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白血红 作者:张正隆-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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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农民土地
　　季中权老人说：秀水河战斗前，林彪让他带上几个战士，在秀水河子北面一个几十户人家的小村，搞了一次试验性士改。
　　当时有一种“东北特殊论”。是不是有人曾明确提出过这种论点记不大准了，怛这种精神上级是讲过的，大家感觉也比较强烈。觉得日本统治了14年，搞了那麽多“开拓农场”，东北农村和关里不一样，好像已经资本主义化了似的。城里人见你点头哈腰的，乡下人对你又那麽冷漠，和关里反差大大，观感不好。我参加革命前往上海读书时演过一个活报剧，剧情是一个中国理发师在理发时，把一个日本军官杀了。我到沈阳后第一次上街理发，心里就胆突突的，怕那个理发师傅给我一刀。
　　在那个小村呆了不到10天。不到10天能干甚麽呀，只把地主的粮食分了。可就这麽一下于，群众就发动起来了，秀水河子战斗时，这个小村子出了20多副担架。
　　向林彪汇报，林彪很高兴：能发动群众，这仗就能打，东北就是我们的。
　　老人很自豪：东北的第一个土改试点，是我搞的。
　　但是，当时“屁股坐在大城市附近”，这个问题没有被提到议事日程上。而且，国民党脚跟脚就在屁股后面追，共产党人到那儿炕沿没坐热乎就得跑，也来不及表演他们的超级艺术。
　　现在，天高海阔，黑土地上的共产党人，可以尽情地表现和施展他们无与伦比的魅力了。
　　在永恒的日月和默默无声的寒星下，4亿中国人，3亿多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他们像母亲抚育婴儿一样伺弄土地，他们的梦也离不开土地。他们繁衍生活在土地上，他们的全部生命都和土地息息相关。（那时没有“城市户口”，农民也不羡慕这个）他们热爱土地，渴望得到土地——可他们没有土地。
　　没有土地的农民，只能是土地的奴隶。
　　他们没有权力，没有尊严，甚至没有妻子儿女，主人可以随意霸占她们，再把他们拉去看家护院。血性汉子流尽了鲜血，缺少血性的汉子和看得大多的血性汉子，就忍气吞声和学会了忍气吞声。因为没有土地的农民，本来就一无所有，、自己都没有。主人就是政府，主人的意志就是法律。国家朽到了极处，人民苦到了极处。在那极处的极处，是占人口80％还多的农民。
　　他们食不果腹，他们衣不遮体，却修造了那麽多富丽堂皇的庙宇，供奉了那麽多仪态万方的神仙。他们向他（她）们叩头，他们向他（她）们乞求，乞求风调雨顺，乞求天下太平，乞求恩赐一个“青天大老爷”。他们不会唱《国际歌》，他们把命、交给了本是罪恶的帮凶的神们。不管他们发没发现这一切是多麽荒唐可笑，当他们终于到了活不下去的时候，就发出山呼海啸般的呐喊，征涛怒澜般地扫荡大地。
　　中国历史上大概可以编制一个师团的那些“万岁”们，卧薪尝胆，发愤立志，是为了江山，为了权势，为了三官六院。那些揭竿而起，流血拚命的农民，只是为了土地。然而，半个世纪前，当西方人高举着“自由”、“平等”、“博爱”的大旗，终于用这种方式结束了这种生活方式，把封建社会椎向了资本主义社会，古老的中国却仍然重复着古老的历史。一顶顶皇冠落地，一件件龙袍加身，渴望得到土地的人永远一无所有，没想得到土地的人不但得到了土地，还把渴望得到土地的人踩到了脚下。
　　中国只有农民战争，没有农民革命。
　　农民生产粮食，供养军队、党和国家的官僚。农民提供人力，成为维系国家机器主要组成部份的军队。
　　“得人心者得天下”。在中国，特别是战争时期，得人心，首先是要得农民心。庞大的农民群众心之向背，将左右一切，并能最终左右政治家们的政治。
　　比之西方发达国家，中国的生产方式实在原始，落后不堪。这是劣势，也是优势。发达国家，工业中心炸掉，海空封锁，立刻陷入瘫痪，中国不存在这个问题。茅屋几天就能搭起来，弯弯犁一会儿就能削一个。中国的优势和力量在庞的农民群众中，在土地中。只要有阳光和雨水，土地就会生长粮食，国家就会有军队。而阳光和雨水谁也不能垄断。
　　古今中外，很难找到一个政治集团像中国共产党那样，熟谙它的国情，了解它的人民。也没有一个政党能像它那样，把自己和农民的关系理解得那样深透，处理得那样和谐。共产党人最清楚农民那破贫穷折磨得麻木，冷漠的表象下，掩藏着甚麽样的火焰，并善于把这火焰引发为摧毁对手的火山。
　　蒋介石当然懂得其道理，所以，他才迫不及待地发动内战。所以，他在关内停战，往关东大打，不让共产党人有喘息的功夫。因为只要共产党人往农民中站住脚，就像鱼儿游进大海一样，黑土地就不是他的了。
　　1946年：2月30日，蒋介石在特天字第70号密令*中说：
　　剿匪平乱，必须军事与政治相配合，收复区内之地方行政工作，尤关重要。我军占领各匪区之后，必须督导我各级官员，协助各级地方政府，注意民众组织，整理保甲，加强人民之自卫力量，以安定地方秩序，恢复各种生产，对于处理土地纠纷，尤须注意，实行绥蜻区减租法规，务须使耕者有其田，此为我军与共匪斗争之基本问题。务希我将领切实励行，勿误。
　　蒋介石不光说说，还真把一些能够减轻农民痛苦的法令，写在了纸上。比如，1930年南京政府就通过一项法令，规定地租不得超过粮食收获量的37。5％，这无疑是在此以前中国历史上最进步的法令之一。可国民党政府依靠甚麽人来推行它呢？是多少个世纪以来就占有和统治土地的人，这些残忍而又高雅的生活在中国式天堂里的人，凭借世袭的特权，完全占据了权力、道德和法律的优势。执行这些法规法令，就意味着失去他们的优势和天堂。这是比挖祖坟更令他们难以容忍的。而这些人，正是国民党政府统治农村，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触犯了这些人，国民党的根基也就动摇了。
　　一种先天性绝症。
　　中国历代统治阶级的字典里，都找不到“民主”两个字。但它们谁也没说自己“专制”、“独裁”，是人民的敌人。别说“正牌”的国民党，连一拨又一拨唿哨来去的“胡子”，不也打着“杀富济贫”、“保卫乡土”的旗号吗？大老远跑来杀人放人的东洋鬼于，不也说是“建设王道乐土”吗？人们已经听得大多了，人们不要听了，而要看做。人们看到的最直接，也最现实的，是谁来了后他们碗里的饭多了，少了，乾了，稀了，是家徒四壁的墙上，能不能比去年多一张《年年有余》。
　　所到之处，曾像蝗虫一样吃光烧尽，现在，共产党人要把中国革命之父孙中山倾心向往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写在中国农尺世世代代梦寐以求的士地上。
　　东北局和各级党政机关大精简，各抽出三分二干部，共1万2千人，下乡搞土改。
　　经过清算、分地斗争，1947年初，各地有400万农民获得了约3160亩土地，分得牲口44万多匹，粮食1470万担，到1948年上半年，土地改革基本结束，一堆堆燃烧地契的烈焰，映照着一张张仇恨的脸和一双双仇恨烧得通红的眼睛。千百年来被脑满肠肥的人欺压惯了的人们，那目光中有激动和兴奋，也有疑虑和恐惧：真的就这样了吗？
　　直到把写有“张老三”、“李老四”的界桩，“丁丁当当”地钉往了黑土地上，一些人还不能相信这是真的，房无一间，地无一珑，、力气都不是自己的，就这麽几天，就这麽几把火，就这麽根木桩，这地就归了我了？有人一夜去地里转几遍，看看那界桩是不是还在，会不会变了字号。有人搂着那写着自己姓名的界桩，就像搂着情人一样，枕着黑土地睡着了。
　　农民有了土地，共产党人有了家。
　　土改中出现过火行为。
　　一是侵犯中农利益，二是杀了些不该杀的人。
　　老人说，有的斩草除根，把一家老少全杀了。吃奶的孩子，扯腿一劈两半。
　　造成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行为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比如某些政策的不明确性（特别是在开始阶段）。比如具体工作人员的政策水平，比如宁左勿右，越左越革命。而建国后“阶级斗争”中的乱抓乱打乱杀，是不是也能从当年这种行为中找到某些影子？而到了需要共产党员带头致富的那个时候（人而失去致富的本性，是否也为中外一绝），有些人则明确问道：真能让富起来吗？真富起夹了，会不会再来那麽一家伙？
　　黑土地一些老人当时看得真切的，是最早起来革命的农会干部中，有些人并不是纯正的农民，而是流氓无产者。这种人敢想敢干，甚麽都敢想敢干。在这些人心目中，“共产共妻”是天底下最好的口号和理想，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将地主老财的钱财和小老婆共为己有，这等美事还能不甩开膀子大干特干吗？
　　最根本的，这是千百年来那种原始、残忍的血腥统治所致。被压迫者一旦有了还手的机会，就会以同样的暴力对待暴力，西方世界在反抗这种制度时，愤怒的农民也同样是不在乎鲜血的。
　　革命本夹就不是慈悲的，有时也缺乏辨别力。
　　1948年5月10日，“中共东北军区后勤党委会出版”的《目前后勤运输状况任务组织和运输力的统一与使用》*中，说：
　　　“两年来我们的生产力比伪满时不是扩大，而是缩小了，比九一八以前恐怕也是如此，九一八以前的情况虽不大清楚，但过去东北粮食出口是很大的，每年大豆出口上几百万吨，高粱小米不但够东北吃，而且还运到关里去，徐州及连云港以南很多粮食都是东北运去的。”
　　　“去年我们的收成不好，先旱后涝，今年我们党注意努力领导与组织生产，如果加上天好，可能保持前年的收入。不然的话，减产是可以肯定的，原因是由于东北过去地主富农占很大数量，土改后大农生产破坏了，土地小块小块地分给农民，而农民组织和经营的经验不足，使我们可能减产，这是一；第二，土改中出了一点毛病，打击面宽了些，使过去生产中占很大数量的中农富裕中农被打击，因之生产情绪可能受到影响；第三，地主富农占百分之二十，土改中注意不够，有些打的狠了一些，生产有困难（种子牲口工具），影响了这些人的生产；第四，农村劳动力减少很多，参军参战数字很大……其次是马匹数量大大的减少生产力水平退回了‘少帅’那个年代。”
　　土改中的过人行为是全国性的。而土改使生产力倒退这种后果，不知是否为黑土地所独有。
　　但是，无论破壤了生产力，还是解放了生产力，共产党人已经唤起农民千百万，同心干了。
　　再给一支枪
　　“翻身不忘恩，好汉去当兵！”
　　“保田保家保乡去！”
　　“胜利反攻，人人有份！”
　　在农民分得土地后，这样的口号，几乎写遍黑土地每个村庄每条街道的每堵墙壁。
　　农民有了土地，再给他们一支枪去保卫土地，这实在是大顺理成章的事了。
　　在中国，没有任同一个政治集团，敢于像共产党那样武装人民，因为人民武装起来，就要用枪杆子解决自己的痛苦。
　　这个党，那个党，你打找，我打你，反正都是“官家”，咱草民百姓管不了，也不管。而当东家的房屋、车马和土地都变成了他们的后，面对这一切，他们还能像过去那样漠然视之，无动于衷吗？
　　杀富侪贫，开仓放粮，然后率领愤怒的饥民扑向另一座城池。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几乎无一不在重复这样的画面。但是，没有任何阶级和政党能像共产党那样成功，那样彻底，那样更具历史的主动性和创造力。
　　从这疙瘩到那疙瘩舌头紧靠着牙，
　　民主联军和老百姓守住东北守住家，
　　东北是我们家乡拚命保住它！
　　眼泪了长着苗鲜血中开着花，
　　打败那敌人保住我们的家！
　　唱着这支《从这疙瘩到那疙瘩》，黑土地上的农民，一批批走上前线。
　　据《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统计，3年中，黑土地有1445907名农民参加了共产党军队。
　　还不算我们经常在银幕和荧光屏上看到的肩头背着伧，手中拿着锄头，正在铲地的那种民兵。
　　共产党人凭借自己的魅力召唤起人民的热情，并凭借人民的力量所向无敌。
　　第14章　　打“胡子”
　　关东人称土匪为“胡子”。
　　胡作非为，那些无法无天的“胡子”，也有自己的“法”和“天”。
　　“胡于”头叫“大柜”。联络官叫“尚贤员”，作战部长叫“总炮头”，执法官叫“总稽查”，看管、审训“肉票”（即抓来的人质）的叫“秧子房”，通风报信的情报官叫“传号”，出谋划策的军师叫“搬舵的”，一般成员叫“小兄弟”。一般都有固定地盘，叫“溜子”。每个“溜子”的“胡子”都有“山规局事”，叫佗“五清六律七不抢八不夺”：“掌柜的”耍得清（不能乱抢），“小兄弟”打得清，“传号”传得清，“稽查”查得清，“线火子”（领路的）带得清；“大柜”不能吞大飨，不能奸淫妇女，“小兄弟”不能偷抢拐骗，不能反叛造谣，抢错了要送回，“秧子房”不能跑了“秧子”（即肉票，人质）；盲、哑、疯、瘫、僧、道、尼不抢；同是“胡子”不夺，娶媳嫁女不夺，送殡不夺，搬家不夺，山沟不夺，码头不夺，鳏寡，孤独不夺，医生不夺。
　　最初也许有此古风，现在这种“胡风”即便不是荡然无存，也所剩无几，只挂在嘴皮子上了。（探究这些，需要有关专家写部专箸。）另一个特点，是“胡子”之多为中国之最，中国历来以官为尊，当官之路，一是进考场，二是拿钱买，三是哨聚山林当士匪——当土匪，受招安，再当官。一部“二十四史”中颇有些有头有脸的人，就是这麽曲线当官的。而黑土地上近百年来最有名气的人物，人称“胡帅”的张作霖“张大帅”，不折不扣，就是先当“胡子”，后当上“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帅”的。
　　恐怖的关东
　　动乱年代盛产“胡子”，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期间，达到一个高潮。“八·一五”后，“胡子”之多，为黑土地历史之最。
　　《四野战史》载：
　　估计在我南满基本池区，约有匪五万余人，较大股活动的有五千人、三千人不等，重点活动于通化、沈阳、安东三角地区，中长路以西直到热河各县数目较少，但平均每县有千人左右。北满匪数庞大，最少不下十万人，大股都经常盘踞在数个县境之内，且装备优良，有野战重炮。⑷。
　　有野战重炮的“胡子”，也真够洋气、阔气的了。
　　凡拉竿当“胡子”都要报字号。那字号挺有意思：“天边好”，“老山东”，“老山好”，“永好”，“全好”，“九江好”，“君子人”，“绿林女子”，“大闺女”，“宋美人”，“花蝴蝶”，“菊红”，“两点”，“宝山”，“四海”，“飞虎”，“大青”，“三合”，“天助”，“久仰”，“靠山红”，“混天球”……形形色色，五花八门，还有叫“八路军”的。
　　这些“胡子”，有的对抢劫之外的事情一概不感兴趣。有的曾打过日本，有的还曾是共产党领导的抗联，后来投降了日本。有的反叛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