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史纲 作者:柏杨-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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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凝诗：“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显示出扬州这个商埠的纸醉金迷。
　　但中国最繁华的都市，不在东南，而在西北。河西走廊在大分裂时代，兵马踏践，荒凉不堪。自上上世纪（六）末叶，全国统一后，因与西域（新疆及中亚东部）以及更西诸国的交通恢复，水利建设跟着发达，遂成为一个广大的黄金走廊，稻麦稼禾，青葱千里，人给户足，以致谚语说：“古凉州，甲天下。”商业都市从敦煌到长安，一连串排列下来，像一条灿烂夺目的珠宝带。尤以敦煌为最，它同时还是一个中国与西方文化交流中心，用各种文字，如中文、西藏文、梵文、于阗文、龟兹文、粟特文、突厥文，写成的佛教经卷和文学作品，在市面上流行，供应过往的各国商旅行人购买。
　　西南地区的成都，也是财富集中地，当时又有谚语：“扬州一、益州二。”扬州通海，是水陆码头。益州（四川成都）则纯是内陆贸易，南临新兴的南诏王国，商人们可以穿过南诏，到达印度，不过道路艰险，并不能构成贸易动脉。所以成都的繁盛显然不靠对外贸易，益州四周是一个富庶的大盆地，它本身的条件就够它发展。
　　首都长安，集中全国精华。它除了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外，同时还是全国商业中心。跟任何国家的首都一样，长安市民大部分是消费者，人口密集。内有东西方四十余国侨民，包括远自非洲来的黑人（昆仑奴）。他们很多在长安永久居留，开设商店酒家，用西洋女子作招待（胡姬），以与中国的男性酒保竞争。他们往往跟中国人通婚，连姓氏也都中国化。大多数都操中国语文，而且有很高的文学造诣，有些人还参加科举考试，成为中国政府正式官员。如进士及第的李彦升，就是阿拉伯人。
　　中国被当时各国崇拜的程度，远超过其他两大超级强国，因为东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对宗教是排斥性的，只有中国对各种宗教兼容并包。伊斯兰教随着阿拉伯人的足迹先到中国，此外还有景教（基督教的一支）、袄教（波斯拜火教）、摩尼教（波斯阴阳教）先后都传入中国，教堂寺院，各地林立，尤以长安为最多。中国高度发展的文化，使来到中国的各国人民，大多数以成为中国人为荣。他们来到中国之后——西洋人多为经商，东洋人多为求学，便不想再返回，千方百计地要留下。
　　各国派到中国的使节，也往往不肯返回他的本国，就在长安定居，有些使节到中国已四十年之久，娶妻生子，成家立业，从语言到文字，全盘华化，但他在法律上仍是外国使节。本世纪（八）八十年代时，这种只来不去的使节，就达四千余人。他们来的时候，中国富饶，各国朝贡使节，一进入国境，中国政府即负责他们的饮食住宿，四千余位（而且有增无已）使节，四十余年招待，使第二个黄金时代结束后的中国政府不胜负担。七八二年，宰相李泌命他们选择，或仍保持他们的国籍，那就得早日回国；或放弃他们的身份，成为中国国民。结果全部归化为中国国民。
　　四　　唐王朝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结构，数百年来，一直没有巨大变化。即令受到来自东西两洋宗教上和商业上的冲击，跟以前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同。不过有若干部分隐晦，有若干部分突出。我们把它的纵剖面，作成下页表：
　　贵族，当时的术语称为士族，是国家的统治阶级。统治阶级的构成，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最尊贵的封爵贵族，即皇族、戚族、封三、封侯。皇族、戚族是天生的统治阶级，封王、封侯则依靠爵位参与政权。
　　第二部分是门第贵族，即世家士大夫。南北朝时代那种把持政府、世袭官职的煊赫情形，到了唐王朝，仍有强大的残余势力。北魏帝国颁定的那些“郡姓”，照旧成为一种特殊阶级，高居平民之上，继续以做官为唯一职业。这种门第贵族集团中，崔、卢、李、郑、王五个姓氏，也继续保持五世纪时尊贵的地位，世称“五姓”。
　　他们的地位，在一般人心目中，有时候还超过皇族。一个例子可作说明，下世纪（九）时，中级官员郑颢，正在跟卢姓议婚的时候，皇帝听了宰相白敏中的推荐，命他娶万寿公主。这是普通人家求之不得的荣耀，但郑颢却因断了卢姓婚姻的缘故，把白敏中恨入骨髓，以致白敏中以后几乎死在他手。五姓当然对自己的身价尽量利用，所以他们的女儿遂成为诈财的工具。选择女婿，除了门第相当外，还要索取巨额聘金，有时高达一百万钱——即一千缗（贯）。唐王朝开国时宰相的年俸才三百六十缗，折合起来，一个女儿的聘金等于一个宰相三年的俸禄，如再折合粮食，等于三万石稻米，即一百五十万公斤稻米，这个数字至为可惊。
　　第三部分是官僚贵族，即寒门士大夫。指出身寒微的现职官员。所谓“寒门”，就是平民阶级中的庶民，他们普通情形是，通过科举考试，如进士及第、明经及第，进入政府，担任官职。一旦担任官职，他就有资格摆脱他的阶级，而挤入统治者士族之林。他们最初不能避免的因出身太低而受到门第贵族的轻视与排斥，但借着权力和通婚——如娶五姓的女儿之类，就有机会进入门第贵族阶层。
　　平民，包括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庶民，即自由人。自由人中最尊贵的一个阶层是吏佐，这是一种特殊身分，介于贵族与平民之间，但本质上却是平民。用现代军队阶级比拟，吏位可称为士官，他们比士兵高一等，但他们永不能升为军官。他们只能从事诸如缮写文件，管理档案之类工作。当官员们横施贪暴时，吏佐因为多是本地人士，对本地情形比较了解，往往成为人民最大的直接灾害。他们如果想升迁到官员——士族的位置，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参加科举考试。比吏佐低一等的是农民，这个居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阶层，却跟政府最无缘分，而且在东西洋贸易中，处于被剥削的地位。只有商人是天之骄子，他们拥有比农民较好的享受，而且一旦和官员结合，还具有政治上的影响力。
　　第二部分是贱民，也就是奴隶，没有个人的自由。杂户，是政府直属农奴，由地方政府管辖，战时调拨入伍。音声人，地位跟杂户一样，归太常寺管辖，世代担任乐工。官户，是罪犯之家，由司；农寺管辖，男子为农奴，女子多发配洗衣局。
　　工户，少府寺管辖，世代担任工匠。乐户，包括妓女、戏剧演员和其他游艺从业员，太常寺管辖。部曲，是贵族私人所属的农奴，农奴的后裔永远是农奴。客女，部曲家的女儿，是贵族所属的女奴。妓女，首都长安地区的妓女，原属太常寺，后来专设教坊管辖。奴婢，是最下等、最卑贱、最哭诉无门的奴隶，身体生命，全操主人之手。奴隶的地位与奋牲相等，而奴婢的地位却比吉牲还低。
　　贱民阶级是法律和贫穷的产物，罪犯的家属，经政府明令没入官府时，就变成贱民。然而大多数贱民都因为贫穷，农民在无法活下去时，往往出卖子女为奴为娼、或自愿抛弃自由，投奔身兼大地主的士大夫门下，充当部曲n贵族跟平民的等级是严格的，只有“科举”一条似有似无的狭径，作为庶民爬上贵族地位的阶梯，而贱民则连这个狭径都没有。贵族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在政治法律以及风俗习惯上，都有对平民镇压性和隔离性的不平等规定。以婚姻为例，贵族平民之间，绝对禁止通婚，跟贱民尤其不行。我们可举一个着名的冤狱，作为说明。江都（江苏扬州）县长吴湘因为侵占国家钱粮下狱，仅此并不能构成死刑。但不久就查出他的妻子竟是部曲身分颜悦的女儿，这种破坏Y礼教”的罪行不可原谅，于是斩首。死了之后，后任法官又查出颜悦不但不是部曲，而且还当过青州（山东青州）官员，属于官僚贵族阶级，颜悦妻子的父母，也是士大夫，原判决错误。皇帝特地为此颁下诏书，为已死了的吴湘昭雪，并对原法官惩处。
　　五　　文学发展中国文学，始终在音韵作品方面迈进，由《诗经》，而《楚辞》，而《汉赋》，一脉向下传递。到了第四第五世纪，汉赋发生变体，成为花枝招展的骈体文。直到本世纪（八），再发生变化，散文和短篇小说兴起，白话文也兴起。
　　骈体文是一种纯贵族的文字欣赏，反复不停的“四六”字句，好像乞丐唱莲花落，使人有一种油腔滑调的感受。虽然有一部分文章家乐此不疲，但开始后不久就被摒弃。反骈体文的大将是被后人尊崇为“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大师韩愈。八代，指八个王朝：东汉、曹魏、晋、南宋、南齐、南梁、陈、隋。这正是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几个世纪骈体文盛行时代，也正是中国文学最黯淡的时代。韩愈主张恢复骈体文之前——第三世纪之前古文的体裁，即不讲韵脚，不讲对仗，有什么直说什么。这种古文。即我们所称的散文。
　　散文出现，对骈体文是一个大的伤害，骈体文逐渐萎缩到只限于一小撮士大夫圈子，专供皇帝诏书或大臣奏章之用。大多数士大夫逐渐采用散文，而且很有成就。
　　如韩愈的《祭十二郎》短文，以平铺直叙的结构，表达他丧侄的沉痛。柳宗元的《永州八记》，以同样笔法，表达他对风景的印象，都是骈体文无法表达的作品。
　　除了散文，同时也产生了从前所没有的短篇小说。这个突破眼科举制度的不够严肃有关，唐王朝的考试不如后代慎重，政府权贵人物，如公主、亲王之类，往往事先指定人选，甚至指定名次。应考士子的激烈竞争，不在试场，而在试场之外的权贵之门，他们不惜用种种方法，博取有权大佬的垂青。其中一个方法是，把自己写的文章，先行送请权贵鉴赏。
　　文章与文学不同。文章是表达思想的短文，形态类似现代中学生课堂上的“作文”，字数从几百字到一两千字左右不等，堆砌经文典故，发扬儒家学派的仁义道德。诸如皇帝诏书、政府文告、大臣奏章、书籍序文、坟墓碑文、应试议论，以及文章家所写的一些论说，都包括在内。所以，无论用骈体文写的文章，或用散文写的文章，其枯燥无味则一，除非不得已，没有人要看。而应考士子的文章向权贵之门集中，堆积如山，权贵人物，更不会有胃口过目。为了引起权贵的注意，士子们在进呈他们的文章同时，另附一篇或数篇趣味浓厚的故事，即我们所称的短篇小说，希望从第一句起，就抓住读者——权贵人物，使他不能不看下去，这正把握了短篇小说的特质。
　　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文学作品，最初都以神怪为主。如《白猿传》，叙述一个女子跟白猿同居，生下一个儿子，这儿子长大后在唐政府做到将军之职。但大量的生产使它的取材越来越广，如《枕中记》，叙述一个落魄少年，遇到一位老翁借给他一个枕头，他在梦中娶崔家（五姓之一）女儿为妻，又进士及第，一帆风顺，官至宰相，然后年老逝世。大梦随着他的死而惊醒，发现借给他枕头的老翁正在他身旁烫酒，还没有烫温哩。这可看出道教思想已影响到知识分子的人生观。又如《莺莺传》、《霍小玉传》，提出社会问题，两篇内容相似，叙述男女恋爱故事，最后女主角都被海誓山盟的男主角抛弃。抛弃的原因是，唐王朝阶级森严，寒门士大夫不愿跟平民缔婚，以免葬送跟世家士大夫缔婚的机会。
　　无论散文和短篇小说，都是文言文写成，所以它们只是贵族文学，跟占全民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平民无关。平民文学一直是一片空白，但时机已经到来，一种专为平民服务的白话文写成的散文小说，大概在第五世纪就开始出现。一旦出现，即迅速传播。这种白话文作品，当时不称白话文而称“变文”，大概是由艰深变钱易，由文言变口语之意。白话文的对象不是贵族，贵族也瞧不起白话文，白话文的对象是广大的民众群。
　　白话文起因于佛教的传播，佛经虽然大量译成汉文，但用的是文言，文言本已深奥，再加上很多新的名词和新的语法，遂使译出来的佛经成为一种洁屈聱牙的天书，只有士大夫阶级中少数受过特殊训练的人，才看得懂。在这种情形下，要想民间接受，就必须靠文言文的再翻译——译成白话文，即变文。然后根据白话经文，用口头向民众宣讲。这些经文，每一篇或每一部（长篇）都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
　　如《维摩诘变文》，叙述居士维摩诘生病，释迦牟尼派他的门徒之一文殊前去探病，在探病时，维摩诘大显神通。如《大目乾莲冥间救母变文》，叙述目莲到地狱中，千辛万苦，把他母亲救出苦海。这些白话经文在寺庙或街头宣讲时，听众心惊魂骇，恐怖和懊恨使他们痛哭流涕，沉湎于历历不爽的因果报应之中，不知不觉皈依佛法。
　　白话文因传扬佛教而发生，最初只限于对佛经的再翻译，后来逐渐脱离佛教，逐渐出现中国人自己的创作，完成纯白话文学，内容就更丰富。社会、爱情、战争，都成题材。如《列国传》，叙述伍子胥为父报仇的故事。《明妃传》，叙述王昭君嫁匈奴单于的故事。白话文学是大众文学，爱好它的人数远超过爱好贵族文学的人数，文言文学一直跳不出官僚的小天地，白话文学则植根民间。
　　六　　唐诗文学中的诗歌部门，本世纪（八）有惊人的成功。在中国第二个黄金时代鼎盛时，同时兴起诗的黄金时代。到了政治性黄金时代结束之后，诗的黄金时代却仍然继续下去，保持二百余年的巅峰。
　　世界上任何文学作品都可以译成其他文字，只有诗不能。即令有绝世奇才能译其他国家的诗，也不能译中国的诗，中国诗是世界上唯一无法翻译的文学作品。因为中国诗的主词是隐藏的，译时必须加上主词，就意味全失。而汉文方块字是中国诗的主要成分之一，靠方块字的排列组合和含糊模棱的意思，即产生一种绘画般的诗意。抛弃方块字而译成其他文字，就像美女抛弃了容貌一样。所以中国诗不但不能译成外国文字，也不能译成中国的白话，诗是汉文所发挥的最高艺术。
　　在纪元前十二世纪《诗经》时代，只有三言四言（三字一句或四字一句）。到纪元后四世纪大分裂时代，才进步为五言。第六世纪隋王朝统一中国，才再进步为七言，完成诗的形式。上世纪（七）女皇帝武（上明下空）把诗列为科举考试中的主要课目，诗遂成为知识分子必修课程，就如春花争放，更为普及。
　　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有半数以上出生在唐王朝。我们用三位诗人作代表，说明诗黄金时代的成果。
　　岑参　　南阳（河南南阳）人，他的英雄气概使他的诗气吞山河，在帝国不断对外战争中，他歌颂荒漠中扞卫国土的战士。中国是一个战争文学最贫乏的国家，岑参悲壮的感情，在诗的领域中开辟一个新的天地，使一些斤斤计较私人感情的诗人，黯然失色。所以我们称他为“诗雄”。举他的《走马州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一诗为例；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搬砚水凝。虏骑闻之应胆慑，料之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