫低估了知青对吃肉的渴念。插队知青或会偷摸狗，但兵团纪律甚严，实在无从下手。不过，兵团战士也一样的满肚子坏水，我们整天盯牛棚里那堆 “有血有肉”的活物，所谓“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某日终于让知青乘隙得手了——一头母牛染上小恙，身子倦怠，连续两日不肯出棚随牛群上山了。这本寻常事，喂点抗生素过几天就好了。殊不知，知青们说动了管牛棚的小子，他是老农垦工人的儿子，嗓子犹未变声，尚在发育期，想必他的吃肉欲望也不弱于我们。更兼各个班排长都轮流到连部进言，众口一词：杀了它！
连长一本正经地去问牛棚小子，得到含糊其辞的答复，而聆听群众呼声，却是世人皆曰杀。于是就搅动手摇电话机，请示团部：有牛病危，可否屠宰？团部不知就里，唯有批准。
解牛庖丁是梁姓复员老兵（就是前述的乒乓好手），他在乡下宰过牛；我被派工打下手。老梁一兴奋话就多，他说屠牛有三法，最笨的是用重锤把牛打昏，然后肢解；其次是用尖刀刺入牛的心室，立时气绝；最佳的杀法是在颈部剥开牛皮，呈沟状，然后切断颈动脉，牛血狂喷，这样牛肉好吃，牛血也新鲜。
眼前这头蒙冤受屈将被“误杀”的母牛，四足都没有捆绑，呆滞地立，大滴眼泪扑簌簌往下掉，它知道死期已至了。我于心不忍，便说活剥放血太残忍了。老梁和我关系颇善，他说：那就速战速决，一刀取命吧。他让我来下手，余下“技术含量”最高的解牛工夫则由他包了。老梁在母牛前腿与胸膛之间精确地测量过，手指点戳教我：“就是这里。记得落刀要直进直出。”我握新磨过的盈尺尖刀，不由得一阵颤栗，牛见刀光，眼泪更盛……然而，我到底肩负一百几十号同袍对牛肉的殷切期望，一咬牙，刀就直捅进去了。母牛缓缓跪下，刀才拔出，鲜血从口子喷出，我已忘了接血，幸有老梁一脚把桶踢过来……眨眼间牛眼已瞳孔散光，它死了，是被我杀的——不对，是被我们全连集体谋杀的！
饥饿症候群
按惯例，操刀杀猪者可以拿走一点最下等的内脏，屠牛也是一样。当日，老梁给母牛开膛破肚，我看见那颗牛心的正当中赫然有道深深的刀口，震骇之余，也佩服老梁“认穴”之精确。
然而，这位庖丁已不能做到游刃有余，他上次解牛尚在军营之中，事隔多年，毕竟刀法有点生涩了。结果，足足花了大半天才最后肢解与分类完毕，有的班排已收工了，我们还在清理现场。于是，不少知青都来井台围观，在他们的瞳仁中，我看到了谋杀共犯的嗜血冲动和对幸福的憧憬。
最后，老梁拿走的是几斤内脏，我不记得那是什么器官，反正是下杂。本来我也有份，但知青没有锅灶，我那份也归老梁了，并说好晚上到他的茅棚小伙房里吃炖牛杂碎。
这天，连队食堂的裊裊炊也洋溢魅惑意味，幸福感随开饭的钟声一起降临。我吃过这顿，意犹未尽，便去老梁处赴另一轮“饭局”。围炉就座的还有老梁的战友——连里的一排长和一个班长。怎知，我们还未开吃，指导员就上门来了，脸色很难看，口气也难听。原来，据食堂炊事班班长告发，牛肝少了一瓣，而牛肝是好东西，属于上杂，不包括在屠牛者可以拿走的内脏下水里头。
老梁极生气，一再声言他没有私割牛肝，他还把锅中的杂碎逐一搅动和捞起来给指导员看，绝无牛肝在内。我倒是记得，老梁刀法生疏，确系不小心划破了牛肝，但他没有去动它。谁知指导员擅抓“阶级斗争新动向”，不为假像所蒙蔽，他词锋咄咄地指出牛肝上的刀割痕犹在，而且牛肝只剩X瓣，而牛的肝脏应该有X＋1瓣云云。老梁闻言不怒反笑，说那些告发者实在外行，牛的肝脏有X瓣的也有X＋1瓣的，有道刀痕就说少了一片，这不是空口说白话么？
我至今已不记得老梁说的牛肝分瓣是奇数还是偶数了，只记得老梁用行话挤兑指导员，令他悻悻而退，之后数人闷头大吃，把几斤杂碎连汤带水一扫而光，涓滴无存。我却如鲠在喉，吃得很不痛快。念及人欲、人性、人心，原来一顿肉食也可暗流涌，枝节横生，怀疑别人多吃了一片内脏，就愤而告发，这里头并无几多政治，只是被久旷的“肉欲”所折磨的变态想像。
后来，那位炊事班女班长被“推荐”上大学，成为华南工学院的首届“工农兵学员”。她是从潮汕平原揭阳县来的，不是知青，文化程度只有小学，但这并不妨碍她成为历年全团的“学毛着积极分子”……我不知道她到工学院里能学到什么，但有一部文革电影《决裂》，它烈批判旧权威在课堂讲授“马尾巴的功能”，故此我相信，这位工农兵学员到最后也没闹清楚，牛的肝脏到底有几瓣？
往事已矣，吃肉的记忆和种种轶事，如同空山足音，林莽雨滴，都成了青春的注脚。就这样，我走过了自己的七十年代。
2008。10。16
愚昧作为一种养料
发布： 2009…4…24 08：52 ｜ 作者： 徐冰
一九五五年生于重庆，长在北京。七七年入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八一年毕业留校任教。九○年移居美国。二○○七年回国就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作品曾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伦敦大英博物馆、法国卢浮宫博物馆、纽约现代美术馆等艺术机构展出。九九年获得美国文化界最高奖—麦克阿瑟天才奖。○三年获得第十四届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四年获得首届威尔士国际视觉艺术奖（ArtesMundi）。○六年获全美版画家协会「版画艺术终身成就奖」。被《美国艺术》杂志评为十五名国际艺术界年度最受注目人物。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七十年代，谈我的七十年代，只能谈我愚昧的历史。比起「无名」、《今天》和「星星」这帮人，我真是觉悟得太晚了。事实上，我在心里对这些人一直带着一种很深的敬意。因为一谈到学画的历史，我总习惯把那时期的我与这些人做比较，越发不明白，自己当时怎么就那么不开窍。北岛、克平他们在西单民主墙，在美术馆外搞革命时，我完全沉浸在美院教室画石膏的兴奋中。现在想来，不可思议的是，我那时只是一个行为上关注新事件的人；从北大三角地、西单民主墙、北海公园的星星美展和文化宫的四月影会、到高行健的人艺小剧场，我都亲历过，但只是一个观看者。「四五」运动，别人在天安门广场抄诗、宣讲，我却在人堆里画速写，我以为这是艺术家应该做的事。比如黄镇（注：老红军，长征途中画了大量写生，成为中国革命史料珍贵文献，曾任中国驻法大使、文化部长。）参加长征，我没觉得有甚么特别，可他在长征途中画了大量写生，记录了事情的过程，我就觉得这人了不起，他活的比别人多了一个角色。我对这些事件的旁观身份的「在场」，就像我对待那时美院的讲座一样，每个都不漏掉。记得有一次我去「观看」《今天》在八一湖搞的诗歌朗诵会。
我挤在讨论的人群中，我离被围堵的「青年领袖」越来越近。由于当时不认识他们，记不清到底是谁了，好像长的有点像黄锐。他看到我，眼光停在我身上，戛然停止宏论。我尴尬，低头看自己，原来自己戴着中央美院的校徽。入美院不久，教务处不知从哪找到了一堆校徽，绿底白字，景泰蓝磨制，在那时真是一件稀罕的宝物。
我们在校内戴一戴，大部分人出校门就摘掉。我意识到那天出门时忘了摘，我马上退出去，摘掉校徽，又去看其他人堆里在谈甚么。
这个对视的瞬间，可以说是那时两类学画青年——有机会获得正统训练的与在野画家之间的默许。我即得意于自己成为美院的学生，在崇高的画室里研习欧洲经典石膏，又羡慕那些《青春之歌》式的青年领袖。但我也相信，他们一定也会在革命之余，找来石膏画一画，也曾试着获得学院的机会。应该说这两条路线（觉悟和愚昧）在当时都具有积极的内容。
现在看来，我走的基本是一条愚昧路线，这与我的环境有关。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个个都如此。他们还不如我，一定没有去过民主墙。这是一个北大子弟的圈子，这些孩子老实本份有情可原，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是家里没问题的；不是走资派，就是反动学术权威，要不就是父母家人在反右时就「自绝于人民」的，有些人上辈是地主、资本家甚么的，或者就是有海外关系的特务。所以，我的同学中不是缺爹的就是缺妈的，或者就是姐姐成了神经病的（在那个年代，家里老大是姐姐的，成神经病的特别多，真怪了！也许是姐姐懂事早压力大的原因）。这些同学后来出国的多，我在异国街头遇到过四个老同学；纽约三个，曼彻斯特一个。这四人中，有两个是爸爸自杀的，另两个的大姐至今还在精神病院。（谢天谢地，我家人的神经基因比较健全，挺过来了。）
我们这些家庭有问题的孩子，笼罩在天生给革命事业造成麻烦的愧疚中。家里是这样只能认了，偏偏我们的老师也属这一类。北大附中的老师，不少是反右时差点被划成右派的年轻教员，犯了错误，被贬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