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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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怼：炀�1929年4月到达兴国以后，就开始一种全新的革命过程，我是这样来概括的，红军先找到一个点，这个点一般都是县区，周围相对比较富裕，人口稠密。在这个点上，先进行“分田地”，建立乡村政权，从而获得一个较大的“浮财”以供给红军。然后，又借红军之威，向周边地区扩散，形成一个“苏区”。由于江西地貌特征，这种连续扩散有个地理边界，往往是县城周边地区。所以红军又去寻找一个新的点，然后再来一遍，形成一个新的苏区，通过控制两个苏区之间的交通线，使两个苏区连在一起。这叫作“赤化”，就有了一个更大的“苏区”，从而供给一支更大的红军大队。这个过程是良性互动的，相互激励的。于是就持续下去，从1930年开始，这个过程就开始了。用当时的话讲，叫“猛烈地扩红”。即是指扩大红军，也是指扩大“苏区”。
C：当时，红军往往是先打县城，打不下来，接着就 “分兵”，分兵就是去打乡村里的“土豪劣绅”，习惯叫“土劣”。这种运行过程中，“打土豪”筹款子本身就变成了革命行为，而在井冈山方式下，毛泽东就要受到上级党委的批评，认为他只交土匪朋友，不搞革命了。毛是何等人物啊，立即创造了新的方式给这帮人看看，到底谁革命。
Y：毛当时没有这么意气用事，须知1931年底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他当主席之前，毛没有对上级党组织意气用事的本钱。他相当地谦虚和服从。但中央及省委离他这儿很远，所以他有自行其事，发挥其伟大创造性，主动性的余地。但你说的对，瑞金方式的一个大的特征，就是把革命和筹款子这样等而下之的事情给合成一件事了。这以后，毛一会儿被批“左”了，一会儿被批“右”了。但没有人再讲他不革命了。因为他创造了真正的革命。临时中央那班人来了以后，最多不过是给毛的这样的革命添油加醋罢了C：我猜测，宁都会议之后，毛被冷落那样长时间，但长征时，王稼祥几个坚持要毛随红军主力行军，恐怕同毛的这个创造有关吧。
Y：在瑞金方式之下，红军虽然说不上财源滚滚，但确实经费够用。从1929年4月毛在兴国搞《兴国土地法》起算，前面算井冈山方式，后面算瑞金方式。1927年9月到1929年4月，有一年半多时间，毛手上的红军数量几乎没有增加，就3000多人。但到1931年8月第三次反“围剿“胜利时，不过才二年多一点时间，毛手下红军正规部队人数已达4到5万人，中央苏区有县城21座，红区人口达250万人。两下相比，高下立见。袁文才、王佐这些小土匪死得早，要不然，那一定是五体着地，服了。
C：既然提到了“兴国土地法”，我们是不是岔开一段，讲讲“分田地”。毕竟分田地才标识了这场革命的独特性。
Y：这有几个特征值，可以勾勒出这条线索的轮廓。1929年4月，毛起草《兴国土地法》；1930年2月，发布《二七土地法》；1930年5月毛做《寻乌调查》；1930年6月《富农问题》决议案；1931年2月毛给曾山的信《民权革命中的土地所有制度》；1931年8月苏区中央局通过《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1931年11月，全苏一大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1932年夏季开始查田运动，1933年查田运动进入高潮；1934年3月，发布中字第一号令《关于继续查田运动的问题》；1933中央苏区已出现大片田地荒芜，粮、棉奇缺。9月开始长征。
C：年年都有新花样。在乡村穷折腾，是历史悠久啊。
这里，我们可能要岔开说一说这个“分田地”，它是不是一个真正受大多数农民欢迎的措施，特别是在中国。我的看法，应该不是这样，至少是一个并不清楚的东西。中国历朝历代的造反，有提出均贫富的，但没有提出均田的，提出并实施均田的都是当政者，西方我们不知道，但在中国，就是这样。就中国来讲，土地的转让及租赁，早已经“资本主义”化了，中国的土地产权，是远较西方复杂和精致的，地面权、永佃权、佃权权重、租佃的各种合约方式、典当方式、期权交易等等。所以，中国农民造反，如果说是因为什么土地问题基本不着调。造反者们大致都是冲着动产而去的，谁有动产，就造谁的反。有两个最明显的目标：官府和财主。所以“打土豪”就容易搞得起来，“分田地”则是一个泊来品，在中共，是苏俄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被生搬入中国的一种“理论”模式，或叫一种教条主义。那么，孙文怎么讲呢？
Y：孙文的“耕者有其田”的思想，大概来自美国一个叫乔治的人的说法，它主要是要制止有钱人对土地的投机，主张土地国有化，孙文的这个提法并非中国民间的古老要求，当然他自己从未实行过。中国有井田制这类准“耕者有其田”的制度安排，但后来似乎有些不合时宜，大概是出于效率的原因吧。也就是说，均分田地，本来应该是一个在一定法律框架下的政府行政，它必须具备社会稳定这一条件。它是政府的施政，不一定是百姓的要求。
我们来看看这个苏区分田地的内容，在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之前，分田地主要是地主、富农的土地拿出来重新分配，中农土地不动，重新分配时，“抽多补少”，以此达到大致的平均。其次，重新分配已不是按户，而是按人头计算。1929年到1930年这一段时间里，红军刚刚到赣南地区，打仗，建政，忙乱的很，分田运动没有真正搞起来。1930年2月之后，在赣西南地区开始大规模地分田，这持续了一年。要注意，这同农业生产周期是同步进行的，所以，分田地本身对农业生产是破坏作用的。
C：相关记载不多，但可以做如此的推测，错不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不乱不可能。比如分青苗就闹得一锅粥。
Y：这期间的分田主要问题是不稳定，分了又分，今天这块地给李家，明天收回来又给王家。来来回回折腾，有的地块居然被分了五次。我是从毛泽东1931年2月底给曾山的信中发觉了这个事情，毛的信题名为《民权革命中的土地私有制度》。其他有关资料中对这件事都没有注意到，或是当时多种原因，也未将有关资料留下来。我只能从毛的这封信中看到这个事情，猜测可能的情形。信里说：“过去田归苏维埃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的空气十分浓厚，并且四次五次分了又分，使得农民感觉田不是自己的，自己没有权来支配，因此不安心耕田，这种情形是很不好的。省苏应该通令各地各级政府，要各地政府命令布告，催促农民耕种。在命令上要说明过去分好了的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既算分定，得田的人既由他管理所分的田，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以后，一家的田，一家定业，生的不补，死的不退，租借买卖，由他自由；田中生产，除交土地税于政府外，均归农民所有。……这些规定，是民权革命时代应该有的过程，共产主义不是一天做的起来的。苏联革命也是经过许多阶段，然后才达到现在社会主义的胜利。”
C：这有意思。前些年讲联产承包制不是也有这个类似问题， 80多年了，还是个老问题。另外，我们还可以注意一下，生的不补死的不退、不杜绝租借买卖，这个意思是可以有“剥削”，也可以产生新富农，不限制的。可见所谓的“分田地”，重在分配，而不在什么持久的公平。由红军来分，实际上的作用也仅仅是个动员方式，关键还是为了筹集费用。
Y：也有不同。毛讲的四次五次分了有分，是在一个农业生产周期里的，那样就无法让农民种地了。所以毛一下子就发现了，并且写了这封纠偏的信。毛谈这个事很正常。你想嘛，没收田地后，苏维埃的工作人员一般地讲，肯定是倾向于认为这地就是苏维埃的，然后给你种，无论如何在分给你种之前它是公家的。随后，分给某户之后，各种可能发生的因素，只要让某个苏维埃人员觉得前几天分地太急了，这块地给某户并不合适，于是收回再分，这样的事，对那些十几二十几岁的苏维埃人员来讲，很正常嘛。至于在某个村落如此这般分地会引起什么样的故事，却无从探知。
C：这个同华北搞土改不一样，华北那个时候各种乡村故事都流传到后世了。中央苏区没有民间故事流传到后世，你别想这个事。因为相关的人要么死了，要么不愿讲，农民也不敢讲。这个同华北不一样。很不一样，其间的……
Y：到1931年4月曾山发文讲《土地是我们的，耕种起来吧》，这纠偏才开始，我想，那与农业当年当期的农业生产而言，与事无补吧。最多是停止了损害。这就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发布了，时间是1931年底。这同解放战争中发布的“谁种谁收”的公告也相差不多。
C：这个土地法有个党内争论的背景要提提。“八七”会议决定去乡村搞革命时，党内的口号是讲“没收一切土地”重新分配的。毛在井冈山时也搞了一个后来叫《井冈山土地法》的东西，是应付湖南省委的，就是讲没收一切土地。但是没有实行过。是应景文章。但从《兴国土地法》开始，党内就有争论，焦点是地主富农分不分田。当时中央的意见倾向于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与毛及《兴国土地法》、《二七土地法》有差异。这个差异就成了当时在上海的中央对毛及红军指责的主要内容。讲毛是“富农路线”。于是，中央与苏区为此就有不断的争论。到了1931年底搞这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时，就停止了“富农路线”，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就定下来了。这场争论，现在看，就五十步笑百步，好像不是性质上的区别，但在当时，这个就是大问题了。
Y：我插一句，好像对中农问题，不管中央，还是苏区，都比较慎重，一直讲中农不动，或是不侵害中农的利益。似乎党内也有很实际的一面就是讲中农是生产力的主力。
C：也不尽然，没收一切土地就包括中农的地。但确实，1929年之后的中共搞的任何土地法案中，对中农都是保护的。但这也当不得真，因为实行起来的时候，富农的界线一放宽，中农就玩完了。所以到解放战争时期，中农问题又成了“左倾”“右倾”的标志了。正如同中央苏区“富农问题”是“左倾”“右倾”的标志一样。当时，还有一系列涉及到分田地的具体操作环节上的争论，如按村还是按乡分，是按人头分，还是按劳动力分，或是按户分，是调整式的分（如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还是彻底打乱重分，以及土地税之类，很多具体问题，都有争论，不少问题党内也上升到“左倾”的斗争层面上。弄的很紧张。反正到了差不多这个时候，已有几十万的“土劣”被逐出或自己逃出了苏区，男的当苦力，妻女当娼妓。这是党内文件明确记载的。
Y：1931年底新土地法布告后，因为与前面的《二七土地法》在操作上有很大差异。新法、旧法就有交替过程，重新再分，就又折腾了一年。所以，1932年，原本是比较稳定的时期，是中央苏区黄金时期。但农业生产这一块肯定还是受到相当大的损害。因为农民与耕地的关系依然不稳定。自这个土地法以后中央苏区再没有搞新的土地法令。但奇怪的是从1932年夏季开始，主要是在1933年6月间，搞了一场“查田运动”，就是彻底伤了苏区农业的元气。查田本来讲是对分田结果的某种设定好的纠偏或纠正。但结果这个查田比分田搞的还要火爆。
C：这个查田运动我前面看了一些资料，从我阅读的材料来看，查田运动，与其说是一项政治行动，不如说是一个财政措施。因为就他的具体操作来看，就是谁富查谁，或谁有“浮财”差谁，同田多田少不相干的，查出来的东西谁拿走，也没有多少悬念。当然，对中共来说，一定会在政治上提升这个措施来赋予它“政治正确性”的。可笑的是到了六七十年代，又把毛的有关文章拿出来，去说同它本不相干的事，历史一经意识形态化以后，可能都是这样吧？我纳闷儿的是：春桥同志自己明戏不明戏？算了，这个查田以后再说吧。
Y：不管这个查田当初要干嘛，反正它赋予执行者随时宣布已分土地作废，重新再来的权利。这样毛给曾山的信中所写的那样的担心的问题，就又出现了，而且更加严重。所以到1934年春夏，实际上中央苏区的农业是无论如何走不下去了。从1929年开始到1934年9 月，这个分田地的大致过程就是这样，无论主观上是怎么一回事，反正客观结果，就是苏区农业大伤元气，农民生活就可想而知了。
C：其实，中共当时运气还是不错的。选择江西作根据地，江西一直是个农业条件比较好的省份。几乎没有大的周期性自然灾害，一直就是个粮食及农副产品输出地。红军到赣南以后，有关饥饿的记载就很少了。南瓜汤是在井冈山时才吃的。到赣南就没有这么苦了，至少一个兵一天一斤六两大米是保证的。
Y：如果“分田地”不同“经费模式”挂上钩，你还真不知道中共当时为什么要这么折腾，好处在哪？
C：我看过毛有文章讲，中央苏区32年收成好，增产15％，有的县增产高达40％，还搞了一个运动，好像叫作“为增产二成而奋斗”。
Y：这个你千万别当真。有不少党史作者居然拿这个作为“分田地”解放了生产力的证据。真是瞎胡闹。你能拿1959年那些人公布的亩产量去论证人民公社的伟大吗？1959年时的干部可以这样论证。1933年时的中共也可以这样论证。但今天有人这样论证，那一定是昏了头。
C：是啊，毛自己也讲过分田的当年粮食产量是减少的，他们讲的那个增产几成不是指的总产，指的是相对于去年的单产，把两块地的稻子放在一块地不就解决了嘛。那就是讲，你不能在这样一个封闭的乡村经济环境下，指望当期的农业产出有一个显著的增加量，不可能用这样的增加量去养红军，没有这个增加量。所以只有挖浮财。
“分田地”就讲到这里吧。咱们再回来讲瑞金方式的实际运行吧。
Y：瑞金方式在实际运行时，有个最大边界问题，就是扩红的力量与外界，白区给你顶回来的力量，一旦达到均衡的时候苏区的区域扩张就停下来了。中央苏区到1932年时达到全盛，大约有5万多平方公里，不到300万人口，基本上机关工作人员也上升很多，但苏区疆域没有扩大。白区给的压力加大时，苏区还有减少。
C：这个是否同江西的地貌特征有关呢？
Y：地理条件肯定是一条，政治局面更重要吧。你扩张越大，自然外界的反响力量也越大。这有个均衡点，达到最大，维持一段时间，随后，苏区就塌陷了。
C：政治条件，也就是毛讲的割据条件吧。但从中央苏区成立中华苏维埃起，几乎没有多长时间，苏区就塌陷了。过去都讲，是因为排斥了毛的领导。近来有些研究，讲又不完全如此，但一直都未有一个信服的解释。
Y：中央苏区塌陷，直接同这个瑞金方式有关。瑞金方式是以乡村中的“浮财”为对象的。就是前面讲的乡村第二块资源，它既然是存量，那么终归是有限的。而且，“挖”的程度是越来越大。开始的时候，好挖，后来存量越来越少了，自然挖的难度就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