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史记--传说中的近代中国-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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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答应，毕竟像王云五那样又懂研究、又懂经营的人才太少。
5月，王云五到了美国。当时的留美学生监督梅贻琦（后来做了清华大学校长）在国内就
是王的好友，这次自然全程陪同。王云五前往考察的各大企业也有代表随行，一行人浩浩荡荡，蔚为壮观。
一日，来到一个飞机场，这里的飞机专供游客乘坐。1930年，不要说国内坐过飞机的人不多，在美利坚这也是希罕物事。王云五一见飞机，豪兴大发，先问同行的中外人士，有谁坐过飞机？大家一齐摇头，这东西不牢靠得很，军队战机尚且常有坠毁的传闻，谁敢拿性命开玩笑？
王云五大不以为然：飞机有什么？又不是没坐过！王某愿意上天去转一圈，诸君谁愿同往？在场的老美，立即坚决拒绝：MR WONG，我们很佩服您的勇气，抱歉我无法陪同您DO THAT。这话不用翻译，王云五颇有些失望。只有梅贻琦含笑不语。
这一下王云五来劲了，月涵，你可愿陪我一游？梅贻琦点点头。王云五大喜，立即询问登机飞行事项。机场告知二人，本机场不负责游客的安全，起飞前须签署自愿飞行文件，并声明如遇不测，须通知某处之亲友云云。王云五并不犹豫，抓过笔一挥而就，但是他停顿了一下，回头问：“月涵，我是坐过飞机的，我不怕。你呢？”梅贻琦摇摇头，又点点头。“不再考虑一下吗？”梅贻琦摇摇头。于是登机。
升空之时，地面上同行诸人纷纷挥手告别，有人还摸出手巾拭眼泪，有人张开了嘴，飞机轰鸣声太大，听不出是否在唱《友谊地久天长》。一会儿，飞机升入高空，再也看不见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才看见一个小黑点又出现在天边，嗡嗡声越来越大，渐渐看见飞机轮廓……继续下降……俯冲……着地……滑行……停，王先生和梅先生的笑脸出现在舷梯边，多少人悬着的一颗心才砰然落定。
大家一拥而上，围住两人，好像欢迎归来的英雄。梅贻琦脸色微微有点发白，紧紧握住王云五的手，道：“方才是患难朋友，现在又变了安乐朋友！”
多年后，梅贻琦在回忆录里承认，当时他并不愿上飞机，只是没有人陪客人，面子上实在说不过去，这才硬着头皮登机，感觉像是去鬼门关转了一圈。
非典初期，我从北京去外地的老友处玩，行前问他：怕不怕？他说不怕。去了以后，北京风声渐紧，时有追捕北京人的消息传来。再问他怕不怕？答：十几年交情了，怕又如何？
一位澳大利亚居民说，他不明白他的中国邻居在非典期间为什么还敢接待来自中国的亲友，“要是我，”他说，“一定坚决拒绝他们进入我的房屋，无论是谁。”他不明白，在许多中国人眼里，“生死”是飘忽不定的，而“面子”永远与我们同在。
蔡元培在“五四”
建国以来，一向的说法，都是讲蔡元培先生在五四运动中如何支持和鼓励学生，为被捕学生的释放竭力奔走；这几年有议论称“五四运动大方向是对的，但方式有问题”，于是又有学者有鼻子有眼地叙述“五月四日清晨”，蔡元培如何亲自赶往北大，力劝学生莫要游行。这些前后说法，让人看了颇有些迷惑于事实真相究为如何。历史这东西，虽不见得如胡适所说，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有时却很像频频曝光的影视明星，总是向观众展示讨好的一面。
其实蔡元培自己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中说得明白：“民国七年（1918）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但是，“到八年（1919）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而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
为什么这次就不劝阻了呢？是不是蔡元培思想有所转变？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确实为营救学生不遗余力，但当5月8日被捕学生全部释放回校后，蔡元培却于第二天向大总统和教育总长递交辞呈，次日清晨悄然出京。在如此紧张关头遽然离京，这个举动颇有可玩味处。蔡元培留给北大师生的便条上开头便说：“吾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也’。‘民亦劳止，汔可小休’。吾欲小休矣。”“杀君马者”出自《风俗通》，意为路旁小儿赞马快，乘者喜之，乃驱驰至死。蔡元培自喻为马毫无疑义，然而“道旁儿”是指谁？有人说指游行学生，有人说指北洋政府。蔡元培后来自己也向外界说明，他的出走只是不满于政府。但从蔡元培后来的言行分析，“道旁儿”亦可能兼指学生，因为彼时政府是在弹压学潮，其行为与道旁小儿喝彩反致马死并不相类，只有用学生对蔡元培的期许来比拟才讲得通。
蔡元培长北大以来，并不反对学生关心政事，“读书不忘救国”就是他的名言，1919年5月2日，他还在北大饭厅召集学生代表开会，号召大家奋起救国，第二天，他获悉政府已同意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立刻召来罗家伦、傅斯年等学生代表，告知此事。看起来，蔡元培在明确政府无所作为的情况下，确实有“将希望寄托在爱国学生身上”的想法。因此他对学生游行并不劝阻，且有支持之意。
但是五四运动的发展很快出乎了蔡元培的意料，火烧赵家楼这样的暴力行动显然不符合蔡元培的教育原则。5月4日当晚，他参加北大三院的学生集会，一面慨然应允全力营救被捕学生，一面却苦劝学生不要再开会，照常上课，以免“节外生枝，增加营救的困难”，但学生不听他的，翌日便联同北京其他高校一同罢课。
事情到了这个份儿上，恐怕蔡元培已萌去意。他的立场与学生不同，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校长会情愿学生罢课的，我们不要忘了蔡元培讲“读书不忘救国”，后面还跟了一句“救国不忘读书”，像他这样一个“文化救国论”者，显然不希望学生个个都变成职业革命家。五四运动闹成这个样子，蔡元培肯定觉得自己有负北大校长的职责。
于是，当办完最紧急的事———营救学生后，蔡元培就只能辞职离校了。据当时北大教务长，后来接任校长的蒋梦麟回忆，他和其他师生代表赶到杭州，苦劝蔡先生回校，蔡元培说，他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学潮，但是学生们示威游行，“出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但是这次看似相当成功的运动却给身为校长的蔡元培留下了一个难题，“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蒋梦麟《北京大学与学生运动》）。因此蔡元培在受劝不过，终于答允回校复职后，即发表了《告北京大学学生暨全国学生书》，大声疾呼：“诸君唤醒国民之任务，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蔡元培这一担心后来果然被证实了。大大小小的爱国运动不算，1922年他竟因部分学生要求取消讲义费而不得不再次辞职，最后事件以校方退让告终，证明了北大的纪律“今后将不易维持”。
蔡元培看到了学潮失控后对正常教育造成的严重后果，但在当时“内外交迫”的局势下和学生“无可厚非”的“爱国行动”面前，对此徒唤奈何。他以一身之威望，半生之热忱，投身大学教育，虽也为学生的爱国热情所感，但总是竭力劝阻学生过多地“牺牲神圣之学术”，他“愿与诸君共同尽瘁学术，使大学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国文明前途百年大计”的期望，虽然不容易为当时激进的学子理解，总该可以给今日的后人，留下一点教益。
胡适：尴尬的发言者
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胡适之先生，1919年4月底到上海去迎接自己在美国时的导师杜威先生访华。5月6日，他才从上海的报纸上得知北京发生学生骚乱的消息。5月7日，他收到新文化运动另一主将陈独秀的北京来信，报告了五四运动的详细经过。此时的胡适，恐怕还没有想到，这场学生运动，对于他，对于他回国后一直努力的事业，会有那么大的影响。
虽然后来做了政治上的“过河卒子”，胡适1917年刚回国时，确实曾经发誓“二十年不
谈政治”。他从事的是文学革命。而文学革命，在胡适看来不外乎两点：（一）“用白话来作一切文学的工具”，因为“死文字定不能产生活文学”，而“文学革命的运动，不论古今中外，大概都是从‘文的形式’一方面下手，大概都是先要求语言文字文体的等方面的大解放”（《谈新诗》）。（二）提倡“人的文学”，这个口号在胡适那里，又被具体化成“易卜生主义”，即“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你的事最重要，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有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易卜生主义》）。从这些主张我们不难想见，胡适之博士在五四运动这样一个以学生民众对抗政府的群体性风暴中，会采取怎样的一种态度。
其实胡适在《新青年》一班同仁中，绝对算不得激进，他的《文学改良刍议》和《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没有陈独秀断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那样的武断，也没有钱玄同提出“迂谬不化之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那样的尖刻，但因为他是始作俑者，当时舆论一致将他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林纾那两篇出名恶毒的小说《荆生》和《妖梦》里也将胡适作为标靶之一大加攻击。这些都显示了胡适在“前五四”时期的历史地位，陈独秀虽然认为新文化运动是历史的必然产物，无关个人，但仍在20世纪40年代回顾“五四”的文章中说：“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胡适后来也不无得意地说：“白话文的局面，若没有‘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至少也得迟出现二三十年。”
有着这样思想和这样地位的胡适之，于5月29日回到北京，自然也成为众所瞩目的对象。而胡适返京的言行，也分明可以看出明显的矛盾：对抗争政府的同情和对运动方式的拒斥，使胡适成了“五四”大潮中一名尴尬的发言者。
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当夜胡适就写下了一首抗议的诗《威权》，写“奴隶们同心合力”，终于让“威权倒撞下来，活活地跌死！”这首诗发在6月29日的《每周评论》（第28号）上。在同一期刊物上胡适还写了一组“随感录”，一反平生作文温柔敦厚的风格，极具讽刺与挖苦之能事。《爱情与痛苦》对被幽囚于警察厅的陈独秀表示敬意：“我们对他要说的话是：‘爱国爱公理的报酬是痛苦，爱国爱公理的条件是要忍受得住痛苦。’”《研究室与监狱》直接援引了陈独秀的名言：“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五四”以后，社会上谣传“新潮社社员傅斯年、罗家伦被安福俱乐部收买”的传闻，胡适在《他也配》中轻蔑地说：“安福部是个什么东西？他也配收买得动这两个高洁的青年！”
但另一方面，胡适也是个公开的“复课派”，他对学生说：“单用罢课作武器是最不经济的方法，是下下策。屡用不已，是学生运动破产的表现。罢课于敌人无损，于自己却有大损失。”在他的影响下，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初期学生领袖纷纷退出运动中心，并对五四运动表示反省，如罗家伦就认为五四运动是一次失败的运动，“罢课”、“三番五次的请愿”、“一回两回的游街”，都是“无聊的举动”，是在“毁坏学者”，“学生的优点固然是一律表现出来，但是弱点也一律暴露出来了！”傅斯年更是联合胡、罗等人，要求将北京大学迁到上海去，并讨论“不要哪些人去”，被主持校务的沈尹默等人斥为“拆伙的打算”。五四运动一周年时，胡适和蒋梦麟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更明确地表达了对运动的态度：“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子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
多年以后，胡适在论及“五四”时，仍然保持着他不尴不尬的“两面派”认识。一方面，他承认“经过了这次轰动全国青年的大解放，方才有中山先生所赞叹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这是五四运动永久的历史意义”（《五四的第廿八周年》）。另一方面，他坚持说，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胡适口述自传》）。
杨振声：文化观点看“五四”
1919年5月25日，在“五四”当日被捕、刚刚释放几天的北京大学国文系学生杨振声，受北京学生联合会委托，与其他三名代表一起，去向京师警察总厅办交涉，要求归还被扣留的《五七》日刊。
《五七》日刊是五四运动后，北京学生联合会为了便于继续奋斗，出版的一份小报（取名“五七”，一是纪念5月7日被捕学生的释放，二来“五七”是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
”的国耻日）。学生在街头讲演时，可以用来分送路人。但刚出四期，就被警察扣留了。
警察当局拒绝了学生代表的要求。“警察总监吴炳湘又长又臭，夹软带硬地训了我们一顿，我们还是要他还我们的报。‘你们煽动军警造反！’我们知道这是因为学生在街头讲演时，也有军警站在人群中听，而且在最近周刊上有一篇《告军警书》。他们有些惴惴不安起来。我们还是要他还我们的报。‘怎么？’他的脸红涨得像灌肠，大叫：‘给我扣下！’我们就被押送到一间阴湿发霉的小屋子里去了。”（杨振声《回忆五四》）
一星期后杨振声被释放，同年11月便去了美国留学。但是作为五四运动前后的潮头人物之一，“五四”在杨振声身上留下的烙痕是如此之深，他日后对“五四”的反思也就特别值得关注。
对于五四运动爱国和反封建的方面，杨振声一直是肯定的。《回忆五四》一开始就讲了“小时候的两件怪事”：嫁给牌位的新娘和横行霸道的日本兵船。“在他出狱后写的家信中，充满了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卖国贼的痛恨之情……当他在美国学成归国回蓬莱看望我们的祖父、祖母时，当地的美国传教士想见他，被他拒绝了，他对我们说，这些人到我们国家来传教、办学校、开医院，真正目的是为了侵略我们。”（杨起《怀念我的父亲》）
1918年，杨振声参与创始了新潮社，任《新潮》编辑部书记。从“五四”前发表的《渔家》、《一个兵的家》到1920年的《贞女》，杨振声作品的特点是“极要描写民间疾苦”，如《贞女》写的就是一个姑娘因嫁给一个木头牌位而自杀的悲剧，正像鲁迅指出的，“每作一篇，都是‘有所为’而发，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言》）。
但在解放前后的著述中，杨振声开始对“五四”的文化意义进行怀疑和反思。在发表于1949年5月4日的《我蹩在时代的后面》中，杨振声将自己“五四”以来的表现概括为“我是闷在葫芦里了，这葫芦是以个人主义为表里的”，“我深感我的最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