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精神洞穴的烛光-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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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英法作家，还是俄国的作家，他们一致表现了生命的苍凉感。命运是多难的，人一直被社会力量扭曲着。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对人生黑暗最深切的体验者。他的小说《穷人》、《同貌人》、《脆弱的心》、《白夜》、《罪与罚》、《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死屋手记》、《舅舅的梦》等，对人生的虚无性的表现，是极为残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写作看成研究人和生活的劳动。他曾狂热地迷恋过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主张社会的变革。他的进步行为使他遭到迫害，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这位神经质的文人，在流放其间，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开始相信，恶的力量深深地隐藏在人性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兽性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堕落、变态、死灭，像瘟疫一样侵蚀着人们。他在小说中血淋淋地展示了俄国人浑浑噩噩的生活，展示了人的矛盾、苦闷、分裂的个性人格。这一切都印下了作家情感体验的历程，他的孤独、感伤、残忍的内省，构成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最阴郁的图景。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是现实生活的反省者，而且也是人的心灵世界的写实者。他揭示了人的内心的潜意识，揭示了隐藏在人表象世界后的某种本质。应当说，这种人体的体验，加深了人类认识自我的程度。
鲁迅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在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悲剧所显示的冲击力是强大的。这种悲剧，一是体现在资产阶级作家个性主义的破灭上，一是体现在平民的日常生活中。西方的作家，从自身和社会看到了人生的艰难性。斯丹达尔、罗曼·罗兰、屠格涅夫等人，曾成功地塑造了西方个人主义悲剧人物形象，于连、约翰·克利斯朵夫、罗亭等人物，是人的个体与社会对立的产儿，他们的血肉分明的个性、不幸的命运，是西方社会一曲哀婉的绝唱。而在莫泊桑、契诃夫、果戈理等作家笔下，你常常被无名的下层人物的生死所震撼。那些小人物可怜可哀的境遇，是对社会不公道的最有力的控诉。契诃夫笔下的小公务员的死，多么令人心碎，普普通通的人，却没有一个最基本的生存环境。压迫、恐吓，像阴影一样缠绕着人们。在对个人英雄主义的破灭的描写上，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调子，具有怀疑和感伤的倾向；而对平民的厄运的再现，则体现了作家对生活无可奈何的情感。人生是可怕的，理念是脆弱的，希望是伴着苦痛的。这些作家们几乎在自己笔下的人物中，都看到了这一点。
美的调零，构成了悲剧的特殊效应。在愚昧、保守的势力面前，个人解放往往以失败而告终。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奥斯托洛夫斯基的话剧《大雷雨》，是一部催人泪下的悲剧。主人公卡杰琳娜追求自由的愿望，最后还是被压抑下去了。她多么爱鲍里斯啊，可是周围的一切，却阻挡着她。为了真正的爱，为了没有泪的幸福，她终于战胜了自己，与情人鲍里斯相会了。但在旧道德、旧势力面前，她的力量实在太有限了，她找不到一点可以生存的空间。婆婆卡巴诺娃狠毒的目光，世俗的无形的手臂，把她推上了死亡之路。主人公渴求自由的心灵是动人的，但她的不幸最终使人感到，个性解放的路是漫长的。澳斯托洛夫斯基在这个故事里，暗示了自我超越精神的神圣性。尽管美好的东西被破坏掉了，但是，它毕竟是“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
在对个人主义者的思考中，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莱蒙托夫笔下的毕乔林，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等，是有典型性的。他们与《大雷雨》中的卡杰琳娜比，有着优厚的条件，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可以说，这些人在思想上是有独立意识的。可在现实中，他们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他们是语言的巨人，行动上的侏儒。在思想上，他们好像通晓万物，可在实际中，他们连一点改变世界的能力也没有。这些被文学史家所喻为的“多余的人”，陷入了更深的困境里。这些人的悲剧，是知识分子弱点的表现。作家们在自己阶级的行列里，发现了可怕的病症。他们在这些矛盾的人物那里，流露出了一种深深的失望。
如果说，对知识者的失望，是这些文学家的内心冲突的结果，那么，在普通人的“平常悲剧”里，则体现出作家的慈悲的心理。内心冲突，导致作品的崇高感的弱化，而慈悲心理，却具有布道精神，它在社会普遍不合理性中，发现恶的根源，并把仁爱思想传递给读者。狄更斯在《雾都孤儿》中，通过奥利弗曲折的生活，谴责了社会摧残儿童的罪恶。那些天真的孩子，很小就丧失了学习的机会。他们流浪街头，受冻挨饿。济贫院也无情地虐待这些可怜的孩子。这些无辜儿童非人的待遇，真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讽刺。连儿童的基本生存权利都保护不了，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公理！《雾都孤儿》的故事是悲惨的，作者将社会最基本的道义问题，摆在读者面前，其悲剧的效应是很强的。这些作品中，作家有很强的参预意识，社会的黑暗，与作家的人格情感，在这里撞击着，产生了特有的悲剧美。
那么，这些悲剧是怎样产生的呢？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一方面指出是社会的结果，一方面认为是人性的缺陷导致的。易卜生在话剧《玩偶之家》中，把娜拉和海尔茂的家庭悲剧，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结果。但同时，作者在海尔茂身上也揭示了人自私的天然性。人是有弱点的存在者，在一定条件下，就会成为一个恶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晚年对人性的这一弱点，深信不移。他对人内心世界的挖掘是惊人的。疯狂、烦燥、恐怖、失常……人的心灵不都是圣地，也有沟壑、有沼泽、有阴云。可以说，当作家们看到了人的有限性时，内心是悲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创作，既是社会的歌哭，也是人性的歌哭。人如果在社会和自身中找不到光明，那么黑暗将永远主宰着一切。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是人类走进迷津的产物，这里处处是尖锐的对立：灵与肉的对立，人性与兽性的对立，爱人与害人的对立。人类好像注定要在这种对立中驶过一样，美丽与庄重、理想与信念，在这里蒙受着空前的践踏。
毫无疑问，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象征。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最形象、最生动地再现了这一全面危机的过程。在众多作品的悲剧意识中，我们看到了这个社会不可克服的矛盾。资产者在拥有了大量财富的同时，却失去了人类某些良好的东西。西方的作家们，用自己的创作对社会进行了否定性的评判。他们认为，这样的社会是非人道的，这样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人类如果不克服社会的这些弊端，就无法跳离这些可怕的宿命之网。
所以说，在对社会和人生的体验方面，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是深刻的。它几乎包括了人生的各个领域：政治、经济、军事、法律、道德、宗教……十九世纪的西方文学中，批判现实主义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的意义。它比浪漫主义深广，比自然主义成熟，虽然它也有自己的局限性，但它的博大精深的内涵，是过去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都无法企及的。人类的文化从这时候起，已不再那么单薄、幼稚了。
法国人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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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过程里，法国文学占有极特殊的地位。这是法国文学界群星灿烂的时代，斯丹达尔、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莫泊桑、罗曼·罗兰等，用自己的作品创造了这个时代文学的高峰。
1830年的七月革命，波旁复辟王朝的统治被推翻了。新的统治集团七月王朝，并没有给法国带来福音。1848年的二月革命和六月起义，标志着社会危机加重的来临。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使社会陷入混乱之中。1851年12月，拿破仑第三发动政变，不久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第二帝国代表了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工人阶级在它的统治下，生存现状开始恶化。这时候，共产主义学说已在工人阶级中流传，马克思主义日益深入人心。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爆发，法国社会在阶级斗争的风雨中，经受着各种考验。
动荡的时代，是出思想家和艺术家的。法国的文化人在黯淡的环境中，深深地思考着民族乃至人类的命运。专制使人渴望平等。独裁让人追求自由。在政治反动的时期，作家却表现出进步的品格。1825年以后，法国涌现出大量的优秀作品，这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确立的时期，它一开始就体现出不同凡响的气魄来。此后一直到二十世纪初，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始终在社会拥有广泛的读者。
考察法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我们首先要提起斯丹达尔 （1783—1842）。他不仅是法国小说史上第一位冷静的社会批判者，而且也是揭示为人生文学的理论思考者。他用自己的理论和小说，奠定了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基石。
斯丹达尔原名亨利·贝尔，1783年1月23日出生于格勒诺布尔。他的家庭并不贫困，是律师世家的贵族子弟。然而他少年很不幸，八岁失去了母亲，跟着外祖父长大。他的父亲是信仰宗教的律师，对孩子十分冷漠、严厉。斯丹达尔少年时代就养成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他的敏感、不随波逐流的个性和反抗的心理，使他最后成了一个怀疑主义者和自由主义文人。
他的经历十分有趣。1800年，他加入拿破仑的部队，曾参加过多次战役。不久又去巴黎进行深造，阅读了大量的理论著作和小说，对启蒙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想发生兴趣。1806年，他又以军人身份，在德国做了三年王室领地总管。1812年，他随拿破仑军队打到莫斯科，经历了一个残酷的历史事件。在从莫斯科撤退过程里，他掌管三个地方的军需仓库，为军队立下汗马功劳。战争结束后，他曾得到过拿破仑的重用，但随着拿破仑的垮台，他的仕途之路被堵死了。从此，他成了一个文人。
斯丹达尔不是一个甘于寂寞的人，在政治上，他反对波旁王朝的统治；在文艺上，他蔑视古典主义文学的矫揉造作。他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发表的著名的文艺论著《拉辛与莎士比亚》，被史学界认为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宣言。这部著作从理论上阐述了文学创作的原则，认为“文艺应像一面镜子。”古典主义的三一律，在他看来是脱离现实的。他觉得作家要“表现人民的习惯和信仰的现实状况”，不要去模仿古人。如果作家不去研究生活，体验生活，那他的创作就失去了意义。斯丹达尔是借用浪漫主义的一些观点去反对古典主义的，但他实际上是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者，他所理解的浪漫主义，就是后业人们所说的批判现实主义。《拉辛与莎士比亚》，宣告了一个新美学原则的诞生，它是斯丹达尔后来从事创作的理论基础。
斯丹达尔的文学创作，在数量上远不如巴尔扎克，但他作品的力度是不可小瞧的。他选后写下了《阿尔芒斯》、《红与黑》、《法尼娜·法尼尼》、《吕西安·娄凡》、《一个旅行者的回忆录》、《巴玛修道院》等，给法国文学带来了震动。《红与黑》则成为了世界文学史上的一颗明珠。
《红与黑》被誉为欧洲文学史上第一部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代表作。作者在自序中说，《红与黑》是在描写“1814年至1830年的波旁王朝所留给我们的这个严肃的，尊重道德的，愁眉苦脸的法国”，是为了“认真地描写十九世纪最初三十年间，压在法国人民头上历届政府所带来的社会风气。”小说自始至终体现了作者的这种意图。作者用精炼的笔法和辛辣的笔调，展示了波旁王朝时期人的精神风貌，为法国人的心灵画了一张栩栩如生的画像。
《红与黑》是一部迷人的长篇作品。它的人物不多，情节没有传奇性，可作品的调子却是特别的。故事发生在法国法朗士——孔德省一个叫维立叶尔的小城市。市长德·瑞那先生的家里，请来了一名家庭教师。这位家庭教师年纪很轻，还不到二十岁。他叫于连·索黑尔，是本市木匠老索黑尔的儿子。于连对自己的出身有一种自卑感，很小就养成了虚荣、清高的个性。他的早年环境十分不幸，对自己的家庭有本能的敌意。但于连十分用功，精通拉丁文，他心目中只有一个英雄，这就是拿破仑。他梦想能像拿破仑一样，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可是这梦想毕竟是梦想，现实给予他的完全是另一种环境。他无法像拿破仑那样驰骋疆场，社会的等级制给他以沉重的打击。当时查理第十登上了王位，教会的特权越来越大，成为社会的特权。他萌生了一种报复、向上爬的心理。并想用恶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愿望。
进入市长家做家庭教师，对他是一个很好的时机。他千方百计地施着手段，想敲开进入上流社会的大门。他很幸运，在不长的时间里就与市长的夫人混熟了。德·瑞那夫人十分美丽，大于连将近十岁。她在修道院里长大，思想较为单纯。她拥有一笔可观的产业，很小就成众人娇惯的对象。她并不爱自己的丈夫，她的天性容不得世俗的侵袭，而丈夫身上的市侩气，使她的生活变得黯淡起来。于连的出现就像平静的水面荡起了波纹一样，德·瑞那夫人的心骚动了起来。很快，两人就掉进了情网。
他们的私情很快就败露了。市长十分恼怒，在这种情况下，于连只好出走。
雄心勃勃的于连开始了新的选择，他来到了省城的神学院学习。“在拿破仑的旗子下，我会是一个军官，在这些未来的神甫中，我将是一个主教。”他心中装满了晋升的奇想，想迅速爬到神甫的高位上。可是又一个打击来临了，由于教派间的内部斗争，他又被迫走出了神学院，被介绍去巴黎的大贵族示尔侯爵那里做私人秘书。这次他有了新的机遇，由于出色的工作，他受到了信任。并与侯爵的女儿玛特儿相亲相爱。于连几乎成了腰缠万贯的贵族了。
正当于连青云直上的时候，他收到玛特儿一封信，信中说她父亲接到了德·瑞那夫人的揭发信，他的隐私被发现了。于连恼羞成怒，他差不多丧失了理性，匆匆赶到维立叶尔，向德·瑞那夫人开了枪。
于连被判了死刑。他的野心，他的欲望，像梦一样消失了。他在法庭上说道：“我是一个乡下人，不过对于自己处境的微贱敢作反抗的举动罢了。……我不向你们祈求任何宽恕。因为事实上，审判我的不是和我地位相同的人，……而是清一色令人气愤的有产阶级的人……”
于连的一生是具有悲剧性的一生。在他身上，最典型地反映了查理十世统治法国时期的社会形态。斯丹达尔看到，这个时代是扼杀个性的时代，人没有正常的生活选择，要么沉沦下去，要么依附统治阶级。于连选择了后者。他反贵族的思想是可取的，但他的动机、他的品行，却是十足的可悲。在不公平的现实面前，愿望发展成了野心，机智演变为阴谋，这正是社会畸形发展的表现。于连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是时代的产物。他的不择手段向上爬的行为，是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悲剧。作者在主人公的毁灭的道路上，暗示了法国社会的衰败性。
斯丹达尔是位禀赋很高的人。他对人的心理的分析是很高超的。他把人的心里的变化，写得维妙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