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4-第1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扶沟、西华等县境后，便可注入贾鲁河，向东南而行，流入淮河。贾鲁河道，可成为一道天然屏障，阻止河水无边漫延，当可减少人民必然所受之损失。
当我说出我的意见后，用树枝指着铺在地上的地图，询问随同各员有何意见，如没有不同意见就这么定下了。这时，众人神色庄严，泪光朦胧皆不能言。
我问张国宏：“张段长，你是我们请的专家，你要表态，定在这里，行，还是不行？”
张国宏目光呆涩，像个热昏病人似的连连嚷道：“要死多少人……要死多少人呐！”
我提高声调说道：“死人是肯定的，在这里决堤，死的人会大大减少。你必须表态，行，还是不行？”
张国宏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责任，认真地看着地图，表态同意我的选择。
工兵营营长黄映清不待我问他，已经“咚”地一声跪在了地上，举眼向天，热泪长淌。
我们全都随他跪了下去，四个人跪成整齐的一排，面对着波涛汹涌的黄河，放声大哭。
午后二时许，我找了辆自行车骑上前往花园口。刚上河堤，几位平时与我称兄道弟惯了的军官便大声叫我。第二团团长王松梅手里拿着张军用地图对我嚷道：“兄弟，你干了桩了不得的大事！我刚才认真察看了地图，你选这决口位置要是稍微向西偏一点点，不把贾鲁河利用起来挡水，那郑州还有平汉线上多少城镇，恐怕全成汪洋。兄弟主持决堤，虽使千万百姓葬身鱼腹，可功在国家，功在民族，将来一定讨个好夫人，多生贵子！”
我对王松梅这话永不能忘。
当晚，闻郑州爆炸声甚烈，一刻未停，响至天明。那是已经作好撤退准备的我军在主动破坏郑州车站及城内可能会被敌人利用的设施，即便日寇夺去郑州，留给他们的，也只是一座空城。
我们两千余决堤官兵耳闻隆隆不绝的爆炸声，心急如焚，乃日以继夜，猛掘不止。
6月8日，担任掩护的傅衡中团在花园口以东十五华里处与日寇骑兵接火，将前来侦察袭扰之敌骑击退。京水镇上，也抓住了几个日寇便衣，一时人心惶惶。移住河堤上监工的蒋在珍下令将师部由京水镇移往东赵集。
为加快掘堤速度，张国宏段长不仅亲自前去招募组织大量附近百姓协助，并现场指示掘堤方法。河堤上军民混杂，人山人海。
武汉统帅部每隔一小时便来电话催问决堤进度，希望能早一刻放水。可见黄河决堤，已对抗战大局影响甚巨。
长官部也派战地服务队男女同志前来慰问鼓励。他们带来白面猪肉，还在河堤上唱歌跳舞演节目，为决堤官兵打气鼓劲。
午后，日机两架，从北飞临花园口上空侦察，并投弹数枚，落于决口附近西南面村庄，炸死炸伤居民十余人。但决堤并未因此而停止片刻。
花园口河堤系小石子与黏土结成，非常坚硬，挖掘相当吃力。而且，河堤完全靠人工挖掘，未用一两炸药。经新八师官兵与前来协助的民工苦战两昼夜后，终于6月9日上午八时开始放水。
洪水涌进了决口，恰似两条黄色的巨龙在跃动奔突。我们目睹着洪水疾速地向着附近早已疏散一空的村庄扑去……也就在那一刻，两千多名已经极度疲乏的军人与众多的民工似乎才感受到了精神上的沉重压力。阴云密布的苍穹下，我们肃然无语。同样的心情，我们也曾有过，那是四个月前炸毁黄河大铁桥之际。
我在6月9日的日记中无比悲痛地写到：“当放水瞬间，情绪紧张，悲壮凄惨。起始流速甚小，至午后一时许，水势骤猛，似万马奔腾。决口亦因水势之急而迅速溃大，远望一片汪洋。京水镇以西以北转眼间皆成泽国。预料不数日将波及若干县境也，心甚痛焉。”
6月10日，幸得天公相助，一早阴云翻滚，天光暗淡，至十时突然暴雨倾盆，竟日不停。这场大雨实有利于决口之加大，洪水最终冲垮两道决口间五十公尺长河道。至此，黄河改道，满河大水由此扑向千里平川……
花园口决堤的军事目的是放出黄河水造成地障，以阻止和迟滞敌寇的进攻，为我军机动争取时间
我作为花园口决堤的具体指挥者，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再来回顾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不免感慨万千。对于被洪水吞没的数十万同胞的灵魂，我的心永远也得不到安宁。
今人撰文以为，花园口决堤的目的是淹没敌军，“以水代兵”消灭其有生力量，这是不准确的。统帅部直接的军事目的是放出黄河水造成地障，以阻止和迟滞敌寇的进攻，为我军机动争取时间。当然，洪水涌出后给敌人造成的损失，也是重大的。
那么，这一军事目的是否达到了呢？
黄河水给日军造成的创伤，可以从日本官方的文件中得以佐证。而据我方目击者说：“洪水到处，日军惊恐万状，东奔西突，人马践踏，车、马、人员淹没不计其数。”
当然，洪水也给我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依照1955年《治黄展览》公布的数字：淹没面积为5400平方公里，1250万人流离失所，89万人死于洪水之中。
毫无疑问，这是中华民族所承受的极其惨重的牺牲。也正由于这一惨重的牺牲，才改变了严重不利于我国的战争态势，粉碎了气焰嚣张的日寇夺取郑州后（当时统帅部已决定放弃郑州）迅速南取武汉，西袭潼关的企图。
如果没有黄泛区阻隔，郑州沦陷后，敌人必然直逼武汉，而由豫至鄂，不仅有铁路运输，而且地势平坦，极利敌之机械化部队纵横驰骋。我军能据险堵截的，仅一武胜关而已，一旦遭突破，战局不堪设想。
单纯从军事角度讲，花园口决堤乃是我国处于经济、军事、科学、工业全面落后的情况下面对强敌不得不采取的“断臂图存”之举，事关国家危亡，华胄存续，作出局部之重大牺牲而换取民族之惨胜，后人是应该理解的。
仅举当时一则国际电讯，便可明了。
巴黎六月十七日哈瓦斯社电：急进社会党机关报《共和国》顷评论中国黄河决口事云：前当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入侵荷兰时，荷兰曾以决堤为自卫计，其国人虽患水灾于一时，然其领土终得以保全。厥后1812年冬季，拿破伦一世攻俄时，俄国亦以坚壁清野之法阻止法军前进，并将莫斯科城付之一炬，卒至拿破伦一世所率大军，为之败溃。似此，某一民族受外人攻击而有灭亡或沦为奴隶之虞时，辄利用洪水与冬季凛冽气候以御敌，其事又安足怪异？时至此际，中国业已决定放出两条大龙，即黄河与长江，以制日军于死命。纵使以中国人十人性命换取日人一人性命，亦未始非计。此盖中国抗战决心所由表现也。
读此豪言壮语，怎不令我这白发苍苍的历史亲历人，泪洒江河啊……
（稿成，以电话告之熊先生，不料佟亦非老师告我，熊老已于不久前猝然辞世……不胜悲痛，谨以此文作祭。）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民主协商建国的历史回顾·章立凡
今年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时曾称为“新政协”，以区别于1946年召开的旧政协）召开及《共同纲领》制定六十周年。有必要让人们知道，当初开国先贤们想建立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新国家？还原这段历史并汲取经验教训，将有助于推动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
民主宪政的共识
抗日战争期间，中共运用统一战线策略，在大后方重庆利用国民参政会等机构，与中间党派合作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并达成了实施民主宪政、成立联合政府的共识。
当时除拥有军队国共两党之外，还存在一些持中间立场的党派，形成于各个历史时期，兹简介如下。
民主社会党：主要成员为民国初年国会中梁启超的进步党人士，以及梁系知识分子，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张君劢整合成国家社会党。1945年又同旅美人士中的民主宪政党合并，组成民主社会党。
致公党：陈炯明与孙中山分裂后，组合海外洪门人士，在美洲洪门致公堂的基础上，于1925年在美国成立了致公党。
青年党：五四时期，受西方影响的自由知识分子结社，成为一时风尚，以少年中国学会部分成员形成的国家主义派，于1923年由曾琦、左舜生、李璜等组成青年党。
第三党：大革命后期国共分裂，邓演达、谭平山等原国民党左派及中共脱党入士，在国共两党之外另组第三党。邓被蒋介石杀害后，改由章伯钧、彭泽民等领导。
在这些党派以外，还存在一些有独立政治主张或利益诉求的团体。如沈钧儒、章乃器等知识分子于1935年发起的救国运动，主张国共两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形成救国会派；以梁漱溟为首的乡村建设学会，被称为乡建派；以黄炎培为首的中国职业教育社，被称为职教派。
除致公党有较多的会党特征外，中间党派的共同特点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有独立政治主张或利益诉求，主张英美式议会民主，对国共两党的政策皆有批评，但不具备军事实力。他们曾在大后方发起宪政运动，不断批评蒋介石的独裁政治，要求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宪政，逐渐形成了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方面”。
1939年11月，第三方面的三党（国家社会党、青年党、第三党）三派（救国会派、职教派、乡建派）负责人及个别无党派人士，在重庆举行会议，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会上通过了左舜生、章乃器起草的《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提出实施宪政、党派平等、学术思想自由、计划建设、军队属于国家、反对内战等十二条主张。该会于1942年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
1944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改组国民党的一党政府、建立联合各党各派共同抗日的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受到第三方面的欢迎。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也敦促国共双方联合其他国内政治力量建立联合政府，并就此于同年11月9日在延安与毛泽东达成五项协议。
毛泽东曾主张“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并在1945年4月召开的中共“七大”上，作了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提出：“人民的言论、出版、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没有人民的自由，就没有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就没有真正民选的政府”。对于当时中间党派所主张的“军队国家化”，毛也表示了谨慎的赞同。
中共是当时拥有军队和地盘的最大在野党，其在陕甘宁边区推行的“三三制”政治样板，与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统治模式形成鲜明对照，吸引了第三方面人士。在《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中共媒体上，当时也有大量呼吁民主政治的文章。1945年7月，褚辅成、黄炎培、冷□、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六位国民参政员联袂访问延安，当黄向毛提出如何摆脱政权更迭的“历史周期律”时，毛泽东声称：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在“重庆谈判”中达成的《双十协定》及随后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令社会各阶层对国内和平及民主建国充满憧憬。与此同时，在国内形成了一股组党风潮：黄炎培、章乃器、胡厥文等组成了民族工商业家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建国会，马叙伦、王绍鳌等教育界人士组成了民主促进会……第三方面的阵营扩大了。
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中的原则，后来被应用于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的政纲等文件，建设现代民主国家的宪政、人权、经济民主、军队国家化等理念，都有完备的体现。“中间路线”是第三方面人士的共识，例如张东荪曾主张：“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中间的政治制度”；“在政治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从消极方面来说，即采取民主主义而不要资本主义，同时采取社会主义而不要无产专政的革命。我们要自由而不要放任，要合作而不要斗争。不要放任故不要资本家垄断，不要斗争故不要阶级斗争。”对于中共的暴力革命路线和土地改革模式，第三方面一直持反对立场。
联合政府的政治框架
1946年国共两党内战的爆发，导致了第三方面的重新组合：国民党中的反蒋人士，组成了以李济深为首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同盟中的青年党、民社党及一部分社会贤达，参加了国民党政权召开的国民大会；其余党派则采取了抵制的态度，并进一步受到国民党的压迫。民主同盟于1947年被当局宣布为“非法”，以这一事件为转折，迫使部分第三方面党派逐渐放弃中间路线，选择了与中共合作。这些党派后来被称为“民主党派”。
随着国民党的军事失利，中国的政局开始重新洗牌。关于未来的政权组成，中共与“老大哥”苏共曾有所切磋。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一旦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按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经验，除中国共产党之外，所有政党都应该退出政治舞台了，这样将会加强中国革命的势力。斯大林于1948年4月20日复电说：中国各在野政党，代表着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并且反对国民党集团，所以应该长期存在，中国共产党将不得不同它们合作，反对中国的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同时保持自己的领导权，即保持自己的领导地位。可能还需要这些政党的某些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本身也要宣布为联合政府，从而扩大它在居民中的基础，孤立帝国主义及其国民党代理人。应当考虑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后建立的中国政府，就其政策而言，还是民族革命的，即民主政府，而不是共产主义政府。目前还难以预料这将持续多长时间，至少在胜利后会是这样。
斯大林一锤定音，决定了1949年后中国大陆的政治格局。中共的军事胜利比预计提前了两年，但作为一个以农民为群众基础的政党，文化教育的平均水准低于国民党，缺乏接管一个大国的人才储备，因此，与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党派合作，也是时势使然。
中共中央于1948年5月1日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同日，毛泽东就召开新政协致函在香港的民革主席李济深和民盟负责人沈钧儒，提议“发表三党联合声明”，并附声明草案，就是否增加其他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联署等问题征求意见。
中共的主张得到了民主党派的积极回应，认为符合它们以往提出的相同主张，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不是某一党一派的道路，而是全国人民共同的道路；通过新政治协商会议以达到民主联合政府之实现，也不是一党一派的要求，而是一切为民主事业奋斗的党派、团体和各阶层人士的共同要求。”但民主党派中对共产党能否真正实行民主，历来存有怀疑。储安平曾指出：“共产党今日虽然大呼民主，大呼自由，而共产党本身固不是一个能够承认人民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政党”。施复亮也曾担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