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4-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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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实行专职代表（或委员）制，充分发挥人大作用，树立人大权威　
　　　
　　一、减少人大代表数量，提高质量，充分发挥代表的作用　
　　过去认识上存在误区：好像代表越多代表性也就越普遍。但是如果代表不是真正民主选举产生而是指定（或内定）安排的，如果代表的参政意识普遍很弱甚至缺失，再如代表的参政能力很差，这种情况下，人数再多也发挥不了代表人民权益参政议政，制约、监督政府官员的作用。人大代表要少而精，要提高质量减少数量。经过选举制度改革，使参政意识强政治觉悟高有能力的人进人全国和各级人大，有利于提升人大代表的整体素质。　
　　再是需要通过调整选区代表的比例来适当减少代表人数，代表较少而素质提高，也便于开会时充分发言深入讨论解决问题。　
　　　
　　二、实行专职代表（或委员）制　
　　现在人大代表30％左右由官员和干部兼任，要求他们在完成本职工作之外，还要代表选民的意志和利益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和职责，基本上不可能。解决的办法是实行专职代表或专职委员制。本届人大设了十位专职常委，据说两年来已发挥一些作用。　
　　为了充分发挥人大推进宪政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建议在认真总结本届实行专职常委经验的基础上实行专职代表或专职委员制，将代表或委员逐步过渡到全部专职，并将每位姓名、办公地址、电话公布，以便于他们与选民联系、沟通，切实反映选民的需求。这样，必将大大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从而有利于树立人大的权威。　
　　实行代表（或委员）专职制，除要求代表（或委员）本身加强责任心和提高行使职权的能力外，各级人大还必须为他们创造行使职责所需的条件。　
　　专职的人大代表当选后，他或因辞去（或暂时离职）原来的工作（职业），从而失去相应的收入，或者原来就没有固定收入，人大必须为他提供：一、必需的生活费用；二、必要的工作条件和办公经费，包括办公、通讯、交通工具等等，直到任期届满。　
　　这些改革，都需要立法一一加以规定，一步一个脚印地实行。　
　　以上是对构建和谐社会与人大制度改革的点滴建议。目的是为了促进宪政建设以保证社会和谐发展。当然，任何一步改革都必然要涉及有关法律。人民代表的结构问题、代表数量和专职代表或委员的设置，以及为代表创造行使权力的必要条件等，势必涉及选举法和相关法律的修改；并将影响一些人的利益，都不是很简单的，要有一个准备的过程。建议人大成立专门小组研究提出改革方案和实施步骤，广泛征求代表和选民的意见，然后施行。　
　　相关法规的修改和制定必须以宪法为依据抓紧进行。有的事已经开了头，如设专职代表（或委员），在近几年实践经验基础上加以完善，可能不太困难。　
　　新的问题，如减少代表数量，是否可行？如何实行？涉及选举法和一些利益关系，必须广泛征求代表和选民的意见，认真做起来就需要时间。要区分难易和轻重缓急，一步一步有序地前进。能够先办快办的就先办快办，比较复杂的后办，但也要抓紧，切勿拖延，贻误时机。　
　　民谚说：万事起头难。最重要的是起步。关键是提高认识，决心告别斗争哲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培育起新的现代政治文明，认准目标，坚忍不拔地前进，我国宪政建设的成功，社会的和谐发展，是可以预期的。　
　　2005年5月上旬初稿　
　　2009年2月修改　
　　北京倚竹斋　
　　　
　　（责任编辑　杨继绳）

一名基层干部求实的代价·汪凤元
　　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的特大新闻，配发了《祝早稻花生双星高照》的社论，刊登了早稻亩产“三万六”培育人王乾成等四人照片。当时，我就是该高产试验田所在地湖北省麻城县白果区的区委书记。按说一个年仅二十六岁又当了六年区委书记的基层干部，管辖范围内放出了震惊全国、全世界的高产“卫星”，应该是论功行赏，被提拔重用。然而历史与人们开了一个啼笑皆非、黑白颠倒的玩笑。从此，我的人生路上厄运相伴，坎坷相随。　
　　　
　　一、“三万六”事件出笼的真相　
　　　
　　1958年8月8日，黄冈地委、麻城县委主要领导人来到白果区，我刚从红安参观滚珠轴承化后回到白果。坐下后，地委书记说：“我们是来准备验收王乾成早稻高产的，凤元呀，你先把情况说一下。”我说：“×书记呀，我还不知道王乾成哪里有什么高产咧？”二位领导说王乾成在县委扩大会议上，报了他有块田早稻高产，可能有好几万斤，你到现在还瞒着干什么呀！我说：“我确实不知道，他们又没有向区委汇报。”他们说：“好吧！今天晚了，我们就住在这里，晚上到梁家畈开座谈会，明天上午一起到建国一社验收去。”因为我对王乾成高产试验田的事确实一无所知，地县委领导前来验收又没有人先给我打个招呼，加上我不善于见风使舵，还一个劲地说不知道，这可能给地、县委主要领导人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但是我还是热情地参与准备验收。我那时也是被大跃进的狂潮冲得昏头昏脑，上级又一再开会讲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要敢想敢干，“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高的产”，批判保守右倾，因此只能说好的不能说坏的。但从内心来讲自己工作所在地有这样的高产，也感到光荣。　
　　第二天早饭后，我同地、县委领导一起到了建国一社龚家埠小队。一到现场，看到一块斗丘田，大约一亩左右，整整齐齐密挨密的谷子排在一丘田中，当时确实没有看出假象来。大家找来了十几把镰刀，和社员们一起割了一小块，脱粒过秤，推算说亩产有两万多斤。晚上回到白果区公所，地委书记向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作了汇报。第三天省里就派了以省政府副秘书长史某为团长，包括农业专家在内的一行二十余人的省委高产验收团来正式验收。由于验收团出发较迟，到建国一社时天气更晚了，所以大部分收割脱粒过秤都是在夜间进行的，这就给再次造假提供了机会。该试验田除留了一小块供参观外，全部割打完毕。当天晚上点着汽灯，架了十几杆大秤过秤验收，完毕后验收团长宣布结果：王乾成早稻高产试验亩产36957斤，并要全体参加验收人员签字。当场就有专家提出质疑说：亩产36000斤没有科学根据，那么密的秧苗怎么中耕？怎么施肥？怎么通风？时间长了不都烂了吗？王乾成马上按照县委某副书记几天前给他准备好的对策讲道：“用科学方法管理，下肥除深耕层层施肥外，追肥时将化肥兑成水，在稻田周围作高埂子往田里灌；通风先是用竹竿捅，后来用鼓风机往田里送风的。”地区领导当场严厉批评了这位敢讲真话的年轻专家，这样有不同意见和半信半疑的人再也不敢讲话了。于是所有参与验收的人包括地、县委书记和我在内都在验收报告上签了字。当天晚上省政府副秘书长向省委书记作了汇报。8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一特大新闻，一下子就哄动了全中国，全国各地来参观的人群络绎不绝，包括朝鲜副首相李周渊，前苏联、波兰、保加利亚、日本等十余个国家的国际友人也前来参观，区里还专门设立了接待参观的招待所，参观者送来的红旗一时间挂满了墙壁。　
　　干部造假，农民糟殃。后来才知道，从1959年下半年到1960年一年多时间内，仅第二生产队所在地河北垸的400多人口就饿死了70多人，饿死人数占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其它公社的人见了建国公社的人就白眼：“就沾了你们建国一社的光，牵连我们的粮食也卖超了。”（章跃兵：《图虚名招实祸的“天下第一田”》，载《炎黄春秋》1995年第3期）　
　　　
　　二、“求实”的代价　
　　　
　　“三万六”事件出笼后，特别是到了1959年反右倾运动后，因造假和反右有“功”的人，一个个都青云直上了。王乾成被提拔为区委副书记、区长，后来取我而代之当了白果公社（此时区公所已改成人民公社）党委书记。而主持我的案件有功的反右办公室主任也当上某县县长，县委某副书记升任县委第一书记，原县委第一书记升任地委副书记，原地委第一书记升任副省长、省委副书记。可是作为当时区委书记的我，却因为坚持实事求是而从此遭遇了人生的最大厄运。　
　　事发后不久，县委农工部干事曹铎来到我处说：王乾成搞的亩产“三万六”是假的，是将成熟的谷子移在一起，我们工作组住闵集乡，与建国一社是隔壁，社员用手到田里摸了摸还没有长根。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说亩产“三万六”是假的，马上意识到事关重大，心里翻起了疑团，亩产“三万六”到底是真是假？是真的还好说，如果是假的我该怎么样去面对？县委在大小会议上反复讲到：“在亩产‘三万六’问题上要统一口径不能乱讲，这不仅关系到麻城红旗，还关系到地委、省委威信。”我出面去查真假，是根本不可能也是做不到的，虽然不知道炮制亩产“三万六”的真正后台是谁，但是已经预感到这其中来头不小，搞不好会引火烧身吃不了兜着走。我特意嘱咐曹铎说：“我们一定要慎重，不能随便乱说。”不管行动上怎么样克制自己，但是在思想上还是给自己提出了许多问题：对于这样造假害人的东西该不该保持沉默？保持沉默符不符合共产党员的要求？由于缺乏政治经验，缺乏敢于斗争的勇气，加上我又没有第一手材料，虽然初步了解到亩产“三万六”是在造假，但是没有真凭实据，还是悠着点好。　
　　然而，事情的发展远远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有一次，燎原一社主任彭思汉（劳动模范）从县里开会回来，在路上跟我说：“有些人（指王乾成）这么搞，石头甩上天总是要落地的，纸是包不住火的。”石头落地砸的是老百姓。假高产而带来真高购，粮食产量又报不上来，县委逼着搞反瞒产，完不成粮食征购任务，我们夹在中间实在是左右为难，由此对“三万六”事件产生了很大的怨气。我们班子成员如李学文、刘耀典、易志慎等人也经常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发泄他们对“三万六”事件的不满情绪。　
　　一次次的谈话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和启发，使我对“三万六”事件的认识有一个从开始不知情，到有所耳闻又怕惹祸上身，再到后来的逐渐醒悟的过程。一件件的事情，一次次的谈心对我来说既是提高认识，也是装填火药的过程，引爆的导火线恰恰又是建国一社找我吵要供应粮的三个人点燃的。1958年10月的一天，我正在明山乡沙王庙召开全公社小队长以上干部大会，动员反瞒产，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会上，麻溪河乡总支书记和建国大队（原建国一社）大队长、小队长（正是亩产“三万六”所在的小队）三人一起找到我说：“你要批点供应粮给我们，群众饿肚子没有饭吃。”这一下子把我心中的火点燃了，再也顾不上什么上下级的关系，顾不上将会对我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心一横桌子一拍就骂起来了：“你王乾成搞那高产量，当上全国模范，上北京开群英大会，见了毛主席。这才过了几天时间，你们现在就来吵要供应粮，说群众饿肚子没有饭吃，那你王乾成不是个骗子？亩产‘三万六’不是假的？你骗了全省全国全世界，骗了毛主席、骗了党中央！”　
　　骂的初衷是针对造假的王乾成和县委某领导的。因为从社会舆论中，初步了解到亩产“三万六”是县委某领导策划并指使王乾成干的，这时还不知道背后有更硬的后台，更深层次的背景。殊不知我这一骂，却刺痛了麻城县委搞假红旗真浮夸的要害，实际上也刺痛了黄冈地委和湖北省委主要负责人。这样，我就成为他们的眼中钉，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1959年反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斗争运动于9月底在全国展开。报复我的时机终于到来了，麻城县反右倾运动大会第一个把我作为斗争重点拿出来大会批斗，一斗就斗了二十多天，县委第一书记上台带头斗，县委分管各条战线负责人上阵轮番斗，发动知情人重点斗，小组日夜斗，写不完的检讨，作不完的交待。县委第一书记带头在会上批斗我时说：“汪凤元等反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麻城县委的主要手法就是打着实事求是的招牌，抓住‘三万六’不放，攻击麻城红旗是假的，其阴谋极端恶毒。”当年10月27日，麻城县委《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汪凤元的结论》（以下简称“59年麻城县委文件”）中写到：“尤其是58年大跃进以来，他疯狂的组织反党集团，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总路线，否认大跃进，破坏人民公社，攻击红旗，打击先进。在运动中企图混关，态度极不老实。据此，汪凤元确系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为了严肃党纪，教育汪凤元本人，经县委59年10月26日讨论决定：给予汪凤元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一年，由18级降为23级处分。”报黄冈地委后定为混入党内坏分子，开除党籍，18级降为22级处分。　
　　为什么对我的处分如此之严厉呢？究其原因是从1958年10月到1959年10月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与麻城县委主要负责人，在亩产“三万六”等许多问题上发生过重大意见分歧，发展到各持己见，据理力争直至面红耳赤的地步，这种紧张的关系其程度可想而知：　
　　1、1959年春望花山乡有几十人因饿肚子外出讨米，被县委发现后，电话追问该乡驻点干部是谁，我说是副社长刘耀典，县委要公社党委上报处理意见。公社党委一致认为该乡问题多困难大，刘去的时间短，不到两个月，他不应该负主要责任，但有工作作风不够深入的缺点，决定给刘党内警告处分。而县委却决定开除刘的党籍、开除工作回家生产。我接到文件后认为县委对刘的处分过重，再次召开党委会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处分过重。但县委维持原处分结论不变，并要立即宣布执行，我当即表示服从县委决议但是保留个人意见。履行一个党委书记的正常职责，在反右倾运动时却成了“县委决定对不关心人民生活的刘耀典的处分，他拒绝执行，召开反党集团会，叫他们‘坚持真理’，会后指使李学文公开反对县委的决议，还怂恿刘耀典上诉”的反党罪行。　
　　2、1959年春，我走访了各乡和部分大队，所到之处都是冷冷清清，不少人家都揭不开锅盖，群众普遍饿肚子，社员喝清水粥，靠野菜、树皮、糠粑充饥，大量出现浮肿病、妇女子宫下垂，有的地方饿死了人。目睹这一切我心如刀割，晚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反复思量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严重的局面呢？究其原因还是大跃进浮夸、亩产“三万六”带来的后果，作为基层干部，我们真是有责有罪呀！回来后第二天就召开公社干部大会，我讲了看到的悲惨情景，很内疚地说：群众饿肚子饿得那样狠，我们屋内还挂着这么多的红旗，真是问心有愧呀！对不起父老乡亲！于是心情十分沉痛地对干部叶玉林说：“你马上将全国各地送来的红旗全部摘下锁起来。”这句话成了我的罪状，“59年麻城县委文件”（处分我的文件）中说：“由此可见汪风元对58年大跃进和麻城红旗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