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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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我想说的细一点。对留苏生们来讲，反正有散伙这个底线。会师也好，不会师也好，不行就散伙。毛要搞会师，要再坚持，很好啊。就支持毛来运作。但对毛来讲，就不那样简单了，会师前后，他都有大问号在心中。就是这场革命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没有在莫斯科的阅历，对共产国际运作机制完全没有见识。他也没有与此相关的理论准备，但他一定有自觉力，他有足够的感觉。所以在两河口期间，有4天时间，会上会下，张国焘做了不少工作，中心议题就是想提请全党讨论苏维埃革命路线。这对毛泽东是有启发的，张国焘捅破了窗户纸，一口气提出了政治路线问题，留苏派自然大大的不满张国焘的提法，凯丰就很冲动的要清算四方面军建西北联邦政府的用心。但毛对此肯定是有同感的。他看到另一种天地，即张国焘表述的一种全新的革命空间。
　　C：所以说，在这角度看，张国焘在会师的时候，心中是有大想法的，他是成心的。他有路线标准，他要推广这个东西。问题就在这里了。朱德后来讲什么张国焘争来争去就是争官做，是胡乱讲。他不是要与中央争权，而是他认为中央的政治路线必须更张改弦，只有他才有这个实践的基础，提出新的政治路线。要知道，当时没有国际联系以后，到底是谁说了算呢？并不是象我们今天想象的那样，有个至高无上的中央政治局，没有这回事。在此之前，是国际说了算，中央只是执行机关而已。即便是这个执行机关，在当时党内，也没有至高无上的权威。30年代上半期，中央机关变来变去，高级人物东降西叛的，几乎威信扫地。只有国际的存在维系着中共组织的完整性。到如今，国际的声音没有了，你说党内如何看待政治局的地位和决定呢？四方面军的人自然不会太把政治局当回事，这很正常。张国焘要求政治局讨论政治问题，政治局不肯，张国焘就坚持，政治局就只好同意。这在当时情形下，没有什么过分之处，也谈不到争权夺利。张国焘就是那样认为，他自己有办法。你中央这帮人已经不行了，那就听听我的见解吧。况且二年多前，我张国焘就和你们有过严重争论。丑话早说在前面，现在证明我说中了罢。所以你们现在静下心，仔细地听我的见解并不为过。当然，张国焘指挥的人马多，也是他胆气壮的一个原因。
　　Y：对，应当从这样更广的背景下看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期间的言行，他不简单的要权力，而是想让中央接受他的见解。至于中央接受了他的观点以后，谁来领导执行新的政治路线，张国焘没有明讲，但可以猜个大概。那就是由他领导来执行。当时，还能有其他的选择吗？看不出来，除非中央还不接受他的见解，那他就没有办法了。事实上，确实如此。在两河口期间，不论张国焘怎么讲，政治局，包括毛就是不同他谈这个问题。他当然心中不痛快；比较一下；毛四九年去莫斯科去见斯大林；想一吐心中块垒；但就是没有机会讲个痛快，这火就窝在心中；几年后；他跟赫鲁晓夫吃饭时还大发雷霆；弄得赫莫名其妙；毛的心境同张国焘的有点儿相像。
　　C：那时的中央也有意思的很。一见面，就急吼吼的要北上，其他的事根本就不想听。一方面军的人不住的给四方面军讲蒋介石飞机大炮的厉害，张国焘很不以为然。Y：所以在两河口会议上讲不成，到了半个月后的芦花会议上，张国焘就只好摊牌了，即他来指挥红军。中央及毛只好屈服。张国焘要硬来，他有实力，毛也没有办法。在7月18日，中央热衷的松藩作战不妙的情况下，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召开政治局会议，接着21、22日又开了两天会。统称芦花会议。此次会议上，中央向张国焘交权。这次会议在党史上讲得很少。但是，它非常重要。我认为张国焘及中央、毛的心理在这次会议上有了大变化。在此之前，我认为两方面的人的心思，都还是逃亡与生存，他们的方案有不同，大体上是因为信息掌握的不同造成的。他们各有各的畏敌之处，张国焘怕胡宗南，毛怕刘湘的川军。所以，尽管各自都批评对方“右倾”、“逃跑主义”，但各自的方案，也不外是个“逃”字了得，以“避敌”为主。但是，张毕竟与中央争论，况且他实力在手，所以，他就先看看中央红军的能耐是不是更大一点。这就是松藩之战的背景。张国焘说服不了中央，他只好看看再讲。但到芦花会议的时候，张国焘后发制人了。松藩打不下来，张国焘事先的提醒就验证了吧。中央就只好哑巴了。于是在这个会议上，其一军权交张国焘，两个头衔，总政委及中央军委总负责。另行组建红军总司令部，由总司令部统帅全军。其二，成立前敌指挥部，由徐向前、陈昌浩统帅，以四方面军司令部为前敌司令部。其三，对四方面军及川陕省委的政治路线给予肯定。这三条一出，应当讲，中央向张国焘屈了腰。这个会议召开后四天时间里，松藩战役每况愈下，到7月底，张国焘以军委名义下令取消松藩战役计划。
　　C：芦花会议毛及中央处在下风。其中关键是松藩战役失利。张国焘的预言被证明。在这个情形发生之前的一个多月里，张国焘总的还是听从中央的安排，即便是见面失望之余，他似乎并没有非分之想。他只是希望中央能够听听他的见解，他并不忙于在军事上做出什么决定，他想讨论的是政治路线问题。但中央不听，只想在军事上摆脱想象中的危险。张国焘也只好听从中央安排。但到芦花会议时，中央那种先声夺人、放不下来的中央架子就散了架，毛也不吱声了。他们几乎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于是张国焘就顶出来了，重提他在6月17日电报中的那个“北上”方案。所以此时并无北上、南下之争。在此之前，也没有什么北上，南下之争。到此时为止，毛、张并无实质冲突，倒不如讲他俩共同点多于区别。他们在具体的战场感觉上不一样，手上的情报也不一样，所以有不同的战役判断，他们两个的思路却很相似。一是避开强敌，虽然他们各自心中有不同的强敌标准；二是解决给养，寻求立足之地，再观风向，以定行止。
　　Y：是啊，中央红军北上，是基于敌情的判断及整个中央红军逃亡的惯性，很急，但也不无道理。张国焘尽管不太乐意，但从道理上也驳不倒中央红军，只好让战场情况说明一切。因此不能讲中央红军是突然放弃川西北建根据地的想法，也不能讲张国焘经营川西北或川西南已是成竹在胸，都没有。他们都处在比较慌乱手足无措的状态中，谁的声音高，就先听谁的。两河口会议上，中央的声音高，于是打松藩，松藩打不下，在芦花会议上，张国焘的声音高，于是权力就归了张国焘。张国焘被抬出来拯救中央。张在芦花会议上比毛在遵义会议上威风多了，他明确地拿到了中央的军权，由他统领中央红军。
　　C：如果张后来成事了，那党史上宣传就是芦花会议了。所以芦花会议在“事件”的意义上，同遵义会议确实有一比。以前党史不重视此事，是因人废事吧。
　　Y：你看，张国焘在芦花会议前，也是找人谈话，对中央及毛的决策及行止多有挖苦，同毛在湘江之战后的做派很相似。然后都在随后的会议上，获得多数支持，大权在掌。这之后战斗情况两者也有很多相似之处。二过草地，三过雪山之类同四渡赤水总有一比吧。不能讲谁比谁高明谁笨蛋。但结局却完全不同，张国焘从一见面起就要讲政治路线，两河口没讲成，芦花会议又讲，算讲成了。张国焘熟悉川西北的情况，他对毛及中央热衷的松藩战役不以为然，他想解决更长就远点的问题。跑是没有问题的，向哪跑才是重要的。而向哪跑，如何跑则涉及红军怎么办的问题。于是他打开窗户说亮话，讲“苏维埃运动”不行了。你要知道，当时的语境下，讲“苏维埃不行了”，就如同现在讲社会主义不行一样，那就是全面否定了。那就等于要放弃革命了，这个话题太大，一时间，毛也不知如何反映，其他政治人物只好打哈哈。毛没有吱声，他不回应这个问题。但是毛又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我们没有资料，只能猜测了。我想，张国焘此时提出政治路线问题捅破这层纸，是不是有个清晰的替代计划也未必。可能性较大的是张国焘想在政治上保持一个决定权，以便在其他努力，例如军事努力都失败的时候，在政治上想个对策，以存活下来。那几年来，天天都有被消灭的危险，他不会不感觉到会师以后的危险正在逼近中，特别是他对打松藩没有信心。而且一旦松藩失利，全部红军压在毛儿盖到卓克基荒无人烟的藏区，那就有全军覆灭的可能，他似乎想针对此种最坏情况作个后手。要知道，在通南巴时，张国焘有一个非常隐秘的行动，就是让陈昌浩同杨森的代表进行过一次谈判。杨提出成都、重庆地区不许进，张在川康边界及川西北山区一带搞你的抗日政府，双方分而治之，互不侵犯，张国焘手上有杨的底牌。
　　这帮四川军阀的路数，张国焘比较清楚，摸的比较熟。四川那时叫“防区制”。刘湘、杨森两部分拿到了四川大部分的好地方。川康边及川西北原本就不归刘、杨。杨拿别人的东西和张作交易。川军中恰恰只有刘、杨部善战，其他如田颂尧，刘文辉之类根本就不是红军对手。所以，这个买卖有做的通的可能。这对张国焘有深刻的印象。搞“西北联邦政府”就有这个交易的影子。但这个交易只有可能性，要往下做，必须得蒋介石的同意，这就是难点了。杨也希望蒋介石同意，但问题是蒋的策略是入川加剿匪，一举两得。所以讲看上去没有同意这种交易的可能性。
　　C：除非张国焘不再是匪？
　　Y：啊，我们想到一块了。这个可能性变成现实性的条件，主动权似乎在张国焘手上，这就走进历史深处了。注意，我要特别强调一下，在张国焘，这不是一个既定的计划的执行过程，而是从一个悲观无望的起点开始逐渐清楚起来的计划形成过程。他同四川军阀的谈判是在1933年9月，那时，他根本无法操纵四川全省局面。所以，陈昌浩幸苦谈下来的条件，给他报告，他就象没听到一样，但是他听到了，也记到心中了。他安排的谈判嘛，他怎么记不到呢？刘湘也派人来过，大致意思差不多。刘、杨两个军阀之间不合。但对其他小军阀、老蒋及红军的态度和利益是一致的，如果红军就在川康边，川西北，不出山，则符合刘、杨的最大利益。这个形势，当时四方面军不止张国焘，如陈昌浩、政治部等不少政治干部都看出来了。但这步棋，随着中央军入川，你就不好走了。中央军自然不会同意红军在川康边有根据地的。简单的讲，红军越是要在川康边建根据地，中央军入川剿匪的力度就会越大。那刘、杨的利益就受损更大。所以，张国焘与刘、杨的统战注定成功不了。除非是张国焘摇身一变，则各方利益就理顺了，否则是扭着来。《北上》作者讲是张国焘不守信用，在谈判后对杨森用兵，结果万源保卫战打得很苦，是统战工作没有做好。这个指责根本站不住脚。张国焘只是要摸军阀的底，他知道他的对手是中央军，没有中央军的同意，川军不战协议是空纸一张。张国焘才不会有这个低级的幻想呢。刘统还是对张有“成见”。当张国焘彻底打破川军六路围剿之后，他却放弃了川陕根据地，一下子跳到川北一带靠向川西北及川康边，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央要他接应中央红军，但另一方面，是不是有更深的考虑呢？你看，刘、杨跟他谈条件，他不当回事，却在痛打了刘、杨部队后，去了川西北，到了川西北党内讲是接应中央红军，却自顾自的在北川建立“西北联邦政府”。凯丰感觉倒也没错，“联邦政府“在国际共运那儿原本确实是有所指的，它确实是第二国际一些人搞的修正主义，即无产阶级专政和政权走不通时，应有一种妥协的做法。列宁批判过这种作法，直斥为叛徒做法。现在张国焘却在川西北搞了这么个东西，是不是意味深长呢？给谁看呢？既然叫“西北联邦”，那就是给老蒋看的嘛。况且，他还布告讲这个西北联邦政府包括中央苏区，中央红军在内，俨然是中共本身了。他究竟用心何在呢？是不是一种招安的想法，一种新的国共合作的想法呢？深不可测啊！
　　C：应当讲，他有下意识的求生的本能在指引他，他不能呆在通南巴，他打败刘、杨，接着主动让出了川东，进入刘、杨原本和他交易的川西北。然后，他摆了一个“联邦政府”的架子，他在等待什么呢？
　　Y：很难说。他可能既在等待着带来希望和转机的中央红军；也可能同时在等待着终究避不开的惨烈命运：同中央军入川剿匪作战。这两者同时都到了。他先应付中央红军，看到中央红军惨状，他很失望，但也未丧失信心。他也想试试中央红军的运气。所以打松藩，他不以为然，但也希望林彪得手啊。所以他一下子就抽调三个建制团3700人编入一方面军。结果全部红军都压上，三路大军共38个团进攻松藩。9个团策应，结果打不下了，全军给压在毛儿盖卓克基了。此时，张国焘肯定是又气又恼。经芦花会议之后，张国焘是打算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他看看情况，要再南下，已不容易，懋功已被占领，平武、松藩一线也向毛儿盖压下来。张国焘只好建议执行《夏洮战役》。C：这之后的情况同以前就有区别了。首先一段，从8月3日沙窝会议通过夏洮战役计划，到8月20日毛儿盖会议，修改夏洮战役计划，这期间发生了什么变化，是什么因素促使中央政治局要实际上放弃夏洮战役计划呢？随后一段，从8月21日张国焘打下阿坝，到9月3日决定不过墨洼噶曲河，这一段时间，发生了什么情况，让张国焘同中央翻脸了？第三段，从9月3日到9月9日深夜，毛率中央纵队星夜出逃之间，毛又发生了什么变化，或者讲是什么因素使毛星夜出逃呢？这共有三个时间段，每个时间段上，毛或张都有大变化在里头。这不同于之前的分歧。这三段时间上的变化，是步步演进吧。
　　Y：所以，我们就必须给一个比较完整的背景，一个在张、毛这样的革命者面对险境、绝境时，他们各自的心态变化的根由。对张来讲，我们能够猜测的，就是他会师以来的种种游移，与他本人原先大刀阔斧的气度很不象，他对各种方向的利弊考虑总是有点强词夺理，刻意强调，透过这些表面行为，我认为张国焘内心中政治考虑和军事考虑在打架。从军事上讲北上有利，从政治上讲似乎就不那么肯定。所以他总是那样游移不定的样子。他潜意识里怀疑革命成功的可能性，他不甘心如此十几年的心血白白浪费，他看中这八万红军健儿的力量，他潜意识里，是否考虑如何率这八万健儿，打开另一种新天地呢？不但可以生存，甚或有一种新发展的可能呢？我想，这个时候，一方面他仍在作艰苦的努力，希望与中共同仁们走出困境。另一方面，他也在努力寻找机会，用恰当的方式，将他的见解和方案和盘托出来。张国焘深知列宁式政党的纪律及布尔什维克教育的效用，如果你讲的不是时候，那你非但不能让同志、部下接受你的观点，你还有可能被骂成“叛徒”的。这种政治气氛是自苏区搞肃反以后，就非常浓烈的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