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2-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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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人学，不是神学，对有时难以避免的猥亵和暧昧、性事和隐私、窥淫和窥私、索隐和附会，批评家与读者所持立场应何如？张宏图是这样“窥视隐私文学”的：“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让隐私文学存在下去吧，人们读得多了，自然生厌，因为生活不仅仅是隐私，生活中有更重要的东西，人们无法终日关心他人的隐私，窥视欲在多次阅读中会得到满足，仅此而已。既无需为其喝彩，也无需对其声讨，平平静静才是真。”当然女性主义文学绝不等于隐私文学。
有人想表演比基尼，甚至只是“突围表演”，是自然的；有人想窥视这种表演，甚至看得津津有味，也是自然的；“制造这个时代的意淫景观”，也是自然的。中世纪欧洲的禁欲主义尚且只禁止做，不禁止说，我们现在怎么连在文艺中意淫都不允许呢？有些书商和男读者企图将中国女性身体写作当作色情文学或春宫画，那也是我们的文化心理的错，不是女作家的错。我们为什么不能培养那一种类似古希腊人的健康自然的性文化心理，将性活动当成做游戏或运动那样的平常，向人类原本共通的审美经验回归呢？
女人有些自我欣赏是自然而然的事，但过分自恋是危险的游戏。在与性有关的一切上面无论做什么文章，正面的也好，反面的也好，容易有效，但意义终究都有限，因为性就是天性，也只是天性罢了。这正如陈晓明所言：“女性主义在中国就如同时装表演中的女性身上比基尼，但我们不能把比基尼夸大为旗帜。”确实，裸体雕塑、裸体油画风行世界几百年了，但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国旗上赫然印一张裸体画。比基尼很多姑娘都爱穿，但没有谁在庄重的场合穿比基尼的。贬损比基尼与夸大比基尼都不是顺其自然的健康正常的人生态度。
文学是人学，写人有时也难免写到人的性事和隐私，有时也难免被读者“窥淫”和“窥私”，这是文学的宿命。
化腐朽为神奇，这是文学在宿命中绽放的自由之花。但愿中国的女性身体写作永远穿着比基尼，除此之外大概也无路可走，既不能回归过去的“蓝蚂蚁”，也不能沦为“脱衣舞娘”。
“佞宋”何指？
？ 陈福季
《书屋》2004年第12期范泓《胡适为何屈就东方图书馆馆长》一文说：“明末清初著名藏书家和出版家毛晋所刻印的许多书也在收藏之内，包括《十三经》、《十七史》等。毛晋刻本在当时影响很大，著名学者钱谦益就说过‘毛氏之书走天下’这样的豪迈之语。尽管也有不少人因毛晋很少臆改宋本而称其‘佞宋’，将宋本的一些错误也推到了毛本的头上。”但此段话完全是错的。
其一，钱谦益言“毛氏之书走天下”是张冠李戴。此话不是钱谦益的，而是清代大藏书家朱彝尊说的。他在《严孺人墓志铭》中说毛晋“力搜秘册，经史而外，百家九流，下下至传奇小说，广为镂版，由是毛氏锓本走天下”。〔1〕可是范泓在文中却改为“毛氏之书走天下”，加在钱谦益的头上是不妥当的。
其二，关于“佞宋”的问题并非毛晋的故事，而是清中叶的藏书大家黄丕烈之事。清中叶的藏书大家黄丕烈（1763～1825）一生无声色犬马之好，只是喜欢收藏图书和读书、校书，尤其喜爱宋版书。他的好友顾广圻字千里为他撰《百宋一廛赋》，说他家所藏宋本多达百部以上，就送他一个外号“佞宋主人”。黄氏欣然受之，便常自署此号。这“佞宋”最生动地概括了他一生的性格和藏书特点〔2〕。清人叶昌炽在《藏书经事诗》中咏黄丕烈藏书事也说：“得书图共祭书诗，但见在咸宜绝妙词。翁不死时书不死，似魔似佞又如痴。”清末著名目录学家缪荃孙也高度评价黄丕烈的藏书：“荛翁黄之别号题跋于书目别开一派，既非直斋之解题，亦非敏求之骨董。文笔稍多芜累，而溺古佞宋之趣时流溢于行间。”而在毛晋时代尚未产生“佞宋”之名，何能有“尽管也有不少人因毛晋很少臆改宋本而称其‘佞宋’，将宋本的一些错误也推到了毛本的头上”之事呢﹖正相反，毛晋是明末清初的大藏书家兼出版家，因为他也收藏了大量的宋元善本和独创了“影抄”法而刻印书籍，所以他刻的书质量都很高。因为毛晋“校勘、监刻工作十分认真，凡汲古阁刻成的书版，都要经过几次校正挖改方可开印。对原书的疑误，没有确凿的证据，他都不轻易删改，以免出现错误。汲古阁印书所用的纸张，都是从千里以外的江西专门定做的毛边、毛太纸。所印出的图书装潢考究，纸墨精良，不仅有学术价值，而且也是难得的艺术品”〔3〕。这样，也才有所谓“毛氏锓本走天下”的轰动效应。说“将宋本的一些错误也推动了毛本的头上”的没有别人，也只是范泓“自己一人”而已。
关于毛晋、钱谦益、黄丕烈和朱彝尊等大藏书家的事迹资料不说车载斗量，可也说数量不少，不难寻觅。如不确凿，不妨多处查查，弄准确了再写不迟。可作者并非如此，在尚不掌握这些人的确凿事迹资料之时，即率尔为文，这就难免错位嫁接，张冠李戴，远离事实了。且今如此为文的学者专家不在少数，是读书界、学术界的一大弊端，当纠其谬以诫其余也。
注释：
〔1〕转引徐雁主编：《中国读书大辞典》，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1页。
〔2〕〔3〕见郑伟章、李兀健著：《中国著名藏书家传略》，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133、73页。
出人头地与衣锦夜行
？ 易小明
整洁、文明、富有，是人们对德国的第一印象。整洁，不要看干干净净的街区，只要看一尘不染的卫生间；文明，不只是购票时自觉排队，还有过路时的相互谦让，和主动帮助别人时的友好笑脸；富有，不只是满街的汽车，漂亮的别墅，还有围菜园用的钢化玻璃栏和不锈钢管。由于个人的趣好，我更加注意的是德国人的贫富差别及其相关文化，我发现，德国的富有者像在“衣锦夜行”。
衣锦夜行是讲一个人穿着漂亮的衣服在夜晚行走，没人看见，有不值得的意思。在德国，收入多，交税多，收入少，交税少，富不傲穷，穷不妒富，大家相互尊重，相安生活，自然而然。由于德国的富有者不显山露水、招摇过市，所以说，他们像在衣锦夜行。可是，爱面子的中国人，却特别渴望衣锦还乡。如果有钱了，就非得让别人知道不可，否则，就像是白富了。富人不仅要衣冠楚楚，更要前呼后拥。在街上，一看那大腹便便、高昂着头、前呼后拥者，十有八九就是个当官的或者是有钱人。但在德国要进行这种有钱与否的判断却相对较难，个个都文质彬彬、气宇轩昂，富不彰富，穷不显穷，不了解底细，从外观上你根本不知道谁拥有万贯家财。
德国人的人生价值取向、人生价值实现领域主要划定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之间，它注重人与自然的差异，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改造，所以，他们能够发现更多的自然规律。这样，生产力发展当然也很快，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强调自由和平等（当然，这也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过程）；而传统中国人的人生价值取向、人生价值实现领域则主要划定在人与人的关系之间，它注重人与人的差别，强调人对人的征服、改造，希望能出人头地、做人上人，所以，中国人崇尚内圣外王，其社会关系的历史更替也较为频繁，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则讲究和谐共处，追求天人合一。
其实，内圣外王之道作为传统中国人的人生价值追求，它的提出是以人的差异、矛盾的客观存在为前提的。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个人内心世界差异和矛盾的客观存在，二是人与人之间差异和矛盾的客观存在。事物都是相反相成的，正因为个人的内心世界存在着恶念、存在着不善的一面，所以才提出人需要内在修养，从而达到内圣。也正因为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分离、对立和斗争，存在着邪恶，所以才要求外王，达到天下太平。因此，个体自身善恶之间、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差异和斗争，客观上为传统中国人理想人格的实现、为其人生价值的实现提供了用武之地。更为重要的是，内圣外王的实现也不是追求一种客观公正合理的社会秩序，不是实现人与人之间的自由和平等，而仍是追求一种差等和谐的社会秩序，是上智下愚的稳定，是君子之德对小人之德的风化。所以，内圣外王的实现也仍是一种安定的差等社会的实现，是有序差异对无序差异的取代，所以，中国社会是一种差等结构。
在中国传统差等社会结构中，天生缺少人人平等理论，更没有人人平等的社会实践基础。在中国人看来，一个人，只有当他在差等社会结构中具有一定的地位之后，他才算得上一个人物，才算是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而要如此，他就得不断地“学”。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学”不是指学科学文化，而主要是学如何“仁爱”，如何有德，如何做人。只有通过“学”，他才会悟，才会出类拔萃，从而出人头地。可见，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就是这样与差等社会结构相互支撑、互为表里的。在孔子眼里，大禹、文王都是有德之人。孟子也强调举贤授能。荀子也提出：“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他说：“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唯其学乎！”所以，在中国历来就有“学而优则仕”、“仕则达”的思想。
可见，在传统中国人眼里，人生价值的实现意味着显耀，意味着特殊，意味着与一般百姓的不同——不仅是经济收入方面的差异，还有权力、地位、名声等方面的差异。所以三字经有“少而学，壮而行，上至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继于前，裕于后”之论。这里的“泽”、“扬”、“显”、“继”、“裕”都充分表现出人们对社会差等优势的承认、崇拜和追求。这也就是说，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成为人们实现其人生价值的根本出路和方法。然而，这种方法可能促人进取，但更多的是带来内耗。
综上所述，一种行为，一种现象，总有它深刻的文化根源。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以这样的速度，三十年赶上像德国这样的世界先进国家也许不成问题。但是，要维持这样的速度，仅仅依靠经济自身的力量恐怕很难，还必须从文化的变革中寻求一种恒久的支撑力量。
曾国藩家族中的女性
？ 骆晓戈曾国藩及其后的五代，数十人各有成就，堪称人才辈出，其中好几位是女性。这与曾国藩重视家庭教育、对子女督责甚严分不开。曾国藩在重视子弟教育和培养他们的同时也重视妇女教育，重视妇女在持家和教育子女中的作用。首先，曾国藩是深受祖父的影响成长起来的，而他的祖母比祖父整整大了七岁，他的母亲又比父亲大五岁，可见在这个家族中十分看重女辈在主内、齐家、相夫、理财方面的作用。在曾国藩的后人中，五个女婿均是他亲自看中的亲家，可谓门当户对。这些亲家的父辈与曾国藩是至交，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可是没有料到的是他相中了好的亲家，却没有择选到如意的女婿，子不承父业，五个女婿均不像他们父辈，没有大的作为。而自始至终为曾国藩所看重，起到了支撑曾氏家族作用的是他的二媳妇。
在曾宝荪的回忆录中曾经这样写道：“关于我的祖母，我要多说明些，因为没有祖母，我们孙辈的教育便会毫无成就。”〔1〕曾宝荪女士于民国五年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是我国第一位在西方获得学位的女性，著名的教育家。她的祖母正是曾国藩的二子纪鸿的媳妇郭筠。我们平时谈到曾国藩的家族五代均有人才辈出，曾氏有成就的后裔几乎全出纪鸿一房。
她的爷爷曾纪鸿是一位优秀的数学家，“生有四子一女，其后代多有人才，但他本人三十三岁便去世了，将家庭支撑起来并给予子孙以良好教育的，则是他的夫人郭氏”。同治四年，郭氏与纪鸿成亲后，曾国藩曾经亲自指导她读完《十三经注疏》和《御批通鉴》，培养了她良好的文化修养。曾宝荪在回忆录中还谈到：“我祖母是一个最公平的老人，她带了她每个儿子的最长的孩子，不论男女，都归她教养。我是大房的长女，大姐是二房的长女，二弟是五房的长子，三弟是七房的长子，恰好两个孙男两个孙女。我祖母的教育总之也很特别，她不赞成八股文章，也不愿两孙去考秀才，但她要我们学外国文学……”〔2〕“我和大姐并未习女红烹饪，却要画画、读诗、学做诗。”〔3〕注释：〔1〕〔2〕〔3〕《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106、106、106页。
人 物
？ 杨 晖
画
《门窗》系列（彩墨画）
？ 谭冬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