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近代后期文化教育史-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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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山中之民”将一啸百吟，“天地为之钟鼓”。革命运动将势不可
挡。
反对教育脱离实际，主张经世致用之学。他尖锐批评当时教育脱离
实际，教育出来的人都是一些无学无识而又狂妄自大的人。他说：“生
不荷耰锄，长不习吏事，故书雅记，十窥三四，昭代功德，瞠目未睹，
②
上不与君处，下不与民处。……终必有受其患者，而非士之谓夫！”他
① 龚自珍：《定庵文集·补编·与人笺》。
② 龚自珍：《定庵文集·乙丙之际箸议之七》。
① 龚自珍：《定庵文集·尊隐》。
② 龚自珍：《定庵文集·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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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抛弃考据虫鱼之学和空谈义理心性之学，提倡研究现实问题。他要
求学能经世致用，讲求“东西南北之学”，开创出一代新的学风。在学
术观点上，主张联系实际，提倡“通经致用”，建议用政治、经济方面
的实际问题考查学生。
主张“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十分慨叹清末世衰无人才。他说：
“政要之官，知车马服饰言词捷给而已，外此非所知也；清暇之官，知
③
作书法赓诗而已，外此非所问也。”他们不过“乃缚草为形，实之腐肉，
④
教之拜起，以充满于朝市” 。让这些人当家主事，一旦暴风雨来临，就
⑤
会在时代的风浪中“化而为泥沙”。龚自珍还认为，不但没有人才，一
旦“才士与才民出”，又会遭到封建专制统治的种种压制，使之失去忧
愤之心和思虑之心，形成万马齐暗的局面。因此，他出于对祖国和民族
的热爱，热切地渴望打破那种令人窒息的沉闷局面，大声疾呼：“我劝
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⑥
②魏源的教育主张。魏源 （1794—1857年），湖南邵阳县金潭人，
清朝思想家、史学家，道光进士，历任东台知县、高邮知州。他热心研
究中国实际问题，主张严禁鸦片，反对外国侵略，要求改革。 1853年
因迟误驿报被革职，复官后不久隐退佛门。
主张培养有真才实学的人才，改革科举取士制度。魏源认为，要抵
御外国侵略势力，改革清朝弊政，就要革除社会上的两大弊病：一是“人
心之寐”；二是“人才之虚”。所谓“人心之寐”，是指人象睡觉似的
昏聩糊涂；所谓“人才之虚”，就是缺乏有真才实学的人。如何去掉“寐
患”？他认为必须“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如何去
①
掉“虚患”？就是要“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他希望培养的
人才能够“经世致用”，要有务求实际，务求实学的精神；就是说，培
养出来的人要有务实和求实的精神，要有实际的本领和能战斗的能力。
他在《圣武记叙》中指出：“今夫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材不竞之谓贫。”
就是说，他认为国家贫弱不在于财用不足，主要在于缺乏人材。他还进
一步指出：“官无不材，则国桢富，境无虚令，则国柄强。”他从鸦片
战争的失败中看到人材的重要性，于是他要求能以国家之力，正人心，
②
进人材，“人材进则军政修，人心肃则国威遒”。
在魏源看来，要想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必须改革科举制度。他之
所以主张改革科学取士制度，是因为科举只重“楷法帖括”，培养不出
有真才实学、能治理人世的人才来。因为专习楷法八股，即便考中，无
真才实学，也不可能担任好治国安民的大任。他把八股取士看成弊政，
主张改革，代之以研习朝章，讨论国故的实学。
主张向西方学习，要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魏源在近代教育思
想发展史上的贡献，还表现在他提出了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主张。他
③ 龚自珍：《定庵文拾遗·明良论二》。
④ 转引自董宝良著《中国教育史纲》（近代之部）第6 页。
⑤ 《定庵文集补编·与人耰一》。
⑥ 《龚自珍全集·己亥杂诗》。
①
② 《魏源集》上册，第208、166—1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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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林则徐的 《四洲志》稿本，增补而成《海国图志》60卷，后又扩为
100卷。这是一部中国最早研究世界历史、地理及其他情况的系统著作。
①
他指出，“欲制夷患，必筹夷情”，要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他驳
斥顽固派反对向西方学习的主张，认为他们把“长技”诬蔑为“奇技淫
②
巧”很不对，他主张“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他认为“夷之长
③
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为了实现这些主张，
他建议在广东虎门开办造船厂、火器局，聘请法美两国技师，传授制造
新式武器、驾船和演炮等科学技术。在民用方面，他认为“凡有益于民
者”都应制造。他坚信，只要中国人民奋发图强，就会学到外国长技，
④
中国就会“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与西
方先进国家并驾齐驱。
重视教化和学习，强调身教和因材施教。魏源非常重视教化，并把
教化分为教和化。他说：“教以言相感，化以神相感。有教而无化，无
⑤
以格顽；有化而无教，无以格愚。”他很重视学习，认为“学之通弊”；
传授诗书知识，以便克愚启蒙；但医治顽劣，必须施以礼乐，进行精神
感化。在施教方法上，他竭力反对强制，主张“顺序渐进”和“潜移积
诚”。
他十分强调“身教亲于言教”。他认为，人们即令读遍经书，也可
能毫无触动，但有时听到师友一句重要的话，受到一件事例的教育，却
能为之奋斗终生。
在教学方法上，他主张按照每个学生的自然素质因材施教。他主张
①
“教法因人、因时，原无定适”，根本之点在于“各得其性所近” 。
2。外国侵略势力在华的文化教育
早在明朝万历年间（1573—1619年），西方科学文化便随着传教士
的脚步，悄然渗入中华大地。当时意大利耶稣教士利玛窦（1552—1610
年）等人就带着贡物诣京进献，自称“陪臣”、“西儒”，并愿“终身
为氓”。他们以传播自然科学和技术求得在华传教的权力，逐渐把西方
科学介绍到中国。这时西方文化的渗入还不具侵略的性质。鸦片战争以
后，资本主义列强夺取了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特权的同时，还夺
取了在华的文化教育特权。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对于麻醉中国人民
的精神的一个方面，也不放松，这就是它们的文化侵略政策。传教，办
②
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 。
（1）利用不平等条约，夺取在中国办教育的特权
① 魏源： 《海国图志·筹海篇四》。
②
③
④ 魏源： 《海国图志·筹海篇三》。
⑤ 《魏源集上·默觚下·治篇十三》。
① 《魏源集上·论语孟子类编序》
② 《毛泽东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629—6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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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中期，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对中国
进行文化教育侵略的初期阶段。在这一阶段，文化教育侵略的特点是侵
略者凭借炮舰政策，逼迫清朝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夺得在中国进行文
化教育侵略的特权。中英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虽然没有直接规定
文化教育侵略的条款，但规定五口通商、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以及最
惠国待遇等，为文化教育侵略打开了方便之门。 1844年中美《望厦条
约》规定：“合众国民在五港口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
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院、礼拜堂及殡葬之处……。”1844年
中法《黄埔条约》规定：“佛（法）兰西人亦一体可以建造礼拜堂、医
人院、周急院、学房、坟地各项。”同时又明确规定：“倘有中国人将
佛 （法）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1846年
2月，道光皇帝下诏，解除了100多年的“教禁”，不许各地方官吏再禁
天主教，如滥用查拿，即予以应得处分。从此，西方各国的传教士纷纷
来到中国，披着宗教外衣，进行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教育的侵略活
动。 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均有外籍传
教士可以到内地自由传教的条款。中英天津条约第8款规定：“耶稣圣
教及天主教，原系为善之道，待人如己，自后凡有传授学习者，一律保
护；其安分无过，中国官毫不得虐待禁阻。”根据这些不平等条约，帝
国主义者在中国取得了传教权，可以在中国购买和抢占土地，建造礼拜
堂和教会学校，对中国学生进行奴化教育。从此，中国近代教育发生了
质的变化，由封建专制主义教育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
（2）教会学校
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利用不平等条约，不断开办教会学校，将
其作为对华教育侵略的据点。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外国侵略势力就处心
积虑地开始在中国沿海地区办学。 1807年，英国基督教会派遣马礼逊
到中国，他是第一个来华的传教士。 1818年，马礼逊在马六甲开设了
一所英华学堂，目的是宣传基督教。这是外国传教士为中国开办的最早
一所教会学校。 1839年，美国基督教徒布朗先在广州、后被迫迁往澳
门开办了一所小学，叫马礼逊学堂；1842年，该校又由澳门迁至香港。
这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领土上开办的最早的学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
传教士大量涌入中国，首先在五个通商口岸开办教会学校。1844年，英
国传教士爱尔德赛在宁波创办女塾，这是外国人在华设立最早的女子教
会学校。 1845年，美国长老会在宁波设立崇信义塾，招收学生30人。
这是之江大学的前身。 1849年，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上海创办徐汇圣
依纳爵公学，后改为徐家汇公学。 1850年，美国圣公传教士裨治文夫
人格兰德在上海办裨文女塾；同年，美国传教士麦利和夫人斯佩里在福
州创办女塾；美国长老会在上海开设了清心书院，英国圣公会在上海开
设了英华书院。 1853年，美国公理会在福州开设格致书院；同年，法
国天主教在天津开办了法汉学堂、诚正小学和淑贞女子小学。 1864年，
美国长老会在山东登州开设蒙养学堂，1876年改为登州文会馆 （后发展
为齐鲁大学）。总之，外国传教士在华办学越来越多，教会学校迅速增
加。据1877年“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的报告，从1842年到1877年，
基督教在华办的学校有350所，学生5975人。天主教在华办的学校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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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1852年在江南地区耶稣会派就办七、八所学校，学生1260人。另据
统计：“到1875年左右，教会学校总数约增加到800所，学生2万人。”
①
传教士早期在中国开办的教会学校一般以小学为主。从鸦片战争到
1860年的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前的20年间，传教士们主要是在
中国被迫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和香港开办一些规模小、程度低、附设于
教堂的初等学校。后来出现少量中学，约占总数的7％。其中有相当一部
分是女子学校，基督教办的350所学校中，有121所是女校，约占34％。
学生多为一些穷苦贫儿，学校免收学费。 1875年前后，教会教育进入
一个新的阶段。这一时期，外国人在华开办的企事业日益增多，急需人
才，教会学校总数增加到2000所左右，学生达4万以上。天主教仍以小
学为主，基督教中学明显增加，大学也逐渐形成。教会办的高等学校都
是在20世纪初正式成立和发展起来的，如东吴大学（1901年设于苏州）、
震旦大学 （1903年设于上海）、文华大学（1903年设于武昌）、夏葛医
科大学（1905年设于广州）、协和医学校（1906年设于北京，1915年定
名为协和医学院）、沪江大学（1908年设于上海）、华西协合大学（1910
年设于成都）、金陵大学（1910年设于南京）、之江大学（1911年设于
杭州）、华南女子大学（1914年设于福州）、湘雅医学院（1914年设于
长沙）、金陵女子大学（1915年设于南京）、岭南大学（1916年设于广
州）、协和大学 （1916年设于福州）、齐鲁大学 （1917年设于济南）、
燕京大学 （1919年设于北京）、华中大学 （1929年设于武昌）等。
教会教育之初，主要目的是传教，培养中国籍的传教助手，进而扩
展教会势力。后来，帝国主义在华办学的目的逐渐明确为：教会举办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