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4-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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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支”拍板。其次序是先易后难，“思想进步”的同学（依靠对象）放在前面，很快通过，轻装上阵；问题多的放在后面，要反复地揭发批判，弄清每一个学生的思想面貌。其关键是对“三面红旗”和“反修斗争”态度。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的吴子牧在1964年7月18日对各高校党委等讲如何做“毕业鉴定”时，特别强调要关注学生的“政治立场”。他的讲话里透露出当时搜集了不少学生“反动思想内部掌握的材料”。这些材料有的是“采用保卫手段获得的，这种他不谈，我们也不动他。把内部得到的材料暗挂，作为认识材料转过去”；另外还有一种是“有关人检举，这要拿出来，他将来要对证也不害怕。这暗挂就不对了”（见北京档案局开放的1950年代至1960年代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工作档案）。这份档案还附了一份“检举材料”，即北大数学系64届某毕业生给东北工学院同学的一封信。东北同学的母亲在沈阳军区某少校家做保姆，东北同学到少校家去玩，不慎把这封信遗落在少校家。被少校的妻子看到了“认为其中有些话与我们时代不相称，带有反动性”。少校看了也认为“作为党培养了十几年的大学毕业生，青年一代，还有这样严重的个人主义打算（如信中提到要报考研究生）”。于是他写了“检举信”和这位毕业生的信一块儿寄到北京市委。其实那封信只提到如果分配的工作不适合的话，可以工作两年后考研究生。考前要“千方百计做好准备，这次要来个稳当的考取”。这就是被视为有“反动性的话”，由此可见当时社会风气。　
　　7月底，每个同学都轮流检查了一遍，大多通过，每组都有一两个通过特别困难的，这就要经过反复揭发批判，反复地认罪检查，痛哭流涕，勉强通过。我也检查了两三个小时，最后是小组不予置评，不说不通过，也不说通过，令我十分惊异。考虑自己的状况，自觉不会顺利通过，我做了遇到麻烦的准备，没有想到“麻烦”没来，这就像笑话中说的那只应该落下来的靴子没有落下来一样，令人惴惴不安。更令我没想到的是两天之后，在礼堂开会，总支书记宣布，毕业鉴定胜利结束，从现在开始转入对敌斗争阶段，也就是清理“反动学生”阶段。接着宣读上面说过的“清理反动学生”的文件。还宣布了划“反动学生”的“标准”，主要是对“党的领导、党的政策和社会主义有攻击性的言论”，对“三面红旗”和“反修斗争”有不满。　
　　这样没通过的同学自然被视为“反动学生”的候选者。中文系约有十来人，其中我属于最严重的，因为我的鉴定还没有进入讨论阶段。果不其然，大会后，就勒令我单独交代，派同学监视行动，不得擅自出入校门。经过一切政治运动都必须有的程序：自己交代，群众揭发，写认罪书，自我批判，最后宣布为“反动学生”，给予劳动考察三年的处分。全系、全院公开划为反动学生的只有我一个。程序少了一项，就是没有让我看“定案材料”，更没有签字。这个案件始终是一笔糊涂账。中文系四个班，每个班还各有2个内定“反动学生”，这些人虽然都分配了工作，但“问题”写在档案里，文革中受到了更大的冲击。　
　　定“反动学生”后，不能毕业，只发生活费（每月28元），先是在学院参加劳动，1965年1月4日被发往北京南口农场二分场劳动改造。　
　　此后三年，共清理三次，来南口61人，分属27个院校，年龄均在22岁28岁之间，只有3人30出头。1966年各院校在文革初期揪出的“反动学生”被毛泽东一风吹了，高等院校党委以及后来派去的工作组都被打倒，这一清理运动才告终止。　
　　1963至1965年北京市清理出“反动学生”的大专院校几乎囊括了当时北京所有的有影响的高等院校，最奇怪和突出的是没有清华大学的学生。清华大学只是在学生中搞了“清理思想”运动，同时进行“评功摆好”的正面教育。　
　　　
　　“罪行”　
　　　
　　清理“反动学生”的文件说这些学生“其对我的猖狂进攻的程度已经相当甚至超过反右斗争中的极右分子”是不公正的。除了个别公开上书的以外，绝大多数都是二三知己平常闲聊中揭发出来的，所谓“拣鸡毛凑掸子”。或在清理思想时，诱导学生自己主动谈出来、或互相揭发出来的，有的甚至是根据本人日记（正常的社会里这种做法本身就是犯罪）、或亲朋好友的写信请求学校对该学生帮助时而发掘出来的。这与反右时鸣放会上发言，或贴大字报而被抓住的问题是有差别的。也就是说这些言论不管正确与否都呈现于个人私生活中，这与在公共空间的表达有根本的区别。大多数只是与当局想法不同，这是因思想获罪的典型。　
　　这些“反动学生”究竟如何“反动”，究竟犯了什么法，被认定的是什么罪行呢？大概分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反修防修：　
　　2、关于“三面红旗”问题；　
　　3、为1957年右派分子鸣冤叫屈；　
　　4、同情彭德怀的处境，赞成其观点；　
　　5、反对个人迷信呼吁民主自由。　
　　以上所谓“罪行”大多只有思想和私下言论，以言论和思想定罪，已属违宪，而许多“言论”，其实什么也算不上，如有人被搜罗到“马列主义吃窝头，修正主义吃面包”的俏皮话就被“上纲”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吹捧修正主义”。另外还有四名1957年右派学生（北师大萧书长、陈寿康，北京农大张慎行，北大张世林），完全是为了凑数又打成了“反动学生”。　
　　　
　　处理　
　　　
　　“反动学生”被定性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分别被判劳动考察两年或三年（发生活费28元）、劳动教养两年或三年（发生活费23元），考察与教养除生活费的些许差别外，其它待遇完全相同。　
　　从1965年元月3日起，北京各高校的“反动学生”都被送到北京南口农场二分场集中管理。当时北京市委大学部劳动生产处（由高教局参与管理）在二分场有劳动据点，称“高校大队”，是市委为了防修反修需要，率先在高教系统搞的劳改基地（与文革“五七干校”类似），专门安排市属高校教职工下放劳动。“反动学生”在组织上属高校大队，但不归它管理，另设“反动学生”管理组管理。管理组由相关的高校派出的保卫、后勤和政工人员组成，受市委大学部和市高教局共同领导。参与管理组的前后计有北大、矿业学院、中国科技大学三校，高教局也有临时派员。一般是三人，也有一人的时候。前后共九人。　
　　管理组管理“反动学生”的方法与通行的社会控制是一个路数。首先是认为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所谓“左”就是与当局一致，或假装一致；所谓“右”就是与当局不一致，或不屑于表达“一致”或“不一致”），管理组把这些人分类排队，制造差别，让其内部自我消解反管理的力量。在管理组看来，虽然都是“反动学生”，但为了管理就要把他们分成“积极改造的”、“一般的”和“反改造的”。政治面目分理清了，第二步就是用“阶级斗争”的办法促进改造。其方法是依靠积极的，团结一般的，打击反改造的。为了做到这些还要人们互相监督，揭发举报。人性的弱点就是打击既来，谁都想承受最小的，于是都想挤入“积极改造”行列，至少也要列入“一般”，不要陷入“反改造”。所谓“积极”要付出人格的代价，给自己增加许多痛苦，给管理组带来许多方便。　
　　管理组人员都是临时的，有时要换，于是对谁是“改造好的”就有不同的认识，常常前一拨认为是“积极改造”，后一拨认为是“反改造”，翻云覆雨，打击面越来越大，人们逐渐觉醒。　
　　“改造”是极残酷的，有的地方比监狱有过之无不及，特别是文革时期。本来“反动学生”是处理过的了，问题清楚，用当时的话说是“死老虎”一类，可是南口期间，经常有针对反动学生的批斗会。所谓“批斗”许多是手口并用，打人、打伤人的现象屡屡出现。特别是没问题的同学，问题越轻、或被冤枉的人们，在劳改场所中是最倒霉的。因为一被处理，管理人员就认为是板上钉钉的，你不承认，就是不认罪，就是搞翻案，就是向党进攻。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原则下，就要受到更严厉打击。管理组在文革中几乎不受任何组织的领导、不对任何人负责，他们凭个人好恶，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他们伙同农场职工以莫须有的问题殴打“反动学生”（几乎打死）的现象也出现了数次。至于批斗会上辱骂、殴打、挂牌子，会后不让睡觉、给同学身体和心灵上造成严重的摧残。　
　　最悖论的改造目标的设定。因为政策是“给出路的”，所以目标是做“新人”。什么样的新人？监狱对于罪犯的要求是做“自食其力的新人”；在南口时正赶上反修高潮，学习“九评”。这也是我们改造学习的重点。文章中有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这本是对接掌国家大权“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要求，包括“要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要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民服务的政治家，要能团结大多数人，要能自我批评”等。这与普通百姓都没有什么关系，却让“反动学生”要以这些标准要求自己，当时上下都不觉得荒诞，以为当时的学生许多就达到这个标准了，“反动学生”也要做到这些才算改造好。　
　　1965年底，建筑工程学院的解基伏因为表现好，处分也最轻（考察两年），提前解除处分。1966年5月份解除了一批两年到期和改造较好（认罪好、服罪好、劳动好）的“反动学生”的处分，计有马家骅、赵冠芳等15人（这些人在文革中再次受到冲击和迫害）。　
　　文革中，许多“反动学生”处分已经过期或到期，然而他们不仅没有解除处分，反而又被剥夺了人身自由，断绝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来往书信要经检查，不得外出，每日强劳最多至十二小时。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接见百万红卫兵，鼓励“要武嘛”后，于是8月26日反动学生被剃头、挂牌、游场、殴打，受尽了一切非人的折磨和污辱，以至酿成自杀、他杀的悲剧。　
　　这些无辜的学生直到1969年1月，也就是说在超期一至两年以后，才由北京市革委会下令将所有学生遣送回各自院校处理，由于无章可循，各院校处理的更是随心所欲，五花八门。部分分配工作，但并未平反，属戴帽监督使用，相当一部分学生继续受到非人的迫害；有的在校作为活靶子继续批斗；有的遣返原籍按四类分子处理；有的重复判刑、拘禁；有的流离失所下落不明。　
　　　
　　改正　
　　　
　　1976年7月26日，我又因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被判有期徒刑13年，1978年10月北京“中法”又认为我的问题是针对“四人帮”的，撤销原判，予以平反。出狱后，我想当初法院重判就与“反动学生”案有关，于是找师院，师院很快作出反应，1979年3月予以改正。　
　　此年4月南口同学来找，我们酝酿找高教部，要为全体被冤枉的“反动学生”平反。7月原北京航空学院平乃彬来京商量此事。8月我们先找了原北京高教局局长魏明（任北京体委主任）。他明确表态四点：1、此事（“反动学生”问题）已应不复存在；2、工龄应该算；3、我们来晚了，应该早来；4、写个材料给他，由他转给蒋南翔。见面时，魏明表示了对尚育森的赞许，说他有先见之明。并且提醒，不要参加北京的上访人员队伍。　
　　1979年9月1日，平乃彬找到魏明，魏明告知：材料已经送给蒋南翔，蒋南翔表态了：“应该解决”。当年他（蒋南翔）就不同意，是陆定一提出来的，陆定一现在已经后悔。魏明说：“你们可以去见见蒋部长。”午后，平乃彬与王学泰、曹天予等到大木仓教育部。接待我们的蒋南翔的老秘书叫张鸿治。张很热情，说“我也才从干校回来，我们是一条沟壕里的战友。”他承诺：1，由他将材料（我们的反映材料）从蒋部长处要来，由蒋批示后去办；2，由他与学生司联系，要学生司向各学校打招呼，抓紧解决（不要等文件）。1979年9月13日，平乃彬，王学泰，曹天予三人去教育部，到学生司。接待人张均时司长谈了一会儿，被介绍到学籍管理处，张德庭处长和任姓工作人员两人接待，他直接经手此事，才从安徽调查回来。说那里的“反动学生”（上海遣送的）衣衫褴褛，陷入无人管理、流浪街头的境地，要赶快将他们救出来（上海没有落实，因为没有文件）。北京还算是好的，多数已经解决生活问题。他们已经将报告送了上去，他们支持解决，教育部意见一致。总的思想是先参照中央关于右派改正的文件思路给予解决，可以不必报送书记处，目的是快速救人。要直接否定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当年关于清理“反动学生”的文件，教育部就必须报书记处了（以上过程引用平乃彬当日所记的日记）。从上述可见刚粉碎“四人帮”时的社会氛围。　
　　　
　　重聚　
　　　
　　经过四十多年的反思，事实证明，这些学生不但无罪，而且都是当时的热血青年，如今，他们在各个领域为国家、人民作出卓越的贡献。　
　　2007年4月10日，他们在北京重新聚首，可惜只联系上27人，都已是白发苍苍、花甲之年，有的已经故去（那位投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尚育森已去世，这里谨表悼念），有的已病痛致残，一人失踪。这些人依然思想锐利，锋芒不减当年。他们来到劳改过的南口农场，触景生情，或慷慨激昂、或痛哭失声……历史开了一个巨大的残忍的玩笑！　
　　希望后人不要忘记这惨痛的一幕，应该把这一切记录下来，告知后人，曾经有这样一批青年学生，走过这样一段路。　
　　历史不应忘记！应该时刻给人们敲起警钟！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劳改“橱窗”兴衰记·朱家泰
　　江南许多城市的监狱和看守所常常设在地名叫“桥”的地段，上海有著名的提篮桥监狱，南京则有老虎桥监狱、娃娃桥看守所，人们多半省略地称“××桥”，当地人都知道那是个什么去处。一个“桥”字，形象地标示了此岸彼岸，阴阳两界。当这座“桥”超常规地热闹起来，整批整批过客的时候，就难免人鬼不分了。　
　　继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1970年初，中发三号文件被圈阅之后，思想文化领域阶级斗争理论付诸实施，也是“文革”开始后首度动用专政工具大规模抓人，警车繁忙起来，不断地进出机关、院校、工矿企业乃至商场、街道。　
　　现已搬迁的南京娃娃桥看守所地处闹市，横跨两个街区，原是一个历史久远的关押嫌犯的地方，规模可观，东西大院楼上楼下，那时已人满为患。笔者有幸入住的1970年6月29日当夜，发生了一起人们极少听闻的异象——“叫号子”，某一个在押犯人睡梦中叫喊了一声，旁边惊魂未定的入监者连锁反应紧跟着叫喊起来，瞬息间延及所有的监房，几千人同时惊坐起来莫名地吼叫，声震屋宇，能持续两三分钟，从未经历过此情此景的看守新兵同样大惊失色，紧张地拉动枪栓，上了点年纪的老看守自有经验，用脚猛踢几下监房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