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东欧文学简史(下)-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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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维尔·马特夫（1924—）的诗集 《海燕在浪头休息》（1963）、《未
被伤害的世界》 （1970）显示了诗人对时代迫切问题的关注和强烈的社会责
任感。诗人借抒情主人公之口表明，看待事物不能依据陈规陋见和虚幻的揣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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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有的习惯令人反感，
如今我们已不在梦中相见。
这实际上是对教条主义思维方式发出的抨击。
米特尔·麦托迪耶夫（1922—）于50年代写作了反法西斯著名长诗《季
米特洛夫的后代》之后又陆续，发表了数部歌颂祖国、社会主义和党的诗集，
如《为了时代与自己》（1963）、 《巨大的变迁》（1971）等，表现了诗人
忠于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赤子之心：
我的精神来自你的精神
我的道路由你的道路引申，
我来自你这里又回到你这里，
你曾经用旗帜包裹着我，
你曾经用双手搂抱着我。
（《献给党》）
诗人常常喜爱在作品中同时代对话，以勇敢无畏的精神向时代和社会发
出严峻的质问，同时也将自己置于责任与良心的天平之上。这赋予他的诗歌
以凝重深沉的格调，读来激动人心。
六十—七十年代，诗坛产生了一大批新秀，如巴谢夫、格尔曼诺夫、艾
夫蒂莫夫、卡拉斯拉沃夫、克里木、达缅诺夫、粲涅夫等。他们的诗扩大了
题材范围，注入了新生一代的青春活力，表现了现代工业文明的时代气息。
这些诗人中成就较突出的有：
柳波米尔·列夫切夫 （1935—）是声名卓著的诗人。解冻后发表的诗集
《星星是我的》（1957）以豪迈恢宏的气魄宣称：标志着时代进取精神的“星
星”是属于他的，也是属于他这一代人的。诗人这种豪迈的情怀来自对光荣
革命传统的继承：
给我吧，给我力量！
那力量由伟人们的雄心播种，
由勇士们用利剑收割，
经受过绞架的称量。
短短几句话，艺术地概括了先辈的革命业绩，形象地阐明了诗人力量的
源泉。
列夫切夫诗歌的题材很广。歌颂科技进步中人的精神面貌的变化是他诗
歌的另一主旋律。例如《新纪元》一诗，写宁静的夏夜牧羊人停止了挤奶，
抬头仰望天穹中缓缓掠过的人造卫星，嘴里发出啧啧的惊叹。通过对这样一
个极普通平凡的夜晚的素描，作者写出了它的不普通不平凡。从宁静的夜晚
被非同寻常的事物所打破，抒写出人类建设“新纪元”来临时的动人的诗篇。
再如诗人写马尼查河水电站的建设，着重表现了劳动者精神面貌的变化。为
了建设那生产“光明”的“工厂”，他们风餐露宿，日晒雨淋，面色有如紫
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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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脸上不再有父辈的容颜，
他们变得酷似自己的子孙。
这两句诗表现出现代人的美好理想使他们越来越具有青春活力，也展示
出他们不同于父辈的、新的精神风貌。
丽梁娜·斯特凡诺娃 （1929—）六十年代以来注重以丰富的色调多层次
的表现时代的生活画面。她不仅透视了社会的种种复杂矛盾，而且关注着原
于时代物质文明的进步。诗人以满腔热情歌颂那“奇迹般的新世界”（诗集
《未来的声音》（1969）、《太阳吻我》（1970）、《磁场》（1979））在
诗人笔下，这种腾飞式的高速发展已“深入人们的灵魂”，“控制着他们生
命的脉搏”。诗人呼唤人们奋勇争先去掌握尚不曾为旁人所知的第一个信息，
但对时代发展与人的自然本性不和谐的关系，也表示了自己的隐忧。《不可
容忍的高速》一诗着重讴歌人们在平凡劳动中表现出来的优良的自然本性和
民族与社会的优良传统，以唤醒人们对精神文明的重视。
斯特凡诺娃诗歌中鲜明的时代精神寓于优美动人的诗歌形式之中，即使
触及最迫切的时代问题，也显示出丰富的形象性和浓郁的抒情意味，富有女
性所特有的温馨柔润的感情特质。
八九十年代的诗歌趋向晦涩朦胧，引起评论界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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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的小说创作空前繁荣，同过去相比，具有如下的显著特点：
第一，作家队伍不断扩大，作品数量明显增多。三十—四十年代开始写
作的老一代作家，如塔列夫、古里亚什基、达斯卡洛夫、曼诺夫、巴尔丁诺
夫等，解放后重新焕发了创作青春。由于他们是解放前后社会变迁的历史见
证人，生活阅历丰富，因而各阶段的重大社会问题都成为他们描写的对象，
近几十年最优秀的小说作品大都出自他们的手笔。他们的创作代表了保加利
亚传统小说发展的思想艺术风貌。六十年代产生了第二代作家，如彼得罗夫、
拉迪契科夫、弗切吉耶夫、波波夫、纳科夫斯基、阿森诺夫、米海伊洛娃等。
他们在艺术上有新的探索和追求，尝试运用现代小说的种种表现手法，创作
出不少具有艺术魅力的作品。七十年代后出现的第三代作家，如马尔科夫斯
基、苏加列夫、斯特拉蒂耶夫、亚勒莫夫、佩特科夫、科鲁吉耶夫、扎列夫
等，更加注重人物心理深度的开掘，和确立“主体—我”的地位。他们的作
品也取得了程度不等的成就。
第二，小说创作的题材范围随时代的前进而不断扩大，反映生活的深度
和广度都有所拓展。四、五十年代小说创作的中心题材是反法西斯斗争，作
家围绕这一题材创作出了一些激动人心的作品。此后不久，火热的社会主义
建设成为作家普通关注的焦点，虽有一些佳作，但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比
较严重，中人物形象刻画有些苍白无力。1956年后，表现不正常的政治生活
对社会和个人的危害成为小说创作的热门题材，其中不乏有积极意义的作
品，如古利亚什基的《金羊毛》、卡尔切夫的《新城的两个人》、拉伊诺夫
的《茫茫无路》等。六、七十年代，不少作家的视线转向了社会道德问题与
科技革命时代人类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创作出一批优秀的传世之作，如维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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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夫的《夜驰白马》、《障碍》《白蜥蜴》、古里亚什基的《桃花心木架的
起的房子》、弗加吉耶夫的《荒园绿草》、拉迪契科夫的《最后的夏天》等。
第三，在小说艺术表现形式上，五十年代小说讲究故事情节的错综复杂、
生活画面的广阔丰富，注重人物品格与命运同社会历史的紧密联系，从历史
着眼表现个人；六十年代以后的小说则不重情节而重人的主体意识的表现，
注重以人为中心，从人的主观世界折射社会历史，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掘和作
品的抒情意味都有所加强。随着种种现代小说创作手法的引入，社会主义现
实主义也成了开放体系。
在解放后四十余年的小说领域中，创作成就最为突出的作家有：
迪米特尔·迪莫夫（1909—1966），最重要的作品是1951年发表的长篇
小说《烟草》。小说主人公鲍里斯由一个普通青年经过自我奋斗而取得了尼
古丁烟草公司总经理的职位，并借投靠国内反动政权和国外垄断财团，在你
死我活的竟争中不断吞并其他公司。为了榨取更多的利润，他残酷剥削工人，
无情镇压工人罢工，甚至让自己的情人去做德国垄断组织头子的情妇。但随
着法西斯政权的崩溃，他也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小说以现实主义笔墨揭露
了金钱势力和对人的腐蚀和毒害，揭露了资产阶级的堕落和腐朽，表现了工
人群众的英勇斗争，受到读者和评论界的高度赞扬。
卡门·卡尔切夫（194—1988）五十年代的重要作品有表现季米特洛夫伟
大一生的传记小说《工人阶级的儿子》和表现反西斯斗争的《生者的回忆》
（1964）。六十年代最成功的作品是长篇小说《新城的两个人》（1964）。
小说的主人公马斯拉尔斯基是一名县委政工干部，在农作合作化时，因不同
意县委的左倾冒进政策而遭受打击，后来在下放工厂时又被加上莫须有的罪
名，锒铛入狱。1956年得到平反后，自愿放弃原先的权力而去他曾参与建设
的新城当一名司机。在此，他巧遇危难时刻同他离异的前妻，发现她生活得
并不幸福。他认为那是自己的遭难给她带来的苦果，因而同情并暗中保护她。
作品展现了主人公以德报怨的宽广胸怀，鞭挞了生活中的丑恶、歌颂了当代
人高尚的道德情操，是不可多得的杰作。
卡尔切夫还写有不少反映当代生活的中短篇小说。曾获季米特洛夫文学
奖。
安德列·古里亚什基（1914—？）是一位创作题材广泛、勤于探索的作
家。五十年代写了几部反映农村现实的作品。其中，长篇小说《金羊毛》（1958）
最为有名。主人公达莫夫是一个农业合作社的主席，革命斗争时期曾是党内
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在合作化高潮时又曲解党的政策，干了不少过左的、有
失人道的事情。在人们眼里，他事业上成就辉煌，连少先队也邀请他讲述自
己的光荣事迹。可是当他准备讲稿而翻阅过去的日记时，一桩桩以革命名义
所做的错事引起他的反思和自省，并终因愧悔和精神崩溃而自杀身死。小说
成功地塑造了那个典型环境中具有鲜明个性的达莫夫形象，成为一部摆脱了
公式化的佳作。
古里亚什基的另一部著名长篇小说是《桃花心木架起的房子》（1975）。
它写的是布尔斯基一家的变迁及其三个儿子的命运。一个儿子从事诚实的劳
动，走的是正道。一个儿子是有才能的工程师，但受到权位与名利思想的侵
袭。他虽获得令人羡慕的社会地位，也拥有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但却灵魂
空虚，无崇高理想。他所建造的桃花心木住宅无比舒适优雅，但生活其间却
忧思萦绕，不得安宁，最终遭致了不幸。另一个儿子在一处地方建设了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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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工厂，造成了该地区生态环境的破坏。小说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社会的
矛盾，揭露了现代市侩主义对人的心灵的污染。作品以其现实主义的深度和
人物的心理刻画赢得了好评。
古里亚什基八十年代写的长篇小说《怪人》（1983）在揭露现代市侩的
同时，突出了正面人物的斗争精神。主人公耶夫迪莫夫在同企业管理人员的
惰性和世俗偏见进行斗争时，得不到周围人们的理解，甚至被看成是“怪人”。
作品的社会批判力量在于：耶夫迪莫夫周围的人或墨守成规、苟且偷安，或
投机钻营、贪图实利。他们的所作所为必然与主人公创新与敬业的精神发生
冲突，成为社会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作品揭露生活中的这些阴暗面，不仅
表明了创业的艰难，也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
帕维尔·维任诺夫（1914—1983）是一位勤于探索、才华横溢的作家。
四、五十年代写了一系列反法西斯军事题材的中篇小说，如《第二连》、《在
原野》、《远离海岸》等。其中《第二连》写保共为建设一支新型的人民军
队而同留用旧军官中的异己分子所作的斗争。《在原野》写一支游击分队深
入敌占区，烧毁奶制品作坊、处决伪县长的英雄事迹。这两部中篇曾获季米
特洛夫文学奖。
六十年代，维任诺夫转向道德题材的开掘。小说集《持小提琴的少年》
和《扁桃的气息》以现实主义的剖析力触及了现实社会的道德问题，揭示了
形形色色的人物心态。同时期的长篇小说《星星在我们顶空》写农民什迪利
亚老爹在法西斯监狱经过九死一生的磨难终于逃出虎口，随游击队转移时为
掩护他人而英勇地献出了生命。在作者笔下，什迪利亚的形象是保加利人民
精神品德的化身，是当今精神文明建设中作者为现代人树立的榜样。作品以
其感人的内容和高超的艺术表现力获得评论界好评。
七、八十年代，维任诺夫的创作领域进一步扩大。他以一系列新颖奇幻
的作品表现了现代精神文明受到的巨大的挑战以及人类的历史命运与人性健
全发展等重大问题。长篇小说《夜驰白马》（1976）通过对科学工作者乌鲁
莫夫院士及其外甥沙绍相互关系的描写，表现了当今两代人之间的精神道德
差异。乌鲁莫夫的正面形象和沙绍的复杂性格显示出作品巨大的心理深度。
乌鲁莫夫富于创造的崇高一生，为读者展示了一幅人性和谐完美的图画。小
说不是把两代人的关系表现为不可弥合的鸿沟，而是艺术地指明了世代更替
得以顺利实现的现实途径。小说荣获季米特洛夫文学奖。在中篇 《障碍》
（1976）中，作者把人与人关系中存在的精神壁障形象地凸现了出来：一个
受过精神创伤而又保持了内心和谐的年青姑娘多罗特娅与一个囿于世俗之见
不敢越雷池一步的作曲家曼内夫之间的邂逅相逢，演化为一幕令人震惊的悲
剧。多罗特娅不惜一死抗议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和不信任，构成了一个富有整
体寓意的“障碍”形象。这一形象是小说主题带哲理性的艺术升华。它唤醒
人们消除相互关系中的精神壁障，切中了时代的弊病，引起了国内外读者的
强烈反响。中篇《白色蜥蜴》（1977）以超现实主义手法表现现代人性发展
中理智与感情的矛盾，提出了智能的片面发展而又缺乏健全的人类情感必然
导致人的异化的重大主题。小说描写一个生物学家用遗传工程的方法制造了
一个早熟、早慧的神童和“超天才”奈西。奈西不仅身体发育超常，而且脑
子象电子计算机那样快，小小年纪就大学毕业，成了数学家。可是，他没有
人类的良知和道德情感，不懂得如何同他人正常相处。他逼得母亲羞愧自尽，
在女友的生日晚会上残杀了与会同伴，最后导致了自身的毁灭。作品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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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意义不仅在于反对滥用科学技术的成果，更重要的是说明了片面强调理
智的发展，急视健全人类情感的培养，人必然异化为丧失人性的禽兽。小说
貌似荒诞，但在本质上具有极高的生活真实性与极强的现实针对性，表明了
作者对年轻一代和人类未来命运的忧虑和关切。长篇小说 《天平》（1982）
写一个建筑师在一项工伤事故中丧失记忆力。在恢复记忆的过程中他发现了
心灵陷入市侩主义泥坑的“旧我”，通过反思他最后走向了通向“新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