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4-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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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求是篇】
向胡耀邦学习 李 锐
新民主主义的回归与发展 杜导正
【一家言】
也谈“普世价值” 许良英
我对“和谐”的一点看法 曾彦修 李晋西
和谐社会与宪政建设 冯兰瑞
【亲历记】
一名基层干部求实的代价 汪凤元
亳县反右倾和整风整社运动 梁志远
我是炸黄河铁桥、扒花园口的执行者 熊先煜 罗学蓬
【沉思录】
民主协商建国的历史回顾 章立凡
解读《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刘明钢
【春秋笔】
过去教授的骨气和底气 赵映林
邓小平在１９７２年 徐庆全
【往事录】
文革前高校清理“反动学生”事件 王学泰
劳改“橱窗”兴衰记 朱家泰
徐秋影案件真相 余 刚
【人物志】
永念慎之兄 戴 煌
【古今谈】
从臣民意识向公民意识的转变 刘泽华
【海外事】
谢胡自杀之谜 王洪起
向胡耀邦学习——《胡耀邦传》序言·李 锐
我们党的历届正式领导人，从陈独秀开始，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秦邦宪、张闻天、毛泽东、华国锋……一一回顾起来，最得人心的我个人以为是胡耀邦。他去世已经十五年，可是声誉更隆，更被怀念，在党内党外公众的心目中，他是党的良心，社会的良心。
耀邦是应该得到这样的历史地位的，因为他是真正扭转乾坤，推动历史前进的一个人物。党在毛泽东去世时解决了“四人帮”后，面临“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耀邦理直气壮、挺身而出了。当叶剑英派他的儿子将“四人帮”已被抓起来的信息告诉耀邦时，他立即进言：“中兴伟业，人心为上；停止批邓，人心大顺；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当时被称为“隆中三策”）这时全国还在“两个凡是”的统治之下。耀邦在中央党校副校长的岗位上，顶着极大的风险，组织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左倾错误思想的长期束缚。他明确提出：“这十几年的历史是非，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的讲话，光看文件不行，还要看实践。”以实践为分清历史是非的标准，这比后来发展的大讨论要早半年。随后在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岗位上，以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要横下一条心，该坚持的一定要坚持，该挺身而出说话的，一定要挺身而出。”他大胆排除上面来的干扰，平反了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直到五十几万右派分子，不但还历史以公正，而且为改革开放大业找到了一大批得力干部。十年浩劫后，不做好上述这两件大事，就无从拨乱反正，打开改革开放的新局面。所以大家都认为，耀邦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始，在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支持下，推动历史前进的一位先锋人物。
耀邦为什么能具有如此的眼光和气魄？仅仅是由于文革十年的教训吗？据我所知，耀邦从理论到实践的过人胆识，由来已久。他十四岁参加革命后，就遇到打AB团，自己几乎被杀，这当然是刻骨铭心之事。以下简要记述几件他的这种有关经历。
延安抢救运动时，他很是反对，在自己掌权的我军总政组织部，亲自做逼、供、信试验，打出假特务，立即向毛泽东作了报告。
1950年到1952年，担任川北党政领导时，他亲自起草“人民代表公约”；土改中实行保护富农和对地主的温和政策；不许农民乱罚乱斗，进城抓人。当年邓小平这样评价他：“有主见，不盲从。”
1952年到1966年，他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提倡八个大字：“朝气蓬勃，实事求是。”他说：“实事求是就是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要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不弄虚作假。要有实干的精神，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认为执政党尤其要这样要求。战争年代，形势逼得你非实事求是不可；执政以后，极容易自以为是，走向反面；坚持实事求是，必须深入实际，尤其需要民主制度和党的纪律的保证。
1954年10月，《中国青年报》编辑问他，“怎样理解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耀邦回答：“无产阶级不是只讲革命，只讲斗争，它也讲爱心，讲人情味，讲对同志、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尊重、关心和爱护。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才是可爱的，人们才能从中感受到更多的欢乐和温暖。”
1957年反右派时，他不在国内；回国后，对团中央打的右派进行安慰。他同我谈过，生平憾事，对项南和苏进没有保护好；两次自责，批斗彭德怀时没讲公道话，开除刘少奇党籍也举了手。
1962年下放湖南帮助工作两年时，他亲自来到浏阳、醴陵、平江的生产大队蹲点。四清运动开始，对政策界限和方法步骤都作了规定：凡属集体瞒产私分，不做处理；手脚不干净的，公物归还，不搞坦白检举；群众向干部提意见，只“背靠背”；同时号召“一手抓生产，一手抓运动。”湘潭地区因此没有发生乱斗和影响生产，大家都满意。
1964年12月到1965年6月，在陕西省第一书记任上，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四清运动越来越左时。他以大无畏的精神，开展了“解放思想、解放人、放宽政策、搞活经济”为主题的超前民主改革，纠正社教运动中侵犯人权的错误做法。他发出这样的号召：“社教运动是教育人，不是整人”；“要维护人权，尊重风俗人情”；“民主要过硬”；“领导人要听反对的话”。他强调“生产好不好，是检验工作好不好的最主要标志。”同时，恢复集市贸易，允许短途运输，发展乡镇工业，提倡植树造林（谁种归谁）。当年在中共西北局的领导下，陕西“左祸”特别严重。耀邦本人被批判被审查，以后在叶剑英保护下回到北京，他的副手等则受到严重迫害。
耀邦在文革中始终是比较清醒的。初期同团中央几位书记同舟共济，每天有几千上万人来揪斗他们。有人揭发他反对毛主席，说过“太阳也有黑点”；反对林副主席“突出政治”，说“游泳时要突出鼻子，不然就要呛水”；他说过“康生一贯左”。他只承认学习不够，工作有错，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有次在长辛店，被打得全身皮肉红肿。他认为毛泽东骄傲了；“不让权，不做自我批评。”“骄傲害死人呀！”文革后期，他叹息“搞八年还看不到头”，“多行不义必自毙”。
文革后期，耀邦被周恩来、邓小平推荐到科学院主持工作，主持起草了《汇报提纲》，根据马克思的著作，最早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从而否定了“知识私有”、“白专道路”等打击知识分子的错误提法，并作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新长征”的报告。后来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这《汇报提纲》成了集中批判的“三株大毒草”之一，他又受到残酷斗争。
由上述这些事例，我们知道耀邦一生历经革命磨练，特别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尤其看重实践效果，因而能抓住过去党和毛泽东屡犯错误最终走上文革绝路的症结：即接受了斯大林的一套想法和做法，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思想都绝对统治，名为无产阶级专政，实为一党专政，一党专政又变成了领袖专政。毛泽东晚年还结合中国自秦始皇以来的帝王专制：乾纲独断，一言九鼎，发展个人崇拜，高呼万岁；甚至超过历代帝王；林彪领会迎合，做到极致：四个伟大，一句顶一万句，手摇小红书，身上挂像章，早请示晚汇报。于是党内党外，都做驯服工具，甘为奴隶（还有吹捧者甘做奴才）。于是文革浩劫，犹如邪教猖狂。因此，耀邦特别重视全面改革，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体制必须同步改革；尤其政治要民主化，认为强求“保持一致”，就没有思想自由和言论、出版自由。他在兼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以后，在1978年最后一天和1979年第三天，同全体工作人员两次讲话，正式宣布，要把中宣部办成“思想解放部”，要建立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科学、求实、开放、文明、富裕的体制，以代替那种被异化了的专制、迷信、僵化、封闭、落后、野蛮、贫困的体制。他愤怒地谴责文化专制主义。他说：“多少年来，我们党内有那么一些理论棍子，经常打人。我们党内有好几根棍子，不是好棍子，而是恶棍，不管你做什么好文章、好作品，抓住你一点，无限上纲，说你是‘反党小说’、‘黑画’等等。这种恶劣作风如不加以清算，百花齐放能搞得好吗？这种方法，说轻一点是形而上学，说重一点是文化专制主义，是特务行径。”随后在一次文艺界座谈会上，他向大家推荐马克思的第一篇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就是反对文化专制主义。我们社会主义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为什么还要通过审查制度，让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艺术作品，只能表现一种色彩呢？”
1979年3月25日，西单民主墙出现《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中国人权宣言》等大字报，随后作者被捕，耀邦就极不以为然。他给一位青年写了一封公开信，在《人民日报》4月10日头版发表。信中说：“教育青年的方法，不是压，不是抓，应该是‘引导’两个字。‘引导’比‘教育’更精确，意义更大。这是我们几十年工作的经验总结。压制的方法，一个巴掌打下去，是封建家长的办法。”随后6月间，他又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发言中，更加严正地对取缔民主墙和逮捕人发表了意见：“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仍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敢于大胆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牢。”（请问，我们现在还能在中央的会议上听到哪个领导人发出这样的声音吗？）耀邦当时还主张成立一个民主公园。后来，北京市虽然将月坛公园定为民主公园，由于政治形势的影响，无疾而终。当年党内老人支持耀邦的只有叶剑英。叶说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
耀邦为什么能如此仗义执言呢？这自然同他的极其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有关。耀邦只读过半年初中，但他一生手不释卷，极好读书，而且真正博览群书（《博览群书》的刊名即是他题写的），古今中外，从二十四史到西方历史，从马克思主义到各种社会学说，中外文学名著，诗词歌赋，以及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等科学书籍，包括圣经、辞典，他都精读或涉猎。在延安时，他的勤奋好学就颇有名声。他认为没有广博的知识，就做不好工作。“博古通今”四个字安在他身上是合适的。陆定一称他为大知识分子，确有根据。他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无缘，他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他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来接受人权、自由、民主、科学、法治和市场经济这些规则的，这是西方几百年间向前发展的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并非资产阶级的专利。我们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传统，却同这些规则没有缘分。耀邦尤其重视个人的思想自由和独立精神，重视属于人的人权、人道、人格、人情。因此，他认为重视和运用这些规则，决不是搞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由于李维汉谈到过去封建专制主义的长期危害，1980年8月，邓小平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个重要讲话，经政治局讨论作为中央文件下发。胡乔木认为当时形势比反右派前还严重，要接受波兰团结工会的教训，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将造成形势的混乱。小平同志这个讲话也就被置之高阁了。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耀邦被选为中共中央主席时，他说了这样真诚而感人肺腑的话：“虽然我担任这样一个重要职务，但有两点是没有因而改变的，第一，老革命家的作用没有变；第二，我的能力和水平没有变，我还是昨天的我。”邓小平随即说：“耀邦刚才的讲话，证明了他是党的主席的合适人选。”这是耀邦身上的一大特点，权力没有改变他的本色，知道自己有多大本事，因此能尊重他人，不论职位高低，能听得进不同意见。
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部名著中所说的，人们创造历史，“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的，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的条件下创造。”耀邦在从事他的历史事业的时候，不得不面对种种既定的条件，不得不受到这些既定条件的牵制。我们不要以为他有了总书记这样的崇高的职位，就有了多大的自由。在党的几位元老面前，耀邦是被提拔上来的“晚辈”。元老们的改革开放思想，程度有别，见解不一；他们中有的人还多具有某些传统习惯，如“兴无灭资”、“阶级立场”等传统观念负面影响，不易消除。因此，耀邦有时不能不违心听命；元老之间如意见不统一，何去何从也使他为难。更大的阻力还在两位左倾代表人物的遇事干扰。如理论务虚会就受到胡乔木的干预，半途中止，他还代邓小平起草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大讲专政，贬斥民主。1979年耀邦倡导的两个讨论：一是批评过去忽视基本经济规律、为生产而生产的“关于生产目的”的讨论；二是“要把人放在第一位”的“关于人民群众主人翁地位”的讨论。这两个讨论受到胡乔木的反对，并向华国锋告状，讨论随即停止。接着批判郭罗基的两篇文章——《政治问题也可以讨论》、《认真杜绝个人崇拜》，关系到言论自由、“思想犯罪”的问题。胡乔木斥责《人民日报》，也牵连到耀邦。1981年批判《苦恋》，闹得更凶，认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存在着软弱涣散的状态”，也是指耀邦而言。
1983年1月20日，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四化建设与改革》的报告，提出“全面而系统地改革”的问题，批评了那种“农村要改革，城市不一定改革；经济部门要改革，政治、文教部门可以置身事外”的思想。明确指出：“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陈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关于“衡量各项改革对与不对的标志”，他首次提出“三个有利于”：“是否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可以说，这是实行全面改革的初步纲领。可是，这个极其中肯、极其适时的全面改革思想，却遭到胡乔木、邓力群的强力抵制，认为跟十二大精神不符，反对见报，并到陈云处告状。于是发生逼耀邦下台的一幕。二月中旬政治局会议上，耀邦受到了较严厉的批评。胡乔木提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说“到此为止”。邓力群便立即向两个宣传系统的会议传达了对耀邦的批评，引起一种震动。虽然这次反对的目的没有达到；他们仍继续其反对全面改革和反耀邦的活动。接着在三月间，借周扬的报告，批判“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