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港版)-第7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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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上，有一幕，我印象最深。

有个大胡子老外，大概是记者，离得老远，站在纪念碑的碑座下。他举起相机，想拍下这壮观的场面。“内外有别”，当时说起来，这还得了。说时迟，那时快，只听一声“打”（可能是便衣喊的），老外的鞋、帽、照相机就飞上了天。

本来，这人离我老远，根本够不着。但人潮汹涌，如同海浪。一个浪头打来，我就和他撞了个满怀。他不会汉语，只会嘟囔一个词。“毛主席”、“毛主席”，他绝望地喊叫，希望这个咒语可以救他的命。但转眼之间，他又被另一个浪头卷走了。

小楼，有解放军围守，他们手挽手。群众发起冲击，一波又一波。石块如雨，砸碎的玻璃哗哗往下掉。有个战士的头被砸破，鲜血往下淌。群众把他拖出，一边包扎一边说，别打别打，他是人民子弟兵，不能打。

解放军还是个神圣的字眼。

围观的人，有冲在前面的，有躲在在后面的，全都议论纷纷。我过去听了一阵儿，谣言夹着揣测。有的说，肯定要镇压。有的说，人民政府，人民军队，绝不会镇压人民。

大家都一惊一炸。

僵持中，从历博深处跑出来一拨解放军，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他们排着队，双拳握于腰间，夸夸夸，一溜小跑，赶来支援。大家看不见队尾，以为后面止不定有多少人，源源不断。

“机关枪”，有人喊。哗拉一下，人潮倒退，全往广场跑。跑到半道，定睛一看，人数有限，哪有什么机关枪。

大家又聚到小楼周围。

僵持终于被打破。有人冲上楼，我纳闷儿，怎么全是十来岁的半大小子。他们好像没发现什么花圈，光是往下扔东西，扔下的东西，无非是桌椅板凳、书报纸张，其中有《毛选》和《语录》，我看得很清楚。

然后，他们点火。火舌从窗口冒出，朝上卷。窗户四周是石头墙，烧不着。我心想，谁叫你们把可烧的东西全扔下来，没燃料了吧。

说话间，没注意，天已经黑下来。

突然，广场上所有的灯，唰的一下，全都亮了。灯柱上的扩音器传出吴德的声音，声音略有时间差，此起彼伏，汇成一股巨大的洪流，好像空谷回音。他说，这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劝大家马上离开。

人，渐渐散去。楼下的解放军开始灭火。我发现，刚才放火的那帮孩子，正跟解放军叔叔抢水龙头，双方的手攥在一起，他们一块儿灭火。

……

后来，过了多久，我记不清了，再去广场，往东南一瞥，这座小楼没了，神秘地从视线中消失，好像害怕大家再想起这个清明，想起这把火。

但我还记着，记着这最后一幕。

当天夜里，我写了首词，记录我的感受。

在我心中，“文革”已经结束了。

2008年6月22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检讨：

本文经木生审阅，有些记忆不太准确。

（1）“木生赶牛”，据他回忆，“牛屄”有误，“咱们赶的是被骟过的公牛，贫下中农教给我们，老牛皮糙肉厚，就是鞭子打，走长途，它顶多扭扭屁股，还是那么慢。骟牛生殖器两侧的肉最嫩，一捅就会加速度”。伯乐相马，不辨牝牡黧骊黄。我怎么跟他一样，把性别都搞错了。

（2）“两狼山下竟夕谈”，据他回忆，不止一次，我说的那次是他搬到五星公社团结大队之后，在这之前，我们在小召和狼山也谈过，而且谈得更多。他说，他那篇文章是在五星公社团结大队写的，“但一开始并不是文章，而是写给天津知青孙家正的一封信。她看后曾带来一个人到团结大队找我长谈（那个人是谁我记不住了），并抄了我与陆翀兄妹长谈的记录。后来的手抄本就是这样散发出去的”。
李零：祖籍山西武乡，1948年6月12日生于河北邢台，1949年3月后在北京长大。“文革”前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和附属中学。　1968－1970年在内蒙临河插队。1971－1975年在山西武乡插队。1975年底回北京。1977－1979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整理金文资料。1979－1982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师从张政烺先生，研究殷周铜器。1982－1983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研究室参加沣西遗址的发掘。1983－198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先秦土地制度史。1985年到现在在北京大学教书。其研究领域横跨考古、古文字、古文献、历史地理、思想史、宗教史、科技史、艺术史、军事史等诸多领域，在这些领域留下了丰富的著作，并业余从事杂文写作。


难忘的一九七一

发布：　2008…11…01　11：37　｜　作者：　唐晓峰


七十年代留在记忆中的事情很多，按年份，一样一样，记得很清楚，不像九十年代以后，事情也有，但分不出年头。七十年代的变化很大、很多，而在记忆中，我常常回想的是1971年秋冬的那些事儿。

一

七十年代开头，我们都还在村里，专心过插队的生活，是插队的平静期。我们一伙人是1968年秋天到的内蒙古土默特左旗。我们这个知青组，开始只有　11名男生报名（我们是男校），上级却又派来女一中的11名女生。11男对11女，这让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我以前没想过“男女关系”的事，这回男女一对一的插队组合，让我顿悟了一件人生大事。

在村里过了一两年，一切都已经适应。在大形势上，文革“正常”进展，在小形势上，还没有人想“下一步”人生的事情。男女之事，也都还没有什么结果。那时候知青们要面对“在农村扎根一辈子”的问题，但对于这种基本做不到的口号，大家心里有底，不可能在农村扎根一辈子，但嘴上都不明说。反正革命把我们带到农村，到时候革命也会把我们带出农村。什么时候是“到时候”？不知道。同学之间，因为都还没有“前途”，大家很平等，关系很和谐。（后来，各自有了前途，关系就不那么和谐了。）

没想“扎根一辈子”的证据之一是看书。在村里看书是志向，还是寄托，还是学校带来的习惯，都有，总之，因为看书，便和农民生活划出一条界线来。书，自己带来一些，年年回京，也会再带一些。有一年回北京，跟陈小田到他家，他父亲是高干“走资派”，书被锁在一间屋里。我身体灵活，从三楼跨过凉台越窗翻进去，再从里面打开屋门，放大家进屋。我们挑出一些书，带回村里。几年后他父亲被“解放”，为表示感谢，好像请我们喝了五粮液。

刚进村时，还没有电灯，天黑之后，是在油灯下看书。油灯没有罩，照耀范围很小，只有眼前一小圈，这样看书，倒是不会分心，不过一不留神，头往前探得太多，会被油灯烧焦头发，味道与燎猪毛一样。后来学历史，想象当年司马迁看书，也该是这个样子。

村里做鞭炮，叫卷炮，老乡常从城里收购废纸，用胶车（橡胶轮胎马车）拉进村。有几回，拉回来的都是整车整车完好的书籍，都是直接从邻近城镇图书馆里收购的“废纸”。我们非常眼馋、着急，但老乡说要拿纸张来换，一斤换一斤。我们使劲搜罗，也换不了几斤，眼看好端端的书被一页页撕开，不管是歌德还是海涅，都被卷成“二踢脚”（双响的鞭炮），崩个粉碎。

在村里看书很杂，但多是文学或社科方面的。我记得一天仰在炕上看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唐朝部分，忽觉这种史家的宏观视野甚合我的胃口，而兴趣点也从历史叙事翻跃到历史评论的层面，关于社会大势、政治方略、人世变故，范老颇成一家之言，那一瞬间可以说是我的历史学启蒙。当时绝没有料到，后来阴差阳错，我竟真的跟史学没完没了了。

说到看书，我们这群插队同学中，刘北成是很能看书的一个，最能交换读书心得。他比我们低一年级，一同来插队，在邻村。北成看书范围广，有天下事无所不想知，无所不想问的架势。后来回到北京，他住在一个胡同杂院，屋门口外的门框上还贴着“闲谈不超过五分钟”的条幅。

文革初期看书，本有些紧张，因为总与“革命”有关联。“革命的、不革命的、反革命的”人，都想在书本理论上证明自己或辩护自己。当然，理论真理都在马恩列斯毛的书中。不过，我也见我们中学（北京四中）某些干部子弟，在读西方其他“主义”的政治理论书籍。当时的直觉是，那是一种特权，但也隐约感到，那里有政治上更真实的东西。就像某些干部子弟背后对那幅“对联”的议论，“现在讲对联是策略，谁真以为那是党的阶级路线，谁才是真正的混蛋。”

“政治无诚实可言。”1966年底，同学们中已有这样的感慨。但当时业余钻研理论的那些人，多诚实得像个呆子。当时，对钻研理论、好引述革命经典的人，大家称其为“克思”，是顺着刘少奇的一句话来的，即小有马克思的模样。他们满口的词句，半生的理论，虽有人夸奖，但并不被真当回事。直到遇罗克的《出身论》发表，人们才感到他们的力量，钦佩他们关照社会的肝胆。

在农村读书，没那么紧张，对于知识青年来说，到了农村，其实是处于城乡两不管的状况。城市的紧张在农村不存在，城里的出身问题，在农村对不上号，也没有人认真追究，在老乡看来，城里人同属于一个阶级。从县里到村里，没有人认为知青真的是“新农民”。在城乡制度均管不着的情形下，知青是暂时轻松自在的。只要不把插队看作扎根，不把苦累当作苦命，知青的日子并不难过，甚至还有苦中乐。当然，插队的生活是多面的，这只是一个侧面。

在农村，我们除了看书，也要看农村，看农民，还想过要“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但在这些似乎是更重要的方面，知青大多是失败的。

说到认识农村，需要说一说观念的问题。观念，这个东西太厉害了。我们从小接受知识，也接受观念，两者比起来，观念更能捉住人的头脑。长大以后走过的弯路，观念起的作用最大。观念之惑，遮蔽了对真实生活的认知。观念之苦，常常大于物质之苦。五十年代那阵子，脑子里还有“科学”、“建设”这样的观念，从六十年代开始，“阶级”、“革命”这样的观念在脑子里越涨越大，把其他观念挤开，地位独尊，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它们是凌驾一切、遮蔽一切的时代观念，谁都得在这些观念下吃饭穿衣睡觉。总之，它们给你的生活定性、定位。文革结束，人们渐渐从这些观念里逃出来，才有了新的人生。

在我插队的时候，我（以及许多同学）还没有逃出那些观念，我们是带着满脑子的在城里获得的关于农村的一套观念下的乡。正因为观念的控制，看农村、看农民比看书难，回想起来，一直到离开农村，我还是没有把农村看明白。

不过，那几年，在部分知青中流传过张木生的一篇东西，是那个插队时代少有的具有历史价值的东西。具体的词句记不清了，张木生的主要看法是，知识青年想在农村“大有作为”，没那么容易。更让人咋舌的是，他说农业生产要发展，就得用承包的办法。张木生那么早便看明这一点，我后来是相当佩服，但当时只是达到“或许有道理，但是……”的水平。我自己满脑子“合作化”“人民公社好”，对城里的整人政治有看法，但对于社会主义农村的“一大二公”，未曾怀疑。

农村的事，公、私两戒，道德（后面有整人政治撑腰）界线将大家拦在一边。集体就是公，单干就是私，很简单，许多人就这样简单地看待农村的事情。可我们眼见社员在田里干活，不是“三歇”，就是“四歇”，地头相当热闹，男女青年耍贫嘴，大开荤玩笑，还不时出现“劳动歌声”。其实农忙时，劳动歌声并不是好东西。反正“动弹”一天就挣10分（女的8分），老乡干活还没有知青卖力。我们也每日见到，为自家干活时，他们一个个生龙活虎，可以像蚂蚁一样背负如山的柴禾。张木生的文章，捅破窗户纸，把人们推到事实前面。但是脑子里捉人的观念不让我们马上承认眼前的事实。那时候的道理是：观念是主流、本质，事实是支流、表面现象。可以用观念否认事实，压倒事实，却不可以用事实否定观念。人们被观念压住、吓住，不敢承认事实。

知识青年中，像张木生这样独立思考农业发展“道路”的人很少，多以为问题已经解决，大寨道路就是模式，只要农民各个像愚公，七沟八梁就摆平了，农业就发展了。所谓农业发展的道路就是人人豁出去死干。这种事，在观念设计上好说，在事实中并不成立。当时的所谓“道路”，只是些不现实的空洞口号。

书生善于和观念打交道，不善于和事实打交道。农村的事实，和我们脑子里装来的观念，很不一样。我们初进村，看到四处张贴毛主席语录，有一家门口土墙上贴着一条语录：“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我们看了很感动，以为这户农民很有自知之明。但后来知道，村里人没有谁在意这些语录的内容，上面要贴就贴，要多贴就多贴。一次在地里，一个小青年（幸亏成分是贫农）从兜里掏出语录，说：“光念这个，能种好地吗？”

我们最初确实做过“教育农民”的事情。晚上帮着办学习班，念忆苦思甜的稿子。这个稿子本来是给城里人念的（是忽悠城里人的），不知何人所编。主人公是个走背字的人，碰到地主倒霉，没碰到地主也倒霉，一个倒霉接着一个倒霉。后来把老乡念烦了，都说“灰说，灰说”（灰说，就是瞎说）。我们自己也顿时泄了劲，从此不再做此类从城里搬来的傻事。木生说的对，在农村，越想作为，可能越糟糕。在当时的“路线”下，许多事对农村的发展，并无意义。

农村里头，无人没有阶级标签，比城里人清楚得多。有些面上的事，是按照标签做的，比如一开大会，就叫四类份子在台下站成一排，村干部先对他们训上几句报纸话，然后开会。可是，一到节骨眼上，到了关键的活儿，就不按标签办了。村里有两个地主最有名，大地主、二地主。春天扶耧（用耧播种），种子入土深浅至关重要，二地主是好手，每年都让他干。盖房子，地基最重要，要坚固而均衡，大地主是好手，叫他干放心。

夏天一个夜里下暴雨，地里沟渠告急，大队书记在喇叭里嘶声大喊：“四类分子，知识青年！知识青年，四类分子！赶快到大队部来！”出不出去，我们本来犹豫，他这样一喊，“竟然把我们和四类分子放一块，真不象话！”便接着睡觉。（改革初期，官方报纸发表消息，说一个地主奋不顾身抢救集体财产。）

许多老贫农的品质当然好，朴实憨厚，我们按照理论，将其视为典范。但他们的价值不在生产，而在革命、在道德。偶尔在一位老农家里看到“四旧”的东西。他家有个小木箱，里面装着简陋的线装书，是些蒙童教本，翻看了一下，有些格言很好玩，比如“来说是非事，便是是非人”，字的下面配有图画。这句话我一直记着。

插队的事情可聊的很多，知青们各有自己的感受，也已经聊了几十年。我的基本看法是：知青与老乡比较起来，老乡分量重，知青分量轻。知青其实是个肤浅的群体，在他们身上做不出什么大文章。许多知青只会为自己诉苦，却不知为农民诉苦，自己受苦是冤枉，农民受苦是该着。


当然，知青中也有对农村的事真有领悟的人（像张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