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4-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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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带还要说一件事。2007年2月26日温家宝总理在发表《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对外政策》的讲话中，提到：“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这是中国历史上继孙中山之后第一位以国家领导人身份对普世价值的公开肯定，这是值得庆幸的。2008年5月22日《南方周末》的文章《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正是由此而发：美中不足的是，温总理讲话中有两处在文字上有瑕疵，需要作适当的改动。一是“科学”是价值中立的，不属于价值范畴。二是“法制”应改为“法治”。“法治”（rele　oflaw）是与民主、自由、人权互相结合成为一体的概念，是指法律由公民通过民主程序来制定，目的是保障公民权利、约束政府：法律至高无上，人人必须遵守；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此，只有民主政体才能有法治。至于“法制”或所谓“依法治国”（ruleby…law），在各种专制政权中都存在，统治者通过自己制定的法律来统治人民，并凌驾于法律之上，不受法律约束。因此，决不可把“法治”与“法制”混为一谈。　
　　2008年8月16日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我对“和谐”的一点看法·曾彦修　口述　李晋西　整理　　　　
　　一、两个“和谐”从根本上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及“世界革命”之类的提法　
　　　
　　前几年，以胡锦涛、温家宝等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在国内建设“和谐社会”，在全球建立“和谐世界”的新口号。这样的提法，跟过去六七十年的传统灌输相距太远了，令相当一部分人难于接受。但是我愿意以行将就木之身，出来讲我的个人体会。　
　　和谐这个思想，我们过去几十年已真把它批倒批臭了，说之者谓为“反”，闻之者惊，谁还敢沾它点边？一谈和谐，就是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就是反革命之尤，就是赫鲁晓夫代理人。“要武不要文”，在中国，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是没有什么罪比赞成和谐罪更大的罪了，这是世界上空前的怪事。赫鲁晓夫一九五六曾经提出“三和”，之后几十年间，中国就骂之为世界的万恶之源。中国这边看见的天地，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世界革命立刻就要成功了，比喝口凉开水还容易。对赫鲁晓夫则说，“放屁放屁，请君充我荒腹！”实在太“那个”了。其实长时期的世界形势，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对中国来说，那么长一个时期，“三年自然灾害”弄得民有饥色，野有饿殍，还拿什么力量去“扫除一切害人虫”——“苏修”和“美帝”呢？　
　　我们批判了几十年的赫鲁晓夫，其实赫鲁晓夫只有两条“大罪”。一条，他多多少少批判了斯大林的胡乱杀人，从而放出了反个人崇拜这个妖魔。其实他根本不敢全面提出这个问题，他提出来平反的人物仅仅限于一些最坚定的斯大林系的领导人物，此外被公开审判处死的大量要人，他半个也没有平反，包括勃留赫尔等三大元帅在内。赫鲁晓夫另外一条“罪”，是说他提出了“三和”。一是“和平共处”，一是“和平竞赛”，一是“和平过渡”。“和平共处”，是指世界各国和平共处，特别是美苏不要打起来。“和平竞赛”，是指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和平竞赛，不要用打仗来解决。“和平过渡”，是指发展中国家不通过暴力革命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赫鲁晓夫这种提法，是不是他的罪呢？这些，在当时和现在，恐怕都根本成不了什么罪的。　
　　其实中国自己哪有力量来反对这个“三和”呢，但我们就是要坚决反对。从此中国闹了几十年。以至于“晚打不如早打，小打不如大打，常规战争不如原子战争”的说法也出来了。中国内部当时有的中央同志提出对外的援助要适当量力而行，就成“三降一灭”的大罪了。“一灭”就是消灭世界革命。“世界革命”这个东西，不是你掏空腰包就能援助出来的，它本来就是空想，你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的一个特大穷国，自己长期陷入全国性的大饥饿，就是全国人民粒米不沾，也造不出一个什么“世界革命”来的呀。中国是替有些人买了一些大单的。而这些人干什么呢？关起门来杀人，不是杀人，而是屠国。像柬埔寨的波尔布特，恨未能把自己的老百姓杀光。阿尔巴尼亚又怎样呢？霍查把同事们杀得不留一个。马克思主义是叫你把自己的国人杀光吗？太可怕了。今后任何人如要想继续保持上述那些老条条老做法，就根本不可能再取信于民于万一了。唯一的办法，就是：维新，真正的维新。　
　　现在中央把建立“和谐世界”，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建立理想世界的一个主要目标，这很了不起。世界人民今后要获得总的解放，确实是要经过很长时期的摸索的。根据世界各国的现状来看，要想用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让各地都推翻旧政府，成立新政府，“解放”全世界，根本上就不是那么回事，全是空想出来的嘛！现在有很多地方二战后新成立的政府，屠杀、掠夺往往比原来的大得多，谁也劝不了。杀老百姓是“内政”，不得干涉。世界各国、各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上，可谓千差万别，形势已经很清楚了：由“无产阶级”进行世界暴力革命，已经没有这个可能——本来就没有这个可能，现在更加没有这个可能性了。现在，全世界人民希望能保持温饱，没有内外恐怖的威胁。要达到这个目的，从现在起，天老爷，还不知要到何年何月！中国的领导人从邓小平同志起，在这方面现在是相当重视实际了，觉得世界现在已经没有可能通过什么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来“解放全人类”了，而只提出实际上有可能争得的建立和谐世界的口号。只要世界能够真正和和平平，有些地区就有可能慢慢得到一点发展，那里的痛苦、牺牲就可能慢慢减少一点。越搞世界革命，流血越多，痛苦越大，给世界带来的破坏越深。经过一战、二战，到现在八九十年了，对这些问题，如果还不敢表示一点真实态度，还是根据老尺寸，把近一百年的世界历史事实视若无睹，一天到晚仍然坚信和号召取得世界无产阶级武装革命的胜利，这样的独角戏再唱下去，唱的人就第一个不相信，听的人谁相信呢？　
　　　
　　二、两个“和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我以为，自从马克思创造马克思主义以来，最大的继承和发展，不是列宁，更不是斯大林，当然也不是上世纪五十、六十、七十年代的中国，因为中国那些时候发生的那些大事，是对马克思主义恶作剧。历史上的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等，其实很难说是马克思主义，他们也都各是一种新的理论。你说它是比马克思主义更伟大的理论也可以，因为它们都在实际上起了很重大的作用，但它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苏联始终只讲“列宁主义”，偶尔这样写：“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而“马克思列宁主义”之说，是中国发明的，抗日战争前中国绝没有这个说法。抗战初期或者中期，在延安渐渐出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连中间的波折号也取消了。因此它是创自中国，它的故乡在中国。苏联并没有接受这个东西，他们认为列宁主义比马克思主义高明得多，所以他们只讲列宁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希望建立的社会，绝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绝不是一天到晚你打我，我打你，你告密我，我告密你的社会，绝不是“克格勃”统治一切的社会。现在中国党中央敢于提出这样国内与国际和平或和谐的两个口号，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过去一切只向专政方向发展的东西，均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马克思主义追求的绝不是专制，更绝不是个人的专制。秦始皇加马克思，是绝对不可能的。秦始皇不可能加亿万分之一的马克思，马克思也不可能加亿万分之一的秦始皇。秦始皇和马克思的统一是绝对的荒唐。而现在，中国党中央提出这两个和平口号，我感觉到确是在向马克思本来的思想接近了。　
　　这样的大事，最后产生在中国，我为此感到很高兴与自豪。我想，这跟我们民族文化中优秀和美的那部分底蕴恐怕多少有点关系。因为这两个口号同时是我们悠久文化中最优美、最善良部分的继承和发展，虽然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教训也太沉重了，但可能正是由于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流血太多，痛苦太深，所以我们才能在理论与实践上产生这么一个极大的带飞跃性的历史进步。　
　　但是我们有些理论家喜欢这样讲：现在固然正确，过去的那些斗争也是少不了的，必须要经过那么几十年残酷酣畅的斗争，遍地流血才行。一定要这样吗？绝对不是。以柬埔寨为例，杀人成职业，就把自己搞垮了。中国之所以没有被搞垮，是因为老革命家们终于把江青提起来了。如果江青这帮人真得势，不把中国变成一个大柬埔寨才怪咧！他们在处决人时，已经在全国向丧家征讨两角左右的子弹费了，国不成国了。不仅仅小国，大国也会自我灭亡的，苏联不就自我灭亡了么？　
　　　
　　三、“共产主义”是一个科学性不够明确的、还弄不清楚的概念　
　　　
　　再说说什么叫做“共产主义”吧。　
　　“共产主义”这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可以说，没有人能把它说清楚过。我们叫“共产党”，其实我们的最低和最高纲领，从来都不是“共产”，与“共产”沾不上边。不仅如此，我们还一定要时时痛驳“共产”之说。我问过很多精通各种外文的人，“共产主义”是从哪里来的，真意如何？回答都是原意跟“共产主义”这个词不大是一回事，中文很难表达原意。因为它的原意很丰富而模糊，并不只是个财产问题，比财产丰富得多，有点类似于中国人讲的极乐世界、大同世界之类。总之，我们的最低纲领，最高纲领，都绝不是中文的“共产”。因此，中文的“共产主义”这个词，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找不出明确的科学含义的。东欧的那么多共产党，倒觉得名称怕人，不少都改为工人党、统一工人党、劳动党等等，连阿尔巴尼亚也改劳动党了，就是因为“共产”二字不够科学，有点怕人。二三十年代开辟土地革命根据地，三四十年代开辟抗日根据地，以及四十年代末与五十年代初，大搞土地改革时，工作队下乡就必须大驳“共产”之说。我也驳过，因为人人都怕呀！　
　　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解释究竟是什么？他们的书太多，我不敢妄议。我只感到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提出过两个意思。一个意思讲，共产党的全部纲领，归纳为一句话，就是消灭私有制，后来由此又演变为消灭私有财产。然而什么叫“私有财产”呢，难道一切生活资料，不算私有财产吗？在当代乃至今后废除得了吗？在当代，很明显的，一个人有房子，有汽车等等，这总还是私人财产吧。特别是住房，不属私人所有的话，必然会造成极大的破坏和极大的浪费。孟子说过，“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一个“游民社会”，去实现什么“共产主义”呢？只有大破坏。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讲的取消一切私有财产，现在的确是很难理解其真意了，因为他们一字也没有解释过。我们长期把废除私有财产变成一种牧歌似的东西来歌颂，苏联的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中说：“一切都是公有的——除了牙刷。”他是要求别人这么做，而他自己在苏联是一个有大特权的人，中国还没有他这样的人，他是斯大林在一定时期特许的。他的外汇，特别是法郎多得很，他几乎年年要到法国去度假。　
　　《共产党宣言》中的另外一个大概意思是，实现共产主义时，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将成为全社会成员共同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具体文字我背不下来。这就说得比较哲学化了，抽象得很，也很难懂，我也不大懂。在中国来讲，那就是比中国的泛爱主义、人道主义、自由平等、世界大同、人间仙境等所有这些美好的事物集中起来的东西还要好的东西吧。　
　　我说这些，是想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给我们规定过一个共产主义的标准、蓝图、设计书，他们自己也没有这个东西。你要搞教条主义，也搞不出来。根据马、恩《共产党宣言》的精神，限制剥削，人人能过物质比较丰富、精神得到解脱的生活，已经不得了了。至于什么是“共产主义”，再过几十年，恐也说不清楚。它只能靠人类的实践来创造，而绝不是去找马克思或者列宁的一句话来定案。要记住：人类绝不是为了马克思而活着的。以马克思之明达，他也绝不可能要求人类今后句句照他办。天下未知的真理，比已知的真理多得多，马克思不可能替我们解决未来的一切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二人也有很粗疏的地方，一八四八年《共产党宣言》第一版第一句：“自有人类以来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就是原则性与常识性的错误。因为各种生物进化思想已有两三百年了，虽然真正科学的即能够解释动因的，非目的论的生物进化学说即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论等书是在宣言发表的第二年即一八四九年才发表的，但人类是由非人类的动物进化而来的思想已经不算怪说了。原始的人类有什么阶级斗争呢？“宣言”作者马克思、恩格斯难道不懂这些么？不仅仅是粗疏，而且是感情用事。　
　　　
　　四、改良与渐进的问题　
　　　
　　二零零七年，理论家、老党员、人民大学的前副校长谢韬同志写了篇长文，叫《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大胆放言，忠心赤胆。“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欧洲各个国家的工党继承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一种普遍提法。这些工党或社会民主党的名字很多，但基本性质是差不多的，有的办公室仍挂马恩以至列宁的像。现在的欧洲，事实上已经有很多类似这样的政党在执政，原则上早已在实行民主社会主义性质的一些纲领。它们没有取消私有财产，但是，人民的福利，从出生到死，都是比较安排周到的。谢韬这篇文章就介绍这些。指出过去骂人家是叛徒不对，他们是缓进的，他们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这篇文章发表后，得到了很多人的称赞，但是，也有一些研究所、大学起来讨伐他。那时我正在住医院，看到有些人上纲上线的批判，担心又来一个什么运动。但我注意到上面对此没有做声。我觉得这真了不起，值得高声叫拥护。几天后，骂谢的声音戛然而止。过去一个讨饭办学的武训，也可以在全国被骂几十年，似乎是人间第一坏人，用纸不知可以绕地球几圈。此种奇景，今后不大可能会再来了吧。谢韬是有资格做第二个武训，第二个胡适，第二个胡风，第二个周扬的，但他终于没有做成，证明中国历史终于前进了，真是值得大庆特庆。如果谢韬被打，国家又得沉默十年。　
　　我讲这点是说，我们中国今后倒不一定要叫“民主社会主义”。因为这个名字从列宁开始骂起，骂了一百多年了，我们接着骂，也骂了七八十年，骂它比法西斯主义还要坏，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