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2-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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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其一切职务，后又派刺客潜入河内汪精卫住宅行刺，结果误杀曾仲敏。事后，陶希圣在香港为《南华日报》撰写一篇题为《为河内暴乱事件质问重庆之执政者》的社论，声称“自抗战以来，汪先生仍本于一贯之精神与努力，求国家命脉之保存，求民族生机之持续，不断以维护国力为念虑”，“故在无可再战之今日，主和无罪”，继续为汪精卫的投降行径作辩护。后来，尽管陶希圣对日本政府的劝降政策开始有所觉察，不赞同汪精卫以组织“新政府”来与日本谋和的做法，但出于他和汪氏多年的交情（早在1927年他在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任内就与汪精卫一派人士接近，成为具有汪系色彩的学者之一，后在主持由周佛海组织的“艺文研究会”期间，更是经常和汪精卫晤谈，引为知交），在焦虑与彷徨中仍然从香港去了上海，参与汪日谈判。此时，他已在汪逆的卖国投敌活动中陷得很深了，如果再朝前走一步，就将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
高宗武自幼赴日本留学，1931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因在《中央日报》发表分析日本问题的文章引起国民党高层蒋介石、汪精卫的注意，提拔为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主持对日交涉事务。后来高奉派驻香港，主持对日情报联络工作。高也是“低调俱乐部”的中心人员之一，赞成汪精卫的“对日和谈”主张。1938年7月高宗武秘密抵达日本东京，本意或许是进行和平试探，实际上替汪精卫的“和平运动”跟日本人牵线搭桥。同年11月20日，高宗武、梅思平在上海与日本军方签订《日华协议记录》，为汪精卫的卖国投敌活动充当了开路先锋。1939年5月高宗武还随同汪精卫、周佛海访日。以后，高也多次参与了汪日谈判活动。因此重庆当局下令通缉的名单中就有高宗武在内。
二、迷途知返，深明大义高宗武、陶希圣虽然一时大节有亏，但毕竟不同于周佛海、陈公博之流，正如陶希圣自己所说的那样：“好比喝毒酒。我喝了一口，死了半截，发觉是毒酒，不喝了。汪喝了一口，发觉是毒酒，索性喝下去。”在上海和日本人谈判过程中，高宗武、陶希圣逐步认识到所谓“求和”必将成为投降的事实，日本的狼子野心暴露无遗，最终目的是宰割中国、灭亡中国。他们见到日本方面提出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以及《关于日支新关系调整的基本原则》、《关于日支新关系调整的具体原则》、《秘密谅解事项》等八份文件，提出的条件十分苛刻，其侵略中国的要求大大超过以往日方提出的条件：日本要的地域从黑龙江到海南岛；所包括的事物，下至矿业，上至气象，内至河道，外至领海；从东南至西北，一切中国的权益，包括主权、领土、港湾、河流、矿藏、银行、交通、军警、武器……日本都要毫无遗漏地持有或控制。如果签订这样的卖国条约，必将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高、陶惊出一身冷汗，力劝汪精卫不要签字，退出和谈，离开上海，或出国隐居，总之绝不继续谈判。但汪精卫此时已完全受日方控制，极力迁就日方，铁了心甘愿充当卖国贼，一心要成为日本扶持下的“新政府”首脑。高、陶对汪精卫已讲不进话，完全无力作任何劝说了，倘若继续跟着汪精卫走下去只能是绝路一条。沮丧与绝望之余，陶希圣想到了以死来寻求解脱，但又不甘愿就这样一死了之。那一时期他给香港家中的每一封家书中都含有大量的沉痛之语，如1939年10月20日的信中说：“我自投到山穷水尽的境地，又不肯作山穷水尽的想头。譬如污泥中的一粒黄沙，自己不想做污泥，却已是污泥中的一分子了。有时一两个好友在一起，谈起我们所处的环境，总觉得只有研究如何的死法：投水呢？触电呢？自戕呢？然而这一粒黄沙还有留恋着不能死的必要。”1939年12月30日汪逆签订卖国密约这天，高宗武和陶希圣都借口生病拒绝参加签字仪式。高、陶的反常态度，引起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疑心。有人密告陶希圣，称李士群、丁默邨的“七十六号”特务机构正在计划刺杀他，然后再开“追悼会”；高宗武也被特务监视，随时有生命危险。1940年1月2日，高宗武去寓所看望陶希圣，两人商定，立即秘密离沪，脱离汪精卫集团。在杜月笙、万墨林的援救下，1月4日他们被悄悄护送上由上海驶往香港的“胡佛号”轮船，翌日顺利抵达香港，终于脱离了虎口，回到抗日阵营中。
1940年1月22日香港《大公报》发表了高宗武、陶希圣致该报的信，以及他们带出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暨附件全文。同一天重庆、昆明、上海及国内外许多报纸也刊载了这一卖国条约全文。香港《大公报》1月22日的头条新闻为：高宗武陶希圣携港发表汪兆铭卖国条件全文集日阀多年梦想之大成！
极中外历史卖国之罪恶！
从现在卖到将来从物资卖到思想重庆《大公报》该日的头条新闻为：高宗武陶希圣在港揭发汪伪卖国密约将密摄照片呈送国府另函交本报港版发表“汪日密约”在媒体公开披露，对日本和汪伪集团引起的震撼不亚于一场政治地震，使全国同胞更加认清了日本侵略者企图亡我中华的狼子野心和汪逆的卖国贼嘴脸，从而坚定了抗战到底的决心，也促使抗日阵营中一些原先对日本尚抱有幻想的糊涂人士丢掉幻想，头脑清醒起来。当有人批评高、陶此举在道义上背叛重用他们的汪精卫时，高、陶义正辞严地公开表示：他们参加了汪日谈判，在道义上应有保守秘密之责任，然而当洞悉“日本方面割裂及灭亡中国之企图”，汪精卫组织“不可得而私为秘密”，“希圣宗武等为万万同胞及万代子孙之独立自由与生存计，认为上述之道义上责任不复存在矣”。
应当提及的是，陶希圣有一位智勇双全、深明大义的妻子万冰如，关键时刻起了重要作用。为了帮助丈夫首先脱离汪精卫组织的人员居住的愚园路住宅，再图脱身之计，她带着五个子女义无反顾地于1939年12月13日从香港抵达上海，在法租界环龙路租下一幢房子，使陶希圣得以有借口离开愚园路和家人同住。在汪精卫一伙逼迫陶希圣在卖国密约上签字时，她斩钉截铁地对陶说：“我把全家的生命带来住在上海替你，你走。如果走不出去，我夫妇一同死在这里。如果你签字，我就打死你。”在高、陶秘密离开上海后，她大胆地去面见汪精卫、陈璧君，机智地以劝丈夫回上海为理由，要求带两个小孩子同去香港，毅然把三个大孩子仍然留在上海读书，实际上是作为人质，这样使汪精卫夫妇得以放心。作为一个母亲，这需要何等的勇气和毅力啊！陶夫人带着两个孩子先行到达香港。后来，在杜月笙、万墨林的营救下，陶希圣的三个大孩子又被秘密送上去香港的轮船。1940年1月21日上午，陶氏三姐弟乘坐的轮船刚驶出吴淞口来到公海，高宗武、陶希圣联名的《致大公报函》和汪日密约全文已由专人送至大公报社。1月22日三姐弟搭乘的轮船还未抵达香港，汪日密约已经在香港、重庆、昆明、上海等地同时见报。真是好险啊！晚走一天就脱不了险了。全家在香港终于团圆，谱写了一曲动人的爱国主义正气歌。后来香港沦陷，万冰如毅然让丈夫跟随九龙难民回乡队逃离虎口回内地，自己则带着孩子们颠沛流离，经历种种艰辛危难，跋涉五个月才抵达重庆，确实是一位坚强而伟大的母亲。
三、警示后人，勿忘爱国高宗武、陶希圣曾经是汪精卫的亲信，是汪氏“和平运动”的最早发起者和重要参与者，而且追随汪精卫到上海，参加汪日谈判，错误不可谓不重大。他们一生都为此大错而痛悔和自责。高宗武后来去了美国，不问政事，专事学术研究。陶希圣后来在委员长侍从室为蒋介石效力，还为蒋起草《中国之命运》，跟随蒋去台湾，直到七十岁才离开政治权力中心，重新专心从事学术著述，1988年在台北逝世，享年九十岁。他始终认为当年一度随汪行动，无论于公于私都是件憾事。但在事关国家和民族命运大是大非的紧要关头，他们以国家民族存亡为重，坚决脱离汪精卫集团，公开揭露汪日密约，虽然内心的煎熬和压力是外人所无法体会的，但他们义无反顾地走出了这一步，以行动向全国同胞剖明了心迹。
在“高陶事件”发生二十七年后的1967年2月，陶希圣在美国华盛顿与高宗武欣然重逢。两位老人共同缅怀往事，无限感慨。“高陶事件”深刻警示后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尤其是在事关国家民族命运的大是大非的紧要关头，必须坚持爱国者立场。爱国不分先后，每个人无论持什么政治信仰，但维护祖国统一是共同的神圣职责。即使政见不同，也决不能当分裂和出卖国家民族的罪人。高宗武、陶希圣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毅然脱离曾追随多年的汪精卫集团，公开揭露汪日卖国密约，表现出爱国主义的高风亮节。此壮举载入史册，功在千秋，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这一历史功勋的。
“高陶事件”发生至今已整整六十五年了。岁月的尘埃并未遮掩这一事件的主人公身上闪烁的爱国主义光芒。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纪念日子，一切为了保卫祖国、保卫中华民族、战胜日本法西斯而做出牺牲和贡献的英烈和仁人志士都将受到中国人民的崇敬和纪念。高宗武、陶希圣的爱国主义壮举当然也在此列。
（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
变形金刚：约瑟夫·富谢
——读《约瑟夫·富谢——一个政治性人物的肖像》
？ 吴蓉晖
风风火火的法国大革命和睥睨一切的拿破仑旋风以席卷之势涤荡欧洲的旧秩序，造就了无数璀璨一时的政治明星：罗伯斯庇尔、马拉、丹东、罗兰夫人、拿破仑……他们得意时，光芒四射，众人仰望；失败时，身陷囹圄，身首异处；命运跌宕起伏，令人瞠目结舌。这种大喜大悲大起大落的戏剧性命运至今仍吸引着后人的目光。而与此相反，当时那些真正手握大权却又不事声张、悄然隐于幕后的实力人物，随着时间的流逝，倒好像显得微不足道，好像要淡出人们的视线，淹没在历史的黑暗中。但这恰恰是认识历史的误区和盲区。正如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所言：“一个英雄人物仅仅通过他的存在还能几十年几百年地控制着精神生活，但也只是精神生活而已。在真正的现实生活中，在政治的权力范围内，起决定性作用的很少是出类拔萃、思想纯正的人物，而是价值微小得多，且身手更加灵巧的种类：那些幕后人物。”
约瑟夫·富谢正是那一时代曾经影响过世界历史的一位不容忽视的幕后人物。茨威格以其历史学家鹰一般的慧眼和利爪捕捉到了这个猎物，不惜笔墨为其立传。传记不愧是大师手笔，他分析入微，画龙点睛，夹叙夹议，笔墨酣畅。一气读完，富谢的政治肖像活灵活现宛在眼前。
这是一个罕见的政治奇才，有其顽强奇崛的政治生命为佐证：“世事变幻急遽，他却岿然不动。吉伦特党人全部倒台，富谢不倒；雅各宾党人被逐，富谢留下；督政府、执政府、帝国、王国，后来又是帝国，全都消逝，归于毁灭，可是每次富谢都留了下来。”
岿然不动的全部秘密，就是准确辨别风向，及时改换门庭，永远站在多数派，站在胜利者一方。“他只知道一个党，他忠于这个党，并且将永远效忠到底，这就是比较强的那个党，多数党。”借用诗人的名言：“背叛是背叛者的通行证。”富谢的从政史就是一部背叛史，一部不断叛向强者、步步高升的历史。当神气活现的恺撒需要安东尼〔1〕的时候，富谢就奇迹般地从天而降变成安东尼；同样是这个恺撒、气数已尽时，那个“安东尼”就摇身一变成为了可怕的勃鲁托斯〔2〕。
不背叛康多赛和多鲁——吉伦特派人，富谢就无法一本万利地捞取到足够的革命资本；不背叛罗伯斯庇尔——雅各宾党人的精神领袖，富谢就无法安安稳稳地继续坐在国民公会当他的议员；不背叛巴拉斯——富谢落难时的恩主，富谢就无法顺理成章地从旧日的贵族之敌变成家私万贯的奥特兰多公爵；不背叛波拿巴——法兰西皇帝，富谢就无法以足够的筹码达成与路易十八的肮脏交易……
够了，凡有无耻的背叛，必有可怜的牺牲。富谢背叛得那么纯粹、那么彻底、那么果断、那么问心无愧，是因为“背叛并不是他的目的，他的战略，而是他最根本的天性……对哪一方都不忠诚——只忠于这种游戏，这种来来去去虚假两面，夹在中间的游戏，只忠于一种几乎是非物质性的，一种完全是致命的魔鬼式的欲念”。
纵观历史，可以大胆地断言，富谢这种左右逢源上下通吃的族类，这种既能变换身形又有不坏之躯的变形金刚，想做的人不少，能做的人不多。因为成为这样的族类，需要太多的条件。他必须是一个冷血动物，冷静到这样的程度：“神经控制不住他，感观诱惑不了他，他所有的激情都在前额这堵不可穿透的墙后充实和消散。”他必须是一只变色龙，无论到什么样的环境，都能迅速与环境色协调一致：“只消二十四小时，往往只要一小时，甚至一分钟，他就可以干净利索地扔掉他的信念之旗，明目张胆地打开另一面旗帜。他不是和思想齐步向前，而是和时势同行。时势进展越快，他就追得越急。”他还必须是一个强韧的弹簧。为了蕴积那惊人的爆发力以便在关键时刻厚积薄发，他要忍受命运的挤压——贬谪与流亡：“流亡对于真正的强者绝不意味着力量的削弱，而只是力量的增强。”
就像魔法师摄走了人的魂魄就操纵了这个人一样，抓住了富谢这个政治叛徒的背叛主线，就揭开了他几乎全部的心灵秘密，锁定了他几乎全部的精神状态。但是且慢，如果这个一贯精于计算、见风使舵的家伙只配被押上道德法庭接受审判，只配被人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接受唾骂，那他就只不过是一个跳梁小丑，一个十足的小人，根本不配巴尔扎克的青睐，不配这位旷世文豪慷慨授予的“绝无仅有的天才”、“拿破仑曾经拥有的惟一的大臣”的称号。
历史的面相远比善恶分明的评判复杂一千倍、一万倍。富谢游历一生丰富多彩的政治斗争长河，有两个漩涡令人颇感兴趣：与罗伯斯庇尔的殊死搏斗以及反对滑铁卢一役后的拿破仑。
首先必须记住，横扫千军的历史风暴，从来刮的就不是一个方向的风，而是旋风，永远让身处其中的人辨不清东南西北。究竟是从一个激进变革的扫罗〔3〕变成一个人道的保罗“政治正确”，还是相反，几乎全凭当事者一时的赌兴和赌运。赌输的代价则高昂无比：以命相抵。因此党派之争转瞬即成政治仇杀。当富谢与罗伯斯庇尔发生正面冲突时，法兰西上空笼罩的正是这样的恐怖阴云。斯时，罗伯斯庇尔以他惊人的一击已经干掉了他在右派中的一百多个对头，他的铁拳也同样果断地挥向自己的行列：丹东、德姆兰、夏博、哀伯尔、德格朗丁、肖麦特和其他二三十人，都因反抗他的意志，反抗他教条主义的虚荣心，被送进坟墓。
下一个是谁？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问题就像一头会自我繁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