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哲学论-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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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卷第２０８页）士兵是托起统帅高山的大地。许多破敌作战往往首先由士兵提出和解决。
士兵直接影响着军队的战斗力，具有在战场上决定胜负的作用。但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士兵的作用有所不同。一般说来，反动军队的士兵受限大、反动军队宗旨与人民群众对立，士兵不会为此效力，不平等的压迫与被压迫关系、士兵受摧残，聪明才智遭抑。
将帅是军队中的最高指挥员。将帅在战争中有重大作用。对军队建设、战争指导、使用兵力、统率力敌、战法运用和创新等举足轻重，但他受社会制约。
将帅为军队的组织者、教育者、管理者和建设者。军队要能打仗，必须有严密的组织，而军队的组织不会自发地形成，必须要由将帅、指挥员来组织实施。将帅的阶级属性和各种素质都直接影响着军队。《六韬·龙韬》上说：“将不仁，则三军不亲。将不勇，则三军不锐。将不智，则三军大疑。将不明，则三军大倾。将不精微，则三军失其机。将不常戒，则三军失其备。将不强力，则三军失其职。”强将手下无弱兵。将帅的指导战争作用在于科学地预见战争的发生和发展、适时地组织军民作好战争准备、正确地制定战争行动指南，根据变化了情况加以修订和补改，及时发现和总结推广下级和士兵的经验和创造。领导的责任主要是用人和出点子，将帅左右用人，其果必应之为能否知人善政，称职如流。其武艺强弱、指挥当否，能直接影响战争胜负，晓兵爱士之将帅有用自己内心之火和精神之光，重新点燃全体部下的信念之火和希望之光的功效。在处境十分危急，任务十分艰巨的情况下，将帅忽然出现在士兵和部下的面前，往往可以产生一股神奇的力量。将帅是军队的中枢神经，将帅的模范表率作用鼓舞下级士气、稳定军心、力避“暴虎冯河”，“磨励以须”，控制局势，特别在逆境中以坚定不移的信念、沉着镇定的情绪、英勇果敢的行动、顽强坚韧的毅力等，产生神力影响。
将帅在战争准备和战争实施中的巨大作用既要受到士兵作用的制约，又要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在战争中的创造，必须以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军队状况为前提。时代造就将帅，因社会需要而出现，这是历史必然和偶然的统一。“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么他的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第５０７页）以当时社会历史条件和军队的状况为前提所运用创新的战法是战争中的创造，非自由创造物，局限于一定社会关系内新的军事科学是新的社会关系的必然产物。将帅的社会制约性还突出地表现在他们的阶级性以及他们与士兵的关系上。士兵对将帅的对立越大，将帅发挥作用就越小，反之亦然。将帅的个人私利、偏见等恶习极大地扼杀着他们的聪明、果敢等品质。
２．士兵与将帅的联系
任何军队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军队、军队内部的人与人关系是社会关系的表现。但它又不完全等同于一般社会关系，而有自身特殊本质。
权威与服从的关系是将帅与士兵之间的基本关系。将帅之所以为将帅是因为他们处于领导、指挥的地位，这种规定伴随权威性。不管这种权威的性质和力量如何，总是作为“服从”的对立面而存在。相对将帅而言，士兵处于被领导和被指挥地位，这就决定他们以服从为特征。军队要能打仗，必须靠权威与服从的统一来保证的有统一的军令、统一的步调和行动。当然，在剥削阶级军队中，官兵之间权威与服从的关系具有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性质，在人民军队中，官兵之间权威与服从的关系是建立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
官兵之间在剥削阶级军队中于存亡胜负上有时也有共同利益。但因官兵阶级利益根本对立。导致权威与服从的根本对立，服从将帅命令与士兵的利益相悖，不服从命令权威，则与将帅及军队职能相抵触。在这些矛盾下，将帅要军队执行其职能就不得不实行强迫命令，残暴的体罚，驱使士兵违愿而行。在统治阶级各团体之间的战争中，驱使士兵互相残杀，在此士兵成为不同统治阶级集团争权夺利的筹码，将帅用士兵累累白骨筑起自己的统治宝座。反动军队将帅驱使士兵镇压人民群众，也会遭士兵抗拒，他们或消极避战，或哗变，使官兵矛盾的对立更趋尖锐化。
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剥削阶级军队中将帅与士兵之间的关系有所不同。新兴地主阶级推翻反动奴隶主阶级，新兴资产阶级推翻封建统治时，都需借助于人民群众的力量，因而来自人民群众的士兵有一定的地位。此时军队客观上起到了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与人民利益也有一致性。在对付外来侵略的战争中，剥削阶级反动军队彼此的一致性和共同点，使服从与命令之间的对立缩小。剥削阶级军队中较开明的军事家“深谙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惧死。”的官兵关系的重要性。“兵识将意、将识士情”，将帅“与众同好、与众同恶”，恩威并施，使用士兵“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对于统治阶级的军事家和思想家们关于搞好官兵关系的思想和做法，必须进行理智分析，既有合理点又有局限质。虽然其思想和做法可极大地影响士兵的作战热情，在进行非正义战争时，尤为明显。但是由于并非真正地站在士兵立场上，故实质只是驱使士兵为其卖命而已。
一般说来，凡人民军队其官兵关系在主要方面为一致。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在不同的人民军队中，官兵关系有所不同。太平天国军从洪秀全到普通士兵之间、等级繁复森严，不许逾越。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军队能彻底地实现官兵一致。在这样的军队中，将帅是士兵的代表，将帅的权威来自全体士兵，代表着全体士兵的意志，士兵服从权威实质上是服从本阶级的意志。
当然，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军队，权威与服从的统一、将帅与士兵的统一，并非绝对。如有时将帅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或是士兵中的个别人不能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都会出现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权威与服从的矛盾，这种矛盾，一面是非根本的、支流的，一面是根本的、主流的，要区别对待。将帅与士兵，权威与服从的高度统一，不是完全靠自发实现，而是要靠政治教育，必要的组织、纪律约束，只有官兵同甘苦共命运，极大调动士兵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宗旨，才能实行权威与服从的真正统一。第二节
战争主体的规定性引言
战争主体能否依据自身具有的能力、条件（从主观出发）和客体固有的性质、规律（从客观出发），设定目标，从事活动；能否从主客的现实矛盾出发去从事二者统一的活动，是决定战争实践成败的基础。对战争主体规定性的把握应取认识和实践相统一，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战争主体的规定性，从根本上说，就是人同战争的相互作用中所表现出来的自觉能动性、自为超越性和自主创造性。一、自觉能动性
战争化人之所以为战争主体，首先在于他（她）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２卷第１６７页），具有自觉的能动性。战争主体的自觉能动性意味着人在战争活动中，并非单纯受制于外物或他人作用的被动存在，而能意识到主客体关系并以此来反求和确立自我。也正是它把人从活力对抗中提升出来，将人与战争变成主客关系。
战争主体的自觉能动性首先突出表现在主体观念模式的建构与转换，在认识战争、指导战争的活动过程中，于确定目标、制定计划和采取行动的三个环节上，预先在观念中创造出理想的存在，然而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把它变成直接现实的存在。第一，表现为战争主体活动的目的性和计划性，即根据已知的事实，预先在头脑中形成所要达到的目标或蓝图，并为实现这一目标策划活动的措施、方式和步骤；第二，表现为战争主体反映战争事物的抽象性和预见性，战争主体不仅仅采取感觉等形式直观事物的外部形象，而且运用思维抽象制作，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并循此推测未来，预测战争的发展趋势；第三，表现为战争主体活动的选择性和主动性。战争主体选择功能主要表现在认识对象感觉刺激的信息材料取舍；思维主体和空间定向对大脑存贮信息、实践观念模型方案选择；战争主体相符地反映客体必要的选择。借助对事物的认识，积极选择自己的目标、方法，善于把自己的命运和战争的胜负联系起来考虑，合理地设计自己，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在战争活动中按预定目的调整自己的行动方式，按反馈的结果与目的差距，不断修正认识和行动。战争的必然性就是通过战争主体对战争客体信息有选择的接收，在各种偶然性的不断选择中实现的。获取信息就已潜藏着主体的选择，至于加工信息和运用信息，战争主体的选择性就更为明显。战争主体主动性在于战争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造”战争世界，主观见之于客观，在战争活动中确定主体地位。
战争主体自觉能动性还突出的表现为主体能够自觉地把自我也作为客体进行改造、创新；超越自我需求，推动主体自觉能动性适度发挥和充分发展。战争主体不仅有生存的需要，更重要的还具有发展自身的需要。战争主体的对象化活动所构成的战争史却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规律，既不能独立于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之外，又不能独立于人的意识而客观存在，反过来制约着人的活动，成为人们从事对象化活动的客观前提。战争主体自觉能动性又表现为自觉实践中。战争客体规律形成依赖于主体活动，战争主体对战争发展规律起到主导作用。然而，战争客体规律一旦形成，则又对主体活动起决定性的作用。这是由于，战争规律所揭示的战争诸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不是单值的线性因果关系，而是可以说在特定条件中，战争具体规律给人的活动提供的是一个由多种现实可能性组成的可能性空间，而一种可能性的实现又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具体形式，最终是那一种现实可能性得以实现，则取决于人的自觉实践。战争规律的实现表现为无比的丰富多彩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这主要不是盲目的物质力量，而是体现了战争主体性自觉主导的活动力量。理性在自觉实践中具有指导意义但非理性在自觉实践中起到理性所不能替代作用。生理机能当然是人得以生存的自然物质基础，但它体现在人身上，已经发展成为人的社会需要和社会活动，成为包含于、从属于人的社会本性的东西，而决不能降低甚至归结为人和动物都具有的那些生物机能和本能。
毛泽东同志在说到战争主体能动性时，曾经说过：“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没有人做就不会出现。做就必须有人先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４４５页）这段话有三层意思：
首先，从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即认识战争的本质和规律，形成认识理性。这种认识理性是战争主体在能动地“改造”战争客体的实践中形成的；是战争主体对于战争客体所提供的信息，根据战争主体活动的目的加以选择战争客体属性的着眼点，而不是被动地无选择的加以吸收；是战争主体对干本身所获取的信息进行思维加工，经过一系列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过程，然后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达到对战争本质和规律的认识。
其次，根据认识理性所获得的关于战争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加上战争主体的价值观念，决定战争主体对待战争客体的态度，确定战争主体“应当做什么”和“应当怎样做。”这就是提出行动的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等等。我们可把这些称之为“实践理性。”实践理性更加充分地表现了主体的能动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它要解决的已经不是确定战争是什么，而是确定战争应当怎么样，以及如何变革它，以满足主体之需要。
再其次，“使主观见之于客观，”即做或行动。通过做或行动，把实践理性变为现实，达到改造战争客体的预期目的。马克思说：“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１５２页）所谓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去推毁，便是这个意思。在战争活动中，除了要有正确的认识理性和实践理性作指导，主体的精神状态也是十分重要的，崇高的理想，坚强的意志，革命的激情，都是赢得胜利成功的必备条件，都是战争主体能动性的具体表现。
认识理性、实践理性、实践活动，是战争主体能动性三个互相联系、缺一不可的重要环节。战争主体的能动作用十分重要，所以主体自身状况如何，对于人们正确地认识战争客体和“改造”战争客体，便具有重大的意义，比如：人们的政治立场是否正确、思维方式是否科学、实践经验多少、文化水平高低、道德是否高尚、价值取向是否对头，等等，都制约着人们的战争实践和认识的水平。我们强调，在改造客观世界同时，要自觉改造主观世界，不断提高主体的认识能力，道理就在于此。
战争主体的自觉能动作用是以承认战争客观为前提和基础，战争客体虽然不等于战争世界的全体，但终究是战争世界的一部分，就其物质属性而言，仍然是不以战争主体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人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面向客观世界，以它为转移，以它来规定自己的活动。”（《列宁全集》第３８卷第２００页）战争客体对战争主体活动有制约性。战争主体的发挥既可能从好的方面发挥，从而取得战争的胜利，也可能从坏的方面发挥，从而导致战争失败。要使战争主体自觉能动性从有利于战争活动的发展这个方面去发挥，就必须正确把握战争主客体的对立和统一，辩证地看战争实际，既不漠视或否认也不夸大或缩小，比较研究战争全部情况和要素，把主观指导和战争客观好好地符合起来。战争客体发展的程度直接制约战争主体的认识水平，当战争客体所包含的矛盾尚未暴露或者尚未充分暴露，战争主体的认识水平就会受到极大限制。战争客体的过程和阶段向前推移了，战争主体的认识也必须随着向前发展。人们只能顺应战争客体的规律，而不能违背它的规律。战争主体自觉能动性的发挥不是任意的、无限的、绝对的，而是受制约的。作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能离开战争客体的物质规律制约性去抽象地发挥战争主体的自觉能动性。二、自为超越性人之所以为人，其实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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