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4-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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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许多又是一些头面人物。可以宽大为怀，不予办罪。一般称呼‘右派分子’也就可以了，不必称为反动派。只在一种情况下除外。就是累戒不戒，继续进行破坏活动，触犯刑律，那就要办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些原则，对他们还是适用。另有一种右派，有言论，无行动，言论同上述那种右派相仿，但无破坏性行动。对这种人，那就更要宽大些了。”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运动后期对绝大多数右派都没有“办罪”，当然也就无需“办罪”的程序：对所谓“右派言论”没有认真的调查研究和反复的核实，不允许本人申辩；在定性时既没有经过严格的手续，更没有经过正式的法律手续，有的甚至没有经过正式会议的讨论、正式的批准和上级机关的审查。一切必要的程序都轻易地取消了，极其轻率地处理了55万人，大致可分为五种类型：一类送劳动教养；二类监督劳动；三类自谋出路；四类降职降级；五类免于处分。在实际操作中，党员开除党籍，团员开除团籍，学生开除学籍，公职人员开除公职，领导免去职务，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被遣送回乡监督劳动改造。少数在原单位留用，也大都用非所长。
对右派没有“办罪”，但“右派”本身就是十恶不赦的罪名。右派分子与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并列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对右派没有“办罪”，但没有“办罪”比“办罪”更惨。如果“办罪”，判刑一两年、顶多三五年也就出来了；而不“办罪”，被错划的“右派”却不得不在长达20年中蒙受不白之冤；而且其家属、亲戚、朋友也受株连，他们的入党、入团、提干、参军、升学都受到严重影响。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数对“右派分子”的处罚最为严厉，特别是那些仅仅讲了一两句不合时宜的话就被打成右派的人，简直比窦娥还冤。
然而，当时的毛泽东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反而认为没有“办罪”，就已经是“宽大为怀”了。毛泽东的这种认识，使得反右派运动所造成的冤案迟迟得不到纠正。
（责任编辑 杨继绳）
过去教授的骨气和底气·赵映林
“过去教授的骨气和底气”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威武不能屈，在强权甚至淫威面前坚持真理，宁折不弯；一是贫贱不能移，或不为高官权势所诱，或不为金钱所诱，或不为五斗米折腰。而“骨气和底气”凭借的根本究竟是什么？或者说“骨气和底气”的根本性凭借究竟何在呢？
一
30年代开始，民间就流传着“蒋家天下陈家党，宋氏兄妹孔家财”的说法，说明在国民党政权中，孔祥熙家族是最有钱的。而孔的钱主要来自他从政以后。孔祥熙先后担任过国民政府实业部长、中央银行总裁、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等要职。孔氏夫妻深谙敛财之道，孔祥熙家族的巨额财富来得并不光明正大。仅举一例便可说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面对咄咄逼人的日军攻击，为了稳住中国的抗战局面，使之牵制更多的日军，减轻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同意向中国政府提供5亿贷款，按当时的官方汇率折算，合100亿元法币。如以黑市汇率折算就更高了。孔祥熙正是利用自己财政部长的权力，伙同部里的官员、中央银行业务局局长等人上下其手，倒买倒卖，从中贪污了3390万。事情披露后，傅斯年在参政会上提出质询。此事闹大了，舆论汹汹。蒋介石不得不亲自出面宴请傅斯年，做他的工作，为孔说情。席间蒋问道：“傅先生信任我吗？”傅斯年的回答很干脆：“我绝对信任。”蒋立即回应：“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的回答铿锵有力：“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委员长也就应该信任委员长所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将蒋介石堵了个严严实实，呛得话也说不出来。在傅斯年的穷追猛打下，蒋介石不得不下令免去孔祥熙的职务，改由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长。蒋介石的任人唯亲，使得驱孔的结果是前门驱虎，后门进狼。宋子文上台后，以行政院名义颁发《黄金买卖细则》、《管理外汇暂行办法》等文件，与孔祥熙一样利用只有他们才拥有的官僚特权，大肆进行非法进口倒卖活动，致使国民经济一片混乱，最终酿成1947年以上海为中心的席卷国统区的“黄金潮”。不仅如此，抗战胜利后，宋还纵容部下以“接收”为名，大发“接收财”：房子、车子、票子、金子、女子，“五子登科”，闹得民怨沸腾。在用人方面，则任人唯亲，排斥异己。傅斯年的大炮脾气又上来了，在《世纪评论》上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文章刊出，全国轰动，各报纷纷转载，成为讨伐宋子文的一篇爆炸性的檄文。傅斯年历数宋子文的丑行后指出：“用这样的行政院长，前有孔祥熙，后有宋子文，真是不可救药的事。”他大声疾呼：“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要垮了。”像这样的人应该“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继此文之后，又连续发表《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宋子文的失败》等文。傅斯年的一系列“倒宋檄文”迫使宋子文不得不下台。从抗战末到1947年傅斯年连连著文痛斥孔祥熙、宋子文的贪赃枉法，使得这两位皇亲国戚也不能免责，不得不灰溜溜的下台。平时蒋介石召见傅斯年，他在蒋的面前也是翘着二郎腿说话，而不是毕恭毕敬诚惶诚恐。到1948年，傅斯年眼见国民党越来越腐败，更在公开场合大骂国民党政府是一堆大粪，蒋介石也未“修理”过傅斯年，反而于不久的11月决定、12月发表傅斯年为台湾大学校长，并且信任有加。
至于傅斯年的老师胡适与自己的学生比起来也丝毫不逊色。胡适任中国公学校长，反对党化教育。国民党规定，举凡机关、学校一律要挂国民党党旗，每周一要举行总理（孙中山）纪念周活动。唯独中国公学在胡适主持下既不挂国民党党旗，也不举行总理纪念周活动。在抵制党化教育的同时，胡适完全继承了蔡元培在北大的办学方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鼓励学生组织学术研究会、办刊物、办壁报、举办演讲会。一时之间，中国公学学风大变，学术风气自由，任何言论都可以发表。笔者曾将胡适在大陆对蒋的批评归纳为“五个第一”：第一个掀起讨伐国民党忽视人权的大讨论、第一个批评孙中山“知难行易”哲学、第一个当面批评国民党政治不清明、第一个批评蒋介石发起的“新式生活运动”、第一个当面批评蒋介石控制言论自由。说胡适等人是小骂大帮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当着“领袖”之面出言顶撞、直言不讳地批评，甚至言辞尖锐，内心如没有一种历史理念是做不到的。
1936年10月，蒋介石过50岁生日，特地邀请北大教授熊十力参加生日宴会，这是很大的面子。那天，在蒋介石的生日宴会上，政府中的达官贵人，纷纷争先恐后向蒋介石献媚，丑态百出。熊十力十分鄙视，挥毫写下一首打油诗。全诗如下：
脖子长着瘪葫芦
不花钱买篦梳
虮虱难下口
一生无忧
秃秃秃
净肉
头
熊十力将这首每况日下的楼梯式诗写好后，大笑而去。蒋介石见了面红耳赤，哭笑不得。只好听任熊十力离去。
抗战胜利后，熊十力来到了武汉，看到九省通衢的长江重镇满目疮痍，而国民党不顾人民死活，积极准备内战，引起他对国民党倒行逆施的不满。他要揭露和讽刺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一连多日，于大白天手持灯笼在武汉的商业大街上旁若无人地行走，引得路人纷纷驻足观看，好奇之人实在弄不明白，就拦住问他：“先生青天白日打着灯笼走路，这是何故？”他有意地大声回答说：“如今是天昏地暗，豺狼当道，不掌灯何以行路！”惹得不少围观者频频颌首。
清华大学教授何兆武在其口述回忆录《上学记》中说到，自己的一个姐姐（三姐）是北大化学系的学生，“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又是地下党，在游行中被抓。两天后，他的父亲收到校长蒋梦麟的一封亲笔信，大意是说，你的女儿被抓起来了，不过请你放心，我一定尽快地把她保出来。果然，没有几天就把她放出来了。
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是国统区民主堡垒。1941年底西南联大学生游行，打倒孔祥熙，回来后学校召集了一个大会，蒋梦麟和梅贻琦都来了。梅主持大会说：“昨天，我和蒋先生一直跟着你们，唯恐你们出事，幸亏没有出什么事。”这就是那时候大学校长的态度。
西南联大学生这次上街示威游行，与吴晗有一点关联。当时，吴晗正在西南联大执教，在课堂上，他说，南宋政府腐败，是朝廷中以宰相贾似道为首的官员们斗蟋蟀成风，玩物丧志，葬送了南宋。所以，贾似道被人称为蟋蟀宰相，没想到今天又出了一个“飞狗院长”（指香港沦陷时，行政院长孔祥熙家人用国民党最后一架飞机运家人、洋狗，而置诸多文化名人于不顾的事），历史常有相像之处。当学生们问到这个“飞狗院长”是谁时，吴晗高声道：“孔祥熙院长！”吴晗这句话点燃了学生们心中的怒火，几天之后，示威游行爆发了。当蒋介石以吴煽动学生闹事为由派人来抓吴晗时，却被云南省主席龙云挡驾了。以至于学生们打起了这样的牌子：“打倒孔院长，拥护龙主席”。吴晗毛发未损。就笔者手头上的资料显示，民国时期，具有正义感的教授没有不在课堂上批评、抨击，直至大骂国民党的。建国后，毛泽东曾说过这样的话：国民党是被民主党派、知识分子骂垮的。所以，日后的取消知识分子所办刊物、报纸，上下保持一致，不是没有由来的。只不过这是从另一个方面来总结历史经验而导致如此罢了。
抗战爆发后，马寅初以专家身份考察中国的战时经济，对国民党的军政要员大发国难财极为不满，他将这种情况精辟而形象地概括为“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有针对性地提出征收“战时财产税”。他说：“政府对发国难财者应从速开办临时财产税，先从大官之中发国难财者人手，令其将用政治势力所获得的不义之财全部提出，贡献于国家，以为其余发国难财者戒。”这个矛头是直接指向孔、宋家族的。于是就有人奉命前来劝说马寅初，可以把北碚立法院的好房子让他居住，想购买黄金，只要他提个数字，可以立即照办，如要去美国考察，不论长住或短期都行，经费不成问题。马寅初自然明白他们的伎俩，遂发表“严正声明”：
一、在此国难当头，我绝不离开重庆去美国考察；
二、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我要保持说话的自由，国民党政府的立法院没有多大意思，我绝不去北碚居住，并要逐渐同立法院脱离关系；
三、不搞投机生意，不买一两黄金，一元美钞。有人想要封住我的嘴，不让我说话，这办不到！
马寅初一九三八年于重庆
此后不久，马寅初到重庆大学担任经济学院教授和商学院院长。在高校任职，于是马寅初有了抨击国民党的更大平台。对马寅初坚持自由主义和民主立场，蒋介石在无可奈何之下，提出三个职务让其挑选：中央银行总裁、财政部长、全国禁烟总监。可马寅初丝毫不为所动。蒋介石要重大校长叶元龙陪同马寅初来见他，蒋对叶元龙说：“我要当面同他谈谈，他是长辈，又是同乡，总要以大局为重！”叶怕碰钉子，就让侄子去向马寅初转达这个消息，可马寅初回答说：“叫校长陪着我去见他，不去！让宪兵来陪我吧！”又说：“文职不去拜见军事长官。没有这个必要！见了面就要吵嘴，犯不着！再说，从前我给他讲过课，他是我的学生。学生应当来看老师，哪有老师去看学生的道理！他如果有话说，叫他来看我！”蒋介石虽生气，也只好给自己找台阶下，对叶元龙说：“我是想同他谈谈经济问题。你回去告诉他，以后有时间，随时可以来找我。”但马寅初始终不去见蒋介石。
二
上面说的基本是第一种情况，下面说第二种情况。
袁世凯窃取政权后，以40万巨款收买国民党籍的议员邹鲁，要他另外组党，遭邹鲁拒绝。
章太炎不满袁世凯篡权，四处揭袁世凯的狼子野心，戳到袁世凯的痛处。袁世凯遂以党务相商为名，将章太炎骗进京，软禁在前门共和党总部。见到袁世凯派来的宪兵后，章氏挥动手杖，宪兵被他追得抱头逃窜。袁世凯一看不行就改用软的一招——收买，派人给章太炎送去500大洋，这在那时可是个大数目！章太炎起初默不作声，等来人将钱全部放在桌上后，他突然起身大把大把地抓起洋钱向来人劈头盖脸猛掷过去，来人吓得一溜烟跑了。袁世凯又给章太炎颁发“勋二位”。孰料章太炎手执折扇，把袁世凯授予他的勋章作扇坠，来到总统府，点名要见袁世凯。袁世凯一听“章疯子”找上门来了，不想自讨没趣，就将章“晾”在那里。章太炎左等右等，袁世凯还不来，他就开骂了，还抡起手杖将接待室的器物砸个稀里哗啦。袁世凯只得谎称要见他，将章太炎拉到陆军教练处监禁起来。可章氏始终不低头。袁世凯也不敢拿他怎么样，因为章太炎名气太大，袁世凯不得不有所顾忌。
1923年4月初，北洋政府又颁发一批勋位，胡适也榜上有名。4月8日，胡适在自己办的《努力周刊》头条位置发表《胡适启事》：“4月5日的《益世报》上登出新发表的一大批勋章，内有‘胡适给予三等嘉禾勋章’的一项，我是根本反对勋章勋位的；如果这个胡适真是我，还请政府收了回去罢。”
抗日战争期间，胡适任驻美大使，两个儿子先后来到美国读书，仅学费一年就得2000多美元。胡适颇感压力，一面大量写稿赚取稿费，一面四处演讲，“替儿子筹备一点美金。”孔祥熙知道后立即给胡适汇了3000美元，“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义之财，胡适岂会要？于是悉数退回。
抗战爆发，陈独秀出狱，客居重庆江津，贫病交加，出卖一点尊严，高官厚禄即刻唾手可得。他的学生、同乡、朋友占据要津者众多，包括国民党内的一些元老、官僚，在前来拜访时送些赆仪，这无疑是雪中送炭，他一概婉言谢绝。罗家伦、傅斯年送钱给他，他坚决不收。陈立夫曾拟助其《小学识字课本》出版，预支一万元稿费，书写出后陈立夫要他改书名，他坚决不同意，争执不下，书未出成，钱也分文未用。教育部长朱家骅三次赠钱，5000元，陈独秀一概拒之。
而在美国任大使的胡适，也没有忘记老友，考虑到陈独秀在国内的处境，胡适为陈独秀联系了一家图书公司，并请他到美国去写自传。这既可以解决陈独秀的生活问题，也可以使陈独秀摆脱身边的纷扰。陈独秀深知老友的良苦用心，然而，他不愿意值此国难当头之时，去国躲避。他托人带话给胡适，推脱自己年事已高，也无兴趣苒见生人。他关上了一扇令很多人欣羡的大门。
蒋介石也托人说项，请他出任国民政府劳动部长，陈独秀回答说：“蒋介石杀了我两个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