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4-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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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羡的大门。
蒋介石也托人说项，请他出任国民政府劳动部长，陈独秀回答说：“蒋介石杀了我两个儿子，我与他不共戴天。要我当他的走卒，岂非异想天开！”但也表示，现在大敌当前，国共二次合作，既然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
已故水利界泰斗黄万里的岳父丁惟汾是老同盟会员，民国初当选为国会议员。宋教仁遭刺杀后，袁世凯的阴谋与企图昭然若揭，尤其是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更是袁世凯的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丁惟汾在北京的亲友劝他委曲求全以避祸，丁惟汾不为所动，说：“就让老袁把我的头拿了去吧！”他一生做事不做官。20年代蒋介石请他出任山东省政府主席，他拒绝了。他说，我是山东人，不能破坏中国传统政治的“鲁人不治鲁，湘人不治湘”的成规。蒋介石见其不肯就又请他担任交通部部长，他也拒绝了。他说：“我不论跟什么人都懒得交通，还当什么交通部长呢！”放弃高官，就意味着丁家的高收入没有了。这对经济并不宽裕的丁氏家族来说也是一种考验。可全家上下没有一人不支持丁惟汾的决定。
张君劢抗日战争期间曾担任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就以骨头硬而著称。1949年3月，李宗仁代理总统，与何应钦先后到上海找张君劢，希望他派人参加行政院，以便恢复三党联合政府，张君劢拒绝了。5月，何应钦辞去行政院长职务，李宗仁请张君劢出任行政院院长，张回答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要当行政院院长。”张君劢一生不治产业，又无积蓄，1949年流亡美国后，生活十分清苦，仅靠每月100来美元的养老金（开始到美国时还没有）以及没日没夜地为《世界日报》写社论，赚取微薄的稿费维持生活，弄得“身上常常一文不名”。台湾国民党当局要拉拢他，多次给他经济资助，他都义无反顾地拒绝了。1961年台湾教育当局听说他要去德国讲学，又给他汇去一笔数量可观的美金作路费，算是雪中送炭，本以为他会笑纳。没想到，几天后，这笔钱一文不少地被张君劢寄回。从1949年离开大陆，到1969年在美国去世，张君劢在清苦中度过他一生中的晚年，自始至终没有接受过国民党的一文钱。
三
以上所说“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两种情况，论者一般都认为在五四和抗战两个时期。其实，从晚清以来，这两种情况都未曾在历史上断档，当然，这是把1949年后的大陆排除在外的（个案自然有）。即使蒋介石败退台湾后，“教授的骨气和底气”也非荡然无存。胡适、殷海光、萨孟武、柏杨、李敖的最终存在都是实例。而其后的解除党禁、言论自由、纳税人观念、民主选举、司法独立、新闻监督等一系列的民主政治的发展变化，不能不说是民众的力量和“过去教授的骨气和底气”共同推动、掌权者顺应世界潮流的皆大欢喜的结局。就像胡适说的，满清的颠覆，当然不是武力之功，当然是一种思想潮流的力量。袁世凯帝制的推翻，也不是武力之功。
1902年慈禧68岁寿辰，大小官员都搞起了祝寿活动，辜鸿铭所在的湖广总督衙门也不例外，请来各界要人和各国驻汉口领事，开怀畅饮。为了给大家助兴，席间还伴奏西乐，反复播唱新编的为慈禧歌功颂德的《爱国歌》。辜鸿铭看到官员们如此公款消费，想到民间百姓的悲苦，就颇有感触地对邻座的梁鼎芬说：“唉，现在满街都是唱《爱国歌》的，却没有唱《爱民歌》的！”梁听罢，戏言道：“那你何不试着编一首？”辜鸿铭略一思忖，就摇头晃脑地大声念将起来：“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满座宾客一下子全惊呆了，一片哗然，可辜鸿铭脸不改色心不跳，若无其事。
1907年，袁世凯在一次宴会上，对德国公使说：“张中堂（张之洞）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我是讲办事的。”辜鸿铭听说后，挖苦说：“诚然，然要看所办是何等事，如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等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的。”
1908年慈禧、光绪先后去世，朝廷下令各地举行“国丧”。当时12岁的神童黄侃在家乡蕲州高等学堂就读。学生田桓对举行“国丧”不满，堂长杨子绪遂高悬虎头牌要开除田桓的学籍。黄侃知道后，将虎头牌砸烂，大骂一通后扬长而去。碍于黄侃父亲的面子，再经人调解，此事不了了之。几天后，田桓又将辫子剪掉，又惹怒了杨子绪，要处罚田桓。黄侃闻讯，手执木棒冲进学堂，将虎头牌砸烂，并要痛殴堂长。堂长吓得躲藏在工友的床底下，才免遭一顿痛打。
胡适1949年离开大陆去美，在未定居台湾前，曾三次从美国回台作学术演讲，对国民党内政的许多方面，如台湾的政治体制、党统天下的舆论宣传、言论与出版自由，甚至对经济体制，胡适都没少批评，一如1949年以前的作为。在台湾又是第一个当面批评台湾无言论自由。胡适面对面、锣对锣地对蒋介石说：“今日台湾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人敢批评彭孟缉（时任台湾警备副司令，蒋经国的亲信）。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我说，宪法只许总统有减刑与特赦之权，绝无加刑之权。而总统屡次加刑，是违宪甚明。然整个政府无一人敢向总统如此说！”对蒋介石要连任“总统”，胡适批评这是恋栈，贪图权位。当蒋介石出示刊登身在大陆的胡适的儿子胡思杜批判胡适的大陆报纸时，胡适反唇讥讽蒋经国当年在苏联大骂蒋介石是革命的叛徒，弄得蒋介石只好苦笑。50年代《自由中国》案出来后，雷震被判刑，不论是在美国，抑或在台湾，胡适无不大声疾呼，批评国民党无民主、无言论自由。
“台北帝大”时代，学生大都为富家子弟，一般人家子女是上不了的。傅斯年来台任台湾大学校长，提出“决不让任何学生因经济拮据而丧失他的学业”。而逢招生录取之际，傅斯年便会在校长室门旁赫然写上“有为子女入学说项者，请免开尊口。”在傅斯年努力下，机会均等的理念在台大得到贯彻，台大没有让一个学生因家庭贫困而失学。
傅斯年为了保持大学的独立性和学术的尊严，坚决拒绝三民主义入校，坚持不让台大在校园内升国民党党旗。这一点，想当年只有胡适在上海担任中国公学校长时才敢这么做。1949年4月6日，台大发生学潮，国民党军警要到校抓人，傅斯年怒斥道：说某人是共产党要有真凭实据，不能含糊其辞，血口喷人。他警告台湾警备副司令彭孟缉：“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针对报纸上对台大的攻击，傅斯年的“大炮”劲头上来了，他在报上撰文说：“学校不兼警察任务”，“我不是警察，也不兼办特工”。台大不少教授喜欢在讲台上宣扬民主法治，批评国民党一党专政，如政治系的萨孟武教授就是一个典型，每当他讲课。抨击国民党的法统，教室里就座无虚席，而且影响四播，国民党几次想对萨孟武采取行动，慑于傅斯年而不敢动。在民国时期，像傅斯年这样的校长非仅一例，蔡元培、胡适、梅贻琦、蒋梦麟、竺可桢、马君武、陈裕光……无不如此。
四
那么，“过去教授的骨气和底气”的凭借究竟是什么？没有这个凭借，能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生成文人的骨气吗？不论是谢泳还是肖文提出的见解，都是中肯的，都有一定道理。然而，他们的见解又都未能说中要害，未能指出根本性的凭借条件究竟何在。所以，也就难免给人以表象上的认识，没有从更深层次上找到源点，让人完全信服。笔者试图在这里提出点管见，以为引玉。
肖文说：教授们的“自由流动的实现端赖大学校长有聘用教师的实权、教授有管理学校的实权。如果老师的聘任权、管理权分散在社会各个职能部门，教师流动就不自由、不顺畅。同时，校长要有经营大学的先进的理念和人格魅力，要以教授为大学发展的重心，不以‘长官、老板’自居，最大限度地尊重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大学核心价值观。”诚如斯言。肖文在这里点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一制度。遗憾的是他提出的是仅限于用人管人的具体制度和校长们的个人品格上。肖文还指出了“鲁迅在五十年代也无法生存。这说明，此时起关键作用的是外因，而不是内因。”话到嘴边，肖文戛然而止了。其实，这个“外因”就是制度和民主政治。—个根本性的前置条件就是好的制度，即民主政治制度。倘使没有一个好的制度，把办好学校、办好大学完全寄托在单位，寄托在具“有经营大学的先进的理念和人格魅力，要以教授为大学发展的重心，不以‘长官、老板’自居，最大限度地尊重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大学核心价值观”的校长身上，也只能是人治；而这是没有保证的。可见民主制度是“过去教授的骨气和底气”的重要凭借条件之一。
有位教授讲了这样一件事：他有一位美国同行，每次来中国都是住陋室，穿小巷，不停地采访、记录，一本牛津出版的学术著作就是这样完成的。其工作精神令人敬佩。但他也有一个对他来说是出格的嗜好：到中国的第一天，总是让这位教授的儿子陪他去软件市场，寻找中国盗版的美国软件，物美价廉，乐而忘返。我们能理解美国教授的嗜好，那些刚出来的美国软件，在北美本地买，贵到连教授也买不起。
但我们也不能不想到，在美国的制度环境下，他能这么干吗？他敢这么干吗？看来美国人和其他民族的人一样，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一旦脱离了本土制度的约束，人性中的弱点都会出现，甚至放纵直至作恶。
这位教授还说到一件事，一群西方人从罗湖出境，跟大陆人一样，见排队就插队，到了香港一端入境，百步之外，人性突然大变，规规矩矩地排起队来。
这不就是制度的力量吗？不管是美国人，还是日本人，一旦脱离制度的约束，都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纳粹对犹太人的集体大屠杀，就是制度下群体作恶，多数人的暴政。李慎之先生说的好“制度决定民族性。”
可以选择、改造的是制度，不可选择、不可改造的是人性。其实，人不分肤色，都具有普遍人性，都是由类人猿进化来的。能够区分人的高下的，只有制度：是约束人性，还是放纵人性？
所以，人治是靠不住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传统社会，搞垮一个国家、一个单位，一个人就够了，搞好一个国家、一个单位，一个人则远远不行。换句话说，即使是单位、校长都具有肖文所说的这些权力，然而，只要政府一纸命令就可以全部终结单位、校长们的这些权力。所以，归根到底还是邓小平说的那句话：“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不从根子上解决问题，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甚至于病急乱投医。总之，制度是第一位的，是带有稳定性、长期性、根本性的。而一个制度的好坏又是与产权、所有制性质密不可分。说白了就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固然不错，可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决定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就大有文章了。并非是算术题1＋1=2那么简单。
肖文列举了“过去教授”的经济收入，至少说明这是“过去教授”有“骨气和底气”的凭借条件之一，而且是个重要的必备条件，在短期没有经济来源，自无大碍，但长久了难免也会“英雄气短”。笔者记得一件事：上世纪80年代初，某教授在课堂上针对有人批评知识分子在历届运动中，在“文革”中表现不佳，常常自我作践，没完没了的检讨，立志埋葬“旧我”，重造“新我”，是软骨头。这位教授伤心地说，我们吃人家的，穿人家的，子女安排工作要靠人家，我们能何如。说着哽咽难止。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从和政治依附的基础。”当然，如果是“浪里白条”一个又当别论了。“骨气和底气”也许更足，因为“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嘛。抛开前面讲的条件，玉碎也好，瓦全也好，只是文人个人的道德底线的坚守与否了。可见，产权、所有制的多元化才是“过去教授的骨气和底气”的根本凭借。产权多元化、所有制形式多元化，经济形式就多元化，最终必然是政治多元化，它们之间存在着完全的因果关系。这正是马克思讲的经济基础决定论。官僚资本与民间资本并存共生，后者量还大于国有资本，这就使得“百代都行秦政制”的传统社会存在着一道道的裂隙，正是这一道道的裂隙造成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流动。这就是“过去教授的骨气和底气”的根本性凭借。《诗经·小雅·北山》有一段话，长久以来为研究者们忽视了，这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二者之间的同构性和相辅性。试想，没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会导致“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吗？这就是问题的根本症结所在。
（责任编辑 杨继绳）
邓小平在１９７２年·徐庆全
1972年1月10日，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陈毅的追悼会。令参加追悼会的周恩来和叶剑英意外的是，在长长的大衣里面仅身着一袭睡衣的毛泽东，突然驱车来到追悼会会场。
毛泽东此举，自然耐人寻味；而他在与陈毅夫人张茜和在座的周恩来、叶剑英谈话中，除了肯定“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陈毅同志是立了功的”之外，还说：“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提到了邓小平，把邓和在当时任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在一起，说邓小平与刘少奇是有区别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当众提到邓小平，就更加意味深长。
“文革”爆发，邓小平是仅次于刘少奇的第二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的。1969年中共九大以后，邓小平被逐出北京，下放到江西新建县劳动改造。此时，已经两年多了。
两年多来，尽管邓小平的党籍依然被保留，在中央，也保留了与汪东兴联系的一条线，但他基本上淡出了毛的视野。现在，毛泽东突然提到了邓小平，意味着什么？
因接班人的确定，邓小平被逐出北京；因接班人的不确定，邓小平又回到北京
邓小平是1969年中共九大后被逐出北京的。
中共九大是“文革”混乱中一次重要的会议。说重要，是因为这次会议填补了接班人的空缺：林彪以毛泽东接班人的身份昭示世人。而在1967年，在“文革”初期时，毛曾经说过，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还是要邓小平出来。现在，既然林彪成为党章上的接班人，邓小平自然就不会被留在北京了。
对于毛泽东等领导人来说，选择党的事业接班人，一直是关乎后继有人的大事。从1945年中共七大直至“文革”前夕，刘少奇一直以毛泽东的接班人身份出现。“文革”爆发后，这位接班人却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遭迫害；而作为党的总书记的邓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