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革命-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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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负责这个解放军小队的李春山告诉我们，这所学校在文化革命之前就有了。以前，通过手语文流来教育学生。1966年，当毛主席接见几百万造反红卫兵时，这所学校也派了一队人，挥动着毛语录小红书去北京。　　　　
　　“当学生们见到毛主席时，他们高兴得哭了，”李说，“但他们不能同别人一起高呼。他们能做到的就是直跺脚。见到这种情景，我们的指挥员就要我们注意毛主席的指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和为人民服务。我们医护人员已经试验过用针刺治疗聋哑病。我们开始加紧在自己身上试验，将针推进以超越旧的‘禁区’，直至我们能够承受的深处。”　　　　
　　1968年11月，我们被派到这所学校负责卫生针刺医生的培训工作。我们授给学校工作人员技术并赢得他们的支持。在很短的时间里，许多学生都能听和说了。他们学会的第一句话是“毛主席万岁！”两年时间我们治疗了582名学生，93％以上恢复厂听觉。80％左右能读简短的语录，能唱《东方红》。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你再也看不到手语了。你现在听到的是放声唱歌和朗读。　　　　
　　天真！人们应当看看孩子们逗人喜爱的脸，听听他们努力发出来的高音调。他们的年龄在9岁至20岁之间：身体健康，穿着暖和，眼睛发亮，望着人民解放军的李指导员，好象他是神一样。我们看了他们的日常针刺治疗：针深深扎在洗得很干净的耳后。“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个男孩子眼里噙着泪喊道。“牢记《愚公移山》！”另一个喊道。　　　　
　　我们参观了教室，教室里的高年级学生在高声背诵或朗读。他们在这里的功课使他们可以达到中学水平。我们热烈鼓掌，鼓励他们努力学习。他们倾听外国“叔叔”和“阿姨”谈话，带着难以形容的充满信任和希望的动人微笑。当我们走向走廊时，他们拉着我们的手。接着，他们在一所邻近中学乐队的伴奏下，给我们表演了歌舞节目。他们随我们到街上，一直微笑着，鼓掌。　　　　
　　“我们的美国朋友，再见，”当我们离开时；　他们的尖尖告别声在回响。　　　　
　　现在这类学校在中国的许多城镇都有。我回到北京时，问遇见的一位荷兰医生和他的夫人，他们对此有何想法。他们俩在阿姆斯特丹的一所哑人学校工作多年，使用的是欧州的先进技术。他们摇摇头说：“家是在卢尔德，信心治好了病。”　　　　
　　针刺也许还不能用解剖学理论来解释，但它大大超过卢尔德，现在愈来愈多的西方针刺学家都能予以证明。　　　　
　　在北方河北省一个公社的村子里，我停下来对着一所用石头建造的很动人的农舍拍了一幅照片。走进里面，我发现除了胳膊和脸上扎着针的一位清秀的青年妇女和站在她身旁的一位穿军装的青年外，空荡荡的。她是赤脚医生，正在接受人民解放军医务工作者的进一步针刺训练。在宽阔的炕上，我看到一大堆草，有香味的草本植物，上千块茎和其他配中药的东西。这些都是这位姑娘的医疗组从山上采集来的。炕上还放着她的红十字标记的现代医药箱，药箱中包括有避孕丸。这种场面在成千上万的中国农村里到处可以见到。　　　　
　　我们在离长城不远的石峪大队的一户农民家里过了一夜。这是一所明净、修建得好、有三个房间的石头房子。瓦屋顶下露出一根粗大的横梁，门前是一个整洁的园子，种满绿油油的蔬菜，石砌的猪栏里养着两头猪。村里的房屋都和这一所差不多。这个家庭的母亲是个寡妇，有三个成年的儿子、年龄都在30岁以下，两个在家的还没有结婚，因为家里没有要瞻养的人，全家收入超过平均水平。他们屋里有装满了被褥和衣服的箱柜，还有钟、收录机、大热水瓶、电灯、自行车和一幅很大的主席像。　　　　
　　我们在沈阳城外度过一个早晨，同数百名男女民兵在一起，看他们准确地练习打靶。他们大多数不到25岁，来自各个工厂和学校，显示他们操练和使用手榴弹、步枪、机关枪、追击炮、反坦克炮方面的熟练本领。他们既打死靶，也打活靶，最远的距离是300米。这里充满节日和运动场上的气氛：掌声不断，欢笑四溢。　　　　
　　人民解放军的负责军官告诉我们，民兵分两种：第一种是“基干民兵”，年龄最高25岁、携带着武器工作；第二种是“普通民兵”，年龄从25岁到50岁或以上，他们包括预备队员和特种队伍。所有轻武器都是就近制造的。　　　　
　　在一座逼真的村庄角落模型前，我们看到一次敌人的进攻。村民们运用游击战术，很快把侵略者消灭了。（鼓掌）日本人，俄国人，还是美国人？这很难说，是洋鬼子就是了。接着，姓徐的一家入列队进行：60岁的爷爷、他的58岁的妻子、儿子、儿媳和4个孙儿女。他们家的成年人都在一家机车厂工作。他们使用手提机关枪和步枪，在100米之外很快消灭了目标，只有年纪最轻的一个是例外，这年纪最轻的一个是8岁，穿着红小兵制服，有点神气，他用了很多时间，俯伏在那里，用一支普通步枪打中了三靶。　　　　
　　“还没有枪高。”一位军官笑着说。　　　　
　　“你们似乎在等候着一些不受欢迎的客人，“我说，”从哪个方向来的呢？”　　　　
　　“我们等待着他们，不管从哪个方向来。”　　　　
　　那些靶子上公平的写着这样的字。　　　　
　　“打倒美帝国主义！”　　　　
　　“打倒苏联社会帝国主义！”　　　　
　　“打倒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　　　　
　　（一六）　作为建设者的军队　　　　
　　在中国西北陕西省的内地，有一块狭长的盆地南泥湾，它坐落在西安以北约200公里，延安东南90公里。延安在1937年至1947年这10年间曾是当时以八路军著称的中国共产党游击队的总部所在地。现在有一条良好的碎石路把延安和南泥湾连接起来，而几年之前还只能靠步行走两天才能到达。这条路穿越荒野的峡谷。到处都是榨树、松树、常青树和罗望子树。我们的汽车开过时，不时惊起雄鸡、小羚羊或山羊。　　　　
　　“好猎场，”我们的向导，对外友协延安分会的主人说。“我们驻在南泥湾的士兵初到这里时，除了打野味外，没有别的肉食。”　　　　
　　我们所到的这个已开垦的狭窄的盆地有几英里长，四周是峻峭和多树的小山。1941年，当延安根据地的西石和南石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往北和往东被日本人封锁时，南泥湾是响应毛提出的通过军队自己动手来达到自给自足和“丰衣足食”的号召而开发的一项试验计划。　　　　
　　“一切军民人等凡不注意生产反而好吃懒做的，不算好军人、好公民，”毛说。“不知用全力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只知向群众要粮要款的观点（国民党观点），是错误的。”　　　　
　　为了起带头作用，主要由参加过长征的年轻老兵担任军官的三五九旅，开发南泥湾的荒野峡谷，每个战士都带着步枪、鹤嘴锄、铁铲和足够一季用的粮种。像美国的拓荒者，他们开垦了足够的土地种植庄稼；他们建窑洞、造披屋以便度过严冬。还动员了一些无地农民来帮助他们，他们制造木锹和木犁，学会在榨树皮上写字，土地给带来第一次收成后，又再播种，使收获足够有余粮出售以买进几头耕畜。他们制造木纺织机，自织羊毛呢绒，并极力打通与国民党地区的走私贸易。经过两个近乎挨饿的冬天后，南泥湾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林区。　　　　
　　这故事来自一个亲历其境的人之口，他叫朱少清，清瘦，久经风霜的长征英雄，现在又回到他曾帮助开垦过的峡谷来了。朱在1944年离开南泥湾，参加过一系列的战斗。现在53岁了，他是人民解放军建设兵团的一位团长。而南泥湾现在是一个国营农场——“属全民所有”。他在大会议厅里简要地说明了这个地区的演变过程，这会议厅是一簇坚固朴素的砖瓦结构平房之一。　　　　
　　在土地分配时期（1949—1952年）以及革命后的巩固和肃反时期，南泥湾成为一个劳改农场。中国不容许有“政治犯”这个范畴——只晓得这里有“反革命分子”——但事实上犯有政治动机的重罪，要比非政治性罪行受到更严厉的处置。南泥湾作为一个监禁农场，属罗瑞卿统辖。罗瑞卿长期担任公安部队的首长，是文化革命情况中最早垮台的高层人士之一。　　　　
　　1965年，这个劳动改造农场显然撤消了。改变成一个国营事业，许多以前的罪犯成了农户人家留场定居。朱说，在当地也吸收了一些青年。在1966年至1968年期间，“刘少奇在这里的影响非常坏。许多青年离开了这里，去参加红卫兵的长途串连。”　　　　
　　“这么远的地方刘少奇能有影响吗？”我插了一句。　　　　
　　我想是出于向我作解答，就把我介绍给坐在团长旁边的一位老战士。他是农场一个大队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这个人有一张坚韧的脸，高耸的眉毛下是一双锐利的眼睛，笑的时候常常露出两颗门牙，他叫王明德。他看起来像有100岁了，但后来我见他在田野走路时灵便得像年轻人，他告诉我们说他是66岁，后来得知，王和朱是在1933年的同一天在湖南参加老红军某团的同一个班的、实际上从此以后两个一直在一起。　　　　
　　王曾身经百战，在他漫谈时，好象要把每次战役都描述—遍似的，特别当他回忆南泥湾过去的艰苦日子时更是滔滔不绝。他使我想起约翰·斯坦贝克的小说《人民的领袖》中的那个加利福尼亚人，他曾率领一个马车队越过落基山，他只要一讲起这事就会讲个不休。　　　　
　　在王无止无休、引人入胜的回忆中，时间渐渐过去。一个有关拓荒时期怎样用野草制成一种“美丽的染料”染土制毛线的故事，得一年半载才能讲完。有关刘少奇的问题我们就丢在一边了，因而我无从知晓他究竟怎样影响了这个遥远地方的局势。　　　　
　　在1966—1967年这个“坏年头”之后，军队接管了这个农场，到1970年的现在，生产大有改善。所确定的指标将使南泥湾很快就赶上大多数国营农场的高产水平，总的说来．要比公社集体的平均产量要高得多。　　　　
　　据朱团长说，南泥湾农场现拥有耕地、果园、林场共18，000公顷。归他领导的大约有30，000人，在这支混合劳动大军中，有长期在此定居的带着全家的农民（包括一些以前的地主和罪犯）、党的干部、学生和以前的红卫兵，并得到一个亦军亦工亦农的劳动团体的支持。　　　　
　　这里的全部生产归国家所有。经营以工资制为基础，像其他国营企业一样。住房免费，平均工资每月40元，这个数目比工厂里半熟练工的平均工资略少，但高于农村公社社员的现金收入。然而在南泥湾，工人必须交付自己的伙食费，每月平均12元。定居的农民家庭有他们自己的住屋、厨房和自留地，现金收入要少些，实行工分制。　　　　
　　南泥湾最有意思的一角是对党的高级干部进行再教育的五·七干校，我先讲几件日常看不到的其他军队工作之后再来谈它。　　　　
　　许多国营农场，可能全都在边疆，长期以来由军队以各种形式加以管理，但在文化革命期间数量又有了很大的增加。我以前访问过离西伯利亚不远的佳木斯的一个国营农场，机械化程序已达90％，真是一个工厂式农场，完全实行工资制。在一般农村公社，机械化程度不到15％，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很大实际程度上，所有权和会计核算都属于社员，最近的正式数字（1964年12月）表明，国营农场的面积有1，000万英亩，约为全国耕地面积的4％。今天它可能又增加了50％。　　　　
　　由人民解放军及其党组织领导的国营农场在每个省和每个边疆地区都有。五．七干校在哪里开垦了新的土地，这些土地就成了“全民所有的财产”。在沿海和内地的沼泽地带，军队建设兵团正忙于填筑边沿土地，供国内农业使用。　　　　
　　从新疆到严寒的东北边境，军队正在建立新的居民区，并同防御系统相结合。中国和俄国的武装部队要在5，000英里长的边界线上脱离接触的困难问题之一，据说是中国一边的许多地区居民稠密，而俄国的西伯利亚和蒙古边境，整片的地方除了军队以外人口十分稀少。对俄国人来说，要使100万驻边军队获得给养但缺少当地生产上的很大支持，比起多少可以自给自足的与国营农场相结合的中国军队来，就要花费多得多的经费。在有些地方，如果双方的武装部队各后撤10公里，那么俄国一边就会显得空荡荡、而中国一边却仍有许多居民（和民兵？）。这种前景使苏联当局感到不安。　　　　
　　除了作战部队以外，居民和劳动力从哪里来呢？党的干部只构成一个很小的比重。在新的教育制度下，中学毕业生要参加三年体力劳动才能进大学，如果他们的班排和边队推荐他们的话。学校根据地区革命委员会制订的计划，决定有多少人进大学，多少人参军，多少人到工厂，多少人到农村或边疆。这些青年学习耕作时，仅给伙食、衣服和很少几元“零用钱”。建设兵团训练出数千万的人——外国人决不知道有多少——加入他们一起的还有城市下放来的熟练和非熟练的劳动者。许多人在他们从事建设工作的地方落户定居。　　　　
　　军队进行了大量的植树造林和房屋建造工作，修建了有战略意义的水坝、发电站、桥梁、隧道和道路，这对控制污梁起了重要作用。文化革命期间，人民解放军建设兵团完成了艰巨的成昆铁路，这条铁路现在已把越南和新疆连接起来。它建成了崭新的地下铁道。在整个中国，在北京，军队监督着交通网。广泛进行的防空洞系统是在军队的指导下建造的。海军军官领导着上海的造船厂，我在那里参观了刚下水的新远洋轮。在农村公社，军队由民兵代表，一直到大队和生产队。所有的军事工业和核工业也自然都由人民解放军掌握。　　　　
　　在有组织的文化生活方面，军官在革命委员会中起领导作用。在那些个“三结合”（“党的可靠干部”、群众组织的代表和“负责的军代表”）中，“负责的军代表”总是居少数，但我发现他们几乎总是担任主任的职务。不仅大学和医院接受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思想教育领导，我们在西安时到后台去访问的一个芭蕾舞团的革命委员会也是如此。另—个在上海的芭蕾舞团的革委会也是这样。　　　　
　　有一个地方，我没有看见由军人任主任，这便是南泥湾的五·七干校。　　　　
　　（一七）　艾丽斯在南泥湾　　　　
　　离开中国来写五·七干校，会使人感到所有这一切一定是发生在镜中的幻景。在现场，事情似乎是可信的，甚至是好事，但怎样说与局外人听呢？人们会想起红衣皇后对艾丽斯的忠告：“当你想说什么时行个屈膝礼，这样省时间。”更好的办法是：“从头开始，一直说到末尾，然后停下来。”　　　　
　　在某种意义上，它似乎好得令人难以置信。五·七干校是改造改造者的学校。在南泥湾办劳改农场的旧时期，那里的人都不是自愿的居民：顽固地主、反革命分子和普通罪犯。他们整天劳动，同时学习社会主义课本。自我改造为一个初始的无产阶级国家的好公民。在许多干校中具有代表性的南泥湾五·七干校里，那些党的官员，无论是自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