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间谍"理查德·佐尔格"-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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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样一位有声望．交游甚广的人似乎不可能是当前被指控的主犯。至于那位马克斯·克劳森，大使倒还闻所未闻。
奥特将军听说这两人被捕，立即认为他们是日本上层人物反德阴谋的牺牲品。奥特在电文中说：“使馆人员和当地德国人普遍认为日本警方怀疑错人了。据我了解，佐尔格与一名接近近卫公爵集团的情报员保持联系。”当时，近卫集团刚倒阁不久。而1941年10月，正是决定远东地区是和平还是战争的日美谈判进入关键性阶段的时刻。因此奥侍在电文中接着说：“关于谈判进展的情况，据说属于***，已落入佐尔格手中，因而佐尔格可能成为某种政治报复或政治阴谋的牺牲品，我们不能排除控告佐尔格一案背后存在着反德势力的可能性。当前东条英机兼内相，掌管警察。我已向东条首相提出要求，尽快了结此事。”
德国外事局比较审慎，在收到东京发来的电报后首先去试探日本驻柏林大使小岛将军。他是东条首相的知己，曾代表日方促成德日友好军事同盟。
“这纯粹是司法部门和警察的事，”小岛以公事公办的态度回答说，“根据日本惯例，他们不受任何政治势力的影响。很自然，从外交政策观点来看，佐尔格的被捕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相反地，如果没有确切的理由怀疑他，警察是决不会决定逮捕他的。”
这种回答不能令人满意，也十分令人不安。经过再三询问，小岛才含糊其词地透露：很可能佐尔格被控告支持了国际共产主义的运动。
“这根本不可能。奥特大使和使馆工作人员一致怀疑对佐尔格的指控，”一位曾在东京任过职，很了解佐尔格的官员说，“在他身上根本看不出有什么共产主义倾向。”
德国人对此事十分关心，认为在这微妙的时刻，决不能让这一事件危害德日军事、政治和经济全面合作关系。
几天后，日本检察署根据对案件的初步调查结果向德国使馆提交了一份简短的照会，其内容由奥特将军电告柏林。照会说：“经我方调查核实，佐尔格本人已供认，长期以来他一直在为共产国际工作。有关案件的进一步调查正在着手进行。”
听到这骇人听闻的消息，德国人愕然，整个德国都感到震惊。
入道之前
1895年10月，理查德·佐尔格出生在高加索地区一个油田附近的小镇。他父亲是位工程师，为一家瑞典诺贝尔利息投资的石油公司工作。他的母亲是俄国人，比父亲年轻得多。
当理查德3岁时，全家迁往德国，在柏林郊区利奇特费尔德的一个大宅院里定居。在9个孩子当中理查德最小，在男孩子中排行第四。他与母亲很亲近，而且终生如一，每逢母亲生日他都要寄去礼品或拍发电报给予祝贺。
佐尔格小时候是个敏感而胆怯的孩子，他喜欢在卧室里通宵达旦地点着灯。他为人随和，哥哥姐姐们都喜欢他。他的家里很和睦，童年几乎是在一个典型的柏林小康家庭里平静度过的。他父亲后来成了银行家。在他父亲死后，每个孩子都继承了一笔遗产。
佐尔格的高中时代是在利奇特费尔德度过的。那时他已是个体格健康。身材匀称的小伙子，常常为自己的体育素质感到自豪。他特别感兴趣的课程是历史和文字。
就在他上高中期间，他自愿报名参了军，被分配到第三野战炮兵团学生旅，先是在西线同法军、后是在东线同俄国人作战。
在一次战役中他的右腿被弹片击伤，被送往柏林陆军医院。
佐尔格在住院休养期间集中精力学习，回到母校参加了高中毕业考试，结果名列前茅。身体恢复以后他又返回原来的部队。
3周后又负伤，但这次可重了，两条腿都被弹片打折，留下终身残疾。由于他作战勇敢，被提升为军士，并被授予二级铁十字勋章。
佐尔格受伤后被送到哥尼斯堡大学医院。在那儿，年轻的佐尔格在思想上和性格上经历了一场革命性的转变。
像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佐尔格接受过战火的洗礼，曾两次在战壕中作战，但却不知道他们究竟在做什么。佐尔格说：“我们虽然在战场上拼命，但我和我的士兵朋友们没有一个了解战争的真正目的，更谈不上它的深远意义了。” 他的思想陷入极度的混乱之中。他冥思苦想，不断地回首往事，追溯自己生活经历中的每一个细节，茫然地探索着自己的事业，但经常陷入自相矛盾的状况之中。
在茫茫黑夜中，他终于发现了一丝光辉，那就是共产主义。
他开始如饥似渴，但漫无计划地阅读德国和俄国有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经典著作。“作为攀登马克思主义的阶梯”，他还广泛涉猎希腊哲学家和黑格尔的作品。他的思想豁然开朗，他觉得他的道路越来越宽广了。从此以后，他逐渐成为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
1916年10月，佐尔格就读于柏林大学经济系，他的计划是“除了学习外还要参加有组织的革命运动”。1918年元月，佐尔格正式退伍而就读于基尔大学，攻读国家法和社会博士。
他的求知欲在这里受到激发。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就是他在这里结识的科尔特·格拉契教授。格拉契是一位早年留学英国的经济学博士，对政治怀有满腔的热情，他本人则具有强烈的左翼思想，对青年人影响很大，他孜孜不倦、诲人不厌的态度亦令年轻人敬爱。佐尔格所参加的学习小组常在他家中集会。在德意志帝国势必战败的气氛中，他们热烈地讨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佐尔格的革命信念更加坚定了。
不久以后，佐尔格便加入了新成立的德国共产党，在此同时，他从基尔搬到汉堡，继续完成他的博士论文的最后部份。同时他又积极地参与建立青年人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培训党的地方组织干部。筹建党的地下支部等工作。他的公开职务则是大学助教、煤矿工人、报纸编辑和记者等。他还作为地区代表出席德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也就在这段时间里，他同克里斯蒂阿尼结了婚，她当时也正在攻读博士学位。 1923年下半年，莫斯科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来到德国，佐尔格在柏林和法兰克福两次与他见面，从此开始接触苏联共产党。第二年4月，德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在法兰克福召开，苏联派了一个由6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其中有苏联军事情报局即红军四局的成员。佐尔格再次与前苏联共产党接触，这次见面是佐尔格人生旅途上的重要转折点。四局的特工人员早已注意到佐尔格的表现和他的经历了，认为佐尔格是一位理想的特工人眩经过几次谈话之后，四局的人说：“你若有兴趣加入四局的话，就到莫斯科来罢。”佐尔格欣然表示同意。
1924年10月，经过德国共产党的精心安排，佐尔格持合法的德国学生旅行护照，偕妻子途经柏林前往莫斯科。
莫斯科——中国之行
佐尔格一到莫斯科就受到了上等的礼遇。他们被安排在卢克斯饭店住下，四局局长别尔津将军亲自登门造访。初次见面，别尔津就被这位精明、富有活力的德国人所吸引。他们还一起讨论共产国际的情报来源和军事情报与政治情报的关系等问题。佐尔格敏锐的政治头脑．渊博的国际知识和对国际事务的精辟见解和分析给将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佐尔格看来，苏联共产党富有生气，是世界各国进步组织的中坚力量，能为这样一个组织贡献一份力量，正是他梦寐以求的事业。 很快，他便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并被安排在红军四局共产国际情报处工作，负责收集有关各国工人运动、政治经济问题方面的资料，处理和联系各国共产党的党务问题。佐尔格对这份工作颇感兴趣，他的经历、知识和智慧与这种工作亦颇为相称。 接下来的几年，佐尔格便频频穿梭于柏林、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斯堪的纳维亚、伦敦和莫斯科之间。他的工作干得很出色。他与别尔津成了关系要好的朋友。
德国共产党组织的武装暴动失败后，苏联领导人开始把注意力从欧洲转向远东地区。他们之所以这样做，还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蓬勃发展的民族革命斗争的巨大力量，看到了在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建立社会主义的希望和改变世界力量的平衡的远景。莫斯科决定把情报。谍报和宣传机构的工作重点从欧洲转移到亚洲。
为此，莫斯科曾以共产国际的名义派遣许多间谍小组到中国来。 小组成员有苏联人，也有德国人。这些小组除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党务联系外，主要任务是收集有关中国政治．军事和外交方面的情报资料。
但是，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遭到血腥的残杀，国民党在上海的暴行尤为残酷，苏联遣往中国的间谍小组也遭到破坏。紧接着，日本吞并中国的野心越趋明显，亚洲笼罩在战争即将来临的恐怖气氛之中。莫斯科急需有关中国的情报，必须重新建立被破坏的间谍组织。
1929年，佐尔格被召到莫斯科，经过与别尔津的几次谈话之后，别尔津便决定把佐尔格派往中国。别尔津认为，佐尔格不仅有在国外可以作为很好的护身符的记者身份，而且他还是个训练有素的政治分析家，他那扎实而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军事经验或许有朝一日还能派上用常佐尔格几乎是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去迎接他的中国之行的。 他对中国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敬仰已久。他认为这次中国之行对他个人是极为重要的。况且，他已认识到亲自到远东地区开展工作的重要性，而当时仅有少数“政治观察员”认识到这一点。
佐尔格接受任务后马上回到柏林，经过一番乔装打扮后，就准备起程了。他按计划去办德国政府颁发的、填有他真实姓名的合法旅行护照，然后又在柏林签订了两项合同，从而公开确定了他的自由记者身份。这两个合同，一个是与一家社会学杂志出版社签订的；一个是与一家农业报社签订的。佐尔格给《农业报》的经理说，他打算研究中国的农业状况，并为该报投稿，作为他日后著书立说的基本素材。他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研究中国农业状况对了解整个中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佐尔格真是慧眼识珠，报社经理对他的见解大加赞赏，并表示积极支持，他还通过一位朋友为佐尔格搞到一张由德国外交部宣传处写给上海德国总领事馆总领事的介绍信。 1929年11月，佐尔格离开柏林，途经巴黎去马赛，在那里登上一艘日本轮船，经由苏伊士、科伦坡和香港，于1930年元月到达上海。与他一起到达的还有他的一位随身报务员，稍后不久，四局派来协助工作的无线电技术专家马克斯·克劳森相继到达。
30年代的上海分为三个部分：一为上海城区，一为美、英、法、日等国共同管辖的公共租界；一为单独划分出来的法租界。
它既是中国工业的中心，长江流域的主要港口，又是各种势力范围犬牙交错、相互重叠之地。
大批洋货通过这个港口源源而来，中外投资都集中在这里。
作为中国城市革命的中心，中国共产党地下中央委员会的总部也设在这里。20年代后期，由于西方爆发革命的希望破灭，上海便成为红极一时的磁场，吸引着无数向往亚洲革命胜利的欧美进步人士。因此，新闻记者、自由作家、进出口商、军火商、冒险家、职业特务、侨民、工人、难民和阴谋家；芸芸众生、污合之众一时云集。 佐尔格没想到他所向往的地方竟是这个样子，虽出乎意外，但他还是喜欢这块土地。
佐尔格到达上海的最初几个月里，虽然表面上显得不露声色，但在暗地里却立即以上海为基地，着手建立情报组织网。他先持外交部的介绍信拜访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通过领事馆又结识了德国农业报的编辑以及许多上海的德国商人和德国外交官。
佐尔格一面广交朋友，寻找情报的来源，一面潜心研究中国的事务。随着了解的不断加深，他爱上了这片土地。 佐尔格以采访、旅行等名目先后到广州、汉口、南京等地收集中国的情报，了解中国从城市到乡村，从经济发达地区到边远落后地区的基本情况。
一次偶然的机会，佐尔格结识了《法兰克福日报》驻远东记者、著名美国左翼人士艾格妮丝·史沫莱特女士。通过她，佐尔格物色到不少中国“助手”，也正是通过她，佐尔格结识了日本大阪《朝日新闻》驻华记者、精通中国事务的日本专家大崎保积。大崎曾是东京帝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的成员，对中国共产党持同情态度。他与佐尔格对世界大事的看法比较一致，以后，他成为佐尔格的主要搭档和最合适的合作者。 1932年元月18日，日本海军与中国十九路军开火。佐尔格慷慨激昂，带着几分武士眷恋战壕的心情，亲自给部队分发手榴弹，同时他还采访了上海各战区的战斗，亲自感受了中***队的力量，并从中国方面的德国教官那里进一步得到有关中国和日本的战术情报。
上海事变后，日本夺取满洲后打算征服中国的意图暴露无遗，英、美政府对蒋介石政府的态度急剧变化。佐尔格的任务变得更重了。他得设法了解日本的真正意图，详细研究日本的作战方式，了解中国政治、军事状况，提供有效的情报以有助于共产国际制定对华政策。 佐尔格除了靠中国和日本的情报员外，还利用欧洲人给他提供情报。这主要是德国商人、领事馆官员、南京的军事顾问小组和欧洲记者。他作为一位记者，常周旋于总领事馆的社交圈子和记者联谊会之中。
他从南京的德***事顾问那里了解到南京部队的驻地、武器装备、突击师的编制、指挥官与蒋介石的关系等。依靠德国教官，加上中国“助手”的一臂之力，他搜集到了有关军事工业的情报，还得到了南京军火仓库的蓝图。
他所收集情报大部分通过哈尔滨取道海参崴，或经广州取道香港再转送莫斯科。 1932年下半年，佐尔格被召回莫斯科，提前结束了他的中国之行。别尔津有更重要的任务要他去干。按佐尔格的说法：“如果不是为了崇高的事业，我将在中国一直呆下去，我已深深地迷恋上这个国家了。”
不管怎么说，中国的3年之行对佐尔格本人来说是个经受锻炼的大好时机。离开上海时，佐尔格已是一位精通中国事务的专家，地地道道的中国通了。经历了公开的以记者身份在上海这样特殊的环境和中国内地进行谍报活动的风险，佐尔格的谍报经验更丰富了，他的勇气经受住考验。然而最有显著意义的是他结识了大崎保积和马克斯·克劳森这两个搭档，这俩人成为他日后在日本完成他的谍报佳作的得力助手。
卧底东京
佐尔格一回到莫斯科，便去四局总部拜见别尔津。别尔津对他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对他在中国的工作大加赞扬，认为十分令人满意，在四局内的影响很大。问他对未来有何设想时，佐尔格倒不急于表态，说等他那本有关中国农业的书写成后再说。
别尔津邀请佐尔格当晚到家里做客。在那里，佐尔格受到了热情的款待。
第二天，别尔津到他下榻的莫斯科饭店来找他，说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