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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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革命探秘——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之五（下）
　　C：长征可能是除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外最著名的苦难之旅吧。它本身就是奇迹。在长征的尽头，中共看到的是它要创造的新历史。当然，我们必须看到：它是政教合一的。政教合一如果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段内、相对严酷的环境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旦变成一个完整的政权后，就必定出问题，出大问题，除非政教分离。这是题外的话了。Y：中共在内战时期完成了自身的锻造，这一点，毛泽东当时就看得很清楚。在7。7事变后，中共及时地获得了一个适宜的环境，结果那些包含着中共革命胜利的一系列秘密种子就发芽成长起来。
　　C：原来常讲，西安事变挽救了中共。现在看，只能讲，抗日使中共有了成长的适宜环境，用毛自己的话叫做外因是条件。
　　Y：是呀，整个抗日时期中共成熟起来，我们可以仔细的分析这个环境。首先，是抗日战争造成的一个独特的超级割据局面。我们知道，中共武装斗争发端于地方割据的政治局面，中共这个初生的力量就在不到十年的时期内，生存发展起来。
　　当这个割据的条件减弱时，中共生存的环境就恶化了。这个前面我们已讲过。那么，抗日时期，就全国而言，忽然又有了一种割据局面，那就是日本入侵造成的沦陷区与国民党统治区之间的割据。这个不是地方武装割据，而是民族国家冲突造成的，所以我把它叫做“超级割据”。
　　C：恰巧，中共身处陕晋边界，这是接近日本敌占区同国民党统治区之间的边界地带。
　　Y：我们后面会讲到，不是恰巧，而是肯定会如此。超级割据局面的出现，同日本对中国的企图和战略有关。中日两国的关系，几乎就是中国百年史的最重要的国际因素了。这也不奇怪，毕竟是相互为最大的邻居嘛。
　　但制约两国关系的最根本的因素是什么呢？是中国绝对的安全感和日本的绝对不安全感。这个是从绝对意义上讲，而不是相对意义。因为，从地理环境、人口、资源和文化传统上看，中国尽管国力瀛弱，但是其战略位势却具有绝对优势，而日本则处于绝对劣势。从一城一地的得失上看，日本可以获胜。但这个获胜有个限度，就是日本你无法全部占领中国，或者是象英国人对印度那样彻底征服；而中国尽管败仗连连，几十万人打不过几万人，但失败却有个底线，就是我总有新的部队投入战斗，你日本无法打穿中国的全部纵深。所以，即便是在中国最弱的20年代，中国军事家如蒋百里先生都还是认为日本无法征服中国。这点只怕是日本人也很清楚。
　　C：日本人的绝对不安全感是很根深蒂固的。在二战前，也没有地区整体安全的保护伞，这个感觉就更明显。这个因素显然支配了日本对中国的战略。而中国这头，从我看到的蒋介石日记里，似乎蒋也从来没有设想过最终亡国的情况。他虽然忧愤于十战九败的军事局面，但你也确实看不出他有彻彻底底的危机感。相反，似乎有一种从容在里头。蒋在日本学的军事，应当是知日派吧。
　　Y：中日之间在安全感上的两极化，是制约中日关系的主要因素。到今天为止都是如此。即便有日美安保条约，但在中国拥有核武之后，这个优势又被抵销了。你看为什么日本在台湾问题上持十分可疑的态度，就有这个安全感在里头做崇。我基本上认为台湾问题不是中美问题，而是中日问题。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更多的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日本则不同，即便大陆不是共产党执政，它仍然会阻扰台湾回归大陆的。大陆目前对台的政策是大可以批评的，这是其中的一点。另外，还有日本为什么在历史问题上暧昧，也是可以从安全感的角度予以大部分解释的。中国的外交战略制定人似乎没有重视这个安全感问题。
　　扯远了，再说回来。日本对中国的战略总是游移不定的。进，不能全部拿下，退，又多半一泻千里。李宗仁在回忆抗日初期中日两国战略得失时，特别指出：日本是渐次投入战力，结果消耗太大，无以达成真正战略主动权。这个军事上的被动就是日本拿不准对中国的企图以及达成企图的战略。所以日本在中国，总是得而又失，失而又图。你看日本在辽东半岛下了那么大功夫，结果还是丢掉了。在山东经营多年，结果还是得归还中国。满洲国弄得太勉强，在苏军重压下，始终未起到重要作用。
　　C：可以用朝鲜做个例子。日本在明治以前，德川时代就图谋朝鲜，应当讲，企图之心是坚定不移的，达成企图的战略始终如此，所以得手了。朝鲜对日本现代而言，是起很大作用的。这里，有个东西是对等的：即朝鲜有同样的不安全感，从今天朝鲜半岛的局势中仍然看得到。
　　Y：回到我们的主题。由于日本知道无法图谋全中国，日本就企图建立起地区霸权控制系统，即“大东亚共荣圈”，以增强其安全感。在这个架构下，日本认为只要做到在中国扶植起一个亲日的稳定的政权就可以了。当蒋介石通过策动张学良东北易帜后，日本人基本上对蒋失去了耐心。所以，以打击的方式引发出中国政局重组，就成为日本的侵华的政治战略。这种情况下，当时华北地区是蒋力量最为薄弱的地方。
　　所以，日本首先从这里这手，试图建立起一个亲日本的、“自治”的华北政权。这样一来，就形成前面讲的“超级割据”。一方面日本人只从军事角度占住点和线，而把面分给华北伪政府。另一方面，蒋的力量全放在长江流域以及西北，华北没有蒋介石的力量。而伪政权对面的统治在道义上讲不通，它毕竟是外敌支持的政权。于是华北就出现了广大的乡村地区、非战略要点的地区这样的巨大空白区域。日本人的一个大错误是在华北建政后，他又打封闭之省的山西，可能是要获得能源煤矿吧。
　　C：不好讲。当时辽宁的煤矿够用了吧。弄不懂日本为什么分兵山西，对阎老西作战。是不是日军当时想保留从山西出发，进汉中、宝鸡，打垮蒋政权的选择呢？可是它虽然投入了兵力，但很快又撤走了精锐部队，这确实同日本对华的战略不稳定有关。
　　Y；总之，日本打山西，又没有决心彻底打下。结果在中共身边就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发展空间。这点很重要，要是日本不打山西，则中共无法同抗日的地区便捷地沟通。那么你就只好按蒋委员长的指令，绕过山西，到河南东北地区同日本对垒。那中共的机会就不大了。中共是以抗日取得蒋应允合法化的。否则，胡宗南仍然有力量打垮红军那一万多人的队伍的。所以，既然日军打了山西，红军就可以不听从蒋的指令，坚决的隔河抗日。自山西出发，占领空白地区，棋局到此，毛就看透了。
　　C：山西这个地方是挺有意思的。在历史上，由于它地理上的封闭性，所以相对战乱较少。在抗战之前的一段时间内，山西已经被阎锡山治理的比较有特色、有秩序、有相当大的自治性，很象那么回事。
　　抗战之初，阎非常在意他这个一亩三分地，坚持要保持独立性，所以他不许中央军进入布防。他为了维持自己的实力，更愿意把事态复杂化。所以引中共入晋，以共同抗衡蒋介石。另外阎受日本教育，而当时的日本，社会主义思潮也是比较主流的，所以他对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共产党有亲近感。再加上当时中共分子确实很有能力，很能吃苦，富有牺牲精神。于是，在共产党人的襄助下，他搞新军、牺盟会。但是过不久，他发现有问题了，这些人慢慢控制了这些组织，他好像不算数了。而这些组织就为以后的根据地的建设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假如当时按蒋的意图，中共去河南，是很难立住脚的。中共在河南没有什么基础，河南又是战略要道、平原地区。至于后来的几个根据地都是从山西发展开去的，且多为山区。
　　那时，毛如何看抗日呢？
　　Y：就对日战略而言，毛同当时大部分战略分析家的看法是一致的，即持久战，中国终将获胜。我们讲过，这不是他的真知灼见。毛的厉害，是在于山西抗日局面一旦形成，毛就知道红军的机会在哪里了。你看，西安事变后，毛把大部分红军派到山西，同时又紧紧的控制住前方指挥部，坚决不打正面战，只做游击战。当时红军大部分领导人和党内同志对此思想不通，所以，毛的指示在语气上很硬。随后中共就在山西形成了四个根据地。这样一年后，中共人数就达到了15万人，紧接着又在冀中、冀南和山东建立了根据地，这些根据地都是在割据条件下发展起来的。
　　C：毛泽东在这个时期，政治上、战略上似乎灵感很多，观察深远，无人能比。
　　Y：是啊。看到持久战并不难。可是能抓住山西的机会，连续走出六大根据地的棋，则是他的过人之处。这就是中共开始壮大的第一个战略环境条件。
　　第二条就是中共放弃苏维埃政权，变成国民政府的一个地区政权，取得合法性。这个同第一个条件是相联系的。也是同中共一系列的政治路线的改变相关联的。
　　C：7。7事变以后，似乎共产国际以及中共都开始进行调整了。首先是共产国际进行调整，当时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八一宣言”，是王明在莫斯科起草的。中共中央当时也还处在到延安之前那段十分琢磨不定的时期。好像闭塞得很。但是，事实上张国焘是第一个明确的反对苏维埃政权形式的，他在川北搞的那个西北联邦政府，实质上已经是打着抗日的旗帜，搞的多种社会力量的联合阵线，类似后来的统一战线。
　　Y：抗日统一战线，这个政治战略的形成，毛在初期没有直接的贡献。王明和张国焘应当讲在理论、实践上是领先的。但毛随后就调整自己的看法，毛这个人经常是随机正确的，他可以迅速的调整自己的看法，以符合棋局的变化。但不管怎么样，毛后来是掌握统一战线的本质和主动权的。
　　C：中共政治上这个变化，就为与革命对象国民党合作提供了依据。我也在想，国民党同意与中共合作，到底是什么原因，不会仅仅是蒋被扣押吧？
　　Y：当然不是。国民党接受中共还是同当时整个国际战略格局有关，就是苏联在这个格局中处在一个相当有利的位置上。一方面，苏联曾经干净利索地在诺门坎战役中击败关东军，由此，日本人相当畏惧苏军；另一方面，苏联又试图同德国修好、引诱欧美内乱。在这个格局下，与日为敌的中国必然非常看重苏联的作用。此种情况下，只要中共放弃苏维埃革命，蒋当然就可以接受中共，以取得苏联的帮助。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如果讲第一次国共合作，仅仅是孙中山与苏饿联手，中共是被迫参加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两党合作，但以苏联为保人。所以蒋才下这个决心的。　C：有这个说法：认为蒋没有流氓到家，他要做圣人。所以，会执行西安的协议。
　　Y：如果有这个因素的话，也是个次要因素。关键是当时这个战略格局，在德国同美英开战之前，中国只好依靠苏联这张牌。你还要想到：中国近、现代外交是从联俄抗列强开始的，从李中堂那儿开始的一个外交传统，就是同俄国修好，抗击日本。这条传统到7。7事变后不是减弱，而是加强了。所以，中共是苏俄支持中国时搭售的一个附件，蒋必须接受。再者，我猜测，蒋那时大概认为中共也没什么力量造反了吧，万把人，能成什么气候。
　　C：只怕当时大多数人都这么认为吧。
　　Y：所以，结果蒋就容纳了中共，给其合法性。这样中共就同以前不一样了。它利用这个合法性展开了自身的全面发展。中共在这个合法性下，作了三篇大文章，一气呵成。
　　一是异常出色的宣传工作。这个从八一宣言到西安事变，大体经过半年左右时间完成的。这个宣传工作的结果是中共从一个久已被忘却的党一跃成全国性政治力量，它把这个合法性变成了它存在的正当性，从而让自己成为中国高级政治事务的参与者。这在过去二十年中，是不可能的。中共真正从四一二事变被逐出中国政治舞台后，第一次重返政治中心。这期间的宣传工作是值得好好写写的。因为，这之后在皖南事变、重庆谈判、重开内战、48年和谈等等历史事变中，中共在宣传上始终胜国民党一筹。
　　二是在合法条件下，主要是在山西的几个根据地，把中共的看家法子，乡村社会动员同合法的基层政权建设结合起来了。这点要特别给予注意。因为在农运时代，中共在乡村进行了动员，但并没有掌握住被动员起来的乡村基层力量，结果这个力量将中共也给冲垮了。到了苏区，中共则致力于将这个力量转化为有效的军事力量，但在游击战和运动战条件下，无法建立起稳定的基层政权。同时即便是在某些地区建立政权，也缺乏正当性，得不到社会主流的认同。只好军政合一，以军领政，行为方式就同叛匪无异。这样，被动员起来的乡村基层力量中只有少部分加入红军，大部分则在红白之间摆动。到了抗日时期则不同，中共有合法的政权形式，有抗日的正当性。同时，在超级割据条件下，各根据地相当稳定，政权可以稳定存在。这个时候中共呼应其合法性，在政权人员组成上搞三三制、土地问题上放弃革命，选择改良道路、依照国民政府的法案，进行减租减息，这样以一系列温和的社会政策作辅助，使中共的乡村动员手段丰富起来。同时也彻底掌握了将被动员的社会力量组织起来的技巧。这个时候，中共就不仅仅是从乡村中发现那些可以参加革命的边缘力量，它还借此力量形成对乡村进行全民动员，使中共在乡村主体力量上同样获得支持。这种情况出现以后，中共就可以合法的获得根据地民间财政的支持。
　　C：在合法性和正当性条件下，其实老百姓可以忍受更大的税收负担。在西欧，革命的法国政府就不能征收太多的税，否则，就同你的与民的承诺相矛盾，革命者也深恐由此失去民意。相反，英国保守政府却可以有比法国高得多的税收，这个使英国人过海高成本作战，一样可以打败拿破仑。这个例子也可以在中国根据地看到。
　　Y：中共在这方面的工作，我们以前也谈到过。例如彭真、高岗、薄一波这些人做出了杰出贡献。李井泉、康生也有贡献，当然这两个人经常是保持张力的另一端，他们在发展乡村动员手段上，经常越界，滑向激进革命的一边，这个也是必要的。毛就从来没有认真的批评他们，虽然经常的纠他们的偏。
　　C：人大的张鸣对此阶段的中共乡村动员进行了很好的概括，他那个剧场效应，很有解释力。说到底，中共本质上还是革命党，所以社会动员是他们必须进行的。可是只有中共在乡村的党员们，似乎看清了乡村基层结构里的边缘力量的人性当中的那点负面的东西，如何可以被引诱出来。所以这个社会动员，在合法政权外衣下面，就成熟了。
　　Y：毛当然知道这个东西的意义。彭真从山西根据地到延安本来是准备参加七大的，七大推迟以后，彭就留在延安学习。他给毛讲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毛就说“你再给政治局的同志讲”，后来毛讲“那么好的马列主义，不能就这么几个人听，让延安的同志们都来听”。彭就连续作报告，后来干脆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