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独立路-李光耀回忆录-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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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言
　　从来没打算写回忆录，也没有写日记的习惯，因为我总认为这样会妨碍工作。
　　卸下总理职务五年后，我的老朋友兼同僚，也就是新加坡报业控股执行主席林金山使我相信，年轻人会喜欢读我的回忆录，因为他们对那本收录我的旧讲稿，由报业控股以华文出版的政论集深感兴趣。我也为那些只知国家稳定、增长和繁荣的新一代过于自信的态度担忧。我想新加坡人应当了解，新加坡曾经是、现在还是那么脆弱。当时我们面对种种危险，差点儿就一蹶不振。最重要的是，我希望他们了解廉洁和有效率的政府、社会秩序、个人安全、经济和社会发展等等，都得来不易。
　　这本书并非正式的历史记载，而是我生长的地方——新加坡的故事。其间经历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宁静岁月、战争带来的震惊、日本占领时期的悲惨日子、共产党反对英国人回来而引发的造反和恐怖行动、马来西亚期间的种族暴乱和威吓，以及新加坡独立的风险。这本书记载的是新加坡早期的历史，到1965年新加坡的突然独立结束。下一本书我将描述接下来25年新加坡从贫穷到繁荣的漫长和艰苦的奋斗过程。
　　1959年我就职时，许多人尚未出世或年纪还小。他们不会知道，一个没有天然资源的弹丸小国，是怎么同它的天然腹地分隔开来，并且必须在东南亚民族主义新兴国家的冷酷世界里求存。他们认为不到40年光景，世界银行就把新加坡列为发达国家是顺理成章的事。
　　撰写本书时，许多事情我早巳遗忘，那些回忆需要从国内外的会议记录、来往函件以及同僚的口述历史誊录本中一段段地缀合。虽然那些事情是在过去的岁月中发生的，可是这一系列打点心情的过程，有时候依然使我心潮澎湃。
　　内人芝是我的一个得力助手，给予我中肯的批评。我写的每字每句，她批阅了无数次。我们之间的争论数也数不清。她是承办产权转让业务的专业律师。我并不是在起草一份要让法官细阅的遗嘱或产权转让书，她仍然要求我把文句写得准确、明晰、毫不含糊。她是我力量的支柱，数十年如一日地给予我理性和感性的支持。
　　我并没有刻意去叙述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内人和三个孩子，只是偶然一提而已。看着孩子们渐渐成长，跟他们的朋友一样，在新加坡，这个依照我的政策改造的国家事业有成，那确实令芝和我十分欣慰。
　　对我本人和我的内阁同僚而言，在我们从零开始的建国过程中，家庭是我们携手奋斗的核心。我们要创造一个足以让我们的孩子和同胞们引以为荣的新加坡，一个所有公民在追求理想的同时，能够享受平等和有充分机会的新加坡。正是这股亚洲移民社会独有的精神，推动我们奋勇迈进，排除万难，争取成功。
　　李光耀
　　新加坡
　　
　　第一章　新马分家
　　一些国家原本就独立，一些国家争取到独立，新加坡的独立却是强加在它头上的……对新加坡来说，1965年8月9日不是什么值得庆祝的日子。我们从没争取新加坡独立……在居住着l亿多马来印尼穆斯林的3万个岛屿的群岛里，我们的华人人口简直微不足道。新加坡是马来海洋中的一个华人岛屿。我们在这样一个敌对的环境里如何谋求生存呢？
　　要不是音乐广播中途暂停，这一天跟新加坡其他星期一早晨根本就没有两样。上午10点，广播电台和丽的呼声播送的流行歌曲突然中断，大为震惊的听众听到广播员庄严地读出一份宣言。这份宣言只有90个宇，却改变了新加坡人民和马来西亚人民的生活：
　　“自由与独立永远是人民的神圣权利……我，李光耀，以新加坡总理的名义，代表新加坡人民与政府，宣布从1965年8月9日起，在自由、正义、公平的原则下，新加坡将永远是一个自主、独立与民主的国家，在一个更公平、更合理的社会里，誓将永远为人民大众谋求幸福和快乐。”
　　紧接着是另一份宣言：“奉大仁大慈真主之命。愿真主——宇宙的主宰，得到颂赞……余，马来西亚首相东姑拉赫曼，获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批准，谨此昭示，自1965年8月9日起，新加坡不再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州，它将永远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邦国，从此脱离并不再依赖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政府承认目前的新加坡政府是独立自主的政府，并将本着友好的精神与之合作。”
　　分家？为什么？怎么那么突如其来？新加坡岛成为新马来西亚联邦（也包括北婆罗洲地区的抄捞越和沙巴）的一部分，只不过两年光景。同一天上午10点，在新加坡以北250英里的吉隆坡，东姑拉赫曼正在向马来西亚国会解释：
　　“我们最终发现，只有两条路可走：
　　一、对新加坡政府或新加坡领袖采取镇压措施；
　　二、同不再效忠中央政府的新加坡州政府断绝关系。
　　我们现在采取的是第二条路。”
　　被逐出马来西亚
　　国会里一片死寂。东姑是在副首相敦拉扎克提出一项议案一读之后发言的，该项议案要求立即对1965年宪法与马来西亚（新加坡修正）法案进行辩论。到下午一点半，二三读辩论完毕，法案送交上议院。上议院的一读从两点半开始，到四点半三读通过。最高元首当天就批准，完成了宪法所规定的程序。新加坡被逐出马来西亚。
　　按照马来穆斯林的风俗，丈夫可以宣布“塔拉克”（我休了你）三次，做妻子的却无权这样。这期间他们可以重归于好，他可以娶回她。不过，在他讲了三次“塔拉克”之后，就不能再娶她了。马来西亚“休”了新加坡的时候，国会上下两院三读法案，等于宣布“塔拉克”三次。这对伴侣——马来人占多数的马来亚和华人占多数的新加坡一直都合不来。新联邦应该是个真正的多元种族社会还是由土生士长的马来人支配，对此双方争得越来越厉害，以致两者的结合受到了损害。
　　新加坡注重“离婚”的实质内容而不是法律手续。要分家的话，就要确保条件实际可行，一旦订下，永不改变。为了确保人们对这次定局不致产生怀疑，同一天早上，新加坡政府特别出版政府宪报号外，刊登了以上两份宣言。我特地要求东姑在他的声明上亲自签名，这样哪怕马来西亚其他领袖或国会议员不同意，他们也无法改变主意。他照办了。新加坡广播电视台台长拉曼从内阁办事处秘书那里接到了这两份文件。他决定通过三个不同的波道分别用马来语、华语和英语播送全文，过后每半小时重播一次。几分钟后，通讯社便把新闻发布到世界各地。
　　8月9日这一天，我一开始办公便跟主要的文官，特别是受联邦管辖的文官举行一连串会议，通知他们新加坡的部长现在接过控制权了。就在10点正式宣布之前，我会见了能在短时间内召集到的各国使节团成员，把新马分家和新加坡独立的消息告诉他们，要求各国政府承认新加坡。
　　在使节团成员离开之前，我把印度最高副专员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埃及）总领事请到一旁，把致夏斯特里总理和纳塞尔总统的信交给他们。当时印度、埃及和印尼一起，是亚非运动的主要成员，亚非秘书处设在开罗。我在信中要求他们承认和支持新加坡独立，要求印度派几位顾问前来训练新加坡的军队，要求埃及派一名顾问为新加坡建立一支海岸卫队。
　　午前我到达新加坡广播电视台录像室，以便举行电视记者会。结果出现了事前没料到的情况。开头10分钟左右，记者们提了几个问题，我一一作了答复。一名记者随后问：“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导致今天早上发布宣言的事态发展过程？”
　　我追述了两天前在吉隆坡同东姑会谈的经过。我说：“……每当回顾签署协议，使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的那个时刻，我们总会感到痛苦，因为我一辈子都相信合并和两地统一。地理、经济和亲属关系把人民连在一起……我们稍停一下，你们介意不介意？”那一刻我激动得不得了。20分钟后记者会才继续举行。
　　那不是一次电视直播，因为电视要下午六点才开播，于是我便叫拉曼把这一段去掉。他坚决反对，强调报纸肯定会报道，要是电视广播把这一段去掉，让报纸描述这个场面的话，绘人的印象会更糟。在这类事情上，我早已发现拉曼是个精明可靠的顾问。他是在马德拉斯出生的泰米尔人，有教养，也有学问，已经成了忠心耿耿的新加坡人。我接受了他的劝告。于是，在新加坡和国外，许多人看到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当天晚上吉隆坡马来西亚厂播电视台播放了记者会的情形，也有这段插曲。在华人看来，像这样失去男子汉应有气概的表现，是有失体面的。但是我不由自主。许多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观众同情我，也同情新加坡，使人稍感宽慰。
　　深受良心谴责
　　三天三夜的煎熬折腾，使我心力交瘁。从星期五晚上在吉隆坡时开始，我就没有真正合过眼，已几乎精疲力竭。因任务尚未完成，我尽量克制自己的情感，把精力集中在下一个步骤。一旦宣言公布，心情不再紧张，情绪便激动起来。我深受良心谴责，感到自己辜负了马来西亚数百万人民，他们是马来亚的华族和印族移民、欧亚裔，甚至包括一些马来人。他们同新加坡人民站在一起，抗拒马来霸权，而马来霸权正是导致我们发生争执的根源。也感觉背弃了盟友和支持者，包括来自马来西亚其他州——沙巴、沙捞越、摈城、吡吻、雪兰莪和森美兰的政党领袖，我感到惭愧。我们一起组成了马来西亚人民团结总机构，一直在开会和开展协调活动，以便动员人民，展开主张建立不分种族的社会的运动。我们已着手建立广泛的联盟，以便向吉隆坡联盟政府施加压力，争取建立“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而不是“马来人的马来西亚”。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执政的联盟是受东姑领导的马来民族统一机构（简称巫统）支配的。
　　我也因为不得不向英国首相和澳大利亚、新西兰两国的总理隐瞒实情而感到悔恨和内疚。过去三个星期，我不得已只好背着他们暗中策划分家，虽然他们对我和新加坡要求和平解决马来西亚的种族问题，一直静悄悄地给予强有力的支持。
　　在我们和敦拉扎克进行谈判的三个星期里，这些想法一直在我心中萦绕。只要较量意志力的斗争还在进行，我就得沉住气。一旦大功告成，激动的情绪再也抑制不住了。
　　华人区欢欣雀跃
　　就在我难受的时候，新加坡华人区的商人却欢欣雀跃。他们放鞭炮庆祝脱离吉隆坡马来人的种族主义统治，一些街道因此铺满了红色的炮竹屑。华文报《星洲日报》报道，人们放鞭炮庆祝伟大的日子来临。它以华人典型含蓄方式说：“或许是预祝中元节呢！”随后加上一句神秘莫测的话：“各人心中有数。”《南洋商报》写道：“目的如何？心照不宣。”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孙炳炎对新马分家的消息公开表示欢迎。他说，第二天会召开董事会会议，讨论发动所有注册商业团体、工会、行会和其他民间团体，联合庆祝新加坡独立。他还说：“对于最新的政治发展，商家大多觉得如释重负。”
　　投资者也感受不到我的痛苦。新马分家第一天股票市场交易旺盛。当时新马证券交易所仍然是联合的，它在新加坡和吉隆坡两地的交易室，交易量比上个星期几个交易日翻了一番。第二天投资者认定独立对经济有好处交易量就更大。37种工业股当中，25种涨了。
　　但是，在市中心，到8月9日下午，街上却空荡荡的。前一天晚上我把宣言行将公布的消息通知了新加坡警察总监黎肯，并把联邦内政部长拿督伊斯迈医生的一封信交给他，信中叫他今后听从新加坡政府的指示。黎肯部署了经过特别训练来应付暴乱的镇暴队，以防万一亲巫统的新加坡马来人纠众闹事，抗议新马分家。人们经历了1964年的两场华巫种族血腥暴乱，深恐再次出现类似的危险。那天下午，镇暴队和镇暴车出现在大街上，车上有水龙设备，车窗和挡风玻璃都加上铁丝网，预防暴民扔东西。
　　这一天天气溽热，是典型的　8月天。傍晚气温降下来。我相当疲倦，但决定照常运动运动，放松自己。在总统府（以前的总督府）的斯里淡马锡官邸①前面，我花了一个多小时，在发球练习区挥杆打了150个高尔夫球；心情好了些，吃了晚餐，然后准备会见英国驻吉隆坡最高专员赫德子爵。
　　这一天早上九点半，秘书接到赫德办事处打来的电话。当时离宣言公布时间只有半小时，秘书回电话说我暂时不能同赫德通话。赫德问下午行不行。我回话建议晚上八点，最后双方约定7点5O分。
　　7　点50分赫德来到斯里淡马锡官邸（基于保安理由，我没住在欧思礼路家中）。10岁的女儿玮玲当时穿着T恤和短裤正在门廊里玩耍。她跟赫德打招呼，问他：“您想见我爸爸？”由于独立后，我和他的关系突然变得不明确了，这样的非正式欢迎，算是得体。就在他从汽车里出来时，我及时走到门廊欢迎他，问他：“您代表谁讲话？”他说：“嗯，您当然知道，我是获任命的驻外专员。”“一点也不错，您是否获得特授的职权来跟我谈新加坡和英国的关系？”“没有。”我说：“那就是私下谈话，只是聊聊而已。”他说：“要是您喜欢这样说的话。”事情就这么办了。
　　事实上，当时我心情一直很沉重。赫德的举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风度翩翩，俨然是个受过训练的英国王室近卫骑兵团军宫。1956年英国入侵苏伊士运河期间，他担任国防部长，在艾登首相辞职之后跟着辞职，以便对那次的事件负责。他是英国上流社会的人物，善于在困难面前挺起胸膛。
　　他为防止新马分家尽了最大的努力，千方百计地游说东姑和吉隆坡联邦政府推行一些政策，以促进马来西亚内部的团结。他以最高专员的身份不断会晤东姑以及东姑的部长。他和在伦敦的威尔逊首相两人，对我主张以宪制方式解决吉隆坡和新加坡之间的纠纷，一直给予大力支持。他们成功地坚持了不应动用武力的原则，否则结果会大不相同。但是分家肯定不是他所努力争取的结果。
　　当时英国有　630OO名英军、两艘航空母舰、80艘战舰和20中队的飞机在东南亚保护马来西亚联邦，但这还是不能战胜马来种族主义的势力。马来领袖，包括东姑在内，担心一旦同非马来人分享真正的政治权力，他们就会被压倒。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赫德不了解这一点。起初我也不了解，但比他早些看清形势，因为我花了更多的时间同东姑、敦拉扎克和拿督伊斯迈讨论过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会说马来语，赫德不会。我也能回顾过去马来人和非马来人摩擦对抗的事件，尤其是1940年和1941年当我在莱佛士学院就读那段时期。我比较了解马来人。所以1965年　6月底，当我在报上读到东姑在伦敦患上带状疱疹的消息时，我猜测他可能再也支撑不下去了。
　　赫德同我谈了大约一个小时，我们对话的过程心平气和，双方都尽力约束自己。他没指责我，只对我没把事情经过通知他或他的政府表示遗憾。而我却感到悲哀，因为如果我事先告诉他东姑要我们脱离马来西亚，而我所要求的是建立约束性比较小的联邦，他肯定会站在我的立场上想办法阻止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