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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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它又有饱满的合法性源泉。我为什么对一年来学界盛行的“宪政热”很不以为然的原因就在这里。这些学者们都是从几条经典的“合法性来源”作为立论的出发点，然后加上一个粗略的宪政的“技术设计方案”。恐怕他们自己也信心不足吧。
C：这个信心不足，从本文分析上看得出来。他们自己是知道这差不多是“与虎谋皮”，但又似乎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所以以极为隐晦的语言，想指出某种“不合法的过去”。貌似建设性的进言想补足这个合法性。殊不知，中共从一开始就坦白得很，“造反有理”，革命就是合法性，“翻身”就是正当性。
Y：所以，我质疑这个论述的起点依据。我认为我们在处理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故事。这不是什么“君权神授”，也不是“民选”等等合法性来源可以涵盖的。你只要转换了这个“合法性来源”的叙述角度，你就知道，“宪政热”过于书生气了。无论如何，从中共革命转换到民主的共和国体制，其间的复杂和难度，怕不是这些宪政设计师们所能想象的。
C：只要你坚持的是非革命性的转换，或者借用一个词，“创造性转换”，那么，你就必须从中共执政具备充足合法性的角度，开始你的工作。
Y：这里的关键有两条，一个是中共作为一个革命性的政党，它如何从自己的历史，从自己创造的历史，从那个苦难深处“自我救赎” ；一个是全社会如何实现对中共的“社会赎买”。这是“创造性转换”的两个关键。前者关乎一种意识形态和当下意识。后者关乎一种历史体验。这其实也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C：难矣哉。中共的革命，它不是一个英雄的胜利，如同一个国王的胜利，你如何赎买？它又并非一个单一的宗教，可以政教分离。一个管灵魂，一个管社会，怎么做到？
Y：当然是如此。可并非不可能。你有足够的耐心，就可以观察到一些迹象。可能并非有意识的，是下意识的。知识分子的作用，不就是将“下意识”，渐渐的变成“民族的自我意识”吗？你可不能用那些“非历史”的词语码出一大堆异想天开的设计，把那点“下意识”给搞没了。这就是我想说的。而我想做的，就是找个机会讲讲这些“下意识”。
康生的狼狗和“棍子的下落”——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之六Y：之五，周围的朋友看了，都讲看得不轻松，很沉重。我们自己谈的时候，也有这个感觉。毕竟，话题本身是沉重的。我们的意图是想对这一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做个政治观察。这完全不同于近、现代史或是革命史在以往的叙述。迄今为止，我总觉得，那样的叙事有一种削足适履的毛病。使我们不大容易更加接近一个合理的历史故事。C：真实的历史，很难达到。只要故事的叙述是合理的就行，这个合理的标准，就是常理，普通人可以理解或者讲可以观察到的，可以碰到的东西。哪怕是0偶然才碰到，但只要碰到了，他就能记住，接受。这样的一些素材是更加合理的历史故事。 Y：我们的方法就是这样的。首先是一种观察的方法，就是政治观察。其次是一种分析方法，就是政治行动分析方法。我们是从农业制度史研究开始尝试的。我们发现，从纯粹的生产力角度看，土改至少不能增加土地的产出，在给定的条件下，土地农作物产出同土地制度无关。这样，就让人必须向深处追问，土地制度变革一开始的诉求是什么呢？随后它又变成了什么？我们的观察，就在政党的社会动员里头找到答案了。我们就有了一个角度，这使我们感到我们接近一种更加合理的革命史。虽然讲解放后，先是陈伯达，后是毛泽东都在这个土改身上加上了生产力幻觉，但当初，他们一点都没指望土地里头打出更多的粮食。C：更多的粮食不是当务之急，更不是革命党的任务。Y：对，这就有了“之五”。我们就是这样观察中共革命。同样的，我们也想以同样的角度，来观察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溃败。C：我们讲过，中共革命胜利的原因并不对应着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对后者的描述同对前者的描述一样，那都是要重新审视一遍的。Y：两者合在一起，就构成一个可以扩展的中国现代史叙述结构。这个结构就是我们眼里的现代史。我们感觉到，从这个结构，我们可以靠近一个生活常识语境下的“合理的历史”。C：当然，这个关于国民党的论题，也是个不轻松的话题。Y：但我们可以从一个比较轻松的地方开始我们工作。我想从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和金冲及的《转折年代——1947》这两本书谈起。最近看了几本书，比较留下印象的有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和金冲及《转折年代——1947》。这两本书也算是关于革命史的有份量的著作吧。这两个人不论怎样都还是严肃的作者了。C：嗯，他们两个人不完全一样。一个在朝，一个在野。不过，我读了他们的作品，却有个感觉，他们似乎也有个共同的认识论基础。就是都比较倾向于认为很多历史事件或是历史的结果都是有个“命定”在里头。这也可能是个下意识的东西吧。毕竟大家都是在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思想模式下成长起来的。 Y：对。这个下意识的东西在讨论到国民党为什么失败时表现得最为明显。我举个例子，金冲及在谈论到1947年华东战场的事情时，大体上是这样几个层次：一个层次是正义与非正义，当然中共是要和平，国民党是要内战的。于是人心向背就出来了；第二个层次，是战略水平，是英明的还是一厢情愿的，当然，中共或毛泽东是英明的，国民党是在那儿瞎想；第三个层面是战术，是机动灵活的，还是一味各自为政的，当然中共军队如粟裕是机动灵活的，国民党是一盘散沙，自保势力的；第四个层面是战斗，是英勇奋战不怕牺牲，还是贪生怕死，当然中共军队战士经过土改后，农民参军是不怕死的，国民党军士兵是贪生怕死。你看看，就这样几下子，成败就立马见了分晓。这个合理吗？经得起追问吗？这个解说是我们很不赞同的。C：当然你不能讲他完全没有道理。但是一旦成了个解说模式放在那里，然后又去拿很多材料拼命证实这个模式就有问题了。Y：咱们就拿上面这个例子，按这四个层面来说说看。首先看第一个层次，正义和非正义。其实这个层面，中共的历史更愿意讲要不要内战。你要注意到，正义与非正义和要不要内战是完全不同的。就正义性而言，国民政府占优势，中共至多是个地方势力，肯定占不上正义，所以，中共更多的讲“要不要内战”，并且以此来定义正义。这个中间的逻辑是不完整的。“要不要内战”对国民政府来讲，对当时的大多数士绅和知识分子及工商业者来讲，当然是很清楚的，就是不要内战。但如果国民政府和中共之间有了两条线，国民政府认为你中共过了我这条线，我就灭了你，中共认为你国民政府达不到我这条线，我就一定自己开火做饭吃。那么这个时候，你如何断定这两条线哪条线代表正义呢？金冲及的书一上来，先讲45年以后的接收大员及全国的悲惨情景，以此来暗示，中共这条线是正义的标准，接着再说，中共打内战是被迫的。这基本上是不着调的。C：无论怎么样，我相信，即便是有这样的判定，也谈不上什么人心向背。金冲及的书引用的文章材料来自几份报章，以当时的中国新闻舆论的发展水平，那不过影响一小部分人。大部分人是看不懂的，也是根本不关心的。我们以前讲过，中共搞文宣是能力超群的，而当时中国知识界通常还是左倾的，所以舆论上中共是占便宜的。但问题在于，舆论是否影响人心向背，就不容易那么快下结论了。如果人心向背决定正义，或者反过来讲，正义决定人心向背，那么希特勒怎么解释？ Y：我们在讲中共早期的社会动员时，就讲过中共并非用正义来做其革命的诉求的。C：迄今为止，人心向背的测度都还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西方搞的民意调查，其结果还是需要专家来解释的。但有比没有好。金冲及用一些报章的说法来测度或判定人心向背，肯定站不住脚。因为你可以设身处地的体察一番嘛。上海几个报人写的文章，你就信了？更何况那些报人写的还绕山绕水的，没有当事者的那份了解，你还听不懂他们讲的是什么呢。Y：这里，我想特别指出一点，当时中国的报纸杂志，特别是其中最为突出的如《观察》杂志，其实是同仁刊物，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舆论、媒体。它只是一帮子知识分子打算参政议政的舞台而已，他们讲的话，不是要给人民传达内幕，也不是诉诸人民，而是把自己的想法、建议，讲给两个当事人听，就是那个第三者的声音。C：当然主要是讲给国民政府听的。对，这是个第三方要当当事人的事情。所以他们讲的话只有这些当事人来听了。影响不了一般群众，当然就影响不了人心向背。Y：这实际上还是讲，不管是执政者，还是叛乱者，关键还是动员及控制的效率问题。所以，就第一层次的事情而言，就根本不重要，或者讲没有这个层面上的事情，这是事后编出来的。与此对应的，我们倒是更着重双方各自对自己辖区里的群众的动员和控制。C：那当然一清二白了。中共的效率高，国民党的效率低。金冲及举的很多例子，不能说明人心向背，倒是很能说明国民政府的控制效率没有办法同中共比。这个从根本上讲，是中共的生命之源，就是我们在“之五”中讲的那个道理。Y：从第二个层面上讲，战略水平的高低，也是没有办法进行对比的。国民党当然是全面进攻了，这是政治而不是军事，中共当然要退了，这是军事，不是政治。但这个又被金冲及拿来作为中共是不要内战的佐证，来证明那个第一层面的说法。C：你没有办法，他先有结论了，再来证明，当然处心积虑。Y：国民党的全面进攻，是其政府职责所系，他没有别的选择，必须全面进攻。而且，尽管有失败，但却达成了初定的目标。你看，《1947》里讲得比较多的是华中七战七捷。问题是，七战七捷之后呢？是苏南、苏北那些最富庶的地方都丢掉了，新四军原来是供应最好的。粟裕退到山东了。国军将中共的山东部队和华中部队压在鲁南。这个你能讲错了吗？不能讲。在东北，四平丢失，总不能说是毛或林深谋远虑，主动放弃吧。刘邓千里跃进，外线作战，连金也承认，外线作战是根据地经济形势所迫，远不是什么毛心中一有个所谓“品”字形战略。这个说法同前一段时间有些经济学家的地图经济学是一泡货色。威慑南京？总有点儿搞笑。刘邓到大别山以后情形，究竟起到什么威慑的作用，我看不出来。所以，从战略局面上讲，两者的角度不同，各有盘算，不是像书生们想象的那样两个棋手一起坐下来，你一手，我一手，从布局上就见出高下了，这才是书生论道。国共之争，不能这样看。当时，各有各的问题，老蒋要压缩共区，形成一点或若干点上的决战。中共是被动的一方，他原本并没有什么既定的战略，他只能因国军的战略变化而变化。他被迫给压缩在一起了。当然，格局形成时，蒋达成了他所要的决战态势，毛只好从中看出也有机会，就是中共的力量集中了，可以有一拼。这就是山东战场1947年的局面。C：你一定要讲高下之分，只能讲毛这个人有辩证法，危难中看得到机会，蒋就呆板了。Y：这个时候，当然全面进攻就转入重点进攻。这个转变是很自然的，因为中共的核心部队给压缩到山东战场了。首脑机关在陕北，重点打着两头就行了。后来讲什么千里跃进大别山，把这个哑铃中间给打断了，那是儿戏啦，那有这回事。C：重点在山东，山东的部队是中共当时的主力。东北的部队的大部分也是山东运去的。所以，决战就在山东了。几仗打下来，形成了孟良崮战役，这是关键了，实际上形成决战。 Y：所以，过去讲，中共在战略上避免形成决战，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这固然是不错的。但是，形势比人强……，不管你如何盘算，反正是到47年某月你还是要进行决战了。你不能笼统的讲，战略上中共高明，国军不行的。其实双方都下明棋，布局上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否则，就不会形成在1947年山东的决战态势。因为就这决战的态势而言，对中共并不有利，而且可以讲还是相当危险。C：这可以视作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并没有什么因素使中共更有利。什么人心向背，战略英明之类，并不存在。而国军在付出很多代价后，倒是达到了他的战略目标：进行决战。从这个决战上，就可以观察到很多被忽略但都是有决定性的东西。我们可以拿反面的平津战役相比较，那也是个战略决战。但那里没有什么悬念了，只是时间早一天晚一天，多死一万人，少死一万人的事情。但在1947年的山东，则不同。这是分水岭。早一小时，晚一小时，多一个营，少一个营，都是大不一样的。Y：胜者，事后总要将自己的胜利归之于“天”的，要叙述胜之必然的。但这不是我们所要的历史叙述。我更注意的是，在1947年五月，粟裕围住74师，是十几万人围住三万人，国军在外面又围住粟裕，是四十几万人围住十几万人。到这时，就是战役和战斗了。金冲及讲的那个意思，就是国民党将领同中共将领的高下之分，就是在这个层面上讲的。我们恰恰在这里同金有比较一致的看法。即双方军队就是在这个层面上有高下之分的。而且，就是在这层面上，可以看到双方的区别的。C：这个区别，不在于双方将领的战役领导能力，而是在于双方将领及背后的统帅部的战役决心和毅力。Y：对，战役领导能力，同将领的素养、经验、知识等等相关。这一点，双方将领都是久经历练的。应当讲差距不大。关键在于战役决心。我们可以比较一系列的战斗事例，为什么在形成战役对决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中共获胜呢？济南战役、黑山阻击战、千里跃进大别山、碾庄之战、围歼黄维兵团之战，等等，都是形成相持的拉锯战形势，结果大部分是中共获胜。这些战役的获胜，总结起来，就把国军优势给冲销了。C：问题在于为什么共军获胜的几率高呢？这个问题以前没有提出过。我们讲是战役决心。这个战役决心又是什么呢？Y：就是敢于牺牲，不是战士们敢于牺牲，而是战役指挥官敢于牺牲战士，大规模的、成建制的牺牲战士的生命，这就是中共军事胜利的秘密。C：是的，敢于牺牲部队。在这一点，双方统帅部的心态是不一样的。我以前就讲过，国军的战略是救来救去，中共是围点打援，这就有个心态在里头。国军是国民政府之军，蒋介石不能随意牺牲，它一旦被围，就必须去救。而中共则不同，牺牲就牺牲了，为了全局可以不去救。大到当时重庆谈判的时候，刘少奇催促山东部队进东北时，讲即便丢掉了华东，只要有东北，也可以最终获胜。刘邓进军大别山的时候，邓讲就是全牺牲了，别的地区解放军也可以解放全中国，刘、邓一气冲杀，死伤大半，没有任何兄弟部队进行救援策应，这种心态下，你的战略腾挪空间就放大了。本来讲，战略上，国军占80％，共军占20％，这种心态下国军优势给减少了，大体上55％对中共45％。在战役进行时，共军的牺牲，又把这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