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法国文学简史(上)-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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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还表现了雨果对伦理道德的人道主义的理想追求。作者是一位真诚的人道主义作家，小说中卞福汝主教和冉·阿让等身上所闪耀出来的精神和道德之美，不正是人类精神文明中最珍贵的东西。尽管这只是雨果的憧憬和追求，但也正是这些可贵的精神和道德之美，拨弄着后人的心弦。 《悲惨世界》是一部浪漫主义风格和现实主义因素合成的一部作品，它达到了雨果的“真实之中有伟在，伟大之中有真实”的艺术追求。
作为剧作家，雨果一生共创作了十二部剧作。这些剧作都是浪漫主义的产物。在内容上，大多以德才兼备的普通人来对照腐朽的王公贵族，反封建的民主色调非常鲜明。在艺术上，大多情节紧张奇特，想象丰富，与古典主义戏剧惯例南辕北辙。在这些剧作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无疑是1830年创作的《欧那尼》。
法国文学史上有名的“欧那尼之战”，正是以此出戏剧在古典主义大本营——法兰西歌剧院的演出成功，宣布了统治法国艺苑文坛达二百年之久的古典主义的彻底埋葬。“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煊赫一时的法国古典主义，在戏剧舞台上放出光耀，逞显威势，最后，还是在戏剧舞台上的被压倒，被取代。
《欧那尼》描述十六世纪西班牙贵族青年欧那尼的浪漫故事。主人公欧那尼与素儿小姐相爱，但国王也看中了她，并将她许配给了一位年老的公爵。国王来劫持素儿时，被欧那尼捉住，然后欧那尼又把他放了。国王反过来却逮捕了欧那尼。倒是情敌公爵出于不出卖宾客的贵族观念保护了欧那尼，欧那尼以交付生命处罚权为回报。后来欧那尼被捕复又获赦。正当与素儿完婚之时，公爵的妒忌使三人同归于尽。
这出戏，在各方面都与古典主义悲剧背道而驰。思想内容上，明显地揭露和讥讽了封建权贵；艺术规格上，对“三一律”的那一律都不予以稍加照顾：事件繁复，时间绵延，地点几易；全剧色调，一洗矜持典雅之气，熔悲、喜剧于一炉；将美与丑、王与盗、热烈的婚礼与冷寂的坟墓进行富有刺激力的对照；不避鲜血、毒药、决斗、死亡，最后竟将三具尸体直陈台上。至于剧中的对话的遣词造句，音律调度，更不以古典主义的规则为虑。怎么壮烈，怎么感人，就怎么写。《欧那尼》之所以轰动当时的艺坛，就在于它对王侯贵胄的鬼鬼祟祟行为的无情剖露，对假装风雅的风习仪范和窒息灵气的古典戒律的大胆蔑视，使巴黎观众浑身舒畅，大快人心。
雨果虽非专业的文艺批评家，但作为浪漫主义运动的伟大旗手，拥有六十多年的创作实践，文艺上也发表了不少精辟之见。雨果的文章大抵为剧本的“序言”。如《克仑威尔序》、《玛丽·都铎序》和《莎士比亚论》等等。雨果在文艺批评上的主要贡献有：为浪漫主义下了一个定义：“浪漫主义，归根结蒂就是文学上的自由主义”；他还提出了有名的对照原则：“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优美，粗俗藏在崇高的背后，恶与善并存，黑暗与光明相共”；以及真实和伟大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真实之中有伟大，伟大之中有真实”。这引进独辟蹊径的见解，道出了文艺创作的一些奥秘，给人以思想材料的价值。
诚然，雨果也远非完人，他亦有其局限性。概而言之，他的哲学思想由天主教义的疑神论到泛神论，仍然未跳出唯心主义的掌心；他的政治信仰，从保皇主义到民主共和主义，亦终究局囿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水平线上。但是，雨果毕竟是一位热忱的民主主义者和真诚的人道主义者。“作为一个讲坛和诗人，他像暴风一样轰响在世界上，唤醒人心灵中一切人美好的事物……他教导一切人爱生活、美、真理和法兰西”。
2。杰出的通俗小说家——大仲马
大仲马 （1802～1870）是法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通俗小说家，又是一位创作极为丰富的多产作家。有人作过统计，大仲马仅小说创作，就达两百多部。大仲马继承了父亲的资产阶级革命传统，青少年时代就痛恨波旁复辟政权。在浪漫主义运动中，他加入了以雨果为首的浪漫派行列。“欧那尼之战”，他为雨果助威，不愧为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中一员得力的“干将”。
大仲马的主要文学成就是他的历史小说。这种体裁以生动通俗的小说形式来描写历史事件和场景，它不需要十分真实，只要求作家有丰富的想象力和编织故事的技巧，而这正是大仲马的天赋。正如他自己所说：“什么是历史？历史就是钉子，用来挂我的小说。”在他一系列的历史小说中，最优秀、最著名的是1844年创作的《三个火枪手》。
《三个火枪手》写1624年红衣主教黎塞留出任首相，到1628年他攻打并占领胡格诺教派的主要根据地——拉罗谢尔城期间的事。黎塞留为了打击国王昂利十三，一心要抓住王后与英国首相白金汉公爵发生暧昧关系的把柄。作品主人公达塔尼昂和他的好友三个火枪手为解救王后，冲破黎塞留设下的重重罗网，去伦敦取回王后给白金汉公爵的首饰。小说写达塔尼昂及其三位好友的一系列冒险经历，曲折离奇引人入胜。
作为一部通俗小说，该书的主要文学成就在于人物形象描绘得非常生动。特别是主要人物达塔厄昂写得最为动人：他勇敢、机智、热情、开朗；他见义勇为，珍惜友谊。其性格也丰富多姿，给人以立体感。三个火枪手，则为爱情奋不顾身，战斗中视死如归，带有浓厚的传奇色彩和罗漫蒂克情调。整个小说，情节虽曲折离奇，然层次十分分明，可以说是由许多可以单独成章的小故事串连而成，充分地显示出大仲马的编织和叙述文章的技巧。小说发表后，大受读者欢迎。而大仲马也就成为法国最受民众喜欢的通俗小说作家。
《基度山伯爵》（1844～1845）也是一部以情节取胜的通俗小说。作者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写一个情节复杂的复仇事件，小说历史背景跨越波旁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两个时期。主人公邓斯蒂因为替密谋推翻复辟政权的拿破仑党人传送文件，遭到三个效忠复辟政权的无赖之徒的陷害，被打入死牢。他侥幸越狱之后，凭借一位狱友赠送的大量财宝，化名基度山伯爵，报答了他在被捕后照顾他老父的好人，惩罚了已加入七月王朝统治集团的三个恶棍。
《基度山伯爵》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小说的可读性极强。作为一部消遣的通俗小说，它可谓是达到了相当完美的地步。全书充满了浪漫传奇色彩，构思巧妙周密。复仇的过程复杂曲折，从主人公苦心经营，周密策划，像一只无形的手布下了天罗地网，一直到仇人们象蜘蛛网上的昆虫那样挣扎一番，最后都受到了惩治。这样一个线索纷繁的故事就象一座迷宫，七十多个人物在其中活动，而所有这一切又都被安排得杂而不乱，环环紧扣，充分显示出作者的艺术匠心。小说情节变化莫测，场景丰富多采，三次复仇写得互不雷同，读来也各异其趣。小说的对话生动活泼，作者通过人物对话，不仅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而且交待往事，展开情节，均表明作者是善写对话的艺术大师。小说的出版，使大仲马的声誉蒸蒸日上，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写出了大量的通俗小说。
大仲马的小说皆有其真实的背景，他创作的主旨不是重复历史，而在于渲染主人公的冒险奇遇，通常与历史事件挂不上号。因此，严格地说起来，不能算作真正的历史小说，而是历史演义。大仲马的贡献在于：在浪漫奇遇和真实背景相结合而构成的境界中，以别具一格的方式描写了几百年的法国社会风貌。
3。“巴黎的秘密”揭露者——欧仁苏
欧仁苏（1804～1857）也是一位著名的通俗小说作家，他以《巴黎的秘密》（1842～1843）一书，轰动当时法国文坛。”据说，小说中的几位主要人物的悲欢离合，几乎成了巴黎每个家庭谈论的中心。
该书主要描写德国公爵鲁道夫“赎罪”的曲折故事。主人公鲁道夫是德国某公国王公盖罗尔斯坦的儿子，为了父亲反对他与苏格兰贵族女子萨拉的婚姻，一时冲动，拔剑刺父。后因痛悔自己的唐突，只身来到巴黎“赎罪”。当第二次来到巴黎时，他乔装工人，私访贫民区。从一个外号叫“刺客”的屠夫手中，救出了一位年仅十六岁的小妓女——玛丽花，并将她送到“模范农场”教养。玛丽花在老教士拉波特的“灵魂改造”之后，成了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鲁道夫的前妻萨拉，一个野心勃勃幻想成为公国王后的女人，当得悉玛丽花原来是自己与鲁道夫的亲生女儿之后，企图利用女儿来达到自己与鲁道夫复婚的目的，授意“校长”将玛丽花绑架起来作为复婚谈判的筹码。而当年接受萨拉委托的公证人弗兰，正是造成小玛丽花沦为娼妓的罪魁祸首。为怕这事大白于天下，竟将玛丽花淹死于塞纳河以灭口，幸被鲁道夫感化过来的“刺客”及时救起。于是鲁道夫与玛丽花终于父女相认。此后，玛丽花成了阿梅丽郡主。因有感于自己有过一段不光彩的前行，拒绝了一位亲王的求婚，投身于修道院，最后终于抑郁而死。小说的收尾，恶人受到了恶报：公证人弗兰在鲁道夫的威逼之下，交出了当年接受的“委托金”；当年虐待玛丽花的“猫头鹰”则因内讧死于同伙手下；那位“校长”也因惧于法律的裁决而装疯被关进了疯人院。“刺客”则因为保护鲁道夫丧了命。
这部小说，作者以形象而犀利的文笔，揭开了掩盖在巴黎身上的豪华、文明的神秘外衣，向读者展现了一幅七月王朝统治下的巴黎真实的社会图景：在这个车水马龙、轻歌曼舞的城市里，一面是骄奢淫逸，纸醉金迷，尔虞我诈，相互倾轧，一面则是贫困饥饿，罪犯云集：逃犯、惯匪、地痞、流氓、小偷、扒手、妓女、贫民的“犯罪渊薮”。小玛丽花被逼为娼，老板娘“猫头鹰”的恶行，“刺客”生活于贫困交加之中等等，正是七月王朝统治下广大底层人民的生活缩影，这正是小说命名为“巴黎的秘密”的用意所在。由于作者关于利用一切曲折离奇的情节和激动人心的故事，所以它具有很大吸引力。同时，小说的语言流畅，娓娓而谈，阅读起来，易于“进港”。作品中的某些场面写得异常逼真，特别是作者又将一些“黑话”插入其间，再加上某些“恐怖气氛”的渲染，如每到紧要关头，总配合自然界中的风雨雷电来加强心理效应，这也是小说招揽读者的地方。
4。别具一格的浪漫主义作家——梅里美
梅里美（1803～1870）在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开始从事文学创作。他以中、短篇小说奠定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梅里美被认为是莫泊桑之前法国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家，他一共创作了近二十篇小说。
梅里美开始是浪漫派作家，后来归依于现实主义作家行列，然其作品始终洋溢着浪漫主义风格。梅里美的作品思想内容，主要是从道德角度上去揭露社会。他喜欢写异国题材，常常把没有受资本主义文明影响的纯朴、真诚、性格骠悍的人物及粗犷、勇敢的社会风俗与资本主义文明予以对照，从而挖掘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和自私。她的作品和情节都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嘉尔曼》（1845又译成《卡门》）是一篇脍炙人口的杰作。女主人公嘉尔曼一生追求自由的悲剧是小说的中心内容。嘉尔曼个性倔强放荡、机巧灵敏、泼辣大胆，渴求自由，富有浪漫情调。在她心目中，自由高于一切，自由比什么都重要。她宣称：她“自己永远是自由的”，她的人生信条就是自由。当她伤害了工友被判刑坐狱时，她以自己的姿色，致使押送者龙骑兵唐·何塞将她释放逃走。她曾将藏有小锉刀的面包，通过狱卒给为她坐牢的唐·何塞，用以越狱逃跑。她为了爱情曾强烈地追求唐·何塞这位为她而沦为强盗、走私犯的龙骑兵。但是当她预感到唐·何塞不能满足她的自由放荡的欲望，并且将有可能左右她自由自在的人格独立时，则竭力摆脱他的束缚。因此，当唐·何塞恳求她同去美洲寻求新的生活时，她一口拒绝，并发誓“跟着你走向死亡，我愿意，但是我不愿意跟你一起生活”。她宁可死于何塞的刀下做一个自由的鬼，也不愿活着做唐·何塞的附属品，誓死坚持“嘉尔曼永远是自由的”信念。
嘉尔曼的确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绝对自由的追求者。为了自由可以放弃一切，甚至不惜生命，执意以求。在那尔虞我诈、假冒伪善的复辟王朝统治时期，应该说，嘉尔曼不愧为一朵独自开放、野性犹存的“自由之花”。她与当时那丑恶的假道学的社会形成尖锐的对立，她公开称自己“不属于这些恶棍的专卖的商人国家”，她无视社会的任何所谓道德、法律。她追求的是“忠于自己”的绝对自由和个性解放。最终，她勇敢地以自己年轻的生命为代价捍卫了自由的原则。
嘉尔曼的这种对自由的执着追求，体现了十九世纪初法国资产阶级追求个性解放的强烈愿望，是对封建社会黑暗现实的虚假道德的蔑视与否定。她那粗犷、热情、勇敢、不羁的个性同文明社会上等人的虚伪、鄙俗、阴暗、险恶的嘴脸恰成鲜明的对照，从而有力地批判了封建复辟王朝的丑恶伪善和黑暗无道。这正是嘉尔曼这一艺术典型闪发光彩的原因。
梅里美的艺术风格在《嘉尔曼》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全书文字流畅自然，清朗明丽。情节曲折有致，富于地方特色和异国情调。人物性格鲜明突出，具有传奇色彩。《嘉尔曼》发表以后，深受读者喜爱。法国音乐家比才将 《嘉尔曼》搬上了歌剧舞台，取名《卡门》。嘉尔曼“为自由而生，为自由而死”的壮语豪言，随着歌声飞到欧洲各处，鼓舞着人民坚定的反抗意志。除《嘉尔曼》之外，《高龙巴》（1840）也是梅里美优秀小说之一。
5。风貌独具的女作家——乔治桑
乔治桑 （1804～1876）是法国十九世纪上半叶风貌独具的女作家。她虽然没有参加那声势浩大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可她创作的基本倾向却自始至终洋溢着浪漫主义色彩。她自觉地具备着自外于现实主义潮流的意识，对当时文坛上已占优势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提出这样的反问：“是什么时候起，小说非要描写现实不可，非要描绘当代那些冷酷无情的人事不可？”乔治桑明确地宣称自己是从与巴尔扎克“极不同的观点来看人类事件的”，并力图“把人类描绘得如我所希望的那样，如我所认为应该的那样”。这位女作家很有个性，正是这种风貌独具的气质，将她“相信艺术的使命便是情感与爱的使命”的信念，具体地化为她小说中那种牧歌式的民主主义的思想内容。
乔治桑出身于军官家庭，四岁丧父，随祖母在诺昂乡下长大，十八岁与杜德望男爵完婚。1831年因夫妻不和，离家出走巴黎。1835年解除婚约后，曾先后与缪塞、肖邦等相爱。她是卢梭的信徒，醉心其文学作品；同时又接受了当时流行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她个性奇特，独立不羁，喜标新立异，时着男装，渴求平等自由和个性解放。
乔治桑是一位多产作家，文艺作品达百卷以上。她的作品反映了1830～18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