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独立路-李光耀回忆录-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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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殖民地学生交朋友的年轻妇女），迫不及待地促使人们改变信仰。
我也在英国报纸上读到，苏联人曾经利用占领军，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建立共产党政权。两件事使我感到反感：捷克斯洛伐克外长马萨里克被杀害，从窗口堕地“跌”死，共产党人因此可以接管；匈牙利红衣主教明森蒂挺身为自己的天主教信仰辩护，受到了骚扰，不得不躲进布达佩斯美国大使馆避难。剑桥法律学院讲师杰克·哈姆森是个天主教徒，他对这些事情气愤得不得了。消息传来的当天早上，上课时他花了一小时不讲契约法，却大谈苏联共产主义的邪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使我对共产主义更加反感。
但是建立平等、公正和公平社会的主张，对所有殖民地学生都有吸引力。英国费边主义者①建议一步步地走向这个理想社会，那就不必砍富人的头，不必没收他们的财富。一切分阶段进行，不扰乱经济，不制造社会动乱，通过征富人一辈子的税，通过在他们去世时抽重重的遗产税，便能剥夺他们的财富。这一来，他们的子女就得在跟穷人子女平等的基础上从头开始。我当时看不出有什么破绽。我年纪太轻了，不知道英国律师在订信托契据时巧妙得很，使政府难以征收太多遗产税。
费边主义方式深深吸引了我。从英国回来后，我订阅他们的杂志和小册子多年。但是到了70年代初期，他们的不谙世事使我感到绝望。有一期杂志的内容令人难以接受，那是有关教育的。两个校长写了一篇严肃的文章说，英国的综合学校制度失败，不是因为办学方法不对，而是因为最优秀的教师仍然在教最优秀的学生。文章认为最优秀的教师应该教最差的学生，后者需要前者教导才能获得平等，好学生无沦如何都会有好成绩。这种强求一致的主张我可受不了，于是不再订阅他们的杂志。
对于马克思主义，我所获得的最有价值的教训，是在1955年到1959年学华语的时候。雄心勃勃的工会亲共活跃分子几乎天天午餐时间都到我的办公室来教我一小时，有时晚上到我家再教。他们用《人生观》等书名吸引人的小书教我，实际上是在宣传通俗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但最发人深省的，是跟老师一起读毛泽东原著。一篇有关共产党人如何摧毁敌人的文章，使我对毛泽东的看法感到不安。文章题目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非对抗性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对抗性矛盾是敌我矛盾。分析的关键是“人民”的定义。根据毛泽东的精确分析，“人民”的定义因时间和形势而异。例如当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时，反对日本的都是人民，因此国民党是人民。1945年抗战胜利后，敌人日本被打败了，国民党在中国掌权，代表民族资本家和地主剥削群众，国民党成了敌人，反对国民党的都成了“人民”。我读毛泽东辩证法这个样本时得出结论，一旦英国人离开新加坡，如果人民行动党执政，我就会变成敌人。毛泽东说：“对敌人不能仁慈。”
另一番新天地
剑桥就在北海风可以吹到的平坦的沼泽地以南，比伦敦冷得多，也潮湿得多。1946年的冬季是50年来最寒冷的，也是最漫长的。尽管如此，在伦敦待过之后，剑桥是另一番天地。在战争刚结束的年代，这个地方上的集镇宁静安详。车辆不多，脚踏车不少，私人汽车只有三几辆，外加一些巴士和卡车。多数大学教师、学院研究生、导师、讲师和教授都骑脚踏车，包括菲茨威廉学监本人和一个受人尊敬的、名叫温菲尔德的在大学执教的律师。后者75岁左右，骑脚踏车动作还挺麻利。大学生活跟莱佛士学院差别不大。
我花8英镑买了一辆脚踏车，二手的，还管用，但跟我1939年在新加坡买的漂亮的礼里牌脚踏车自然不能相比。这是一辆设备十分简单的脚踏车，20多年来由学生们一手转一手地传下来。车把前有个柳条篮子，用来放书籍、学生袍等东西。脚踏车没有链罩，我跟大家一样，骑的时候用夹子夹住裤管。这里的生活叫人不满意的地方有的是，可健康多了，也愉快多了——没有煤烟，没有尘埃，没有喧闹的车辆来往，没有巴士，也没有地铁。我精神振奋了。
我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生活方式。我骑脚踏车到处逛，下雨也不例外。买了件连帽粗呢风雪大衣，这是海军部的剩余物资。风帽既能保持头部干爽，又能撩到背后。虽然毡不如羊毛那么暖和，但也顶事。三餐问题不大，自己不再煮了。菲茨威廉的食物还是以英国传统方式烹调，谈不上可口，但比较有营养，有足够的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深海鳕鱼和大比目鱼都很老，不像我在新加坡吃惯的近海鱼那么好吃。完全没有配菜。所有菜看都加盐和胡椒，有如在“大不列颠号”一样。不时会有奇特的荤菜，像鲸鱼肉，腥得不得了，难以下咽，还有罐炖野兔肉，这是英国佳肴，可我始终不喜欢。我在清洁潮湿的沼泽地骑脚踏车，吃得又不差。1952年回新加坡后，蒙蒂罗医生替我用X光检查肺部，他通知说我在英国读书时期患过轻微的肺结核，幸好痊愈了，在X光片里只显现白色的一块。无论如何，我还是为能到剑桥读书而高兴。留在伦敦的话肯定好不了。
为了锻炼体魄，我决定参加划船俱乐部。最初不是坐船到河里，而是在河边练习划桨，坐在一艘不动的练习艇里，接受如何握桨，如何伸展身体往后拉以及把脚放在什么地方的训练。经过三星期每星期两次的训练之后，我便正式划船。第二个定期下河划船的日子，下午有暴风雪，我以为练习会取消便没去，过后受到了严厉的责备。七个船员和舵手都到了，由于我缺席，凑不够八个人，划不成。我认定英国人必定是疯了，于是放弃划船，离开俱乐部。从此骑脚踏车从宿舍到讲堂听课，听完再骑到菲茨威廉用餐，借此锻炼身体。
法律系第一年预备班学生人数大约只有30人，比伦敦的200人少得多。上大学的多数是前国民服役人员，他们获得特许，读两年便能考取学位，不必三年，因此直接进入第二年。他们是跟我一起读第二年。在这之前，我得读第一年预备班，总共要读三年。所以，第一年跟我在一起的英国学生是直接从中学来的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我当时已经23岁。还有几个学生来自马来亚，包括20岁的杨邦孝，他来自吉隆坡（90年代他担任新加坡大法官）。我第一个学期没上课，邦孝借笔记绘我。笔记写得很工整，很全面，对我没听过的课做了很好的概要记录。他的笔记是我求之不得的，因为剑桥课程标准所规定的科目跟我在伦敦第一年的课程不一样。伦敦的水平更高，包括宪制法和契约法。剑桥要学生先了解历史背景，所以必须修英国法律制度，这在律师考试里是完全没有关连的。对于罗马法，伦敦和剑桥的重点也有所不同，但我应付过去了。我非这样做不可。在大学的复活节假期里，我拼命补完没学过的功课，赶上了其他同学。到5月第一年淘汰考试举行时，我已经准备得不错了。
严冬过后是愉快的夏天。树木葱葱郁郁，剑桥焕发出新的光彩，学生都穿上颜色鲜艳的上衣，我心情也愉快得多。三个星期后的6月，考试成绩在评议会揭晓时，我欣喜雀跃。我和另几名学生考获一等荣誉。我拍电报把好消息告诉父母。
学监只凭我过去的学业成绩，就让我直接进入第二学期，我为没叫他失望感到高兴。同学们都管学监叫比利·撤切尔。我在菲茨威廉停放脚踏车，准备进去吃午餐时，他看见我，停下来祝贺我。我可以感受到他十分满意。1946年12月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告诉我：“李，当你到剑桥来，你是来参加一支特别的队伍，就像参加近卫骑兵团，不只是参加军队而已。你得出人头地。”我回答说会设法争取一等荣誉。他严肃地望着我说：“李，拿不到可别失望。在牛津和剑桥，你需要有天才的火花，得与众不同，才能获得一等荣誉。”当剑桥的考官们认定我与众不同时，我心中的石头才放了下来。
传来最好的消息
我买了一辆二手摩托车，那是军方剩余的旧物资，样子不怎么好看，引擎却不错，花了我60英镑。突然之间，我变得能够快捷地来来去去。我到剑桥乡下到处兜风，到那些坐巴士和火车到不了的地方观光。遇到农民竖立告示牌招请工人来采樱桃或草莓也欢迎其他人来买的地方，我会停车下来买。6月底芝写信告诉我，她考到了一等文凭，现在大有希望赢得到英国读法律的女皇奖学金。我有把握她会赢得奖学金。临近7月底传来了最好的消息。芝从新加坡拍来电报说，她获得了女皇奖学金。但是在1947年10月开始的学年，殖民部找不到任何大学可以让她就读，她必须等到1948年。我开始动脑筋，看看如何能使她到剑桥来。
我去找菲茨威廉的主管书记巴雷特。他年近50，长得肥胖，既能干又有经验，来来去去的学生多的是，他都见过了。他知道学监喜欢我。我告诉他，一个新加坡女朋友很聪明，获得到英国深造的最好的奖学金，想读法律，不晓得怎样才能在秋季学期开学前及时进人剑桥。他眨了眨眼对我说：“你知道学监跟格顿学院的女院长巴特勒小姐很熟，如果你能求学监跟巴特勒小姐说情，情形可能不一样。”既然有这种可能，我当然高兴。
离新学年开学只有两个月。我要求见学监。他不但接见我，还愿意帮忙。8月1日他写信给巴特勒小姐，为了保险起见，也写信给剑桥另一所女学院纽纳姆学院的院长。两边都立即回信。纽纳姆准备在1948年录取。巴特勒小姐更积极，准备在1947年10月提供一个特别保留的学额，只要芝具备入学资格。撤切尔写信绘我，把两份答复都附上。我赶到设在卡姆河畔银街附近的考试委员会，告诉他们芝是在1936年参加剑桥高级文凭考试的。他们查出她考试成绩优异，是当年名列第一的学生；我拿到了一份查核过的考试成绩副本。
接着我写信到格顿学院，要求见巴特勒小姐，她表示愿意见我。8月6日早上，我依约见她。我告诉她，我的朋友柯小姐很聪明，比我还聪明，在莱佛士学院就读期间曾多次排名第一，名次在我之上。我也说，我迟了一个学期才来剑桥，在第一年淘汰考试中考得一等成绩，相信柯小姐也会一样。巴特勒小姐戴眼镜，头发银白，有点富态，外貌慈祥，待人友善。一个华族青年赞扬自己的女朋友学业成绩比自己好，把她给逗乐了，她很想知道这个女孩子是不是那么出类拔萃。同一天我拍电报告诉芝：“格顿学院接受你入学。公函随后就寄出。现在就做好准备吧。”
8月底芝在新加坡登上一艘运兵船。10月初，她终于抵达利物浦。我在码头上焦急地等待着。分离一整年之后再见到她，我兴高采烈。我们立刻启程，坐火车到伦敦。在伦敦，事前我已经向一个英国同学借来一辆莫里斯·牛律牌汽车，我驾车载着芝到处观光，甚至在当天带她到布赖顿看铺满小石子的海滩。在伦敦逗留五天后，我把汽车还给同学，两个人坐火车到了剑桥。
学监的回信
这时我已经适应了剑桥的生活，虽然老马识途，但还是遇到新的问题。菲茨威廉的初级导师兼财务总管庞兹分配给我的房间，是在剑桥以南三英里的地方，我吓呆了。格顿学院是在市镇的北边。我千方百计物色离芝比较近的房间，始终找不到。庞兹不讲情，我向学监上诉，他的回信语气很慈祥，但不乏一丝冷冰冰的幽默：
亲爱的李：
……你申诉说要去看未婚妻路途遥远，或者说是妻子吧，因为你显然希望她会成为你的妻子。实际的路途不像你所说的那么远，尤其是在爱情提供了动力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读过伟大的神话，但你会记得，有位先生天天晚上游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为的是见他心爱的女子。与此相比，到格顿是小事。不幸的是，一天晚上那位先生游过海峡时淹死了，但你是否非得在路上因疲乏而死，我很怀疑。然而如果你能在格顿附近找到房间，我们会尽力跟你配合，发出许可证。所以，如果你想去找找看，就找找吧。
顺便说说，格顿学院会不会赏识你那么快跟这个少女结婚，我没把握，因为他们会顺其自然，而且是恰当地假定，在爱情的最初的光芒下，人们只会花很少时间读书。但我太老了，不能对一个男士和他心爱的人提什么忠告。
你的真诚的
W．S．撤切尔
一星期后，我在菲茨威廉附近的“哈里斯上尉的马厩”找到一个房间。哈里斯上尉养马和猎狐狗，我是他唯一的学生房客。租金很贵，光是床铺和早餐每星期9英镑，洗澡等其他服务另外算。我别无选择，方便嘛。随后两年我就住在这里，直到1949年夏天离开剑桥。
现在可轮到芝面对“文化震荡”了。冬天她不习惯穿用厚呢绒做的衣服和笨重的大衣，还有那用羊毛衬里的长靴。呢绒衣是用衣料配给票买来的；这些衣物压得她好不辛苦。何况格顿学院又是在市镇西北两英里的地方，她不会骑脚踏车，只好乘巴士去上课。她的方向感一向不算好。今后只好靠她自己去闯了。
但是，她运气很好。她接受我的建议，第一年选修经济学，准备参加第一阶段荣誉学位考试。由于她当年在莱佛士学院念过经济学，功课应该不难应付，所以有闲余时间可以修读法科。可是，当经济学研究主任，一个名叫玛乔里·霍兰的美国人，发觉芝已经在莱佛士学院念过三年的经济课程后，认为再读下去是浪费时间，便叫芝去见她的丈夫哈里·霍兰教授。当时，霍兰教授是法学院里权力很大的人物，也是三一学院的特别研究员。他帮芝取得特别通融，即所谓豁兔权，她可以直接参加法科第二：阶段的资格考试。这跟另一所受承认的附属大学的毕业生所享受的优惠待遇相同。然而芝直接修读第二年的课程，并非一帆风顺，她还得适应这里的地理环境、食物、气候，以及诸如罗马法之类的新科目，还有讲师们的奇腔怪调。有一名爱尔兰讲师所讲的话，听起来不知所云。
经过几个星期的大幅度调整之后，芝对我说，她发现我跟以前完全不一样。过去我是一个开朗、乐观的活跃分子，没有事情能够难倒我，而且能尽情享受人生的乐趣；现在可不同了。尽管我深得人心，受比利·撤切尔的特别照顾，而且在1947年阳光灿烂的夏季里心情特别愉快，但我却似乎变成了一个强烈的反英分子，尤其是心中萌生要铲除英国对马来亚和新加坡殖民统治的意念。我在伦敦和剑桥的一年里，思想的转变逐渐具体化。这种变化从1943年日本占领新加坡时期便开始了。如今我所看到的，是英国本土的英国人。我怀疑他们是否能本着新马人民的利益治理这两个地区。在新马的英国人对推动殖民地的进步毫无兴趣，他们所在乎的是这些殖民地给他们带来的高级职位和丰厚薪金。在国家的层次上，英国人所关心的，主要是如何输出马来亚的树胶和锡，赚取美元外汇，以支持百病丛生的英镑。
芝谈起我的思想如何转变之后，我开始自我审察，看看这种转变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莫非是我在英国劳动阶层当中所受的种族歧视引起的？这些英国低层人士，包括男女巴士剪票员、商店女售货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