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港版)-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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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些家庭有问题的孩子，笼罩在天生给革命事业造成麻烦的愧疚中。家里是这样只能认了，偏偏我们的老师也属这一类。北大附中的老师，不少是反右时差点被划成右派的年轻教员，犯了错误，被贬到附中教书。这些老师的共性是：高智商，有学问，爱思索，认真较劲儿。聪明加上教训，使得他们潜意识中，总有要向正确路线靠拢的警觉与习惯。这一点，很容易被我们这些「可教育好的子女」吸取。结果是，老师和同学比着看谁更正确。血源的污点谁也没办法，能做的就是比别人更努力、更有奉献精神，以证明自己是个有用的人。打死你也不敢有「红五类」或当时还没有被打倒的干部子弟的那种潇洒，我们之中没有一个玩世不恭的，这成了我们的性格。
插 队
七二年邓小平复职，一小部分人恢复上高中。由于北大附中需要一个会美工的人，就把我留下上高中。邓的路线是想恢复前北大校长陆平搞的三级火箭——北大附小 →北大附中→北大附中高中→北大。但没过多久，说邓搞复辟，又被打下去。高中毕业时，北大附中、清华附中、一二三中的红卫兵给团中央写信，要求与工农划等号，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此信发在《光明日报》上（后来才知道这是团中央某人授意的），形成了最后一个上山下乡的小高潮。我们选择了北京最穷的县、最穷的公社去插队。由于感激学校留我上高中，我比初中时更加倍为学校工作，长期熬夜，身体已经很差了——失眠、头疼、低烧。只好把战友们送走了，自己在家养病。半年后似乎没事了，办了手续，去找那些同学。我被分到收粮沟村，两男三女，算是村里的知青户。
这地方是塞北山区，很穷。那年村里没收成，就把国家给知青的安家费给分了，把猪场的房子给我们住。这房子很旧，到处都是老鼠洞，外面一刮风，土就从洞中吹起来。房子被猪圈包围着，两个大锅烧饭和熬猪食共用。深山高寒，取暖就靠烧饭后的一点儿炭灰，取出来放在一个泥盆里。每次取水需要先费力气在水缸里破冰；至少有一寸厚。冬天出工晚，有时我出工前还临一页《曹全碑》，毛笔和纸会冻在一起。
我是四月份到的，冬天还没过，这房子冷的没法住，我和另一个男知青小任搬到孙书记家。他家只有一个大炕，所有人都睡在上面。我是客人被安排在炕头，小任挨着我，接下去依次是老孙、老孙媳妇、大儿子、二儿子、大闺女、二闺女，炕尾是个弱智的哑巴。这地方穷，很少有外面的姑娘愿意来这里；近亲繁殖，有先天智障的人就多。这地方要我看，有点像母系社会，家庭以女性为主轴，一家需要两个男人来维持，不是为别的，就是因为穷的关系。明面上是共产党的一夫一妻制，但实际上有些家庭是；一个女人除了一个丈夫外，还有另一个男人。女人管着两个男劳力的工本，这是公开的。如果哪位好心人要给光棍介绍对象，女主人就会在村里骂上一天：「哪个没良心的，我死了还有我女儿？。」，好心人被骂的实在觉得冤枉，就会出来对骂一阵。如果谁家自留地丢了个瓜甚么的，也会用这招把偷瓜的找出来。
村里有大奶奶、二奶奶、三奶奶、四奶奶，我好长时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在一个光棍家住了一个冬天，才知道了村里好多事。收粮沟村虽然穷，但从名字上能看出，总比「沙梁子」「耗眼梁」这些村子还强点儿。收粮沟过去有个地主，土改时被民兵弄到山沟用石头砸死了，土地、房子和女人就被贫下中农给分了，四个奶奶分给四个光棍。搞不懂的是，这几个奶奶和贫下中农过得也挺好，很难想像他们曾是地主的老婆。那年头，电影队一年才出现一次，可在那禁欲的年代，这山沟里在性上倒是有些随意：一个孩子越长越像邻居家二叔了，大家心照不宣，反正都是亲戚。
我后来跟朋友提起这些事，会被追问：「那你们知青呢？」我说：「我们是先进知青点，正常得很。」一般人都不信。现在想想，先进知青点反倒有点不正常，几个十八九岁的人，在深山，完全像一家人过日子。中间是堂屋，左右两间用两个布帘隔开，我和小任在一边，三个女生在另一边。有时有人出门或回家探亲，常有只留下一男一女各睡一边的时候。早起，各自从门帘里出来，共用一盆水洗脸，再商量今天吃甚么。看上去完全是小夫妻，但绝无生理上的夫妻关系。
我十八九岁那阵子，最浪漫的事可借此交代一二。穷山出美女，这村里最穷的一户是周家。老周是个二流子。老周媳妇是个谦卑的女人；个子有点高，脸上皱纹比得上皱纹纸，但能看出年轻时是个美女。整天就看周家忙乎，拆墙改院门，因为他家的猪从来就没养大过，所以家穷。按当地的说法，猪死是院门开得不对。老周的大女儿二勤子是整个公社出了名的美女。我们三个女生中，有一个在县文工团拉手风琴，她每次回来都说：「整个文工团也没有一个比得上二勤子的」。二勤子确实好看，要我说，这好看是因为她完全不知道自己有多好看。二勤子说话爱笑，又有点憨，从不给人不舒服的感觉，干活又特麻利，后面拖一根齐腰的辫子，这算是她的一个装饰。一年四季，这姑娘都穿同一件衣服，杏黄底带碎花，天热了，把里面棉花取出来，就成了一件夹衣，内外衣一体。天冷了，再把棉花放回去。
二勤子家正对学校小操场。有一次有点晚了，我斜穿小操场回住处，有人在阴影处叫我「小徐」，村里人都这么称呼。我一看，是二勤子坐在她家院门围栏上，光着上身，两个乳房有点明显。我不知所措，随口应了声：「哎，二勤子」，保持合适的速度，从小操场穿了过去。第二天，二勤子见到我说：「我昨晚上把衣服给拆洗了，天暖了。」每逢这时节，她在等衣服晾干时，家里也有人，她在哪儿呆着都不方便。
后来知青纷纷回城了。一天二勤子来找我，说：「小徐，你帮我做一件事行不？你常去公社，下次去你能不能帮我把辫子拿到公社给卖了？我跟我爹说好了，我想把辫子剪了。」我说：「剪了可惜了。」她说：「我想剪了。」我说：「你怎么不让你哥帮你。」她说：「我不信他，我信你。」几天后，她就拿来一条又黑又粗的辫子，打开来给我看。我第二天正好要去公社办刊物，书包里装着大辫子，沉甸甸的，头发原来是一种很重的东西。我忘了这条辫子卖了多少钱，总之我把钱用包辫子的纸包好、带回村交给她。这点钱对她太重要了，是她唯一的个人副业。
男知青干一天记十分工，属壮劳力，干活儿一定要跟上队长，因为队长也记十分工。今年出工是要把明年的口粮钱挣出来。我最怕的活儿，是蹲在地里薅箍子，等于是让你蹲着走一天，真是铁钳火烧般的「锻炼」。农村的日子确实艰苦，但当时一点不觉得，就是奔这个来的。
我当时做得更过份，和别人比两样东西；一是看谁不抽菸，因为去之前都发誓：到农村不抽菸。最后，全公社一百多男知青中，只有我一个在插队期间一口菸都没抽过。二是看谁回家探亲间隔的时间长。我都是等着有全国美展或市美展才回京，经常是只有我一个人在知青点，我有点满足这种对自己的约束力。只剩下我自己时，就不怎么做饭，把粮食拿到谁家去搭个伙。猪场在村口，从自留地过往的人，给我两片生菜叶就是菜了。有一天，羊倌赶着羊群经过，照样是呼啦啦的一阵尘土飞扬，我从中竟闻到浓烈的羊膻味儿，香的很！看来是馋得够呛了。我有时会找点辣椒放在嘴里，由于刺激分泌出口水来，挺过瘾的，这张嘴也是需要刺激的。
那一带的村子都藏在山窝里，据说当年日本人经过都没发现，可这里有些话和日语是一样的。后来我学过一阵日语，日语管车叫“Guluma”，收粮沟人也叫 “Guluma”（轱轳马），这类字还不少。我估摸是唐代的用法，传到日本，汉语后来变化了，而山里人不知道。这里的大姓是「郄」（que），字典里标音为xi，注为古姓。
这里偏僻，古风遗存。我第一次看到「黄金万两」，「招财进宝」写成一个字的形式，不是在民俗着作中，而是在书记家的柜子上，当时被震惊的程度，可不是能从书本上得到的。遇上红白喜事，老乡们的另一面——「观念」的部分，就会表现出来。办丧事，他们会用纸扎糊各种各样的东西来，完全是民间版的「第二人生」。老人翻出一些纸样，按照上面的怪字，描在白布上，做成帆。后来他们知道我会书法，又有墨汁，就让我来做。后来研究文字才知道，这叫「鬼画符」，是一种能与阴间沟通的文字。我在村里的重要性主要显示在；每当有人结婚，总是请我去布置洞房，不是因为我那时就会做装置，而是因为我家有父母、哥姐、弟妹，按传统说法叫「全人」。这种人铺被子，将来生的孩子多，男女双全。我在收粮沟接触到这些被归为「民俗学」的东西，有一股鬼气，附着在我身上，影响着日后的创作。
下面再说点和艺术有关的事。可以说，我最早的一次有效的艺术「理论」学习和艺术理想的建立，是在收粮沟对面山坡上完成的。山上有一片杏树，是村里的一点副业。看杏林容易得罪人，队里就把我派去。那年夏天这山坡成了我的天堂。首先，每天连一个杏都不吃——获得自我克制力的满足。再者是专心享受自然的变化。我每天带着画箱，带着书上山，可还没几天，就没甚么书好带了，有一天，只好拿了本《毛选》。毛的精彩篇章过去背过，熟到完全感觉不到内容的程度。
可那天在杏树下，读《毛选》的感动和收获，是我读书经验中少有的，至今记忆犹新。一段精彩的有关文艺的论述，是从一篇与艺术无关的文章中读到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
今天重读，真不明白那天对这段话怎么那么有感觉，也许是由于这段话与当时文艺环境的反差。我的激动中混杂着觉悟与愤慨；毛主席把这种关系说得这么清楚、这么有道理，现在的美术工作者怎么搞的嘛！坐在杏树下，我看几句，想一会儿，环视群山，第一次感觉到艺术事业的胸襟、崇高和明亮的道理。那天的收获，被埋藏在一个业余画家的心里，并占据了一块很重要的位置。
北大在郊区，身边的人与美术圈没甚么关系，我很晚才通过母亲办公室同事的介绍，认识了油画家李宗津先生，这是我上美院之前求教过的、唯一的专业画家。李先生住北大燕南园厚墙深窗的老楼，他拿出过去的小幅油画写生给我看，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真正的油画魅力。李先生觉得我能看进去，又拿出两张大些的画，有一张「北海写生」是我在出版物上看到过的。在他那里的时间，像是一个没有文革这回事的、单独的时空段，它与外面热闹的美术创作无关，是秘密的，只在那种古老教堂的地下室，只在牧师与小修士之间才有的。
在农村晚饭后，我常去老乡家画头像。画好了，把原作拍张照片送给他们。那批头像有点王式廓的风格，我手边有一本《王式廓素描选》。他善画农民肖像。由于范本与所画对象极为吻合，我的这批画画得不错。只是由于灯光昏暗（一盏灯挂在两屋之间），大部分画面都比较黑。
每次回京，我带着画去看李先生。有一次，他家小屋里挂着一张巨幅油画，顶天立地。原来这是他的代表作《飞夺泸定桥》，从历史博物馆取回来修改。他鼓励我多画肖像画。可那次回村后，上年纪的人都不让我画了。后来才知道，我回京这段时间，四爷死了，走前刚画过他，说是被画走了。反正全村人差不多都画遍了，我后来以画风景为主。
去李先生那里加起来不过三次，最后一次去，怎么敲门也没人应。后来问人才知道，李先生前几天自杀了。原来，他一直带着右派帽子。过去在中央美院，反右后被贬到电影学院舞美系。文革期间不让这类人画画，最近松动些，可以画画了，却又得了癌症。他受不了这种命运的捉弄，把那张代表作修改了一遍就自杀了。那时受苏联的影响，流行画色彩小风景。每次画我都会想到李先生的那几幅小油画；那些逆光的、湿露露的石阶，我怎么也画不出那种感觉。
当时有个说法「知识青年需要农村，农村需要知识青年。」如何发挥知识的作用，是需要动用智慧和知识的。知青中，有的早起去各家收粪便，做沼气实验；有的翻书，研制科学饲料。这很像报纸上先进知青的事迹，难怪，后来我们也成了先进知青。
我能干的就是出黑板报。村里上工集合处，有一块泥抹的小黑板，黑色退的差不多没了，我原先以为是山墙上补的块墙皮呢。有一天我心血来潮，用墨刷了一遍，随便找了篇东西抄上去，重点是显示我的美工才能。完成后，煞是光彩夺目（当时还没抢眼球的说法），从老远的山上，就能看见这鲜亮的黑方块，周边更显贫瘠苍凉。后来，收粮沟一个知青出的黑板报，被人们「传颂」了好一阵。有一次我买粮回来，就听说：「北京有人来看咱村的黑板报了，说知青文艺宣传搞得好。」我后来跟公社的人打听，才知道来者是刘春华，他画了《毛主席去安源》，是当时的北京市文化局局长或副局长。
后来，黑板报发展成了一本叫《烂漫山花》的油印刊物。这本刊物是我们发动当地农民和知青搞文艺创作的结晶。我的角色还是美工，兼刻腊纸，文字内容没我的事，同学中笔杆子多的很。我的全部兴趣就在于「字体」——《人民日报》、《文汇报》这类大报的字体动向；社论与文艺版字体、字号的区别。我当时就有个野心，有朝一日，编一本《中国美术字汇编》。实际上，中国的字体使用，是有很强的政治含意的，文革期间更是如此。可我当时并没有这种认识，完全是做形式分类 ——宋体、老宋、仿宋、黑宋、扁宋、斜宋的收笔处是否挑起，还有挑起的角度、笔划疏密的安排，横竪粗细的比例。我当时的目标是用腊纸刻印技术，达到《解放军文艺》的水平。在一个小山沟里，几个年轻人，一手伸进裤裆揑虱子，一手刻腊纸，抄写那些高度形式主义的豪迈篇章。《烂漫山花》前后出过八期。创刊号一出来，就被送到「全国批林批孔可喜成果展览」中。现在，这本刊物，被视为我早期的作品，在西方美术馆中展出。不是因为「批林批孔」的成果，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