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教师的100条建议 作者:[苏]苏霍姆林斯基-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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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要求，这正是一个人的真正文明的重要源泉之一。
对于语言教学，我不能设想它没有到家乡各处去旅行和参观，没有对自然景色的观察，没有用词句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在河岸边，在田野里，在夜间的篝火旁，以及在淅沥的秋雨声中坐在帐篷下的时候，我教给儿童怎样说出关于他们周围的事物的思想。使我高兴的是，我对语言的热爱传给了孩子们，占据了他们的思想和情感。他们感受到了词的美丽、清香和细腻的色彩，他们也写起关于自然界的小故事，作起短诗来了。
当你看到，到处都有你的学生——有在你身旁的，有在学校工作的，有在医院工作的，有参加集体农庄生产的，你会感到高兴。我们的10个毕业生，在读完高等学校以后，又回到母校来工作。当地医院里有3个医生是我校过去的学生。还有我们“共产国际集体农庄”的总农艺师，区农业管理处的总工程师，荣获“共产主义劳动集体”称号的生产队的队长，都是从我们学校毕业出来的。
我们高兴地看到，本村的文化水平有了提高。从1949年到1965年，这个村子有611人受完了中等教育，他们当中已经受完高等教育的有242人，正在高等学校里学习的有143 人。我们村子约有居民6，000人，但是其中出了工程师84人，医生41人，农艺师38人，教师49人，其他专家30人。在革命前，这个村子从1867年到1917年的50年间，只有7人受过中等教育，1人受过高等教育。
我们高兴地看到，个别家庭里，一家就出了好几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粮食收购站的一个工人家庭里，四个儿子都是从我们学校毕业的，后来又都上了大学，都当了工程师。一个普通的农庄庄员，大女儿是医生，二女儿和一个儿子都是工程师。这样的家庭我可以指出几十个。对于我们这些人民教师来说，共产主义建设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我们在培育、教养和把他们领进生活的活生生的人。
93、关于和谐的教育的一些想法
在某一个学校里，八年级学生米哈伊尔成了使全体教师感到担忧和头疼的人物。他是母亲的独生儿子，高高的、匀称的身材，长着一双蓝眼睛。他像水银一样好动，眼光里总是带着嘲笑的、乐观的意味……啊，就是这一双好奇的、故作天真的、不信任别人的、顽皮的眼睛，常常把教师们惹得大发雷霆。早在五年级的时候，这个男孩子就像俗话说的那样“大名在外”了，都说他是一个没法改正的、无可救药的而且是狡猾的、善于随机应变的懒汉和游手好闲者。他被勉强地“连拖带拉地”跟班升上来，但仍不免留过一次级。这孩子长成了少年，又长成了青年……
离八年级结业还剩下3个月，米哈伊尔跟母亲一起来找校长。米哈伊尔显得特别沮丧，一语不发，而母亲央求说：“请准许他不要再继续上学了，我想给他随便找个什么工作去做……”
米哈伊尔遇到的最大障碍是作文。小伙子跟语文老师尼娜·彼特罗芙娜之间发生了一场难解难分的冲突。在他看来，作文真是一种高不可攀的智慧的顶峰。女教师在教室日志里一个接一个地给他打上“两分”。于是，米哈伊尔他就不再交作文了。在尼娜·彼特罗芙娜的课堂上，他开始“搞出各种各样的花招”来……女教师气得面孔发白，在课间休息时回到教员休息室，双手颤抖着。同事们都愤慨地说：这究竟要容忍到什么时候才算完结？当知道米哈伊尔要离校参加工作的消息后，同志们都向尼娜·彼特罗芙娜表示祝贺……
由于工作繁忙和要操心的事很多，也就没有时间再想到米哈伊尔了。有一天，尼娜·彼特罗芙娜的电视机出了毛病。她打电话给新近在区中心开设的电视机修理部，请他们派一位手艺高的师傅来修理。她还再三叮咛说，不要随便派一个马马虎虎能应付的修理匠，而要派真正顶用的老师傅，电视机已经修过3次了，还是不好用……修理部回答说：一定派一位真正顶用的师傅来，他是我们这儿有名的手艺高超的师傅。
尼娜·彼特罗芙娜刚从学校回到家里，就听见敲门声。站在她面前的正是米哈伊尔。他穿着一身朴素的但是非常好看的工作服，手里提一只小箱子。尼娜·彼特罗芙娜惊慌失措了。
“你找我吗？”
“是的，找您，”米哈伊尔发窘地说，“是为了电视机的事儿，您不是给修理部打电话丁吗……” “是的，请进来，”她邀请米哈伊尔走进室内，把摆在电视机上的花瓶拿下来，不由自主地掸了掸灰尘，虽然上面并没有什么灰……
我不再详细叙述当米哈伊尔在修理机子的时候，尼娜·彼特罗芙娜所经历的那非常难受的2个小时的情形了。米哈伊尔调好了电视机，演示了极好的清晰度和可听度，说：“保用3年。”当他开好发票，说出应付的数目后，尼娜·彼特罗芙娜羞愧得脸上发烧，另外多给了3个卢布……米哈伊尔把钱退还给老师，低声地、然而带着一种激动的心情说：“您这是为了什么呢？难道您是这样教育我的吗？我的作文写得不好，可是我毕竟学会了正确地生活。当时我也喜欢您的课……是的，比任何别的课都喜欢。这些课会一辈子留在我的心里。”
米哈伊尔匆忙地收起工具走了。
“而我手里捏着那张3卢布钞票，久久地坐着，哭着。”过后尼娜·彼特罗芙娜对教师们说，“当他在修理电视机的时候，我惊奇地看着他，心里想：这完全不是当时在我的课堂上的那个人啊。他那眼睛，他对我的态度，都和那时候不一样了。一个思想折磨着我：我们作教师的人，怎么会没有发觉，在我们认为无可救药的懒汉和毫无希望的‘两分生’身上，在他们的心灵和双手里，还蕴藏着天才呢……不，这不仅是蕴藏着一个巧匠的天才，而是蕴藏着一个我们没有看到的大写的‘人’。是的，亲爱的同事们，我们没有在学生身上看到这个大写的‘人’，——我们的主要过失就在这里……”
这件小小的但是含意极深的事情，好像一股强烈的亮光，一下子把我多年来百思不得其解的想法给照亮了。（我想，这不单是我一个人的想法。现在，当苏联学校正处在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步骤——向普及中等教育过渡的起点时，这些想法同样激动着许多教育工作者。）
为什么常常看到，一个儿童跨进学校大门以后，只过了2、3年，他就不想学习了？为什么对许多少年来说，就像一位母亲在信里所说的，学习简直是“活活地受罪”？为什么不愿意学习这件事，不但给少年在校内的全部精神生活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而且使他遭受挫折，和别人发生冲突，逼使他跟马路上的坏人结交起来，使得教师简直无法工作？为什么现在我国正开始向普及中等教育过渡的时候，每年却有成百上千的少年中途退学？所有这些现象的根子究竟藏在什么秘密的地方？ 使我最感不安的，是一部分男女青少年对自己的学习成绩所抱的那种漠不关心、毫不在乎的态度。“伊凡诺夫，你得的是‘两分’，”教师说。“得两个‘两分’也行啊，”愤慨的伊凡诺夫回答说。再加上他那么得意洋洋的一笑，这真像一根尖利的东西直刺教师的心。教师由于无能为力而气得声音颤抖，可是这些17岁的人（要不是实行普及中等教育，他们早已应当站在机床旁边工作，跟着犁头或播种机在田间耕地、播种和伺弄庄稼了），由他们所组成的学生集体，却常常竟然也对教师表示愤慨或满不在乎。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该怎么来解释这一切呢？不仅是要解释，而且要采取措施消除这些不正常
的现象，制止和预防教师心里的这种真正的痛苦。
我觉得，在以共产主义教育的思想为指针的学校里，一个人竟然在集体面前表现得满不在乎，吊儿郎当，自己贬低自己的人格——无所事事，敷衍塞责，不愿意掌握知识这种人类最伟大的精神财富，正是这一点是骇人听闻的，完全不可思议的。
教育学的理论家们，当谈到集体对人的个性的巨大影响时，经常是这么来解释某些青少年缺乏教育的原因的：既然如此，那就是说，集体没有起到好的作用，对学生的教育不够，而教师呢，据说是不善于通过集体来影响个性。这是一种多么幼稚可笑而又软弱无力的辩解啊！它给教师指错了方向，实质上是在妨碍愿意思考的教师进行工作。如果一个人在集体面前对自己随随便便，如果他自己贬低自己，那么这也就败坏了集体。只有健康的、生机蓬勃的小溪、泉水和水滴才能汇成集体的大河。如果这些小溪污染了，大河就会成为一潭臭水。
我坚定地相信，只有当教育者时刻关心使这条大河流域没有一支溪流干枯、腐败和发臭，那时候集体才能成为人的精神、人的个性的一汪活水。集体成为教育者的能力，是要加以明智地培养出来的。俄语里有一个不大常用的词——“可教育性”，我认为，这个词应当成为教育学的基本概念之一。
应当使人成为“可教育的”，也就是说，使他能够接受教师的特别是集体的教育影响。如果一个13岁或16岁的人（是的，让我们不使用“学生”，而使用“人”这个字眼吧）说：“得两个‘两分’也行啊”，那么这就意味着他丧失了“成为可教育的人”这种能力。而这种能力，毫无疑问地，而且生活也已证实，是在每一个跨进学校大门的人身上原来就有的。他成了不可教育的人，于是，从此时起，集体对他已经不再起教育作用了。
这种不可教育性（即不能接受教育）的根子，究竟埋藏在什么深远而秘密的地方呢。现在对这个问题加以深思是特别重要的。使人惊奇的是：在即将实施普及中等教育的时刻，教育理论家和教学法专家们谈论最多的是教学大纲、教学方法和方式，把学校将来的一切成败都跟教学大纲编得如何、各门学科教得如何联系在一起了。
每一次，当我读着现代的学术著作时，看到里面那些关于如何迫使人们（是的，我们不说“学生”，而说“人们”）在课堂上进行思考、记忆和理解，如何不要浪费每一分钟时间，以及要使所有的人都掌握、掌握、再掌握的那些议论时，我就不由得回想起一个世代相传的关于我的同乡——一个不走运的农民奥麦尔柯爷爷的故事。奥麦尔柯爷爷有一俄亩土地，他决定用粒选的种子播种春小麦。整整一个冬天，奥麦尔柯爷爷和他的老伴玛丽雅奶奶坐在坑头上。用手工一粒一粒地选好了种子。播种的时刻到了，可是发现，奥麦尔柯爷爷在关心种子的时候却忘记了耕地。去播种了，而地没有耕……
许多教育学家和教学法专家的那些善意的、聪明的忠告和建议，我总觉得很像奥麦尔柯爷爷那件倒霉的事。只关心种子而忘记了耕地，那等于撒下种子去喂麻雀。现在，我们教育工作者不仅应当考虑我们将要做些什么。而首先应当考虑的是：我们将要去做的那一切，将如何在我们所教育的人们的心灵里折射和反映出来。而我认为，教育就是形成“可爱教育的能力”——使一个人对自己的成就和挫折非常关心。这一点，在我看来，乃是教育的核心，是教育的最宝贵之点：使一个人想成为好人，想竭尽自己整个心灵的全部力量，在集体的眼里把自己树立起来，显示出自己是一个优秀的、完全合格的公民，诚实的劳动者，勤奋好学的思想家，不断探索的研究者，为自己的人格的尊严而感到自豪的人。这就是我们必须细心地准备的土壤。最聪明的教学大纲和教科书、最完善的教学方法——这一切都将化为乌有，如果我们只把希望寄托在教学大纲、教科书和教学方法上的话。我们现在必须认真考虑从根本上改革学校的全部教育工作。
所谓和谐的教育，就是如何把人的活动的两种职能配合起来，使两者得到平衡：一种职能就是认识和理解客观世界，另一种职能就是人的自我表现，自己的内在本质的表现，自己的世界观、观点、信念、意志力、性格在积极的劳动中和创造中，以及在集体成员的相互关系中的表现和显示。正是在这一点上，即在人的表现上，应当加以深刻思考，并且朝着这个方向改革教育工作。 现在我们的许多弊病，其根源就在于人的表现的片面性、畸形的单方面性。如果说在许多学校里（也许可以说在绝大多数学校里），人的表现的唯一领域就是知识的评分，就是他能达到学校所规定的那个最高点的程度，那么这样说恐怕并未远离事实。形成了一种习惯的、牢不可破的观点：一个人得了好的评分，那他就是好人，得了坏的评分，那他就是毫无出息。
我的想法并不是要赞扬考两分的学生或者对他们表示怜悯，并不是轻视良好的学业成绩。良好的学业成绩是巨大劳动的结果，而对劳动是必须加以尊重和爱惜的。我也绝不为像米哈伊尔那样的人的命运而感到庆幸。我的理想是：要毫无例外地使所有的学生（所有的儿童，特别是所有的少年和男女青年）都能热烈地爱科学、爱学习和爱学校，使书籍、科学、学校和智力财富成为学生的主要爱好和主要兴趣，使少年和青年把追求智力充实的、丰富而完满的精神生活当做自己最重要的理想，使每一个学生在从学校毕业的时候都能带走渴求知识的火花，并使它终生不熄地燃烧下去。
对我这个教育者来说，一件必须的、复杂的、极其困难的工作，就是使年轻人深信：知识对你来说之所以必不可少，并不单单是为了你将来的职业，并不单单是为了你毕业以后考上大学，而首先是为了你能享受一个劳动者的丰富的精神生活；不管你是当教师还是当拖拉机手，但你必须是一个文明的人，是你的子女的明智的和精神上无比丰富的教育者。
只有用这样的态度来极其细心地准备好土壤，把知识的种子播种下去，我们才能得到良好的幼芽，使它们有旺盛的生长力。然而要这样细心地准备土壤，这就意味着要注意：不要让上课、评分成为人的精神生活的唯一的、吞没一切的活动领域。如果一个人只是在分数上表现自己，那么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等于根本没有表现自己，而我们教育者，在人的这种片面性表现的情况下，就根本算不得是教育者——我们只看到一片花瓣，而没有看到整个花朵。一个人表现自己的领域越狭窄，全体教师的关心越是局限在知识上，那么反而对知识越有害，人对自己在学习上的成就就越冷淡，他的学习愿望就越低落。
如果教师和学校舆论唯一地根据分数来给一个人做出好的或坏的结论，那他就不会努力去当一个好人。因为上课、掌握知识、分数——这只是人的精神生活的一个局部，只是许多领域中的一个领域。而偏偏在这个领域中，许多人会遇到巨大的困难和挫折。
如果人的精神生活（而且是什么样的人啊，幼小的，非常娇嫩的，在兴趣、愿望和需要上都还极其脆弱的人）仅仅被局限在这个领域里，也就是说，他只能在掌握知识上、分数上表现自己，那么就会有失败和困难在等待他，使他的生活变成一种痛苦。是的，事情确实如此。当儿童的心还没有穿上冷漠的冰冻的铠甲以前，每一个不及格的分数都会使儿童感到痛苦，对他来说都是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