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港版)-第7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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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知青中也有对农村的事真有领悟的人（像张木生那样的）。这样的人或能将农村基层生活转化为一种思想资源，认识中国社会。1986年，在美国，与高王陵一起去New Paltz访黄仁宇，在一家小饭馆吃饭。黄仁宇说，他当过基层排长，所以懂得了中国人的事情。黄仁宇有底层意识，会从下往上看社会。现在的一些都市学者，一登场就是上层，总是从上往下看，或者只看上，不看下。我担心有观念与事实对不上号的问题。社会问题的确有些只是上层的事，但也有许多问题是上下相通的事，还有些只是下层的事。我们有二十四史，了解上层的事（或观念）不难，但要知道底层的详情就不容易了。李零比喻没有下层的学问是“无土栽培”。我有个体会，在农村看到百姓房子的椽檩结构，回过头再看北京故宫，才知道故宫建筑不得了，它与百姓房屋的结构本质一样，而尺度用料则高不可攀。
多年后我认识了张木生，问起当年的事，他说“那是李晓风（后改名李零）在后面鼓动的。”李零则说自己当时胆小，“只是和木生在底下聊，哪敢公开讲！”张木生后来成为国务院“农村发展组”的重要骨干，李零去北大之前也在这个组。1984年，我们曾一起去过山西做过农村改革调研，因为拿着中央的介绍信，一路上到处受照顾，受招待。
文革前，我是个喜欢理科的学生，基本不懂社会人文的事情。从文革开始，不得不关注社会、政治、革命这一套。脑子里逐渐装进一批观念，而自从有了这些观念，糊涂、压力也就来了，少年时代无忧无虑的时光便一去不返。
不过，在我的身边，一直有些人，由于家世、经历、知识、智力、胆识不同，没有深受那些观念控制，人格坚强，很有独立认识。在整个七十年代，我从这些人身上受益颇多。
北京四中校园里，有几排平房，最北边的一排是教研室用房，称“教研组小院”。南边的两排是学生宿舍，供家远的同学住校。这些宿舍都称作“斋”，用数字编号。其中的六斋是个我常去的地方，由于机缘相凑，六斋里聚集了一帮“痞子”，聊天打牌洗照片，很热闹。除了我们高二年级的，还有几个高一的同学，如赵振开（后来成为诗人，笔名北岛）、曹一凡等。痞子，是那个时候大家故意要做的，特征是不要规矩。规矩，在那个时代意味着什么，不用多说。当时，做痞子并不容易，不够聪明，不够胆大，都做不成。六斋的痞子都是聪明人。许多人都有外号，多带一个“狗”字，表示是“坏家伙”。姓什么，就叫“狗什么”，姓曹，就叫 “狗曹”，姓徐就叫“狗徐”。赵振开本应叫“狗赵”，因他已先有“开牙”一号（借他名字最后的一个“开”字），意思已然有了，便不用新起了。当时，“好孩子”们都在被迫学习虚伪。
我自己班的一群“痞子”包括张育海、牟志京、李宝臣等，他们胆子大，才分高，说话一针见血，嘻笑怒骂，畅快得很。文革中，他们办过《中学文革报》、《只把春来报》等。《中学文革报》首发了遇罗克的《出身论》，名气很大。《只把春来报》由张育海、李宝臣、杨百朋等人创办，文章也相当大胆犀利。张育海为遇罗克助阵，写有《论出身》一文，登在《只把春来报》上，社会上索要的人很多。
这里，我要多说一点张育海。张育海的名字，知道的人不多，但在我们心目中，他是一代之英才。纯洁、热情、才气、英勇，这几个词儿可以一齐用在他身上。在班上，他学习好（常得99分，刨掉的1分多因卷面不整），激情活跃，会小提琴，博览群书。他不满足一般上课的内容，多次单独向张子锷老师（四中特级教师）请教大学物理。他课上发言，常令全班同学惊赞。张育海有正义感，待人真诚。文革中，张育海很活跃，或严肃著文，或嬉笑讽刺，大伙听他讲话每觉得十分痛快。一次开大会，为校长杨滨的问题辩护，他特地穿了一身“五四”式新装上台，如此戏剧性，令“对立面”怒不得，笑不得。育海善玩笑，长安街有一幅巨型绘画，是重叠排列的马恩列斯毛头像，育海选好位置，把自己脑袋摆在这一排头像的最后，照了一张相。照片洗出来，只见马恩列斯毛后多了一个“张”，这个“张” 的头虽然也是昂着，但面相颇顽皮。
张育海后来选择投身于“解放全人类的革命战争”，做“援缅革命的志愿者”，参加缅共东北军。他主动要求当机枪手，却不幸在一次大战中英勇牺牲。育海的牺牲是同学们无法接受的事情！他去缅甸，一半是整人政治的逼迫，一半是自己的选择。他的选择太理想、太奇勇，他太想做为、太渴望机会。1969年夏，育海自缅甸丛林中来过两封信（先后给刘捷、何大明），文辞激昂沉重，在同学中流传。当时我们正在村里，读了育海的信，大家心底为之震撼。下面所摘是三十九年前张育海信中的话：
（从云南出发）“精采离奇的遭遇如同沿途绚丽多彩的景色一样，纷至沓来，不及多写，就已辗转于缅甸的深山丛莽之中了。”
“想当初我们抚掌畅谈天下大事，读兵书，观形势，现在我回想起来，还是恍如昨日，记忆忧新！”“也许象千古以来无数英杰悲叹的那样，有心投笔，无路请缨，虽欲乘长风破万里浪而不得。关键在于‘机会’！”
“至于走我这条路，我是这样考虑的：的确，我这条路是迷人的。马克思说过：‘让死人去痛哭和埋葬自己的尸体吧！那些首先朝气蓬勃投入新生活的人，他们的命运是值得羡慕的……’。”
“尽管只经历了短短的一段战争生活，但我已深深体会到和平生活的宝贵，体会到你们的幸福。简单说吧，军人生活是和我们以前的学生时代极端相反的生活，这里没有‘不’字。∴你即使冒着极大危险，克服极大困难达到了目的，也只是赢来更大的危险和困难。”“战争一开始，就要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而个人的价值，个人的意志，除战争的指挥者外，是微不足道的。人只是在‘哲学范畴’或是在兵力计算上有意义。”“也许有人想，壮烈牺牲，流芳后世，死也值得。…… 实际上，大多数牺牲并不一定很壮烈，……死，也许不一定永远被人怀念，默默地躺在异国冰冷的泥土之中，而亲人还不知道。……古诗中，‘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啰，‘一将功成万骨枯’啰，凄惨悲戚处即在于此。”
在育海第二封信写后的第19天，即1969年6月21日，他于大战中牺牲。育海的牺牲是由于他冲锋时前进得太快、太远，脱离了战友的支援。育海总是这样，冲得太远！对于张育海的死，我们很不甘心，我们总在想，他若活到今日，在70年代、80年代、90年代，该有怎样的精彩！
在人不受尊重的岁月里，张育海的杰出性、激进性，更显衬了那段历史的沉闷。在那样的岁月里，我逐渐形成一种习惯，天下出了什么事，大报上出了什么社论，真真假假，我必要听听那些富有品格的同学朋友的看法，我信任他们的见解。这个习惯越来越深，以至对于组织，无论是什么组织，我都不太敬重了，底线我不会破，但内心只认同具有独立人格、有才气、有胆识的体制外的菁英们。
据我观察，老三届的人，其实多与体制有距离，这是他们的经验习惯。他们长大成熟的时候正值打倒体制的运动高潮。单位算什么！当权派算什么！官府是一个审视的对象，不是服从投靠的对象，官府不是真理的化身，而是社会“问题”的大本营。老三届中，相当一批人已经不习惯在毫无威望的体制内做事，以为跟着体制走，是浪费时间。人在体制内挣饭钱，心却是游离的。若是碰到一个平庸的领导，更是看他不起，更是搞不好关系。这种状况，损失了许多机会，在现实利益上，大家也很吃亏。但说实话，他们在那个特殊时代的社会价值、历史价值，是不可替代的。
到农村插队，加强了知青们体制外生活的习性。不过，尽管如此，在插队初期知青们并非没有一种对前程的认真期待。我当时的感觉是，成千上万知青涌向农村，在形式上，像是一场社会运动，而只要是社会运动，按当时的理解，总会有一个像样的历史成果。尽管张木生已经否定了出现成果的可能性，但直到1971年夏天，我仍在傻乎乎的期待着。这个成果可能是什么，我无从推知，但我相信，它应当是从知青与农村的结合中延伸出来，而我的下一步人生也会随之延伸下去。
然而，很快，我对农村插队生活的空洞期待便被城市社会激荡的新潮所淹没，我的心思又被拉回城市。那就是1971年秋冬的事。
二
文革大串联培养了我们出门远行的爱好和能力，从1966年起，几乎每年都要走一趟。插了队，还是这样。1971年9月，我的计划是：只身一人取道包头南下穿越鄂尔多斯去延安。我先从土左旗坐火车到包头，到包头后，不料赶上连天大雨，长途汽车停运，害得我在包头车站的木头长椅上白躺了三天，白花了三天饭钱。第四天开车了，汽车在包头南边跨过黄河浮桥，进入鄂尔多斯。车行不久，驶近库布齐沙漠，那是我头一次亲眼见到无边沙漠，景色太壮观了！
这班车到东胜算是终点，要再买第二天到榆林的车票，晚上还得在东胜吃饭过夜。晚饭实在嘴馋，便狠心买了盘过油肉（知青见肉哪个不狠）。正吃着，来了个要饭的胖小子，10岁出头，一身龌龊，站在我桌前（准确说是站在过油肉前）。他站了一会儿，便开始抓挠头发，只见这小子的头皮纷纷落下，直入我的过油肉里。这招太损了，也太灵了，我没法再吃，于是起身，他坐下了。在东胜过夜怎么办？已经没钱住旅馆，我跟旅馆门房的老头商量，想在门房的长凳上凑合一宿，他答应了（现在轮到我要饭）。
第二天买票上车，天黑后到了陕北古塞榆林。我吃了碗面条，便故伎重施，又找到一个旅馆，又跟门房的老头商量。这个老头却不那么慈悲，说了半天也没用，他把我赶出来，咣当一声关上了大铁门。半夜10点多钟，空旷的榆林街头，古老的青石板泛着月光，到哪儿过夜呢？我想到了安办（“安办”是“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的简称，那时每个县都有安办，是专门管理知青的）。我找到安办的大门，一个年轻的干部被我敲出来，我跟他讲了我的困难：因为遇雨耽搁，身上的钱花完了。我的北京口音帮助我证明了身份，他很热情，把我安排在他睡觉的炕上。第二天，他带我到县民政科领了三块钱“社会救济款”，又带我到“三干会”（大队、公社、县三级干部大会）上吃了顿饱饭（用的饭碗像小盆，烩菜的大锅口径一米五），最后帮我买了长途车票。我终于到了延安。
这次孤身旅行，前后六、七天，仿佛隔了一回世。自己的身份逐渐简化、净化为一个要饭的，什么“革命”、“大有作为”、“唐朝历史”都没用，都忘了。到了延安，见到老同学，再温“志向”一类的豪言壮语，身份才回归过来。多年以后，我“解读”这次陌路孤行，它仿佛是我随后的一场精神变化的净心准备。
我在延安造访老同学，结识新朋友，当然，也要照例参观。我一口气把“毛主席故居”、“林副主席故居”看了个遍。9月底，到西安姑姑那里拿足钱，遂辗转回到北京。
京城里传说飞走，消息惊人：“有群干部子弟在老莫（莫斯科餐厅）吃饭，不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而为总理干杯，还说咱们喝桂花酒，总理喜欢喝桂花酒！”“林彪投苏修，飞机掉下来，机毁人亡！”林彪出事，影响很大，那个指挥人生的“革命”，顿时退色。政治上层尚能坚守秩序，而社会下层，人心再难控制。别的不用说，在个人层面，大家开始意识到，人生要自己来管了。
回到村里，想到实实在在的人生前景，大家开始谈论离开农村做什么专业的问题，专业才是新的人生支点。看看我身边的同学，王大理自学无线电专业，最没有问题，他已在县里小有贡献。（后来他到美国，救过一个电器公司的命。）蒋效愚天生有组织办事能力，他的志向早定，做社会群众工作（就是当官），事无巨细，都尽心尽力。村里让他当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分管最麻烦的民政。他白天照样干活，晚上给上门来的媳妇大娘断家务事，在我们窗户外面，听大小娘们唠叨，一拖就是半宿，未见抱怨。（他现在受命组织奥运会工作，任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与黄锐聊，他想起幼时喜欢画画，便很快从老乡那儿找来木头做了画架，不久后我见到他的写生，水平让我大吃一惊，不想他原有这份才气。（后来他与赵振开结识，办《今天》，办“星星画展”，是意志极为执着的人。）晋美是藏族（阿沛·阿旺·晋美的儿子），他在插队时似乎无事可做，但我们知道，他早晚会吃西藏的饭。他原先填出身是农奴主，父亲入党后改为革命干部。晋美有修养，冬天喝醉酒，作诗，出口成句。（晋美后来念了民族学研究生，但现在美国，据说帮达赖做事。有人说，他若不出国，可做西藏社科院院长。）黄锐的哥哥黄钧学习好，当年在班上考试，下来与他对题，只要和他的答案不一样，一定是你错了。黄钧有学习能力，到哪儿都不怕。（黄钧后来在中国科学院从事研究生教育。）我自己毫无所长，不知向哪里走，不知该吃什么饭，但毕竟年轻，精神空，热情在。
1971年年底，我又回了北京，到赵振开家溜达。振开家在新街口附近三不老胡同的一个大院，这个院曾是明朝太监大航海家郑和的宅子，当然此时已面目全非，几座新式大楼盖起，供民主人士居住。北京的新式大院，由不同机构、单位占居，一个院一类职业（或权力），一类氛围。我住的是北影大院，全是拍电影的，看电影等于看邻居。而三不老大院，长者皆客气，越客气，越让人尊敬，果有民主味道。
我发现，振开家是个城里文化青年的据点。这些人没有插队，留在城里，延续都市生活。振开分到北京第六建筑公司工作，他告诉我们，“天天读”时，他看英文语录，别人明知道他在学英文，但没辙。他对插队的事也好奇，1969年到过我们村，与荒滩上的羊群合过影。
那个年龄段大家都爱唱歌。在村里，我们常常于夏天晚上在知青院里高唱，蒋效愚嗓门洪亮，声音可传到村外的玉米地里。城里振开家原来也是个唱歌的地方。振开自己是小亮嗓，号不大，虽然亮，但紧得很。我们出场蒋效愚、赵永明（曾为四中歌星），到振开家，声震四壁。后来振开约来城里的康健，康健嗓子极其响亮甜美，一张口，房顶快掀了。夜晚离开振开家，在三不老胡同里告别，康健爽朗一笑，清亮之声在空巷中回荡。服了，听了康健之后，知道什么是天分。康健后来进中央乐团，独唱，可惜英年早逝。
71年一个冬日去振开家，没有别人，只有他自己。他说“这有几首诗，你看看”，遂把几页白纸轻轻放在干净的玻璃板上。我拿起一看，是诗的模样，在标题下面有一行一行的句子，一页白纸抄一首，简简单单，整整齐齐。但一读诗句，甚是傻眼，词句不懂，意思更不懂。以前也与振开聊过诗，他曾赞赏“贺派”，就是贺敬之的诗。贺敬之的诗，我们都曾喜欢，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