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人想的和你不一样:温州人致富经-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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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繁荣昌盛并获得财富。而创新其实并不是那么困难，正如天正集团董事长高天乐所说：“创新其实是一种变化，这种变化也许是一点点的变化，也许是非常小的变化，但创新一旦停止了，这个企业就不能继续发展了。创新也是一种积极的心态，特别是在民企的股份制改组中，本来是我一个人创业，一个人说了算，现在随着股东数量的增加，股东会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必须用积极的心态面对。企业发展过程中，有时做得很累，质量问题还会发生，假如承受不了这样的压力，企业也会下滑。所以心态很重要。另外，创新还要求企业家不断学习，使团队具有学习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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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6节：第五章 温州人和你不一样的手段（13）
温州人语录：
每个人都有想法，但怎么做很重要，思路决定出路，常规思维只能使企业存活和避开厄运，创造性思维却会使企业繁荣昌盛并获得财富；只有疲软的思想，没有疲软的市场。
——均瑶集团前董事长 王均瑶
创新其实是一种变化，这种变化也许是一点点的变化，也许是非常小的变化，但创新一旦停止了，这个企业就不能继续发展了。
——天正集团董事长 高天乐
11。寻找企业最佳CEO
致富思维：
穷人：辛辛苦苦打拼下来的企业，不留给儿女留给谁，企业败在自己儿女的手中总比败在别人的手里好。
温州人：企业是一种社会财富，儿女有儿女的志向，如果他有志向、有能力管理最好，如果他不愿意管理或者无法管理好，与其眼睁睁地让企业死掉，不如交给别人来管理。
《中国经济时报》曾经指出：“家族企业在温州，是相当普遍的企业制度形式。但是，在竞争的压力下，企业想到了进一步发展的困难，企业运行中问题不断涌现。一段时间，企业领导总是怪机构不健全，干部素质不高，管理不科学等等。而没有认识到，原因恰恰在于企业的家族特征限制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集团企业与成员企业、集团与销售公司的关系怎么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挺宇集团的总经理潘佩聪说：“企业在慢慢地变大，家族的能力在慢慢地变弱，变弱的同时，你就需要一些外力，借助它们来发展自己。”
如今，越来越多的温州人认识到，企业接班人不仅仅只局限于子女。在温州，有一个关于父与子传承的说法：“如果你的儿女比你强，你何必留产业给他；如果你的儿女不如你，你又何必留产业给他；如果你的儿女跟你一样，你也没必要留产业给他。”
在接班人问题上，南存辉可谓用心良苦。
在2004年浙江民营企业CEO圆桌会议上，南存辉阐释了他关于接班人问题的想法。他说：“正泰有100多个股东，其中有9个高管。我们鼓励这些高管的子女念完书以后不要进正泰，要到外面去打拼，并在打拼过程中对他们进行观察和考验。若是成器的，可以由董事会聘请到正泰集团工作；若不成器，是败家子，我们原始股东会成立一个基金，请专家管理，由基金来养那些败家子。”
败家子基金听起来有点别扭，但这却是南存辉思考已久的问题。事情的起因是，正泰集团高管的几十个子女们聚在一起时，经常会按照父母在公司所占股份的多少来“论资排辈”，争论谁的爸爸在公司中是老大，谁的爸爸是老二。这个看起来孩子气的游戏却触动了南存辉。
他意识到，如果这些孩子将来接替父辈来经营正泰，会不会也是按照股份多少而不是能力高低来安排职务？
于是，精明的南存辉决定提早考虑接班人的计划，通过设立“败家子基金”，来表明自己对于企业接班人问题的鲜明态度。
南存辉说：“我跟小孩子讲，我可能不会有很多财富留给他们。给他们财富更多的可能是我自己的创业精神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我还跟他们讲过，假如自己没有学习的能力，没有创新的能力和创造的能力，给你钱再多也是个负担。我不一定会给他们留下太多的财富。这些财富可能会变成基金，可能会贡献社会，包括我们现在对他们的教育，都是为了使他们能够获得学习的能力。
“我觉得职业经理人可以是家族成员，也可以不是家族成员，我是根据这个岗位来定的，你当好了就在上面干，当不好就下去。”
南存辉说：“儿子大学毕业后，只要有能力就让他上，没能力就不让他上。但必须和其他员工一样，从基层做起，严格考核。”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家族企业的家族成员一般拥有企业全部或者部分的资产所有权，并掌握着公司最为重要的管理权，实行家长集权式管理，家族文化也趋于感性，人治重于法治。但是，“一家人的思维方式多少有些类似，没有一个突破点，容易延误商机。”周德文说，“所以，实行职业化管理就势在必行。”
温州当地媒体对30名温州商人作了调查，发现只有20％的温州企业家决定退休后由子女掌管企业，近60％的企业家表示没把子女列为接班对象，其余的则表示对这件事还未作考虑。
“我从没想过让两个女儿来继承我的事业，我只希望她们以后能找到一份自己喜欢的稳定的工作。”温州市中邦金属礼盒有限公司总经理曹建中坦言自己的打算。
曹建中原本是温州一家集体企业的车间主任。1986年，想当自己老板的曹建中创办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如今，曹建中的公司在温州有了一定的知名度。用他的话来说，最初的目的是为了生存，经过这么多年的奋斗，现在企业壮大了，他感觉更多的是对社会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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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7节：第五章 温州人和你不一样的手段（14）
曹建中不希望两个女儿重复他的路，他希望“女儿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职业”。
谈到企业接班人的安排，曹建中表示，他会考虑从公司员工中物色出类拔萃的人物，给予相应的股份，让他当好企业的舵手。
温州天正公司是温州低压电器中的新秀，它创立于1990年。成立初期，公司的主要领导人是高天乐与高天放两兄弟。后来，高天乐逐渐认识到，企业在发展，仅仅靠个人及家族成员的力量是无法适应企业发展及市场竞争的要求的。于是，1996年底，天正集团公司通过《温州日报》以年薪30万元公开招聘总经理，在众多的应聘者中，最终选择了原先担任一家国有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的胡中胜。后来，天正公司先后数次发动管理、技术人员和普通员工中的骨干人员入股，集资数千万元，从而导致企业所有权的相对分散化。高天乐说：“现在很多人不会把自己的资产交给下一代。我不需要把这个企业给我的孩子，中国人在未来的时间里在这件事情上会越来越想得开。”
许多温州企业家认为，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已经不是个人的财富了，而是一种社会财富，自己在挑选企业的接班人时，已经不能从家庭的利益去考虑了，儿女有儿女的志向，如果他有志向、有能力管理最好，如果他不愿意管理或者无法管理好，与其眼睁睁地让企业死掉，不如交给别人来管理。这种思想正表明了温州企业家的成熟，也展示了温州企业的发展方向渐渐摆脱了家庭企业的阴影。
温州人语录：
长江后浪推前浪，我的退出是很自然的事。经济和社会发展总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去的，我很高兴给后来的人当了梯子。
——金乡包装材料厂创办人 叶文贵
我觉得职业经理人可以是家族成员，也可以不是家族成员，我是根据这个岗位来定的，你当好了就在上面干，当不好就下去。
——正泰集团董事长 南存辉
希望儿子好好读书上大学，将来能进政府部门做个公务员，切切实实地为社会服务，帮助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
——亚龙投资集团董事长 张文荣
12。用文化提升品牌内涵
致富思维：
穷人：只要做好产品就行了，搞那么多花样做什么呢？
温州人：小企业做产品，大企业做文化，文化可以赋予品牌更浓厚的内涵，使品牌更具有人文性，更受消费者的喜爱。
报喜鸟是在我国服装市场竞争最残酷的时期崛起的，在谈到企业的竞争优势时，报喜鸟集团董事长吴志泽说，报喜鸟几年来的竞争方式的演变经历了数量竞争、质量竞争、品牌竞争，现在进入了设计竞争和文化竞争。
文化是一件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人类在社会中的一切能力、习惯。文化竞争是经济竞争的最高形式。
在温州，谈到企业文化，大家首先想到的都是钱金波，钱金波是温州商人中最钟情于文化的人。
1995年，钱金波创办了永嘉红蜻蜓鞋业有限公司。当时，钱金波一无厂房，二无产品，三无稳定的市场。但是，即使在这种条件下，钱金波还是把全部的精力花在了企业文化上。钱金波认为，技术可以复制，但文化不能抄袭。
他解释道：“曾经有一位中国的鞋王把自己的鞋子拿到意大利去。意大利的一位非常知名的专家看了一下我们中国制造的鞋，他说很OK，我给你打99分。后来就问他，还有1分是什么，他说还有1分是文化。所以从这一点上我们不难发现，为什么意大利的鞋子和我们中国的鞋子有10倍价格的差距，它到底差在哪里？……唯一最大的差距，就是在于我们的品牌还没有很长的历史感，没有历史，文化就没有沉淀。”
“我在全国各地走的时候，又有很多人说，杭州非常骄气。为什么骄？因为它有本钱。因为它有西湖和水而骄傲。雷锋塔为什么有名？因为有白娘子的美丽传说。全国很多地方都有塔，为什么只有雷锋塔加上西湖，它就会成为持久的我们杭州的文化？难道这不是文化带来的一种旅游经济吗？所以我就在这样想，它的差距就是文化的差距。”
当不少刚成立的企业都致力于产品经营、交易、生产等环节时，钱金波却提出了打造“文化品牌红蜻蜓”的响亮口号。
“红蜻蜓编织着五彩缤纷的梦，盛开着我的梦想。或许这是一种对于童年的怀念，或许是一种对生命的吟唱，或许是在生活之中越来越多地渴望飞翔，它让我用毕生的精力去呵护、去守望。”钱金波如是说。
于是，钱金波先投入20万元与温州电视台合办了一个“红蜻蜓之旅”栏目；随后，他又有了“红蜻蜓奖学金”、“红蜻蜓美食文化”、“红蜻蜓文化家园”、“红蜻蜓少儿节目”、“红蜻蜓明星足球赛”、“红蜻蜓杯山水画比赛”等电视栏目；接着，“红蜻蜓？红五月”大型文化系列活动又给红蜻蜓企业的文化增添了一道风景线。到1995年底，创办了才9个月的红蜻蜓创下了3000万元的产值，利润16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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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8节：第五章 温州人和你不一样的手段（15）
1999年，钱金波发现具有5000年历史的中华鞋文化没有得到相应的关注。于是，他留心收集各种鞋子及与鞋子相关的文化，诸如鞋子与戏曲、鞋子与歇后语、鞋子与笑话等。于是，他的专卖店里出现了“郑人买履”、“隔靴搔痒”、“临时抱佛脚”等雕塑，鞋文化得到了弘扬。钱金波说过一句话，在红蜻蜓专卖店里，你可以不买鞋，但你可以了解到“三寸金莲”等典故的由来。
1999年10月，钱金波有幸认识了叶大兵先生，他是民俗研究所的所长，专门研究民俗文化。叶大兵对钱金波说：“我对鞋子也非常有兴趣，它也是民俗研究的一部分。我现在已经准备了几十万字，有很多的材料都是反映鞋演变的历史。”钱金波一听，感觉好像飞机上掉下一个钱包，被他捡到一样。于是，他跟叶大兵先生一拍即合，很快就设立了全国第一家专门的鞋文化中心——红蜻蜓鞋文化研究中心。
红蜻蜓鞋文化研究中心收藏了大量的鞋子。钱金波对鞋子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不管到哪里，他都要购买一些奇特的鞋子回来。他说：“我每一次出差到一个地方，我都要到古玩街那里去看看。如果发现一双鞋子，我都会非常惊喜的，好像比订了100万的合同还要惊喜。有一次，我们到澳门去，我发现了一双清代的用生皮做的钉靴，而且是高筒的，我自己估算可能要两万块钱，我感觉这双鞋非常的古老，非常的好。但是，接下来一问是五千块，我就把它买回来了，而且非常喜爱。”
2001年5月，红蜻蜓集团建成了中国第一家中华鞋履文化馆。展馆收集了300多件从先秦到民国，不同时期不同民族具有代表性的鞋履。
走进中华鞋履文化馆，你不仅可以欣赏到惬意的秀鞋、三寸金莲，还可以欣赏到先秦的鞋履、明代的军鞋、清代的花盆底鞋等等。
2002年，红蜻蜓又摘取了“中国名牌产品”称号。对此，钱金波说：“是文化之力托起了红蜻蜓。”
为了更好地宏扬鞋文化，钱金波和叶大兵先生一起将历代鞋履文化资料汇总起来，编撰成我国第一部《中国鞋履文化辞典》由上海三联出版社出版。钱金波也被称为“中国鞋文化第一人”。
短短几年，红蜻蜓在文化方面已经投入了1000多万元，曾有人这样问钱金波：“你现在所做的一切，到底是卖鞋还是卖文化？”钱金波语出惊人：“在我的眼里，文化和鞋子已经相融，并不存在卖什么的问题。”
钱金波说，名牌产品的背后必须是文化，文化承载量越大，其效益释放量也就越大。如今，红蜻蜓已经飞入千家万户，在国内拥有三个开发设计中心、五个生产基地、八个销售中心、四十多个办事处、两千多家专卖店和店中店，红蜻蜓已经成为“中国鞋都”的一面鲜明的旗帜。
许多专家、学者在接触了“红蜻蜓”后，发出这样的感叹：
“红蜻蜓是诗与音乐孕育的品牌，有着自由、火热、奔放的灵魂。”
“红蜻蜓不是热烈的太阳铸成，就是清澈的月华缔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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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5月，钱金波在西湖见到了金庸大侠，金庸笑着对钱金波说：“你以文化出招，叫‘飞龙在天’，果真厉害。”
企业文化是无形的，一个好企业要有稳定的核心理念，它在员工心目中要像教义在教徒心中的地位一样，任何一个好的公司都是这样。柯林斯写过一本书：《基业长青》，专门探讨什么样的公司才是高瞻远瞩的公司。一个可以发展几十年一百年的公司，企业文化起了很大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要把文化理念融入到产品中，使产品具有自身的个性特点，并为广大消费者所接受，成为消费者共同的价值取向。
温州人语录：
价格的差距，也就是文化的差距。
——红蜻蜓集团董事长 钱金波
设计和工艺可以克隆，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