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2-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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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李敖的文章之后，知道他是办理文化性的批判言论的最佳人选。他来之后，《文星》因他而作风大变，这点李敖没有吹牛。我希望他这样做，我支持他这样做。但是李敖说在他没来的头四年，《文星》是不算的，这一点是太过分了，何凡主编的那四年的贡献是不容抹煞的。《文星》创刊不久便发生一件大事，就是成舍我的狗年谈新闻自由，为当局不惜，甚至有人批评我们是新亡国主义者。李敖来后，与我配合得非常好。〔14〕
尽管《文星》有着“求变”的思想动机和真实心态，但“中西文化论战”的不期而至，对于《文星》来说真是可遇而不可求。胡适的那篇英文讲稿本身并不存有意挑起论战的动机，恰恰是他本人长期以来在对待东西方文化时一以贯之的态度，而那个冲劲十足、竭力想维护胡适思想的青年李敖则另当别论了。关于这场文化论战的时代背景，有一种说法值得思考，即台湾社会自1953年以来实施四年为一期的长期经济建设计划，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已历经了两期，在大量引进西方资本、科学技术、技术人才的同时，伴随而入的西方思潮早已将台湾的社会文化结构冲击得摇摇晃晃：“当时徘徊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文化十字路口的台湾知识分子，早就希望能在思想上做一个解决……论战顺应了整个台湾现代化过程的最高潮——一种新的文化观，或说世界观的形成。”〔15〕正是在这种痛苦的精神徘徊与思索之中，胡适这篇英文讲稿恰好成了某些文化保守人物对变革中的社会发泄不满、质疑攻讦的机会，深刻地反映出当一种新的文化观乃至世界观正在逐渐形成时所造成的必然困惑与矛盾心理。这里我们不妨看一下当时胡适在英文演讲中是怎样说的：
我认为我们东方这些老文明中没有多少精神成分。一个文明容忍像妇女缠足那样惨无人道的习惯到一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没有一声抗议，还有什么文明可说？一个文明容忍“种姓制度”（the
caste system）到好几千年之久，还有多大精神成分可说？一个文明把人生看作苦痛而不值得过的，把贫穷和行乞看作美德，把疾病看作天祸，又有些什么精神价值可说？
现在正是我们东方人应当开始承认那些老文明中很少精神价值或完全没有精神价值的时候了。那些老文明本来只属于人类衰老的时代──年老身衰了，心智也颓唐了，就觉得没法子对付大自然的力量了。的确，充分认识那些老文明中并没有多大精神成分，甚或已没有一点生活气力，似乎正是对科学和技术的近代文明要有充分了解所必需的一种智识上的准备。因为这个近代文明，正是歌颂人生的文明，正是要利用人类智能改善种种生活条件的文明。……
我主张把科学和技术的近代文明看作高度理想主义的、精神的。我大约三十多年前说过：“这样充分运用人的聪明智能来寻求真理，来控制自然，来变化物质以供人用，来使人的身体免除不必要的辛劳痛苦，来把人的力量增加几千倍几十万倍，来使人的精神从愚昧、迷信解放出来，来革新再造人类的种种制度以谋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样的文明是高度理想主义的文明，是真正精神的文明。”
这是我对科学和技术的近代文明的热诚颂赞──我在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二六年首先用中文演说过并写成文字发表过，后来在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又在英美两国演说过好几次，后来又用英文发表，作为俾耳德（Charles
A。Beard）教授编的一部论文集《人类何处去》里的一章。……〔16〕
这是胡适一生最后的一次演讲。他要以一个“魔鬼的辩护士”的身份，说几句怪不中听的话。针对胡适对东方文明的精神毫不容情的批判与质疑，最先作出反应的是徐复观在《民主评论》十二卷二十四期（1961年12月20日）发表《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一文。他以一种近乎失态的口吻猛烈抨击胡适的“东方的老文明中没有多少精神成分”这一说法。
徐复观说：“看到胡博士在东亚科教会的演说，他以一切下流的辞句，来诬蔑中国文化，诬蔑东方文化，我应当向中国人、东方人宣布出来，胡博士之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是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我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因为他不懂文学，不懂史学，不懂哲学，不懂中国的，更不懂西方的，不懂过去的，更不懂现代的，而是他过了七十之年，感到对人类任何学问都沾不到边，于是由过分的自卑心理，发而为狂悖的言论，想用诬蔑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方法，以掩饰自己的无知，向西方人卖俏，因而得点残羹冷炙，来维持早已掉到厕所里去了的招牌。这未免太脸厚心黑了。”
此时徐复观已近六十岁，颇有点“老夫聊发少年狂”的率性。有人称他是一位“天赋热情充沛、疾恶如仇的人，常会因情绪激动，破口直言，而笔锋又凌厉尖锐，不免予人以刻薄的口实”〔17〕。这时胡适已在病中，似未有任何答辩，但他在去世之前曾激动地提及这件事〔18〕。接着，胡秋原〔19〕在《文星》第五十一期（1962年1月1日）上发表二万七千字的长信《超越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进》。他不以胡适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为然，警告人们不可在“复古”、“西化”中二者选一，“因复古只足以促成洋化，而洋化无论西洋化、北洋化，到最后是亡国”，同时告诫年轻的朋友们应当“认真的、规规矩矩的做人，认真的、规规矩矩的求学，以便将来有机会认真的、规规矩矩的立国”。胡秋原的这一“荒腔走板”立即遭致李敖的反驳。李敖在《文星》第五十二期（1962年2月1日）《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文中，一枪连挑五十几位中国三百多年来的古今人物，并直截了当地声称这些人都是有病的。这些病包括义和团病、中胜于西病、古已有之病、中土流行病、不得已病、酸葡萄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病、挟外自重病、大团圆病、超越前进病等等，不一而足。他甚至认为“取长舍短，择善而从”地面对西方文化的理论是行不通的：“我们面对西方现代文化，就好像面对一个美人，你若想占有她，她的优点和‘缺点’就得一块儿占有”，企图改正美人缺点，就是妄自尊大的厚颜；因此“我们一方面想要人家的胡瓜、洋葱、钟表、番茄、席梦思、预备军官制度，我们另一方面就得忍受梅毒、狐臭、酒吧、车祸、离婚、太保（不知害臊）、大腿舞和摇滚而来的疯狂”。李敖后来在《文化论战的一些史料与笑料》一书中，将胡适的那篇英文讲稿以及自己这篇《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视为这一场论战中“真正在思想‘趋向’方面指路的文献”，而“其他的大量文字，有的是这条路上的压路机，有的是这条路上的拦路虎……”〔20〕
当《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文发表后，李敖自己也惊讶了。这篇文章竟给他带来了始料未及的“不虞之誉”与“不虞之毁”，一时间是“数不清的来信，数不清的批评、赞扬、支援、恐吓，以及数不清的文字上的辩驳讨论”〔21〕。李敖突然发现自己此时已然成了《文星》上的一个焦点人物。于是聪明过人的他开始反击了。就这样，一方以李敖为首、另一方以胡秋原当帅，一场言论两极、硝烟四起的“中西文化大论战”于焉而爆发。参加论战者，支持李敖的有居浩然、许登源台大哲学系助教、洪成完台大数学系助教、何秀煌（台大哲学系讲师）、陈鼓应（台大哲学系助教）等中青年学者；站在胡秋原这一边的有徐复观、郑学稼、叶青（任卓宣）等资深政论家。不久，胡适去世。1962年3月1日，《文星》因势利导，于第五十三期推出“追思胡适之先生专号”。在这期文章中，除十一篇纪念文章之外，仍有三篇论战的文字，分别为胡秋原的《由精神独立到新文化之创造——再论超越前进》、徐复观的《过分廉价的中西文化问题——答黄富三先生》、李敖的《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一时洛阳纸贵，杂志几天内连印四版，计二万多册，一场“中西文化论战”终于喧嚣腾上，为整个台湾社会所瞩目。有学者认为，就在《文星》提供“讲台”的这一期，“《文星》的新人物李敖已经领头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破口大骂，同时，年轻的一辈已经对老一辈展开全面性攻击。他们不但以古人，同时也以现时现地的今人作‘战争’对象，而且这时候的论辩，不仅不能平心静气，甚至极普通的道理，也必须以挖苦与讥诮的口气才说得清，讲台已在不自觉中变成了擂台”〔22〕。其实，这一段议论未必持平而公允。年轻、嚣张的李敖们固然是在骂人了，但徐复观从一开始就对胡适“恶语相向”，实际上也是引起论战双方开骂的一个因素。再如，这时替胡秋原、徐复观等人帮腔的某些人在1962年2月25日《政治评论》上撰文讥笑李敖是“胡适的鹦鹉”，嘲讽李敖与陈序经〔23〕“真是穿着一条裤子”等，显然也表现得不够理智。就此看来，论战从一开始就暗含一股远离理性之岸的暴戾乖张之气，其实双方都有一定的责任。
1962年4月，李敖在《文星》第五十四期上发表《我要继续给人看看病》，郑学稼则有《论白话文和白话文的运动——附答李敖先生》，同期的还有居浩然、许登源、洪成完、李彭龄、黄富三、东方望、孟戈等人的文章。东方望在文章中嘲笑徐复观做人不够恕道，在胡适生前大肆攻讦，此时又为文大捧，“在古今中外之褒贬文章中，两个月之内，如此转态度者，当推徐复观教授为第一”；居浩然在文章中也为胡适的“西化”运动辩护，他认为现在的“全盘西化”，应是专就以近代西洋科学为基础的工业技术而言，说到底就是“全盘科学化和全盘工业化”，同时批评胡秋原的“俄化”问题简直“不知所云”，甚至提出要与胡秋原公开比试一下英文的“读、说、写”能力，且开了个洋书单，要他“不妨认真将这些书读通，再谈知识社会学不迟”，其文字充满挑衅而不留余地；李敖则在文中嘲笑徐道邻的文化观念中无不渗透着“世界博物馆馆长”的好梦，想以万花筒的方式，来维持各地文化传统于不堕，分明是在替“传统派做嫁衣裳”，又说胡秋原“是一位病得很辛苦的大病人”，他的长篇大论矛盾百出，仅“超越”一文就有自相矛盾三十七处之多；许登源在文中批评胡秋原以“立正、向前看、超越、前进”来比喻“超越”完全是一种口号，“一点也没有说到具体的方法”，逻辑观念也不正确，并建议胡秋原“应修好大一逻辑”，再“吃一帖强烈的泻药，把自己杂乱无章、概念不清、思考不逻辑等毛病统统泻去”，完全是一种轻蔑的口吻；洪成完攻击胡秋原《由精神独立到新文化之创造》一文，认为一个“渊博常识”的知识分子，除了先天因素外，还必须多读及格的书，多做硬功夫，如果不了解及接受新知识，对于尚在争论中的问题狂加断说，他便没有资格谈现代化问题，胡秋原不过是一个“头脑不逻辑”、昧然不知“科学”为何物的“蜘蛛式的玄学英雄”而已，于是奉劝胡秋原“勿玩弄名词，也勿被名词玩弄”，“多动大脑多思考，少动小脑耍笔杆”；李彭龄针对徐复观《一个伟大书生的悲剧》、《过分廉价的中西文化问题》两篇文章而戏之，怀疑徐氏根本不曾、也不能真正地了解过胡适，徐复观笔下的胡适之，毁也好，誉也罢，也就“无啥斤两了！”黄富三在驳斥徐复观时认为：“胡先生是说东方文明只有极少的精神价值，并不是说东方文明根本没有灵性。”他问道：“凡是人便有灵性吗？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也有灵性吗？”至于妇女缠足问题，胡适不过是举出“包小脚”这个例子，是想说明中国文化中缺少“精神成分”，徐对胡适的批评“只是向空中虚放一响而已”；孟戈则在文中大声呼吁“我们年轻的一代，要痛痛快快地接过这位大师交下来的历史接力棒……我们不能再兜圈子了，再兜圈子什么都完了！”虽然《文星》在上一期的“编辑室报告”中还特别强调“来稿只要是理性的，而不是肌肉冲动——例如谩骂，人身攻击，我们将尽可能的刊载”，可这一期的《文星》就几乎成了一本反胡（秋原）反徐（复观）的专辑，其中“四篇围攻胡秋原，三篇围攻徐复观。即使徐道邻的一封短信，也遭受无情的批判。作者们熟练地运用逻辑辩证技巧，毫不留情地把对方逼到墙角，再用教训的口吻数落对方，要他们回去多读点书再回来辩论”〔24〕。如此猛烈的文字火力，让胡秋原、徐复观等人如坐针毡，他们迁怒于《文星》，实际上也是在责怪萧孟能。就在这时，胡秋原却突然翻脸了，再也不愿回到《文星》来了，而是转移阵地，开始在《世界评论》上撰文反击《文星》上的年轻人。他把居浩然、李敖、许登源、洪成完四个人编为甲、乙、丙、丁四号，予以个别批评，甚至怀疑《文星》敢于有组织性地连篇刊文攻击自己，是有一股势力在迫害他。这让萧孟能多少感到有点意外：
原则上，只要是言之有物，对知识分子是有意义的，不管它刻不刻薄，无论是正面或是反面，我都让它发表。当时胡秋原对于李敖给他的反驳与攻击，恼羞成怒。对《文星》拂袖而去，如果他不这样做，他的反驳与攻击的文章，不管有多长，我们还是照样刊登。过去他的长文，我们不但登，而且是一次登完。为了他一篇长达七万字的文章，《文星》不惜增加页数，一期登完。我们对他的尊重，他是没有话说的。相信任何其他杂志是不可能这样做的。〔25〕
胡秋原为《文星》的长期作者，文章以冗长而著称。《文星》从来都是以一次刊出为原则，可见当时萧孟能对他确实抱有几分尊重。胡秋原在《文星》的最后一篇笔战文字《由精神独立到新文化之创造——再论超越前进》见诸“追思胡适先生专号”，之后便不再向《文星》投稿。萧孟能曾去信并要求见一面，均未得到答复。于是《文星》第五十七期的“编辑室报告”中出现这样一段话：“这次文化问题的讨论，《文星》仅供篇幅，让各种不同意见的人都有发表的机会，但没料到有人辩翻了脸，反而迁怒于《文星》，这是我们感到很遗憾的。”这里“有人辩翻了脸”指的就是胡秋原。继胡秋原“出走”不久，郑学稼、徐复观等人也相继退出《文星》。胡、郑、徐三人本来跟《文星》编辑委员会大多数成员一向私交甚笃，可由于此时“李敖的介入，台湾大学一批学有所专，而且自命能谈问题的青年朋友接着也涌入《文星》，于是《文星》的知识阵容，在年轻人狂热和激情的泛滥下，声势日渐浩大”〔26〕。而胡秋原、徐复观这些人自认为遭到了年轻知识分子在《文星》上的连番围攻，于是也不愿坐以待毙，以同样的方式予以反击，导致了双方由论战而谩骂，相互扣大帽子，乃至人身攻击，终至与《文星》而决绝……就中西文化问题而言，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则陈独秀、胡适等五四前后的人物当为第二代知识分子，胡、郑、徐等人以年龄和早年在大陆文坛崛起的时代而言，无疑应属介乎第二三代之间的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