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自我批评-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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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真名出版的一本杂文集（叫《边鼓集》吧，也许是别的集子），集中收的文章，有的在报纸上发表时，就是署的“何明”。许立群这才认可，并要我们在材料上注明这一“考证”。
这是上送材料之二。
许立群还想起，中宣部向中央反映情况的内部刊物《宣教动态》，曾经摘录过关锋（庆云）的《从陈贾说起》和邓拓（马南邨）的《伟大的空话》，认为它们都有影射现实的含意。他主张也再印一下，连同上面的材料一起上送。我说，听说，《宣教动态》反映以后，关锋在《红旗》杂志作过自我批评，如果这样，那也就不必再向上送了。许立群说，问问胡绳（当时任《红旗》杂志副总编），有无此事。得到的回答是，关锋没有作自我批评，而且认为《宣教动态》的摘录歪曲了他的原意。许立群说，那好，这次全文照送，一字不漏！
这是上送材料之三。
上送了这些材料，上边却没有一个人给予批复和指示。
周扬确定组织的三篇文章，除了方求的一篇已经发表以外，另外两篇（加上派生出来的又两篇），都发生了有待请示解决的难题，又因周扬生病，向其他领导人请示无人回复，而一时搁浅了。
此外，还上送了几个材料：
一个是关于《海瑞上疏》和《海瑞背纤》两个剧本的摘要。因为有些人反映，鼓吹海瑞的剧本不只《海瑞罢官》——是不是写海瑞的戏都要批判？
一个是报上登了演过海瑞的京剧演员（谭元寿）的检讨文章，说自己没有文化，缺少鉴别力，演了坏戏——难道不单编剧要检讨，演员都得检讨？
一个是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反映郭沫若紧张不安，说了一些自责自损的话，并有想辞职的表示。张和我们分析，原因大概是郭老游海南，写过凭吊和赞扬海瑞的诗；批评吴晗和翦伯赞的历史观以后，《光明日报》等报纸的内参刊物不断反映学术界不少人说，郭老和范老（文澜）也发表过相似的观点，这些内刊郭都能看到。张的反映，郭的海瑞诗，内刊对郭、范的反映，也汇成一份材料。对郭老、范老这样的人物，党得有政策。
熟悉和研究“文化大革命”序幕阶段历史的读者，都会了解，这些材料，就是准备《二月提纲》的那些材料，就是提出左派整风和警惕左派成为“学阀”的那些材料，就是后来被指责为中宣部“攻击左派，包庇右派”的那些材料（康生还指责中宣部用了考证的方法来打击左派），也就是中宣部阎王殿“扣压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这条大罪的由来！
几番风雨忆周扬 十八、“两个癌症”
周扬动手术前，林涧青和我一起到医院去看他。为了不烦扰他，上述这些棘手的事，没有同他谈。只是问候问候，谈些轻松的话题。但是，看得出来，周扬心情不轻松。
他说：肺上这个癌，手术可能动得好，也可能动不好。生死未卜啊！
我们尽量说些现在医生对许多部位的癌症，特别是肺部的癌症，如何如何有把握的话。他点点头。
隔一会儿，他又低沉地说：我身上有两个癌症。
我们没有听明白。
他解释说：一个是肺癌，一个是“三十年代”！
这使我很吃惊。
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不管有过多少幼稚、偏狭的迷误，有过太多的内部纠葛，无论如何总的来说，应该说是一段光荣的革命历史。这在现在，是很清楚的；在从前也是很清楚的，毛泽东主席早有科学的总结，《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三十年代左翼文化运动有很高的评价。但是在“左”的指导思想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时候，这个问题却没法分辨清楚了。在文艺整风中，在批评田汉、夏衍、阳翰笙的时候，“三十年代”的问题已经提了出来。周扬在青年业余文艺创作会议的讲话中，还有一段话，批评有些同志“大肆宣传‘三十年代’的文艺传统，用来对抗延安文艺座谈会传统”。按照当时已经“左”得厉害了的斗争逻辑织成的这个罪名，周扬是不是意识到、预感到很快也会安到自己的头上来，会成为威胁自己政治生命的政治癌症呢？
周扬的肺癌手术动得很成功。为酬谢医生，中宣部请他们看了一部很好的法国电影，至今我还记得它的故事情节。
“三十年代”的问题，不出周扬所料，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确几乎置周扬于死地。也是这年二月，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四月，座谈会纪要作为中央文件发了下来。里面说：文艺界在建国后的十五年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的文艺的结合。三十年代文艺，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三十年代后期左翼领导人提出的“国防文学”的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这样，“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周扬就成了在报纸上被公开点名批判、打倒在地的头一个中宣部“阎王”。批判周扬的发难之作，登载在陈伯达主持的《红旗》杂志上。批判的内容，就是周扬在三十年代提出“国防文学”口号和在一九五七年批判冯雪峰的时候为“国防文学”口号翻案。文章的由头，就做在《鲁迅全集》中周扬审定的给徐懋庸的公开信的题注上！
后来陈伯达倒台，批陈的一个内容，又是他在三十年代写了《文学界两个口号问题应该休战》！
这就是我在开头写的：“怎么也不会想到，这场历史争论还会一再以极其严重的尖锐的形式重新卷回到文艺界、思想界乃至我们国家政治生活的现实中来。”
几番风雨忆周扬 十九、总结三十年代
荣天屿同志纪念周扬的文章告诉我们，总结三十年代上海左翼文艺运动，是周扬多年来的一个心愿。这个“多年来”，不知道是从哪一年开始。是不是从他在医院里讲“两个癌症”的时候开始？还是从他在卫戍区和秦城被囚禁的那些岁月开始？
《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高度评价，是给整个左翼文艺运动，不是只给鲁迅一个人的。一个人形不成一个翼。左翼文艺运动不只是几个口号，几场论争，而是持续很长时间、产生许多作品、扩展到广阔领域和形成了颇大队伍的整个文艺运动。总体上说，左翼文艺运动配合党领导的整个革命运动，为扩大革命的影响，为引导和动员更多的人走到革命道路上来，起了巨大的作用。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对三十年代文艺的全盘否定，同《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科学论述，同前面提到的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从五四开始的历史论断，是不能相容的。
“国防文学”的口号，有多大错误？什么性质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开始几个月后，中宣部有一次开批斗大会，把周扬从手术后疗养的地方揪回来斗争。我作为陪斗对象，也一度被叫到台上。当斗争群众怒声质问周扬为什么要提出国防文学口号的时候，周扬很委屈地说：那时候我才二十多岁嘛，很幼稚嘛，又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得不到党组织的指示，处境很困难。从苏联杂志上看到他们提国防文学，从巴黎救国时报上看到《八一宣言》，知道党主张团结抗日，就写文章提出了这个口号。
斗争会上，被斗对象的申辩，通常都要受到大声斥骂的。但是我注意到，周扬这个申辩，没有人起来斥骂，场上冷了一会儿，立刻有人提出另外的质问，从这个题目上转移开了。
至于两个口号这场同一阵营内部的争论，为什么发展到那样激烈和纠缠的地步，那教训是很多的。记得“文化大革命”以前，就听周扬闲谈时说过：“我们那时候，对鲁迅的伟大，认识得很迟，对鲁迅尊重得不够。”他还说：“论读马列主义的理论书，鲁迅可能没有我们读得多。但是鲁迅有丰富的社会经验，我们远远比不上他。他结合自己对中国社会的深刻理解来学习马列主义，所以他比我们更懂得马列主义的精义。”“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有一次我去看望周扬，那时党正在大力清除“文化大革命”中的派性在干部队伍中的影响，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派性这个东西，宗派主义这个东西，可顽固啦，可厉害啦。我可知道它。那时候，两个口号论战，我们就是宗派主义嘛，就是意气用事嘛。同一个观点的就是亲嘛。明知有错也不肯认错，就是要争个我高你低，没完没了嘛。”
可惜，他没有来得及完成他总结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心愿。不过，他在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的长篇讲话，大概已经表达了他的基本思路的轮廓。这篇讲话和其他一些有关的文章，都收在《周扬文集》第五卷中了。
几番风雨忆周扬 二十、总结十七年
除了总结三十年代，我想，他还有一个心愿，那就是总结建国以来十七年的文艺运动。《周扬文集》出版说明向读者作那样的许诺，他是不是就有了作这样的总结的心愿呢？
实际上，“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周扬一直在总结文艺界和思想界的历史。《周扬文集》第五卷中的许多文章，都带有这种性质。
一九七八年他热心地参加和参与推动了对于两个“凡是”的批评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一次讨论会上说了一句名言：“这个问题的讨论，关系到我们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也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
这样说对不对，过不过？是有争议的。小平同志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那篇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讲话中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我听了这个报告，当我听到这番话时，我就想，这里包含着对周扬在这个讨论中的立场的支持和肯定。
不久，举行了理论工作务虚会。这是进行理论上拨乱反正的、有理论界许多人参加的一次盛会。周扬在会上发了几次言。
一次发言，他建议集中讨论几个重大问题。他提出两个问题，一个是民主问题，一个是真理标准讨论估价的问题。显然，这也就是邓小平那篇讲话中提出的重大问题。在这次发言中，他还说到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造反派的问题。他认为，处于当时的情况，有些是情有可原的，我们这些被打倒的人对这场革命也是不了解的。有些造反派，还是很有思想、很有头脑的人，后来很多人都转变了，由拥护林彪、“四人帮”走到反对林彪、“四人帮”，有的甚至反对得很坚决。事物总是变化的，我们对具体事物要作具体分析。
这是通达的、宽容的见解。
另一次发言，他谈了“左”和右的问题。他说，从我们党的历史来看，王明的“左”倾路线给革命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是一条“左”的路线，对党和国家的破坏在历史上是空前的。这很容易导致人们产生右比“左”好的结论。这是因为过去用“左”的观点批的那个“右”，有许多并不是右，而是正确的。至于真正的右并不好，右倾机会主义有什么好？总之，“左”和右两者都不好，都应反对。“左”和右是相反相成的，它们往往互相转化，这是辩证法。反右时出现“左”，反“左”时又很可能出现右，要警惕这个问题。
这也是很清醒的、不偏激的观点。这篇发言在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那篇理论务虚会结束时的讲话之前，其精神同那篇讲话，是符合的。
在这篇发言中，周扬还讲到开国以来，特别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有扩大化的倾向。我在反右派运动中也就有过“左”的错误。后来搞什么人人唱歌，人人做诗，要求每个县里都要有个郭沫若。我们把这些情况反映到总理那里，总理找文化部谈了话，作了纠正。“大跃进”时期我到河南，到有的老乡家里一看，真是“家徒四壁”。杨献珍曾说，“大跃进”百分之九十九是浪漫主义，毛主席听了这个话，就开玩笑说难道百分之十的现实主义都没有吗？当时并没有为此就整杨献珍。
随后，在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周扬作《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报告。这恐怕是新时期周扬文章以显著地位在党中央报纸上发表的第一次。人们都称它为一篇扛鼎的力作。
如此深刻地评价真理标准讨论和思想解放运动的意义，一定是周扬深刻思考历史教训，包括十七年的文艺运动和理论工作的历史教训的结果。
一九八○年在关于建国以来历史决议草稿的四千人讨论中，周扬作过一个发言。
说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错误时，周扬说：“犯‘左’倾错误的不仅是毛主席一个人，他代表了相当多的人，在文化战线，我也是有‘左’的错误的。高举、紧跟，在不少场合，是高举和紧跟了错误的东西。”
说到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间他多次去看毛主席时，周扬说了这样一些情况：有一次谈到文化工作方面问题很多，毛主席说：“也怪我没有抓。”周扬说毛主席抓得很多了，主要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好。毛主席说：“我只是抓了一件一件的事，没有全面抓。”最后又说：“我要抓！”“宁可搞错了再纠正。”不久，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就出来了。
说到检查文化部工作时，周扬说：毛主席对我说，“你这次再不要搞温情主义了！”我努力使自己不陷入温情主义，我商承彭真、陆定一同志，解除了夏衍、陈荒煤和齐燕铭三同志的职务。“四人帮”打倒以后，我向齐燕铭等同志公开道了歉，说我没有首先批评自己，而批评了他们，这是我的过错。
看到周扬发言的简报，我当时就想，历史决议分析了建国以来党的指导思想和党领导的事业的曲折发展，只能大略地涉及文艺界的问题。周扬在第四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对文艺界的历史作了总结，不过，那还是在党的历史决议作出之前。在党的历史决议作出来以后，最好周扬能同文艺界的同志们一起，在这个决议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十七年的文艺运动，作一个全面的总结。
一九八三年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学术讨论会，周扬在中央党校礼堂作了一篇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我以为，不管总结得对还是不对或者不完全对，这是他试图对过去文艺批判和理论批判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所作的一个总结，其中包括对他在一九六○年第三次文代会上和在一九六三年哲学社会科学部会议上批判人道主义所作的反思。他特别说了：“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我们对于人道主义与人性问题的研究，以及对有关文艺作品的评价，曾经走过一些弯路。”“我过去发表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和讲话，有些观点是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的。”
他这个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