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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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在目前这种局面下，坚持下去，无非就是个拖。既然是拖，就要有个措施，有个目的，有个结果。否则的话，拖下去，除了痛苦，没有其他意义。即便是同四方面军会了师，那又能如何呢？还得想办法呀。招安就当时来讲，应该还是一个朦朦胧胧的东西，并不清晰。对有些人来讲，可能一想到这个东西，不自觉的就想把这个念头压下去。这就有两个本能吧，一个是生存的，一个是主义的，煎熬啊！话说回来，就意识形态讲，招安也有可能性，例如第一次国共合作，基于对中国社会性质认识和对国民革命性质与任务的认识，才有了中共对国民党的加入与合作。这虽说不能讲就是招安，但也有那么点儿意思。但当与国民党翻脸开打了已有4、5年之久后，用意识形态来解释招安，还讲不通。总之，到长征时期，在意识形态上尚无创新以解招安之惑。
Y：但是，如果把意识形态放到一边，这个招安，的确没什么大不了。刘邦被招安过，宋江就不用说了。宋江不想当皇帝吗？可能是不敢想而已。先图存，再讲其他。这帮亡命之徒，出于各自不得已的原因来到水泊梁山，一闹大了，就有了组织生存的强烈考虑，当皇帝不可得，再闹下去肯定完蛋，怎么办呢？原来说“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最后贪官都不反了，还要到贪官那里去走门路，连妓女都用上了，为了招安，无所不用其极啊！但有个底线：大家不能散了让人各个击破统统杀了，这个可能性非常之大。打方腊给了他们一个机会。如果打完方腊他们不是打残了，而是做大了，会不会有安天下的企图呢？怎么会没有呢？74年批《水浒》，毛说宋江“搞投降主义”，其中的用意，外人也真个难解啊。毛泽东后来常讲，总是先有事实，后有理论。用在这件事上很贴切。在招安这个事情上，我认为，形势所迫，招安的念头一定会产生，至于如何讲得通，那是后来的事。在当时，即便没有其他借口，逃亡与生存就是借口。正因为如此，我认为，中央红军在会理会议决定迅速翻过雪山，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除开这个会师可能带给这支疲惫之师些许幻想之外，招安的想法恐怕是呼之欲出了。
C：是呵。环境凶险呵。既然散伙以保火种毛不同意，那么招安以保革命火种毛未必就不同意吧。况且，以他对中国社会的熟悉程度和以前政治活动的经验，似乎他至少比洛、博这些人更加适应招安吧。无论如何，招安还是置根于中国社会。保不齐，毛还是这个招安的首倡者呢！这个非常之中国传统的革命式样，对毛来讲，根本就没有什么讲不通的地方。总之，有了机会再起事就是了。此刻生存下去本身，也就是逃亡本身如果还能带来什么机会的话，那就是招安。而招安这个幽灵恰恰就是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那段匪夷所思的争斗的底色！Y：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师及一方面军北上，有太多的官制史学。其中一个有名的传说，就是一、四方面军会师时，张国焘问周恩来，中央红军有多少人，周讲有三万人，而张国焘也夸大其人数为十万人。这个情景还写入一些影视剧，流传甚广。这个故事，表达了一种想象，就是一、四方面会师之日起，路线斗争就开始了。双方各怀鬼胎，周恩来夸大了中央红军数，张国焘打一开始就轻慢了中央。这个故事根本就经不起追问。中央红军是1935年6月12日与李先念所部会师。中央红军人数大致二万左右，两军从即日起即有不断的交流，联欢。李部亦向中央红军供给食物、衣物等等。张国焘是6月25日晚才来与毛、周等会面。其间10多天，张国焘与中央及李先念联络频繁。李先念是久经战阵的主力军政委，在四方面军以机智著称，难道这么长时间还搞不清中央红军的数量？周恩来在这种情况下，会去硬着头皮扯谎，不可能嘛。
C：是啊。只要把时间排列一下，就有问题了。中间有个十天，李先念就是个文职人员，怕也搞得清楚中央红军的数量吧。哪还轮到周恩来来扯谎，这是典型的想象。还有那封有名的“密电”，也有类似的问题。照叶等人的说法，9月9日下午，右路军电报员接译了张国焘标明由陈昌浩亲译的密电，交给叶剑英。让叶给陈，陈正在会议上讲话，要讲完才看。叶怕误事，就打开电报，见到密电内容大惊，离开右路军指挥部，到毛住处。毛让叶誊写一封，原件让叶还陈昌浩，叶又到指挥部会场，见陈还在讲话，将电报交陈的参谋，此时大约为下午3~4点钟。毛当天傍晚还去见陈、徐，谈了话。然后，叶在凌晨二点前逃走，与毛一同赶到彭德怀三军团驻地。此后陈昌浩发觉叶逃走，大怒，要派兵去追，被徐向前制止。此时离叶将电报交给陈昌浩的参谋已10个多小时。那么在这10个多小时里，陈昌浩一直在讲话？张国焘给他的须本人亲译之密电，陈的参谋会扣在手上10个小时？陈昌浩如果看了密电会没有行动？或是某种表示？这根本就讲不通嘛。你把这个密电故事的时间排出来，就发现了漏洞。所以讲，加害于中央领导的密电根本就子虚乌有。但是是否有内容不大友好的，例如监视中央纵队活动的意思的电报，那倒也有可能，但用不着这样编个大故事来耸人听闻呀。
Y：这两个故事，是一、四方面军会师的流传甚广的故事。要揭穿这样的故事，原本并不难。只要把时间排排就行了。但此两件事居然就成了所谓党史上的公案，长久得不到解答。徐向前、李先念在80年代、90年代亦通过多种方式暗示，并没有这份密电，而党史作者们似乎也更愿从这些人的事后回忆中去仔细地对比，想找出真相。其实很简单，把这个故事完整地讲一遍，按照所谓当事人的讲法，完整的讲一遍，就发觉漏洞了。就用故事本身的漏洞就可以证伪这个故事。用不着去分析四方面军那帮老同志几十年后的欲言又止的曲笔回忆。
C：可见，即便是简单明了之事，如果有个从事后的结果和结论出发的定见，会怎样的遗失观察者的客观和公正。可很奇怪，这样明显讲不通的事情，却堂而皇之的在那些将帅回忆录中就这么编写。
Y：记不清是哪个好心的党史作者写过，张国焘与毛主席比，政治智慧高下立见，体现在毛于遵义会议时，只谈军事，不谈政治，争取了中央大多数，结果拿到了领导权。而张国焘从会师之日起，就纠缠不休要进行政治路线清算，所以中央大多数反对，张国焘就不行。真是“替古人操心”。与其替张这么想，倒不如去想想张国焘为什么一定要和中央谈政治路线问题。难道就是要夺权？毛在遵义时，手边无一兵一卒，只好靠谋略。张手上大兵在握，要夺权，不必如此吧。其实，应当追问的倒是彼时彼地的政治路线问题是否该谈呢？
C：这就事关中共在会师之后的基本路向。不是能照搬遵义会议时期，只谈军事，不谈政治的路数就能解决的，不那样简单。在会师之后，如果讲不解决这个路线问题，就还是个跑，那么以当时的情景而言，究竟是四方军的同志熟悉西北地区，还是一方面军的人熟悉西北地区呢？这不明摆着嘛。既然四方面军的同志熟悉实际情况，那么他们的意见就应当得到重视。可是中央红军一到川西北，就是急吼吼地要赶紧离开此地，北上。如果北上有条件。张国焘在川北建根据地的时候，为什么不分兵北上，先打开一个局面呢？他难道那个时候就存心要与中央分庭抗礼了吗？这说不通嘛。事实上，在会师前两个月，张就曾试图拿下松潘，是徐向前指挥的，结果失利。 Y：张国焘是1935年元月中旬接中央指令主力转入川西北，他在此地带活动了有半年，他五月派李先念南下接应中央红军。应当讲，他确实有机会先行派出部队北上探路的。他手上有8万人，他对北上确实浅尝辄止。 除徐向前打松潘那次战斗以外，没有再多做北上的努力。这中间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北面胡宗南部队防守作战很有办法。在通南巴的时候，徐向前就很想诱胡宗南从北方防线南下，与其野战，结果试了几次都没有得逞。这胡宗南就是守着北方防线让你来攻。徐向前就此罢手。前方将领既然有此看法，张国焘如何去想北上呢？他当时必须十分小心细致地考虑北上方案嘛。
C：说到胡宗南善防守，不能不提松潘作战失利。两军会师之后，一方面张国焘确实想与中央好好谈谈政治路线的问题；另一方面，他也同意了中央迅速北上的想法。6月25日下午张到达中央驻地；6月29日就发布了会师以后的第一个战役计划《松潘战役计划》，兵分三路，打头阵的是林彪。四方面军主力也调上去参战，半个多月，还未攻到松潘城下。只好罢休。松潘不下你如何北上呢？胡宗南守在那，打不下来，则进入甘南的南北通道就卡住了。
Y：你林彪打头阵，打不下来，算不算是一方面军存心不想北上呢？当然不能算，既然如此，到9月3日，张国焘率左路军北上过草原受阻于墨洼噶曲河不能北上，退回阿坝，难道就是存心吗？况且一方面军的董振堂在8月19日就奉张之命北上进入草地探路了。比你中央红军中央纵队8月23日才进草地还早4天呢。现在党史引用刘伯承解放以后的回忆讲，董振堂说“小河嘛，可以过去的”，可信吗？董是探路的，能过，他才发报给张，张想过，才从阿坝走3天到墨洼的，等到了以后，下雨过不去，董有工兵营，知道如何找渡口，如有渡口，张不过，如何服人？你刘伯承身为总参谋长，也到了噶曲河边，过不过得去，都是内行人一眼看得出。张国焘既然已经从阿坝走到这里了。他为什么过得去而不过呢？所以你不能从事后看，张国焘确实反对北上，因此，他从一开始就存心作难中央。说实在，他要是一开始就存心，不要说是反中央了，即使来个消极不配合，你中央当时有无饭吃还难讲呢？
C：刘伯承这些人的事后回忆是靠不住的。彭德怀在自述中讲张派秘书黄超到彭的住处，送来牛肉干、大米和银元。认为是拉拢彭，是旧军阀的卑鄙手法。这简直是不厚道。这种说法能采信吗？如果能采信，那么毛毛写邓小平说当时傅钟送邓一匹马，一件狐皮大衣和几斤牛肉干，解决了大问题，又当如何说呢？
Y：彭的回忆已是在文革中的事了。他为了自保，这么讲，情有可原，不能讲不厚道。刘伯承在张国焘的司令部里呆了近一年时间，有点不清不白。加之一直不受毛的待见，到 1961回忆时，那是为自己解脱，也事出有因吧。问题是，研究者千万要仔细地想想，他们的回忆的细节，是否经得起常理的追问，经得起追问，即便无从证实，也是提供了想象的启发。怕只怕，研究者自己心中的那个“历史”本来就是由后来这些“当代史”构成的，他们如此引用的回忆，不过就是同义反复。
C： 所以，如果你，开始就抱定张国焘有野心，要反中央，所以来来回回闹别扭，以这样的思路下去组织所谓的“史料”，由此形成的“历史叙述”能经得起追问吗？当然不能。除非你脑子进水了。有时，看这些书，看到这些段落时，哭笑不得。如此的史学训练是怎么养成的呢？即便是有政治风险，那也不致于弄成一张破渔网嘛。
Y：差不多讲，刘统这本书算好的呢。有一本《伟大的长征》，是杨尚昆题书名，冯文彬写序，算是很正式的书，写这一段时讲，当右路军过了草地到达巴西、班佑时，张国焘控制的左路军正在草地平行的方向朝阿坝一带运动。这就不是是否经得起追问了，这简直就是在编造了。左路军总部进占阿坝是8月21日。右路军进草地是8月24日，到班佑，巴西是8月28、29日。前后差了7、8天。人家就敢这么写。可怜徐帅年迈体衰，老眼昏花，居然也为此书题了词。索尔斯伯里写《长征》，引用胡华的看法，讲松潘失利是张国焘故意破坏，改动计划，让三十军佯攻松潘，结果破坏了战役计划。这谬误就更大了。除了语言翻译的因素外，这个老外大概也是类似的结论听得多了，也有了定见。 C：是啊。倒不是为张国焘辩白。分裂是事实，我们正是想拨开这个大事件的迷雾，来探究，何以这个分裂就发生了。我们当然不能认同迄今为止的关于这次分裂事件的解说。这些解说几乎是建立在延安期间激烈的党内斗争的基础上的，是在张国焘叛党之后进行的党内斗争基础上的。我们知道这样的解说，是经不起追问的。
Y：张国焘同中央的分歧，从近的方面讲，在6月14日两军会师之后就开始了。从远的方面讲，则在川陕根据地的时候就开始了。前者，集中在军事层面，后者集中在政治层面，这是两条线索，这两条线索发展到两军会师见面之后，就纠缠在一起。我打算先分开来谈谈。先从事实发生的经过，就军事计划和执行谈起。张国焘是在1935年元月中旬接中央从遵义给他的电令，从通南巴西移，西渡嘉陵江在3月中旬抵达泯江流域，策应中央红军入川。红四方面军在此地先是设立川陕省委，设立“西北联邦政府”，后是在军事上，对四周情况进行试探。最重要的行动是在四月份，以一部北上打松潘，未能得手，另一部五月南下打懋功。为中央红军会师作准备。张国焘住在茂县，大约离懋功有三天路程。
C：从3月中旬，张国焘到北川，茂县一带。到6月中旬两军会师，有3个月时间，建立川陕省委和西北联邦政府，应当讲没有花张国焘多少时间，不少回忆录都讲，这二件事情主要是周纯全负责，大约只有十几个中级干部在周的手下做这两件事。张国焘可能同陈昌浩、徐向前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对川西北的军事侦察和研判工作上。所以，当李先念同毛他们见面之后，张就同毛等人，就军事部署展开讨论。这个时候，有必要提醒一点，就是双方对军事情报的掌握上是有差异的，甚至是有很大差异的。因为中央红军5月才入川，6月初翻雪山，几乎是一路急行军。所以，中央红军对川西北的情况了解的应当比较少，没有张国焘他们了解的多。毛他们与李先念见面之后，交谈的话题，也是集中在川西北的军情交流上。
Y：对，这个差异因素要在讨论事态进展时加以考虑，我们先看6月上旬，红军翻过雪山之后，张国焘等人有两份电报给中央，除了致欢迎之意外，都提到会师之后是北上打胡宗南，还是南下打刘湘的考虑，张并没有明确的建议，只是将情况通报给中央。约定见面之后定夺。从电报语气上看，张等人还是以中央意见为主的。6月13日，张等人电报中讲“究以先打胡先打刘何者为好，请兄方按实况商决示知为盼”。即使不能讲这算是请示上级，要讲以客为先的意思，那是没有错的。有意思的是，中央这班人，倒是一点都没有忘记自己的中央地位，中央毫不客气地回电张国焘。提出第一个“北上”方案：即以现四方面军防区，北川、茂县、理藩为依托，向北发展，攻击从平武到松潘之胡宗南防线，突破后向川陕三省交界的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