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大海的胸怀-雨果和他的世界-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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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雨果神色坚定地走进市政厅大楼。临时政府正在开会。政府首脑、著名的自由主义诗人拉马丁迎面走出来了；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从大楼出来后，雨果向人民发表了演讲。他最后振臂高呼：“全世界的自由万岁！世界共和国万岁！”

　　不久，他当选为立法议会委员。他在告选民书中宣称：有两个共和国，一个是恐怖的血腥的共和国，一个是没有阶级差别和地位差别的“文明的共和国”。他所向往的是后者。

　　但现实生活中只有利益，没有理想。资产阶级一旦掌握了政权，就把唤起人民热情的漂亮言辞抛弃一边。他们把完成革命的理想主义者挤出了政权，而孜孜于追求自身的利益。

　　人民愤怒了。他们再次走上街头，同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政府开始了枪对枪、刀对刀的斗争。

　　雨果心急如焚，他从一个街垒走向另一个街垒，试图说服工人放下武器，与政府和解。他不愿看到流血和暴力，他希望全体法国人实现各阶级之间的和平。但劝解和调停是徒劳的；首先是统治者不愿作出妥协。共和国对起义的工人进行了无情的镇压。

　　在六月战斗的日子里，起义者占领了雨果居住的那个地区。一群衣衫褴褛的起义者闯入了雨果的住宅，当时家里空无一人。他们是来搜寻武器的。当人民被迫与政府进行对抗时，事前毫无准备的他们是无力与用他们的纳税钱财装备起来的政府武装相抗衡的。因此，他们只能求助于那种最古老的同时也是最便捷的方式——去民间强行敛集武器（历史上的哪一届政府在有可能危及其利益时，不是这样做的呢？）当他们发现那几支古老的火枪和贵重的大刀都是艺术品时，他们又把东西放回了原处。他们怀着肃然起敬的心情，默默地注视着屋子里的一切；然后返身走出，重新投入战斗。

　　雨果后来记述这件事时，满怀敬意地写道：“当他们走了以后，房里空无一人的时候，才发现那些人的光脚什么东西也没践踏过，那些人的被火药熏黑了的手什么也没有碰。珍贵的东西一件也没丢，一张手稿也没有挪动过。”

　　起义被镇压下去了。在国民议会中，赞成镇压六月起义的议员占了压倒多数。只有极少数议员表示反对，维克多·雨果是其中的一个。他是少数派，无法阻止镇压机器的运转；因此，他只能尽其所能，为被逮捕下狱的起义者辩护，设法努力减轻对他们的刑罚。他终于将其中一些人从死刑和流放中拯救出来。他在日记中倾诉心曲：“无论是叛乱，无论是特别戒严，也无论是国民议会的决议，都不能迫使我去干我认为不公平和不好的事。”

　　此后，在国民议会中，他以合法斗争的形式，努力为自由和人道而鸣。当年8月1日，他在国民议会发表了争取出版自由和反对逮捕作家的长篇演说；9月2日，他发言反对政府宣布的戒严令，反对实行军事独裁；9月15日，他又发表了主张废除死刑的著名演说。

　　但雨果毕竟不是职业政治家，他缺乏洞察力；他容易被政客的权术和花言巧语所迷惑。当那位貌似谦恭的亲王路易·波拿巴那年年底以总统侯选人的身份亲自前来他家专程进行拜访时，他被迷惑住了。他投了那位亲王一票。

　　活着就是斗争

　　活着就是斗争！只有那些人才算活着的人——

　　他们为崇高的理想而献身。

　　他们抱定美好的目标，沿着崎岖的险路攀登豪迈的顶峰，好象手中的火炬一样，给未来带去伟大的爱或神圣的劳动！

　　这是雨果在1848年的最后一天的午夜写下的几行诗句。

　　新上任的总统很快就暴露了自己的真实面目。路易·波拿巴与欧洲的反动势力勾结起来，联合镇压人民的革命运动。他上台不到半年，便应和教皇庇护九世的呼吁，派兵进攻罗马，推翻新成立的意大利共和国而扶持教皇的权利。在国内，他更加紧了复辟帝制的活动。

　　当雨果发现了新总统的种种倒行逆施的行为后，他旗帜鲜明地展开了斗争。他宣布退出“秩序党”；同议会内的保皇党人进行辩论；他反对通过废除普选法的议案；他反对将学校置于教会监督之下的所谓国民教育改革……

　　雨果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政治斗争之中，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学活动。他开始酝酿撰写长篇小说《悲惨世界》；他也写下了不少政治抒情诗歌。后来这些诗歌被收进了他的著名诗集《惩罚集》中，并于1853年出版。

　　1850年8月18日，雨果来到进入弥留状态中的巴尔扎克的身边，同他的这位亲密朋友告别。

　　雨果交友是甚为严格的，政治信念的同异往往成为他择友的标准。譬如，因为梅里美与路易·波拿巴过从甚密，雨果同这位过去交往多年的老朋友断绝了关系。但他从未与自称为君主主义者的巴尔扎克中断过交往。巴尔扎克的创作和他所宣称的政治观点是一个巨大的矛盾。对这一点如何解释，只能留待思想界和文学评论界去争论了。但或许正因为此，成为政治态度亦相对摇摆的雨果与其保持终身友谊的因缘。早在雨果为　《欧那尼》而战的时候，巴尔扎克就是他的坚定支持者；而当巴尔扎克两度参选法兰西学士院院士时，雨果也极尽全力，投票表示赞成。同雨果比起来，巴尔扎克的命运要不幸得多。他一生穷愁潦倒；他始终没有能进入学土院；而当他终于和苦恋已久的波兰伯爵夫人亨斯卡圆了爱情梦不久，竟一病不起。享年五十一岁。

　　在将巴尔扎克的灵柩送往拉雪兹公墓安葬的路上，雨果亲自为自己的朋友执缨扶灵。在葬礼上，他代表生前友好致悼词。他语气深沉地说出了如下的话语：

　　巴尔扎克是伟大的人物之中最杰出的一个，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之中最优秀的一个……他的全部作品构成了一部完整的巨著，一部栩栩如生、意蕴深刻的煌煌巨著……这位卷帙浩繁而且不同凡响的巨著作者，在自己不知道的时候已经属于革命作家的强有力的行列。

　　当雨果说出这番话时，他显然也将自己划入了革命作家的行列。是的，此时此刻，他的主战场是在议会的讲坛上。谁能说讲坛上的人类正义的捍卫者不是革命者呢？难道革命的唯一斗争方式就是暴力么？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统治者永远不会对忤逆者讲仁慈。迫害很快开始了。雨果在国会里受到围攻。每当他在国民议会或立宪议会上发表演讲抨击现政府的各项内外政策时，台下的坐席里就发出了喧哗声和狂喊声；他的演讲动辄被保守的议员们打断；他的两个儿子也因为发表反对现政府政策的文章，而先后被反动当局关进了监狱……雨果不折不挠，仍然顽强地与保守派唇枪舌战地展开斗争。

　　被迫流亡国外

　　罪恶往往选择在黑暗之中进行。1851年12月1日深夜，路易·波拿巴发动了政变。军队占领了国民议会，按名单逮捕了不少议员、将军和部长。次日早晨，人们发现巴黎贴满了路易·波拿巴的布告和告民众书。这位野心家终于原形毕露，他强行解散了国民议会，并宣布恢复普选法。

　　国民议会中的左派议员决定拿起武器，以鲜血和生命捍卫革命的成果。人们在街头筑起了堡垒，准备与共和国的敌人决一死战。雨果积极参加了这一场斗争。

　　12月3日，雨果来到巴士底广场，向军官和士兵发表演讲。他挥动着三色肩带，高声喊道：“士兵们，路易·波拿巴正在诱惑你们去犯罪！这个野心家正在扼杀共和国。你们要保护她！听着，那位穿将军服的罪犯！我的名字是维克多·雨果！”

　　接着，他冒着枪林弹雨，奔走于各街垒之间，鼓舞起义者的战斗士气。枪声响了，议员巴当倒下了。雨果没有回头，他继续动员人民起来反抗。

　　12月4日早晨，抗暴委员会收到了亚历山大·仲马的一封急简。上面写道；“当局命令，抓住或打死雨果者可得赏金二万五千法郎。火速通知雨果，迅速转移，千万不要上街！”

　　这天上午，天空下起了毛毛细雨，巴黎处于死一般的沉寂之中。这是一种不祥的沉寂，人们从空气中嗅到了血腥的气味。

　　午后，有人打响了第一枪。这是镇压开始的信号。紧接着，大屠杀发生了。荷枪实弹的军队，疯狂地向街垒冲去。他们不仅杀死抵抗的起义者，还向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开枪……四百多名起义战士和平民倒下了，巴黎沉浸在一片血泊之中。那天深夜，三百二十名被俘的起义战士被押往马尔索野地，在那里惨遭枪杀，无一幸免。

　　起义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反动派挨家挨户地进行搜查，左派领袖雨果有生命之虞。

　　12月11日，在朋友的帮助下，雨果化装成一个印刷工人的模样，乘火车离开了巴黎。到达比利时边境时，海关人员打开他的护照，只见上面写着：

　　朗万，印刷排字工，年龄48岁，身高一米七零。头发：灰白色。眉毛：栗色。眼睛：栗色。胡须：灰白色。下巴：圆形。脸庞：椭圆形。

　　海关人员挥挥手，他从容地过去了。自此，维克多·雨果开始了长达十九年的流亡生活。

　　流亡者的生活

　　雨果到达布鲁塞尔的第二天，立即开始动笔撰写《一件罪行的始末》。他要以自己的亲历亲闻，揭露波拿巴发动政变的罪行。他住在一个极其简陋的房间里——一张书桌，一张小铁床，两把椅子，这就是房间中的全部陈设了。但是，他的内心却极其充实，他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充满写作的冲动，强烈的责任感催促着他将真相告诉世界各国的人民。

　　波拿巴没有抓住雨果，很是恼怒。1852年1月9日，他正式签署法令，宣布将雨果驱逐出境。愤怒的作家也立即写下了一本小册子，以回敬对方。8月5日，这本名叫《小波拿巴》的小书发表了。它立即发生了巨大的影响，迅速在流亡者中流传开来。为了将它带回国内，让其发挥更大作用，这本书被用薄型书写纸印出。人们将它藏在皮箱或衣袋的夹层里，甚至塞在拿破仑三世塑像的肚子里，秘密带入法国。作家手中的笔，今天正式成了投向刽子手的匕首和炸弹。

　　此时，尤丽叶已经在他的身边。在巴黎血腥的日子里，正是在尤丽叶的精心照料和掩护下，雨果才得以避过追缉者的耳目，度过了那些艰难的时光。后来，她又陪同他一起逃亡国外，在离他不远的地方住下来。现在雨果担心的是仍然留在法国的妻子安黛尔和他们的儿女们的安全。他知道，在他的那本谴责波拿巴的小册子发表后，反动政府一定不会放过他的家人；因此，他将全家一起迁往大西洋中的英属泽西岛。

　　流亡者的生活是艰苦的。没有社交，没有娱乐。每天清晨，家人还在睡梦之中，雨果已经在挥笔写作了。上午十一点钟进早餐。早餐以后，雨果便带着尤丽叶或者他的儿子夏尔出去散步。他还练习骑马。此外，不论酷暑寒冬，天睛下雨，他总坚持下海游泳。

　　相比起泽西岛上的其他三百多名流亡者，雨果的手头是阔绰的。他经常对他们给予接济；并鼓励他们团结起来，彼此和睦相处，同舟共济。流亡者并非都是共和党人，其中也是形形色色，良莠不齐。有一次，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一个叫尤贝尔的人向流亡者求援。他一上岸，就向人们声称自己忠于共和国，对拿破仑破口大骂。他告诉大家，正是因为逃避法国当局的迫害，他才来到了这个小岛。流亡者们对他的遭遇表示了同情。他们给他提供了帮助，每周从互助储蓄会中提取七法郎支持他的生活。事后人们发现，他竟是法国警察当局派来的密探！

　　1855年10月27日，英属泽西岛当局正式向雨果下达了逐客令。原来，自从他这个法国的流亡者来到小岛后，这里就不断传出控诉暴君和刽子手的声音。雨果曾致信英国国务活动家帕麦斯顿勋爵，抗议邻近的英属格恩济岛执行的死刑制度；他还不断发表演说，谴责各国的暴君和克里米亚战争。1855年，英法结盟反对沙俄。英国女皇维多利亚与拿破仑第三你来我往地相互拜访，岛上的流亡者们对此发表文章进行讽刺和揭露。这一次，英属泽西岛当局再也不能容忍了。

　　雨果被迫迁往格恩济岛。这是一个古老的流放地，比泽西岛更小、更陡峭。雨果全家住在靠近悬崖顶端的一座三层木楼里。在这里，他保持了在泽西岛时的生活习惯。他经常沿着海岸散步，一走就是好几个小时。他走访当地的渔民，同他们交谈，了解当地的风俗民情和岛上的历史。更多的时间里，他在埋头写作。他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修改诗集《静观集》的校样；写作小说《悲惨世界》、《海上劳工》和《笑面人》；撰写史诗性的《历代传说》；与各国的革命者如赫尔岑等相互通信，相互声援；一如既往地对各国的暴政和死刑加以谴责……

　　例如，在1859年，他曾发表《告美利坚合众国书》，要求释放为反抗奴隶制度而被判处绞刑的白人约翰·布朗。1861年，他致信给布特列上尉，谴责英法联军洗劫焚毁中国的圆明园。1866年，他撰文祝贺西班牙共和国成立。1867年，他号召西班牙将自由归还古巴，反对殖民地制度。1869年，他担任了国际和平大会洛桑会议名誉主席。

　　此时，拿破仑第三在国内早已站稳了脚跟。因此，他搔首弄姿，故作姿态，在1859年颁发了对流亡者包括对维克多·雨果的特赦令。许多流亡者都归国了。雨果非常想念祖国，想念留在祖国的老朋友们。但他不能回去。此时回国就意味着与帝国的妥协与和解。他不想这样做。在给一位老朋友的信中他承认：“责任不允许我回国。我感到很痛苦，但我这一行动是正确的。”

　　1859年8月18日，英国和比利时的各大报纸上分别刊载了雨果的一则声明：

　　在法国目前的情况下，我的责任就是毫无保留，不屈不挠，自始自终地表示抗议。

　　我忠于在良心面前承担的责任，我要在有自由的流亡生活中坚持到底。直到法国恢复自由的时候，我才返回。

　　维克多·雨果

　　大笔如椽

　　《悲惨世界》（上）

　　自从踏入文坛以来，雨果就一直希望写一部百科全书性质的社会小说。当他酝酿着撰写《死囚末日记》而去监狱观察和体验囚犯生活的时候；当他经过巴士底广场前面的绞刑柱的时候；当他看见横蛮无理的警察粗暴地追打着街头的妓女的时候；当二月革命和六月起义时，他在街头目睹起义者英勇地抗击政府军队，用鲜血和生命保卫自己的信念的时候；当他从报刊杂志和各种资料中读到一个个令人泣下的故事的时候，他的脑海中就不断萦绕着这个念头了。1840年前，他就在一张稿纸上写下了如下的写作提纲：

　　一个圣徒的故事。一个男子的故事。一个女人的故事。一个小姑娘的故事……

　　他给这部小说取名为《不幸的人们》。

　　1845年，雨果开始撰写这部作品。他曾亲自到巴黎的贫民区和旦尔市的贫民窟进行采访；他还曾在国民议会上发表过《论贫困》的演说。到1848年时，他已写出了其中的若干章节，当时他给这部小说定的名字是《让·特莱让》。后来，由于他投身于革命的斗争之中，无暇顾及此事，这部作品的写作暂时中辍。直到18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