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自我批评-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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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件是田家英谈《高祖还乡》。（我过去没有多少机会同田家英接触。这次有机会闲谈，他同我谈到五十年代初，曾想选一个学自然科学的青年到毛主席身边的秘书室工作，大约是因为看到我在报上写过这方面的文章，就打算调我去。一查问，知道我在中宣部，但患慢性肾炎，腿脸浮肿，饮食忌盐，就作罢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带了（或者找来了）一部《缀白裘》，还翻出了《高祖还乡》这套散曲。说，要说骂皇帝，这才真是骂皇帝！
这套散曲，作者叫睢景臣。从一个与刘邦过去有过瓜葛的乡民眼中，看那“威加海内兮还故乡”的“汉高祖”，可谓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先是描绘那风光的场面，继而描绘那人物的威仪。然后，急转直下：
那大汉下的车，众人施礼数。那大汉觑得人如无物。众乡老展脚舒腰拜，那大汉挪身着手扶。猛可里抬头觑，觑多时认得，险气破我胸脯！
你身须姓刘，你妻须姓吕，把你两家儿根脚从头数。你本身做亭长耽几盏酒，你丈人教村学读几卷书。曾在俺庄东住，也曾与我喂牛切草，拽坝扶锄。
春采了桑，冬借了俺粟，零支了米麦无重数。换田契强秤了麻三称，还酒债偷量了豆几斛。有甚糊涂处？明标着册历，现放着文书。
少我的钱差发内旋拨还，欠我的粟税粮中私准除。只道刘三谁肯把你揪捽住？白甚么改了姓更了名，唤做汉高祖！
那时批《海瑞罢官》已发展到关锋、戚本禹文章的批一“骂”一“罢”，一“罢”是指《海瑞罢官》，一“骂”是指吴晗在那之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署名刘勉之的《海瑞骂皇帝》。许立群一直为是否同意发表他两人的这两篇文章，在政治分寸的把握上发愁。田家英说《高祖还乡》才真是骂皇帝，似乎对于吴晗的《海瑞骂皇帝》不甚以为意。
这恐怕是我们的漫谈中，唯一多少涉及批判《海瑞罢官》的地方。
《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 九、东湖之行：整理毛泽东文稿
说休息，说闲聊，其实在武汉这几天，这些人也没有闲得住，大家花了不少时间来集体整理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稿。
整理毛泽东文稿这样的事，在田家英、胡绳、许立群他们那里，是“司空见惯浑常事”，在我则是“破题儿第一遭”。
我们那时候知道，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公开出版之后不很久，《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已经编出了一个待审的本子，但是毛泽东自己不同意出。他希望经过更长时间的实践的考验之后，再来编定他在建国以后的著作的选集。后来，经不住人们的一再建议，他同意先把若干篇最重要的著作，一篇一篇在党内较大范围印发。这样，就有了一九六五年年底发下来的党内文件《论十大关系》。毛泽东一九五六年的这篇讲话，当时有一个整理稿，在党内较小范围印发过。一九六五年年底，刘少奇建议把它印发给县、团以上各级党委学习。毛泽东看了这个整理稿后，于十二月十八日写了以下的批语：“送交小平、彭真同志照少奇同志意见办理。”“此件看了，不大满意，发下去征求意见，以为将来修改之助。此意请写入中央批语中。”不久，这篇讲话，加上中央批语，就在党内印发了。
在武汉，在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凑巧也就是五人小组扩大会讨论和产生《二月提纲》的那一天），毛泽东把他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稿送给中南局第一书记王任重阅读，并提出：“请考虑加以修改。”王阅后，从文字方面提了一些修改意见，于二月四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建议把这个讲话“重新印发给县委一级，由县委组织公社党委书记以上的领导干部学习”。二月六日（也就是五人小组向中央常委汇报的后一天、向毛泽东汇报的前两天），毛泽东在王任重的信上写了一个批语给彭真：“请商在京常委及康生、定一、伯达诸同志，修改一遍，并考虑是否应中南局的要求印发给县、团级同志看（只发中南局，作为试点，别地不发）。看来此问题很大，要真正实现民主集中制，是要经过认真的教育、试点和推广，并经过长期反复进行，才能实现的，否则在大多数同志当中，始终不过是一句空话。王任重同志的修改是好的。”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彭真就地在武汉，找康生、定一，还有王任重、田家英、吴、胡、许，一起来做这“修改一遍”的工作，逄先知过去常跟田一起参加这样的工作，我则是顺便被吸收参加的。
〔现在想来，田家英并不是五人小组扩大会的参加者，他同机来武汉，也许就与整理毛主席文稿有关。现在知道，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最初就是田家英整理的。当时，毛泽东对整理稿不大满意。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毛在田送来的整理稿上写了一个批语：“田家英同志：我看还是我的那个原始讲话好。请你即刻通知北京，叫机要室再送一份我的讲话来，我和你每人有一本，两人对照一起修改，有两天就改好了。”两天后，毛又在整理稿上写了一个批语：“田家英同志：改好了（初步地），请你看一遍，看还有什么错误没有。”〕
彭真主持会。大家对于“只发中南局”，觉得不好理解，不好办理，认为像这样的文件，还是发全党。对于讲话稿连同王的修改意见，大家边读边议边改，主要是文字，也涉及内容。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议和改，很新鲜，也很积极。
《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 十、七千人大会讲话：霸王别姬
现在回忆，在整理毛泽东文稿中，有这样几件事情印象还很深。
一是田家英讲的毛泽东博闻强记、令人佩服的一件事。
七千人大会讲话中，毛讲了那个著名的“霸王别姬”的故事，批评我们有些领导同志不爱听不同意见，有点像西楚霸王的样子，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同时，讲了刘邦见郦食其的故事，讲得很生动。
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篇。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六十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
田家英说，他当时想查一查书，核对一下史实。查了《高祖本纪》，没有这样的记载。查了《郦生陆贾列传》，一开头就是郦生见刘邦的故事，但是没有怒叱门房、“老子是高阳酒徒”之类的情节。那么，这些情节哪里来的呢？正准备另外去查找的时候，毛泽东来了，说：就在朱建传的后头。田家英再一查，果然。《郦生陆贾列传》在讲完郦生、讲完陆贾之后，附带讲了朱建，而在讲完朱建之后，又记叙了郦生见刘邦的故事，是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把它当作“后人补缀的文字”，低两个字排。）按这个版本：
郦生上谒求见，使者出谢，曰：“沛公敬谢先生，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也。”郦生瞋目案剑叱使者曰：“走！复入言沛公，吾高阳酒徒也，非儒人也。”使者惧而失谒，跪拾谒，还走，复入报曰：“客，天下壮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谒。曰：‘走！复入言，而公高阳酒徒也。’”
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所讲的故事情节，简直是这段文字的传神的白话译本。现在时兴古书今译，在我看来，标点、注释是必要的，全文今译大多属于多此一举。但如能有毛泽东这样的译笔，那我倒是双手赞成的。
《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 十一、七千人大会讲话：毛泽东的自我批评
另一件是彭真在斟酌文稿中的政治思考。
是他，建议加上了“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纠正错误”这样一句，说：“这是毛主席在延安时常说的话。”这次《汇报提纲》中也写了这句话。我已经多次听彭真讲过这个意见，特别是一九六五年纠正北京大学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过火斗争，要求在运动中斗人和被斗的双方都要作自我批评的时候。他还强调，错误大家都犯，大小性质不同。也是为了劝说不肯作自我批评的同志，要承认自己也有错误。
是他，建议把原稿中的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改为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说，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后十条，已经明确规定应该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为什么增加了百分之五？主要因为地主富农的子女应该划出来，列到团结的范围。
原稿中毛泽东在要求省委书记下去蹲点的时候，说到自己在去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过保证，一定得下去蹲点，但是到今天还没有实行，今年大概有机会实行，今年没有机会，明年总会有吧。有人提出，这段话恐怕删去为好，人家会问，后来毛主席蹲了点没有？彭真同意了这个意见，但是他又说，毛主席是亲自派了调查组下去为他作调查的。
原稿中有一段话：“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我在议论时提出，毛主席那次讲了自己的哪些缺点和错误？要不要在这里简单说明？不然干部看了，会说，毛主席都讲了，不应当隐瞒，可是现在还是没有告诉我们。彭真看了看我，沉吟了一下，说，就是讲高指标、高征购那些。对于我的建议，没有置理，大家也没有置理。显然，只有我这样的生手，才会提出这样的建议。
《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 十二、七千人大会讲话：自由和必然
还有一件是胡绳在推敲理论表述中的学者风度。
讲话中有一句话：“自由是被认识了的必然。”刚好，在两年前，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我和几个搞哲学的在北戴河听了毛泽东一篇谈话。我作了详细的记录，并由我给彭真、陆定一、中宣部和《红旗》杂志的一些同志作过传达。在那篇关于哲学的谈话里，毛泽东批评了这个提法。他说：
恩格斯讲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讲得不完全，讲了一半，下面就不讲了。“自由是必然的理解”，只讲了一半。单是理解就自由了？自由是必然的理解和必然的改造。还要做工作。吃了饭没事做，理解一下就行了？找到了规律要会用，要开天辟地，破破土，起房子，开矿山，搞工业。将来人多了，粮食不够，要从矿物里取食品。
我觉得对恩格斯的批评不见得公道，但是，关于自由与必然的关系，光从认识上讲也的确不够。所以，我在会上提出，应该按照毛泽东一九六四年的意见，把原来整理稿上的话修改一下，改为“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必然的改造”。我谈的这个情况，在座的都知道，也都同意这个修改建议。但是，胡绳迟疑了一阵，说：“必然的改造”这个提法不合适，客观的必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规律不能由人改造。胡绳说得也有理。怎么办好？还是胡绳提出一个方案，改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大家称善，就这样定了下来。
还有一些涉及内容的修改，主要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按照八届十中全会的新结论改写了原来没有说得那么重的语言，关于学习苏联问题，按照后来批评苏联修正主义升上去的调门改写了原来对苏联经验评价的语言。这些都是把后来的观点，改到先前的文献中去了，会为研究思想发展史带来某些困惑，如果研究者对于这类的修改的过程不明底细的话。所以现在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等书对这类修改的情况，都加注予以说明。
不过，关于“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这个论断，虽然当时是根据我所听到的毛泽东一九六四年的意见，改写到毛泽东一九六二年的文稿中去的，但是，这里并不发生思想发展史的记述上把后来的思想提到前面去了的问题。因为后来知道，我在一九六四年听到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改造”的论断，毛泽东很早以前就已讲过。至少讲过两次。
一次是一九四一年在驳斥“左”倾路线的一组文章中，明确指出：“必然王国之变为自由王国，是必须经过认识与改造两个过程的。欧洲的旧哲学家，已经懂得‘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个真理。马克思的贡献，不是否认这个真理，而是在承认这个真理之后补充了它的不足，加上了根据对必然的认识而‘改造世界’这个真理。”这样，毛泽东就把“自由是必然的认识与改造”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命题。这些话，是写出来的，与我在一九六四年听他讲的那一段话相比，意思一样，表述却清楚和准确多了，虽然“必然的改造”这个表述还需要斟酌。一九八三年纪念毛泽东九十诞辰的时候，《人民日报）把从驳斥“左”倾路线这一组文章中选取的关于“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这一段文字作为单独一篇文章发表了。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中建国以前的文章，绝大多数都是从《毛泽东选集》中选来的，但是增加了三篇原来毛选中没有的，其中一篇就是这一篇。
另外一次是在一九六○年写的《十年总结》这篇文章中，也是说，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改造。
在一九五九年的《党内通信》六条中，毛泽东又写过：“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可见，毛泽东的确早就有单讲“自由是必然的认识”是不够的这样的见解，但有时也仍旧沿用这样的说法。
不管是不是发生把后面产生的思想改写到前面的文献中去了的问题，一九六六年二月在东湖对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整理稿所作的修改，是应毛泽东自己的要求而进行的，修改过的稿子是经过毛泽东本人同意的。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在送去的修改稿上批道：“彭真同志：都已看过，照此办理。”
这一天，中央加上批语，把毛泽东这篇讲话整理稿发到党内。也是这一天，中央加上批语，把《汇报提纲》发到党内。
这样两个文件，在日程上竟是这样一番平行操作！
《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 十三、短暂的平静：“思想斗争的二十三条”
我用这么长的篇幅讲七千人大会讲话的修改，不但是因为有可记的内容，而且是因为在东湖那几天，大家实际上花时间做的就是这件事。大家的注意力已经不再围绕《海瑞罢官》批判，至少是许立群和胡绳这一位主任、一位主持认为，由于《二月提纲》的顺利通过和批发下去，那是已经解决了的问题。
回到北京以后，当然要组织传达和贯彻《二月提纲》。二月十八日，许和胡召集北京学术界和各报刊负责同志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