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近代后期文化教育史-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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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者的劳动过程是和教育分离的。18世纪工业革命后，机器大工业代
替了工场手工业，科技在生产上得到广泛的应用，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 卷，第218 页。
② 同上书，第23 卷，第535 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第360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 卷，第3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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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大机器工业要求人的全面发展，同时也提供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物质
前提。机器大工业生产成为实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重要历史条
件。
随着科学技术的新发明，生产过程不断重新组合。大工业的本性决
定了劳动的变换、职业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而生产的主体又由
人变成了机器，生产的发展不再靠人的手工技艺，而是科学的进步和机
器体系的不断革新。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要求一种全面发展的人，他们
能了解机器生产的一般科学原理，掌握大工业生产的基本技能，能够适
应劳动的变换和职业的更动。这样就提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客
观需要。但是马克思又认为，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科学、巨大的自
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
“主人”的权力，科学知识变成奴役工人的力量。这是资本主义私有制
同社会化大生产矛盾的反映，它又破坏了机器大生产为教育与生产劳动
相结合提供的客观基础。只有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全社会的教育
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才能得到彻底实现。
1847年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和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
产党宣言》中都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纲领性要求提出来，足见
这一思想在他们的理论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而这一要求的提出又与
当时使用童工直接有关。童工问题是当时工人运动面临的重大问题之
一。
19世纪在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使用童工已非常普遍。尽管在工人阶级
的压力下，各国公布了一些童工法，但“法律所规定的”儿童和少年的
工作日仍然太长，一般在8小时至12小时，工厂法规定的教育要求也只
是能初步读写，没有提出进一步受教育的要求。
马克思辩证地看待童工问题，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用童工带
有令人极其厌恶的形式，但原则上年幼一代参加社会生产是合乎规律
的、合适的。他说：“现代工业吸引男女儿童来参加伟大的社会生产事
业，是一种进步的、健康的和合乎规律的趋势，虽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①
是畸形的。”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用童工必须注意两点：
第一是限制工作日，第二是新生一代的劳动必须与教育结合起来。这两
个目标的实现不可能靠资本家的恩赐，只能依靠工人阶级的斗争。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可能是“一种最必要
的抗毒素”，以抵制把工人降低为积累资本的简单工具，抑制那些为贫
困所迫的父母变成出卖亲生儿女的奴隶主的那种社会制度的各种趋势。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也会有一定的经济效益。更为重要的是，它是培
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手段。马克思说：“体力劳动是防止一切社会病
毒的伟大的消毒剂。”②
马克思还认为，使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互相调剂，学习的效果会更
好。一个从清晨就坐在学校里的儿童，特别是在暑天，不可能同一个从
劳动中来的活泼愉快的儿童相比。马克思认为：“把有报酬的生产劳动、
智育、体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结合起来，就会把工人阶级提高到比贵族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卷，第216 页。
② 同上书，第31 卷，第5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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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高得多的水平。” ③
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中一颗灿烂的明珠，是
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的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认为，教育是一种社
会现象。有了人类，就有了教育。教育学的基本问题是人的发展问题，
它涉及到个人发展与遗传、教育内部与外部环境以及个人发展与社会发
展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也是各个时代的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以及
经济学家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但是，直到18世纪，在教育学中占主导
地位的一直是唯心主义观点。马克思恩格斯以人类积累起来的知识为基
础，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广泛领域进行了根本性研究，
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说达到了以往教育理论所不可企及的高度。
八、中国教育
1。1840—1862年间满清王朝的教育
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英帝国主义者用洋枪洋炮轰开了中国闭关
自守的大门。鸦片战争以后，清朝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
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列强不断加强对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侵略，中
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在教育上，满清王朝在这个时期依
然沿袭封建专制的教育制度，日趋反动和腐朽。与此同时，社会上一些
有识之士逐渐觉醒，睁眼向外看世界，主张向西方学习，改革之风渐起。
他们对腐朽空疏的封建教育制度进行了揭露和抨击，要求学习西方的先
进技术，主张学以致用，提倡不拘一格选拔人才。
（1）腐朽空疏的封建专制主义教育
清代的教育基本上沿袭了明代的教育制度。国子监是设于中央的官
学，它既是全国的最高学府，又是管理全国教育的机关。同时，还设有
等级森严的旗学、宗学和觉罗学。旗学是八旗子弟学校的总称；宗学是
皇族子弟的学校；觉罗学是专为皇家爱新觉罗氏子孙设立的学校。在地
方上，官学设有府、州、县的儒家学校，还设有社学和很多官立书院，
民间还有许多义学和私塾。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清朝统治者仍然顽固
地推行老一套的封建专制教育制度。在地方学校中，比较有实际作用的
是社学和义学。社学是元明清三代的一种地方学校。元代曾劝农立社，
以50家为社，立学一所，择通晓经书者为教师，农闲时使子弟入学；明
代于1375年创设社学，1504年再次加以强调，招收15岁以下幼童进行
教育；清初即令各府、州、县设置社学，每乡一所，直到鸦片战争后依
然坚持。义学是中国古时候一种免费的私塾，经费主要来源于地租，多
招收穷苦子弟读书。在私学当中，从组织形式上看，有富贵人家选择教
师在自己家中设立的“私馆”，有贫寒人家联合举办的“村塾”，也有
由教师自己开办的“门馆”；从知识程度上看，大致可以分为启蒙性的
“私塾”和专经性的“经馆”两类。但不论哪种学校，都同科举制度相
辅而行，都是为了科举成功，求得功名利禄。
③ 同上书，第16 卷，第2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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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度自隋炀帝大业三年 （公元607年）开始至中英鸦片战争，
已历时1200多年，自明代以八股取士算起也已500多年。清末的科举考
试，内容空疏，形式僵化；以“四书”为考试范围，以程朱理学为录取
标准，以八股文和小楷为制义格式；只能代圣贤立言，不准有自己的创
造精神。因此，科举考试是学校教学的指挥棒，学生死记硬背朱熹的《四
书集注》，主要训练写八股文和练习小楷，以致许多考官与学士不识汉
唐为何朝、不知贞观为何号、不识中国舆地、不知外国名形、更不知现
代科学文化。
清末官学和书院大多名不副实，流于形式。清顺治年间（1644—1661
①
年），国子监实行“会讲、覆讲、上书、覆背，月三回，周而复始” ，
对生徒管理严格。但到鸦片战争以后，国子监日趋腐朽，监舍失修，生
徒无法住监，只好取消“坐监”制度，允准在寓所修业，遇有释奠、月
课、季考方可回监。另外，“考课”流于形式，监生可以用钱捐买。至
于府、州、县的儒学和官办书院，“考课”人员只不过是点点名和接受
馈赠而已，严复曾在《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中尖锐地指出：“师无所
为教，弟无所为学，而国家乃徒存学校之名，不复能望学校之效。”这
是对清末学校徒具虚名的很好写照。
科举制度日趋腐败，自上至下舞弊现象比比皆是。首先为了防止考
生背书和猜出考题，考官总是挖空心思编出很多偏题怪题。咸丰年间
（1851—1862年），河南学政俞樾曾因出题谬误被革职。其次，舞弊手
法多种多样，严复曾在《救亡决论》中指出，当时舞弊的手法有“关节、
顶替、倩枪、联号”等等。所谓“关节”，就是通关节，指考生暗通考
官，互相勾结作弊；所谓“顶替”，就是请人冒名代考；所谓“倩枪”，
就是请同考的人代做答卷；所谓“联号”，就是考前买通编号者，请他
把自己的考号与枪手编联在一起，以便抄袭作弊。再次，更有甚者，经
不必念，文不必作，字不必写，采取各种手段，或者干脆出钱买个监生、
贡生、甚至举人。清人徐大椿曾写了一篇讽刺时弊的短文《隋园诗话》，
对八股取士作了形象深刻的揭露。他说：“读书人，最不济。背时文，
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作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二句破题，
便道是圣门高第。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朝皇帝，
案头上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
蔗渣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于世，就教他骗得高官，
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在教育内容上也日趋落后和空疏。鸦片战争后，清代统治阶级中的
顽固派仍然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老调，政府的教育方针政策仍然依据
顺治九年（1652年）的《卧碑文》和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的《圣谕》
以及雍正二年（1724年）的《圣谕广训》，要求“生员不许结党多人和
立盟结社”，要求生员遵守“敦孝弟以重人伦”、“黜异端以崇正学”。
为了培养“忠臣清官”，依然推行科举考试，学校仍然教习老一套的儒
家经典，诸如“四书”、“五经”、“四子书”、“理性大全”等，内
容日益空疏，严重脱离现实和实际。学生入学读书，不过是为了求得一
个进身作官的资格，毫无学习求知的渴望，有些人常常手捧茶杯、口叼
① 《清史稿·志八十一·学校一》，第31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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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袋、东游西荡、书声无闻。遍布各地的私塾倒是清代学子真正读书受
教育的地方，但教育内容亦以儒家经典为中心，士子苦读多年，同样也
无真才实学。
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清朝政府极端顽固守旧，对知识分子实
行高压政策，实行思想钳制，大兴文字狱，不允许有任何新思想、新言
论。这样，极大地限制了师生的思想和学术发展，剥夺了师生思想、言
论、出版、结社的自由。师生只能埋头于儒家经典，推崇义理学、考据
学、辞章学、熟练八股，埋头应考，不问国事。
总之，这个时期的文化教育是一方面日益专制和腐朽，一方面又经
受着外来文化教育的激烈冲击。在这种形势下，一些知识分子被唤醒，
不断增强改革意识，一场巨大的教育变革正在孕育之中。
（2）龚自珍、魏源等人改革教育的主张
中英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已岌岌可危。在这种情况
下，封建地主阶级内部出现了改革派和顽固派的斗争。顽固派坚持祖宗
之法不可变，认为“变而从夷”；改革派是一部分比较开明的地主阶级
知识分子，他们则主张改革，认为只有改革才 有出路。这一时期的
改革派代表人物有龚自珍、林则徐、魏源、黄爵滋、姚莹、包世臣、张
穆等。龚自珍、林则徐和魏源于1830年就结成“宣南诗社”，坚决反对
外国侵略势力，主张禁烟和抵抗，支 持改革。在文化教育上，以龚自
珍、魏源最有见地，他们对清末教育的腐朽提出了尖锐批评，主张改革
教育，学习西方。
①龚自珍的教育主张。龚自珍 （1792—1841年），又名巩祚，浙江
仁和 （今杭州）人，清朝思想家、文学家。他在科场中多次落第，38岁
才中进士，官任内阁中书、礼部主事等闲职10多年。因目睹清朝统治者
腐朽，对当权者颇多不满，长期受当权者的排挤。后辞官离京南下，客
死于丹阳云阳书院。
抨击科举弊端，主张改革八股取士制度。龚自珍是近代抨击科举弊
端最严厉的人。他认为八股取士制度已行之年久，弊端丛生，非改革不
可。他曾尖锐地指出：“今世科场之文，万啄相因……四书文录士、五
①
百年矣，士录于四书文，数万辈矣，既穷且极。”他是最早提出改革八
股取士制度的教育思想家。他认为清代统治已经衰败不堪，科举制度已
经到了穷途末路。他反对“率由旧章”的顽固派，提出“奈之何不思更
②
法”的主张。他认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他曾预言，如不更
①
法，“山中之民”将一啸百吟，“天地为之钟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