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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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那是。不管怎么样，土匪终究是上不了台面，而革命就不同了。但说到底，“抢钱”也好，“筹款”也罢，归实了就是去把有钱人的钱粮抢来。土匪往好了说，是杀富济贫，了成小义；红军往差了说也是吃饱肚子，做革命的本钱呀。但手段不就是“打土豪”嘛。
Y：“打土豪”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意像。从早期的国民革命、中共苏区，到土改，到文革，一直都在“打土豪”，而且打的方式也差不多。从南方一些县志资料上看，打土豪的那些方式方法，倒并不是中共发明的，民间早已有了，中共在早期农村动员时，借用、光大了。
C：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来讲的一个视角，既当中共从城市败退下来，走入乡村时，中共的主要领导人，其实并不知道要怎样才能动员乡村的力量。他们只是无处可去，只有进入乡村去拼命，然后想到或看到了民间的那些独特的方式，抓过来用，“打土豪”的那些办法，就是这样来的，保留在革命的记忆中，一到大事不妙，就拿出来。抗日后期在晋绥之类的地方，也用南方乡村的办法，同样很灵。
Y：你讲的是其中一种类型。从1927年开始，中共乡村革命有两种类型。一是外来的人搞的，一是本地人搞的。外来人搞的指的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那种先起义（注意，这个运动开端大体上是兵变，或讲是兵运，是当时中共一个主要的形式），然后顺其自然地流落到某处，努力地安营扎寨，这个时候，中共展开的一种乡村革命的形式，就是一种突然而至的外来的力量冲进乡村的传统结构里头。一方面，红军队伍相较之这个传统结构内部的力量是大的多，所以就一下子就给它冲跨了。接着，就打出了“分田地”的口号。这个时候“分田地”这个旗帜是重要的，他把你同其他的过路的力量例如每个路过的北方军阀顺带抢一把，以及本地传统力量区别开来。但是在起义的早期，每天打仗，缺钱缺粮，急得很，只有先抢了再讲，就只有“打土豪”了。所以，从这个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类型来讲，其早期，“打土豪”就重于“分田地”。而本来中央指示中是认为“打土豪”是动员手段，实现“分田地”才是目标。但那个井冈山时期，是无论如何也顾不上的，尽管中央及湖南省委也派干部到毛所部，也是无济于事。因为你天天有战事，那些说教就不易发挥作用。而另外一种类型，以方志敏在赣东北地区的为代表的类型，是一种本地革命知识青年发动的乡村革命，这个同井冈山区别在于，它是从内部发动的。因此必然地它就比较“正统”。因为你从内部发动，你就要先来说服传统结构中的某些力量，逐渐地聚集能量。然后设法诱发或等待一个革命契机，突然释放能量，炸毁旧结构。这个说服和慢慢积累能量的过程，你可能就要从“分田地”之类的地方讲起了。你大概不能只从“打土豪”开始讲起。你还得从一开始就讲的有模有样，一切从说服对象的实际出发，故事要编织的连贯、有力，这类故事并不难编，自古乡间就不少，但方志敏他们讲的故事非同寻常的地方是直接讲清楚了你的故事同别人的故事的联系，就是我们在之五里头比较强调的中共革命的“知识结构”，这样的故事对闭塞乡村里头的某些聪慧之徒来讲是很管用的。
C：有些土匪的传奇故事中，往往有个情节，某个白面书生进山一席话，就把土匪头子给拍晕了。其中的诀窍就是讲一个新故事，而且，把这个新故事同这个土匪头子自己的故事联系起来，变成一个大故事。
Y：方志敏他们就是这样耐心地用“分田地”之类的思想去影响本地结构中的那些潜在的异己力量。然后，突然地释放这个力量，就叫暴动。这之后，就是如何实现“分田地”，那就是“打土豪””。这同井冈山是有不同的。方志敏式的革命更符合“革命的逻辑”，而井冈山那个叫“生存的逻辑”。
C：到头来，“革命的逻辑”还是得变成“生存的逻辑”。
Y：那当然，它还能有别的命运吗？当方志敏的暴动大到一定程度，已经突破了乡间的界限时，那些外来的反革命力量就要不期而至了。这个时候，方志敏的革命，也就要发生变化了。“分田地”就逐渐成了幌子，“打土豪”又成了当务之急。
C：所以，不管哪种类型的革命，都打着“分田地”的旗号。但都只有“打土豪”能解决问题，尽管开始的时候从党的革命战略的完整性讲，“打土豪”是“分田地”的手段。所以我们讲，“打土豪”有个从革命到经济的过程。
Y：在“生存逻辑”支配下的革命“经费模式”其主要内容和形式就是“打土豪”。尽管红军在山下几个县里头搞了一些组织化的东西，但毕竟能养活的人有限。井冈山上只有南瓜汤好喝，养不了人。但红军下山要在县城里待得住，则又显得过于弱小，所以，这个“打土豪”的“经费模式”效力就很有限。它可以维持比袁文才、王佐大的多的部队规模，但却又没有大到可以真正展开革命阵势的程度，所以要解开这个扣。其实，毛当时就看的很清楚，井冈山地区固然易守难攻，也是政府军比较薄弱的地方，但经济程度太差，回旋余地小，筹款困难，则红军难以发展。所以必须想办法创造新的“经费模式”，以支持大规模革命。
C：他倒不一定是清楚应当去创造新的“经费模式”。毛只是感到在井冈山呆不下去了。几条山路一封，4000多人只能在山上饿死了。1928年5月，朱毛会师后新组建的30团，33团就因经费不够，只好打发他们回湘南了。那时红军一共才有6个团，去其三分之一，可见饿到什么程度。必须下山，另找地方。
Y：这个另找的地方，毫无疑问，还必须是政府军比较弱的地方，同时最好经济条件好过井冈山，回旋余地大。实际上1929年初毛带队下山之前，心里已经明确这个标准了。从1928年夏天，在“经营永新”和“八月失败”两件事上，已经看出毛心中已经开始在思考这个问题了。他反对去湘南搞暴动，因为湘敌战斗力强大，又在湘粤大道上，是敌必争之地，尽管很富庶 ，但红军去站不住脚。但湖南省委意见很强硬，于是朱毛带红军进兵湘南，酿成“八月失败”，兵力折损过半，毛对此痛心疾首。所以直到四年之后，他还念念不忘，湘敌强于赣敌。
C：湘敌是本地人，赣敌是外乡人吧。
Y：情况可能更复杂一些，我们今天就不讨论了。而在江西永新县，则又不同。他在1928年6月击破赣军第四次“进剿”再占永新县城之后，作法有变。他提出“大力经营永新”。首先力争占领永新全县，其次调集干部集中到永新。他告诉省委特派员杨开明“我们看永新一县，要比一国还重要，所以现在集中人力在这一县内经营。想在最短的期间内建设一个党与民众的坚实基础，以应付敌人下次围剿”。在这之前，周边几个县遂川、安福、茶陵、宁冈、莲花、攸县来回转，筹到款子就走。但到永新县时，毛的想法就有新东西了。他想在永新扎下根来。打“坚实基础”以区别于上山半年来的土匪式生存。
C：但他们在永新没有弄成。
Y：但这个想法及尝试开始了。这期间毛的思想很活跃。在朱毛会师后，他不断地在各种会议及文件上长篇大论。中心就是讲如何“存在下去”。他反对去湘南罗列的理由之一是从经济上说，“湘南各县焚杀之余，经济破产、土豪打尽，此刻到湘南去解决经济困难，可是绝对的不能”。所以1929年初下井冈去赣南，在毛是有个过程的，并非是完全被迫和突然的。
C：当时讲，围巍救赵，南下牵制围剿井冈山的敌军，那是胡扯。毛朱出井冈时，根本就没打算再回井冈，彭德怀那800多号人守山，纯粹是准备牺牲掉，还好彭很机灵，几天后也跟着下山了。
Y：1928年在毛的思想史上是个很重要的年份。后来的关于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的策略问题，在1928年，他基本上都有考虑了。到长征结束这段时间里头，他的思想可能基本上是在1928年就形成了。这其中，解决红军给养问题给了他最现实的压力。维持一支造反的队伍并不难，如袁文才、王佐，三流人物即可办到。但维持一支不断扩大的造反队伍，难矣哉。他看到流寇式的“打土豪”维持不了朱毛会师后的那支万人红军大队。
C：红军每到一处，无非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只是口号，并无法真正执行。毛给省委报告讲到1928年6月井冈山根据地已有65万人口，大部分土地都已重新分配，我很怀疑这一点。红军肯定还是搞了不少革命行动，如你说的，让袁文才、王佐之类的小土匪看花了眼，那是完全可能的。但是你糊弄不了湖南省委和中央。所以才有特派员和指示信，对毛有所敲打，让他不要忘了革命。其实，毛又何能忘掉革命呢？他是在广州武汉搞过高级政治活动的人，他只为革命才可能上山受这份罪的。只不过彼时彼地，他边干边摸索罢了。在远处看的人，替他着急，怕他忘事，倒也可以理解。问题在于，这种浮光掠影式的打土豪，像一阵风吹过，即不深入乡村结构中实现革命转换，又无法拿到被农民小心藏起来的财产以维持红军大队。毛是先别人看透了这一点。
Y：在他提出“经营永新”这个思想时，他应当就看透了这一点，即光从乡村第一块财富资源上搞，只能维持土匪式生存。要从第二块资源上打主意。他事实上也进行了各种尝试，当他率朱毛红军向赣南转战过程中，他一举解决了这个难题。一句话，他把“分田地”、“打土豪”和打仗建立红区这三件事给合成一件事了。他搞了个“三位一体”。他持续地推进分田地，以此充分深入地“打土豪”，彻底动摇乡村结构，形成在新的乡村治理基础上的稳定的红色区域，以此不断地获得人、财、物的输送，支持红军部队大规模扩大。
C：原先那种“打土豪”，一阵风，只把浮在表面上的财产拿去了。从生活实际上看，一旦红军用“打土豪”的办法筹款，已成一种社会传闻时，各家对财产的保护措施就会层出不穷。红军经过某县，如果时间比较短，那么就有可能红军只能拿走他看的见的东西，那些被藏觅的财宝，就有很大可能躲过被抢。红军拿走的东西大都是农家当期出产以及正在用的东西。我们应当注意到，在传统农作区，像江西某个村子或某个聚落区，它的财富主要是二块，一块是当期的，即以农时为周期，在每个生产生活周期里发生的支出和收入，这是当期财产。这是服从农时的，稻谷还是青苗时，也是财产，但你早拿没有用，你得等到收获时节才能拿到可以用的稻谷。农家人自己为维持这个生活生产周期而备下的种子、肥料、食物、工具等等。这个你可以拿走一些，但不能太多，过头了，要么误农时，要么就饿死人。这一块财产，藏不起来，谁来都看得见，有可拿之物，但不多。还有一块，就是积蓄了。当时就叫浮财。所谓“浮财”就是积累起的历年的结余嘛，是历年的结余以某种保值的方式贮存起来的财产。这主要是相对富裕家庭的家底。这个在江西，民间财富可能主要就是这一块。因为江西没有大的自然灾害，所以这种民间财富的数量还是很可观的。往后你可以比较一下，红军长征结束时，到陕北过不下去，毛让彭德怀带兵东渡过黄河，在山西晋西南几个地方转了两个月，跑回来，就弄了50万大洋。山西和江西有些类似，就是民间财富相比较中原要多点，比沿海的地方要藏的深一点。赣南、闽西这些地方，过去基本上是接近地方自治那样一种治理形态，民间的财富比较完整。
Y：但这点财产一般都有比较好的保护措施以应匪盗。所谓埋藏很深。所以有个词很形象，叫作“挖浮财”。一个“挖”字，活灵活现了一幅发现乡村财富的图景。
C：这一块财产规模要比前一块大的多。如果红军把目光转到这一块上，那么红军的财政基础就大大的扩展了。
Y：光把目光转过来盯住还拿不到手。你还得想办法，一是如何知道这些财产藏在何处，二是如何拿到手里，你拿别人的东西，别人一定会反抗的。如果这个反抗，每时每地地发生。会分散红军很大精力的。用现在的词语表述，就是要有个低成本的有效的“挖”的办法。
C：这办法，结果很简单，就是“分田地”。从台面下讲，就是从乡村里头找出消息灵通的内部人来，给他奖励，由他收集“浮财”的信息，再由他设法挖出这部分浮财，给他一笔回扣，大部分就交给红军。然后这个人就再盯住下一家，继续挖。我看了一些资料，这个挖浮财的手段可真是让人咋舌，有专门的指导文件教下级们如何挖，这可不象书生们能想出来的。
Y：这大概是那些面目不清的人同这些书生们的共同创造吧，一个出经验，一个给概括。不论是谁的创造，反正这套搞法，到后来在山西搞土改时，就很发达了， 康生给它系统化了。
C：“分田地”在台面上，则以重新分配土地为诉求，以那些拿回扣挖浮财的人为主，组成新的乡村治理机构，当时就叫县苏和乡苏。由这些机构持续地以革命的名义形成并强化一种恐怖气氛。
Y：当时就叫红色恐怖，也叫赤色恐怖。
C：在这种赤色恐怖下，一是不断地刺激出前面那种“内部人”来，以壮大苏维埃的力量。
Y：凡是建立了县、乡苏维埃政权机构的地方，就叫赤化区域，正规叫“红区”。
C：在苏区，那种直接的反抗就会遭到极严厉的镇压。这种镇压残酷程度常常让后来人理解不了。殊不知，正是这种残酷才大大地降低了反抗的程度，从而降低了收集“浮财”的“交易费用”啊。
Y：以前一块财产为主的“打土豪”形成的革命“经费模式”，与以后一块财产为主的“打土豪” 形成的革命“经费模式”，二者在实际运行上是完全不同的。
C：我们可以把前一种“经费模式”叫做井冈山方式，把后一种叫作瑞金方式。同样看上去都是“打土豪”，但内里另有乾坤。
Y：井冈山方式，红军就是一阵风，其生存逻辑大于“革命逻辑”。而瑞金方式，则不同，它的生存逻辑就是革命逻辑本身。红军到1929年4月到达兴国以后，就开始一种全新的革命过程，我是这样来概括的，红军先找到一个点，这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