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自我批评-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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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人才会认为不正确。”这样的话，其口吻，其分量，自然非毛泽东手笔莫属。

几番风雨忆周扬　五、《大辩论》收不收入文集？

　　　　历史后来证明，一九五七年的事情的意义及其后来的发展，并不像《大辩论》和上面引的这段话所作的估量和预见。一九八一年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反右派斗争包括文艺界的这场大辩论，作出了同过去的看法有很大不同的结论。党为在这场大辩论中遭受不实批判和后来遭到很多苦难的同志们，作了改正。周扬自己在经受了“文化大革命”中对他的不实批判和严重折磨之后，也改变了对这段历史的看法，并且多次诚恳地向被他错误地批判和打击过的同志道歉。他还多次申明，作为处在那样地位的领导人，他不能也不想推卸自己的责任。虽然我们知道那时的事情，也不见得都能由周扬完全做主。但是，那段过程和那篇文章毕竟是历史。历史可以重新认识它，分析它，却不能略过它。

　　　　然而，《大辩论》竟然没有收在现在出版的《周扬文集》第三卷里。

　　　　八十年代中期的一天，正是《周扬文集》第一卷就要编成出版的时候，我去看望周扬，他同我谈起他的文集，谈起保留历史原貌的编辑方针，并且具体地谈到《大辩论》这样的文章都要原样收录，另加附记。他也说了附记难写，但表示很有信心。我向他说，我很赞成他这个方针，我知道这样做多么不容易，多么不合现在的定规，我很希望《周扬文集》能树立我们国家理论界文艺界编文集的一个新风。不久，《周扬文集》第一卷出版了，出版说明中的确向读者公告：“本文集所收文章，为保留历史原貌，原则上不作改动。”“有些文章，在今天看来，存在政治性或政策性的问题，由作者在文后加附记，说明文章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现在的看法，借以总结经验教训。这种附记，有的加之于单篇，有的置诸同类文章的首篇。”

　　　　后来，听说对这个编辑方针还有不同的考虑。在又一次去看望周扬的时候（那时候他已经因病住在北京医院了），我又向他力陈按原定的方针编文集的好处，从长远看、从历史看、从科学看的好处。他告诉我，主要是文艺界有一些同志非常地不赞成他把《大辩论》这些文章再编进今天出版的文集中去。这样的意见我也能理解。提出这种意见的同志是好意，担心收入和重印这些给过许多同志以伤害的文章，会重新触动历史的疮疤，并不是想“埋没”这些文章，隐去周扬的过失。但是我想，只要不是采取重新肯定这些错误批判的态度，而是采取保存历史、纠正历史错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态度，来收入和重印这些文章，是不致于引起误解的。周扬向我表示，他赞成这样的看法，这也是他本来的意见，他准备坚持原定的编辑方针。

　　　　一九八九年我提笔写《所希望于〈周扬文集〉的》，原打算把这两次看望周扬时有关编他的文集的谈话记下来。一打听，却得知文集的后几卷已经决定不收录《大辩论》这样的文章了。这就是我那篇纪念文章没能写下去遇到的难处。现在，作为一个无关人士的议论，我还是认为，如果能让周扬写一下他对这段历史的重新认识，同《大辩论》一起收在《周扬文集》里，如这部文集的出版说明中曾经许诺的那样，那该是多么有意义的事情。

几番风雨忆周扬　六、李之琏和于光远

　　　　科学界的反右派斗争，周扬没有过问。中宣部的反右派斗争，开头斗的是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好像他也没有过问。后来发展到反对李之琏同志等领导干部，周扬过问了。李是中宣部秘书长、机关党委书记，文联作协的党委属中宣部机关党委领导，李作为党委书记，受理了丁玲、陈企霞对一九五五年定他们为“反党小集团”一案的申诉，采取了听取意见、客观调查的公正态度。这在丁、陈被打成大右派以后，就成了“为丁、陈翻案”的大罪状。中宣部对李的批判，先是在小会上，后来扩大参加者的范围，我们这样的一般干部都被扩大进来参加过几次。正是在这些会上，我亲眼见了周扬疾言厉色、咄咄进逼、令人可畏的一面。

　　　　不过，中宣部后期的整风中，在批评于光远的几次中型会议上，周扬给我们的印象又有不同。对于光远的批评，没有上到右派的纲上，但是有些发言还是相当尖锐的。最使我们困惑的一个问题是，有些发言似乎是批评于光远和他主持的科学处不该反映那么多科学家的意见，似乎热心于反映科学家的意见，就是代表科学家，就是代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乃至于就是做了右派的传声筒。周扬听了会上的发言，作了总结。这总结很巧妙，或者说，很策略。通篇都是批评，但站得很高，没有太多具体的指责。代表科学家的问题，从两个方面立论，既说了只要是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作为中宣部的科学处，当然要向党中央反映科学界的意见，转达科学界的呼声，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就是要代表科学界，另一方面又说了，如果怎样怎样，那当然就要失去立场……这里记下的只是他讲话的大意，或者说，是经过我的印象和记忆过滤了的大意。总之，我们科学处的许多人从他这个发言中感到既受到了批评，又受到了保护。

几番风雨忆周扬　七、《科学十四条》

　　　　周扬在管自然科学工作方面做过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恐怕要算是一九六一年四月他在中国科协全国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并不是一次特别重要的会议，报告的记录稿也没有整理成文，正式发表。似乎只不过是周扬数不清的内部讲话中的一次而已。《周扬文集》没有选这一篇。我想，这是编选者不熟悉自然科学方面情况的缘故。在我看来，是应该选入的。不单是因为这对周扬来说是他管自然科学工作的一篇代表作，他的文集应该包括这一侧面。更重要的是因为这篇讲话是在全党进行政策调整的时候讲的，是在听取了科学工作方面几年来在执行知识分子政策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方面的许多问题的情况汇报的基础上讲的，是为了纠正违反这些政策的“左”的错误而讲的，是在许多问题上讲得相当中肯的一篇讲话。当然，对“左”的错误的认识，那时还不彻底，但确实在认真地纠正一系列当时已经认识到的“左”的错误。讲话的当时和传达以后，受到科学界的极大欢迎。

　　　　这时，中央科学小组组长聂荣臻同志正在准备制定《科学十四条》。周扬这篇受到科学界欢迎的讲话，自然受到主持这个文件制定工作的领导同志们的注意和重视。于光远作为中央科学小组的一个成员，参加了文件草稿的讨论，我作为科学处的干部，从整社的农村回来，参加了十四条后期修改的文字工作，以及聂总关于十四条给中央的长篇报告起草的文字工作，是同聂总的秘书甘子玉、张劲夫的秘书吴明瑜等几个人一道执笔的。我们都很赞成周扬讲话中的许多好意见并努力把它们反映到两个文件中。陆定一同志关于百家争鸣方针，这时也讲过一些精辟的意见，我们也努力把它们反映到两个文件中。按于光远的说法，这叫做科学处参与“笔政”。科学十四条，第一条就是：“提供科学成果，培养研究人才，是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后来简称为出成果，出人才）。聂总关于科学十四条给中央的报告，讲了七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红与专问题”，第二个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问题”。两个文件和文件的这些部分都是集中各方面意见包括许多领导同志意见的结果，而周扬那篇讲话中的不少意见，也反映在这几个部分中。说周扬这篇讲话重要，必须联系这个背景来理解。

　　　　此文现在在中国科协编的《科学技术团体史料…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至第二次代表大会之间的重要文件》中，可以找到。

几番风雨忆周扬　八、《文艺八条》

　　　　在中央调整农村政策（从紧急指示信十二条到农业六十条）的启动下，党在各方面的政策都进行了调整，进入了以调整为特征的历史时期。科学、文艺、教育，这三个知识分子部门的政策调整，科学是走在前面的，中央科学小组是走在前面的。科学影响到文艺。周扬说过，科学十四条搞得不错，使他决心要搞文艺的条例，这就是后来的文艺十条和八条。

　　　　文艺十条的起草，都是文艺家和文艺处的干部参加。那时，我在参加高教六十条的修改。在文艺十条修改为文艺八条的过程中，叫我这个科学处的干部“客串”了一段。这一段修改是在陆定一指导下，童大林来主持的。周扬也过问，但不很多，他说过些什么，我记不起来了。只记得，童大林按照陆定一的意思，主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要单列一条，同科学十四条和高教六十条中一样。他们很重视把这一条写透彻，写突出，说这是中国党的学术文艺政策的创造，周也同意。童还根据陆的意见，主张党对文艺作品就是从政治上来判断，划分三类：一类是政治上有益的东西，党就采取提倡的态度；一类是政治上有害的东西，党就采取反对的态度；一类是政治上无害的东西，党就不要管它，采取容许的态度。党就从政治上管，不要从艺术上管。创作思想上艺术方法上的是非优劣，那是文艺专家的事，让他们自己去讨论，去实践，党不要管那么多，党的文件里面也不要写那么多。他们觉得十条中这方面的内容多了一些。对于这个意见，周也表示赞成。不过，他讲了一个我过去不知道的情况。他说：政治上有益，有害，无害，这样的三分法，本来是毛泽东主席在西柏坡的时候提出来的，但是那是针对如何对待旧剧目而提出来的，那时规定，旧剧目中政治上有益的东西，加以提倡，政治上有害的东西，则要禁止，政治上无害的东西，可以容许，不要去禁止。用行政命令禁止的，不应太多。第三类无害的，占旧剧目的大多数。这样的政策，当时写成一篇社论发表，起了很好的作用。（根据周扬讲的这个线索，我去查了一下，果然有这样一篇社论，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社论，题目叫《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旧剧改革工作》。）

　　　　周扬又说：对旧剧目，这样划分，就很好了，足够了。然而，现在是对我们的文艺家自己的创作来说这个话，这就有所不同了。如果党只是说这些作品政治上无害，可以容许，那么，文艺家会怎么想呢？他们会想，我们写的东西不过“无害”而已，虽然可以容许，写这样的作品，又有什么意义呢。周扬主张，在这个文件中讲三分法，第三类应该叫做“政治上无害，生活上艺术上有益”，说明写这样的作品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记得在文艺八条中，这个问题就是按周扬这个修正方案写的。

几番风雨忆周扬　九、文科教材建设

　　　　至今我也没有想明白，为什么自然科学十四条、文艺十条、高教六十条，都制定了，就是没有制定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条例，甚至都不记得有制定这样条例的动议。大概是哲学社会科学同党的理论建设、理论斗争关系密切，情况复杂，很难把它当作一个业务部门的工作来制定条例吧。

　　　　但是，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方面，周扬从一九六一年四月起，也就是同那几个条例的起草大约同时，遵照中央的部署，领导了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建设的工作。用现在的语言来说，这是一项宏大的建设工程。包括文科七个领域“文、史、哲、经、政、教（育）、外（语文）”，艺术七类专业“戏剧、音乐、戏曲、电影、美术、工艺美术、舞蹈”，几百部教科书或其他形式的教材，网罗了几乎所有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著名专家参加。周扬在许多场合阐述了编著文科教材的一系列指导方针，这些讲话大都收入《周扬文集》了。这些讲话同他关于文艺条例和方针的阐述，是相互呼应的，不妨说是对没有形成条例的社会科学条例的阐述。特别是周扬提出和确认了一系列合乎学术工作规律的工作方法，主要是主编负责制。主编都是饱学之士（就是后来被打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那些人）。主编负责制的含义是：学术问题，参加写作的学者共同研究，但由主编最后拿主意，按主编的意见写。可以同一课程几种教材（如中国通史、中国哲学史），分别由几位学者任主编，以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周扬准备以他的领导地位和政治影响，来庇佑这项交付给国内这一大批第一流学者的宏大工程。他对主编们说过：政治上我负责，学术上你们负责。当时有人半带敬意、半开玩笑地说：周扬要当一代文宗！

　　　　我们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做过多次规划，大多由于政治运动的冲击而没有坚持执行下来。文科教材建设的这次规划，坚持了五年，“文化大革命”中打断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的还在进行，因此收到较多的成果。许多有学术价值的文科教材，不但当时，就是现在，都还是有用的，成为了我们的文化积累。周扬在这方面花的心血没有白费。

几番风雨忆周扬　十、李秀成

　　　　这期间社会科学工作方面还有一件事，我接触过的，就是《历史研究》发表戚本禹批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指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为叛徒，各方反映甚大。记得当时刚好发生英国一位人士送回忠王佩剑给我国博物馆一事，这事说明国际上也同我们国家里一样，把李秀成看作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英雄人物。英雄忽然被指为叛徒，使接受此剑的事，变得很尴尬。戚文发表后，广西来请示：当地民间有把李秀成像印为“门神”的习俗，现在能否继续印这样的像？

　　　　一九六三年九月周扬在中宣部召开了一个会，有哲学社会科学部各所负责人、各报刊负责人和史学界一些人士参加。大家议论纷纷，周扬作总结，说：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纪念的人物，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太平天国的李秀成，属于这里面的人物。对这样的人物作否定的评价，不向中央请示，就随便发表文章，是不慎重的，影响不好的。还布置了一些善后措施，无非是不让别的报刊转载之类吧。

　　　　不久，就知道毛泽东主席表示了意见：李秀成晚节不忠，不足为训。这样一来，周扬多少有点被动。不过，当时这似乎还不严重，周扬正在全力抓社会科学方面关系全局的一件大事。

几番风雨忆周扬　十一、《战斗任务》

　　　　这件大事，就是一九六三年十月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作题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的报告。我在周扬领导下，帮助他起草东西，这是第一次。

　　　　同《大辩论》一样，《战斗任务》也是毛泽东主席看过，认为讲得好，表示同意和赞赏，并且亲自动笔修改和增写了许多段落的一篇文章。报告是十月二十六日作的。十月三十一日周扬为送审这篇讲话稿给毛主席写了一个报告。毛修改退回后，周扬很高兴，告诉了我们这个情况。按那时的习惯，他没有一一告诉我们，哪些地方是毛改的。我们只能从经他誊录过来和再加修改过的稿子中，猜测哪些地方是毛改的。尽管一般说我们能够猜得出来，但是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