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自我批评-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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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工作是党交给周扬负责领导的，批评文艺工作，周扬自然处在很被动的位置上。这是大家都会感觉到的。至于这种批评，对周扬来说，是基本支持的前提下的批评，还是准备予以打倒的根本否定的批评，我们还没有往后一种可能上去想。我们看到的现象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周扬总是努力去紧跟毛主席的思想，又总是跟不上。
新年期间，刘少奇和彭真主持开了一个会，讨论毛主席对文艺工作的批示。刘从理论上讲，从《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起，讲现在的历史条件同延安时期历史条件的变化，讲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变化。彭有一个生动的比喻：社会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可是我们很多人头脑里面还是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叫做“身首异处”。从这样的宏观角度来讲现在文艺界同新的历史要求的不相适应。不久，周扬组织几个人到天津，住在那里的一个小院里，准备按照毛主席指示的精神，以及刘少奇和彭真的意见，再起草一个文艺文件。这显然是周扬争取跟上的一个努力。我再次被抓差，“客串”了一段起草工作。那是春天，一场雨后，看到小院里的梨花，使我想起“梨花一枝春带雨”的诗句和意境。小楼里挂了一副对联，是康有为写的，为吴佩孚祝五十大寿，联曰：“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一半；洛阳虎踞，八方风雨会中州。”记得的是这么几个不相干的情景，起草的情况却全然模糊了。周扬似乎是住一住，又走开一段。文件有了些粗糙的初稿，周扬也没有看，至少是没有动笔改过，就回北京，我也就不再参与了。
这个期间，中国文联和各协会以春节晚会发生的问题为由头，开展了一次小整风。这也是争取跟上的一个努力吧。五月，中宣部就这次整风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报告才出来草稿，还没有定稿上送，就被江青索去。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主席在这个草稿上作了第二个关于文艺工作的批示，批评的分量又加重了。说：“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裴多菲俱乐部的活动，那时被认为是导致一九五六年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祸首。这个批示一下来，形势陡然变得更加严峻。坐而论道的起草文件的事，不再提起，周扬出马上阵，到文化部领导大规模的严厉的整风去了。
几番风雨忆周扬 十五、“篡改”
周扬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这篇讲话记录稿整理出来发表，已经是一九六六年，《红旗》杂志第一期和一月一日《人民日报》同时发表。当作重要文章发表的那种阵势，不减当年。有一点同当年不同的，就是没有听他说此文送给毛泽东主席看过。我帮助他做过这篇讲话的准备和记录稿的文字整理，如果送过，毛主席有什么表示和修改，他不会不向我们说的。如果没有送，那又说明什么？
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在党内发出以后，周扬最重要的一篇讲话，就是文化部整风总结的讲话，这是回应和贯彻两个批示的讲话，但是没有公开发表。这次在全国青年业余文艺创作积极分子会议上讲话，如果准备公开发表，就得找出一个公开的方式，对毛泽东主席的两个批示作出回应，而不能只限于讲一些青年业余文艺创作的具体问题。反复设计，决定系统地讲一讲建国以来毛泽东主席领导的历次文艺斗争，共算成五次“大辩论，大批判”：第一次是电影《武训传》批判；第二次是《红楼梦研究》批判；第三次是胡风批判；第四次是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第五次就是贯彻毛泽东主席两个文艺批示，对“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达到高峰”的“资产阶级进攻”进行批判。周扬还要求在会上印发了毛泽东主席历次的有关指示，供大家学习。人民日报批判电影《武训传》的社论的有关段落和人民日报发表胡风材料的许多按语，这些历史文献作为毛泽东的文献印发，在与会的许多人甚至一些文艺领导干部中，都是一件过去不知道的事。至于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五年的两个批示，倒是由于近两年党内传达和学习，大家都已经知道了的。不过，在准备公开发表的整理稿定稿的时候，周扬思考了一番，同我们说：毛主席两个批示，有些很严厉的话，是向党内讲的，我们党历来的做法是内外有别，不好完全照原样公布。所以，发表时用转述的形式，对原话有所节略。
谁想到，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姚文元批判周扬，就从周扬这次讲话批起，从周扬对两个批示的转述有所节略批起，说这是“明目张胆的篡改”，是“抗拒毛泽东思想的偷天换日的大阴谋”！尽管当时我已经被当作黑帮分子打翻在地，精神上处于诚惶诚恐的状态，但是，这样的批判当时读了，不仅感到可怕，也感到可笑。姚文元神气活现地批判周扬的节略是“篡改”、是“阴谋”，可是就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自己引用毛泽东第一个批示的时候，也把批示中原有的一句话“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节略掉了。这又算什么呢？
当然，现在来看，周扬所作的节略，恐怕也可以说是对毛泽东关于建国以来文艺界状况的估计，不大理解和不大跟得上。“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在拨乱反正中，党中央已经对毛泽东主席两个批示过分地估计了文艺界的问题，作了结论。对于文艺界五次“大辩论”，也有了同过去的看法（包括周扬这篇文章中的看法）不很相同的结论。大概是由于这个原因，周扬这篇文章也没有收进《周扬文集》中。
几番风雨忆周扬 十六、“方求”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揭开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的序幕。此文发表时，周扬还在修改他在青年业余文艺创作积极分子会议上的讲话。他立即作了部署，要中宣部科学处组织写批评吴晗的文章。当时是林涧青和我帮助他张罗这件事。
在周扬的客厅里，他同于光远、林涧青和我一起议定了组织三篇文章：一篇批评《海瑞罢官》，一篇批评吴晗的历史观，一篇批评吴晗的道德继承观。第一篇由我主要执笔，从中国科学院借调林甘泉、邢贲思，从中国人民大学借调戴逸，到中宣部来一起写作。第二篇，约请《红旗》杂志的戚本禹写。第三篇，约请《红旗》杂志的关锋写。
由中宣部直接组织写作，经周扬指点并审定的这一篇，可以说是周扬在“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之前指导写出的最后一篇文章。这就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署名“方求”的《〈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
组织写这篇文章，总的说来目的是支持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批评，并不是反对姚文元文章，这是非常清楚的。当然，当时学术界和一般读者中，对于姚文全盘否定历史上的清官，抱不以为然的态度的很不少。我们也觉得姚文对清官缺乏分析。林涧青对“星宇”的一篇《论“清官”》评价甚高，认为很有分析，推荐给陆定一和周扬，他们也认为不错，比姚文高明。“星宇”是一个集体的笔名，主要作者是戴逸，这就是特地借调戴来参加写作的缘故。在方求文章中，加了一个附注，指出一年多以前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星宇同志的《论“清官”》，“不指名地对吴晗同志在‘清官’问题上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提出了认真的批评。文章对‘清官’问题作了很好的分析。这里参照和采用了其中的一些论点。”（这个注，原本不过是想表示不掠他人之美，也有表彰原作者之意。此举可能无意间得罪了姚文元等一批人，他们在方求文章发表不久，就在上海报纸上着力地指名批判起星宇文章来了。）
再一点是，学术界和一般读者中对姚文指责《海瑞罢官》有政治影射，写“退田”“平冤狱”是呼应现实政治中的“单干风”和“翻案风”，也不大以为然，认为过于附会。我们对于政治影射也拿不准，但在当时的气氛下，反正还是得往政治上联。我们设想，影射不能写得那么实，那么死，可以从一种社会思潮的反映的角度来写，写得活泛些，至于这种思潮的性质，那还是上到“反社会主义”的纲上。
在周扬那里讨论的时候，他赞成这些设想。他还讲了一个意见：要讲政治影射的话，最大的影射是罢官，那个时候罢了谁的官呢？这个影射，政治上就更严重了。不过，他说，姚文元文章没有提这个问题，我们的文章，也不去提这个问题。后来，略约听到了毛泽东主席讲到“罢官”的问题，周扬跑来告诉我们，要我们补上一两句，所以方求文章还是写了《论海瑞》和《海瑞罢官》“是假冒海瑞而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精神面貌的写照和颂歌”。
这里还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从政治上批评吴晗反社会主义，可是他在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是著名的民主教授，建国后也是拥护社会主义的左派。说人家反社会主义，得有个转圜的说法。我们引用了列宁的一大段话，讲“历史喜欢捉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这本来要到的房间，按列宁的说法，就是自以为“也是马克思主义”、“也是社会主义”的房间；这走进了的另一个房间，按列宁的说法，就是“资产阶级实质”的房间。这样，既上到了“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纲上，又留有不否认其本来要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房间的主观动机的余地。周扬很赞成这样的处理。他还很感慨地谈到文章中也批评到的田汉和孟超。他说，当他少年的时候，田汉在他心目中还是崇拜的偶像，孟超也是上海左联时代的人物。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多么深刻，这些同志跟不上啊。（现在想来，他自己虽然总在努力地跟，大约也感到跟得很艰难吧。）
方求文章当时发生了颇大的影响。读者中对“方求”是谁，有各种猜测。西北一位教授说，“方求”就是“周扬”，他的论据是：“求”与“周”，同一个韵；“方”与“扬”同一个韵。我们听了觉得颇为有趣。中宣部里一些人对于取名“方求”，也有个猜测：“方求”是“妨碍打乒乓球”的简称。这个猜测有一个缘故。我们那时讨论和修改文章，就在办公楼上大家公用的会议室里，会议桌就是一张乒乓球台，平时工间休息的时候，大家跑来打两下乒乓球。我们在那里讨论稿子，工间休息铃声一响，人家推门进来，我们就说：“对不起，妨碍你们打乒乓球了。”其实，取这个笔名，还是从毛主席诗词中找的，原来想用“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方遒”，有人说，“遒”字不好认，用个跟它同音的“求”字吧。就这样定下来的。由此可见，考据之容易穿凿附会。
方求文章当时得到的一个“好评”，是说这篇文章批评吴晗，纲上得高而又不觉其高。这就是“走错房间论”的效用吧，这篇文章煞费苦心的地方就在这里。纲上得高，是努力跟上当时已经定下的调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不觉其高，就是留有不一定责备人家主观上“有意识”“有计划”地阴谋反党反对社会主义的余地。正是这一点，后来被指责为周扬和中宣部对吴晗《海瑞罢官》搞“假批判、真包庇”，同姚文元文章唱对台戏的大阴谋！
几番风雨忆周扬 十七、“扣压”
方求文章送去发表的时候，《北京日报》上发表了吴晗的自我批评。周扬事先没有看到过这篇自我批评，他说，你们的文章照发吧，来不及研究他这篇自我批评后再作修改了。有新的话要说，就再写一篇吧。
不久，我们已经较详细地听到毛泽东主席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杭州讲《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的谈话内容。按照周扬的嘱咐，又写了一篇评吴晗自我批评的文章，题目就叫《不能回避要害问题》，仍然署名方求。总是紧紧去跟毛主席的指示啊。
这时，周扬确定的约关锋、戚本禹写的文章，也交到中宣部我们这里来了。约他们写的批评道德观和历史观的文章，本来安排属于学术批判。但是，戚本禹送来的文章，不是关于历史观的学术批判，而是讲吴晗《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的政治批判。关锋则送来两篇文章，一篇是讲要害问题的政治批判，一篇是批道德继承论的，也上到很高的政治的纲上。
三篇讲要害问题的文章，政治上都有很重的分量，能不能发，发不发这么多，我们没有把握。本来该向周扬汇报，由周扬做主决定。周扬这时被诊断为肺癌，住院准备作手术，许立群接手领导我们这摊子事。我们向许立群汇报：关锋和戚本禹的文章，讲要害问题讲得很明显，明显到在讲吴晗用“兵部尚书”的历史人物搞影射时，特地注明“兵部尚书”即“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字呼之欲出了。许立群说，这样大的政治问题他许立群做不了主，能不能发表要向上面请示。他还说，彭德怀现在还是西南三线的副总指挥哩，三届人大会议时，军委的同志讲彭德怀的问题，只给人大代表听，列席的政协委员都不让听哩。能不能这样明显地在报纸上公开批评？他要我们把三篇讲要害问题的文章（包括我们自己写的一篇），作出摘要，送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请示。五人小组是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一九六四年的时候成立的。
这是一九六六年一月，在许立群主持下陆续上送五人小组的材料之一。
关锋批道德观的文章，把吴晗讲道德继承，比之于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我们想，吴晗不管怎么说，是反蒋的呀，怎么能把他同蒋介石等量齐观呢。经过许立群首肯，由林涧青出面建议关锋把这些文字删掉。关锋的答复是：一个字也不能改！这样横蛮的态度，我们很有点愤慨。既然一个字不改，那么，这篇文章从政治上考虑能不能发表，我们没有把握，无权决定，要请示。于是，又作一个摘要，指出关键所在，向五人小组报告。
我记起，曾经读到过关锋用笔名在《光明日报》上讲道德继承的杂文。一查，查到了。署名何明，题为《人之有技，若己有之》。其实，当时也不认为这篇杂文有多么严重的问题。现在看，更不能说有什么问题。但是，我们觉得抓到了关锋的一个把柄：你关锋也讲过道德继承嘛，为什么你讲就没有问题，吴晗讲就是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我们又摘录了这篇文章，作为上述请示的附件。许立群问，怎么断定“何明”就是关锋？我们说，当时北京学术圈子里都知道是关锋。许认为，向中央反映情况，事实得查准确。我们查到了用关锋真名出版的一本杂文集（叫《边鼓集》吧，也许是别的集子），集中收的文章，有的在报纸上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