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革命-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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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了“一些错误”。　　　　
　　毛泽东对我说，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他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活。（公开宣战比口头欺骗要好。）……　　　　
　　主席最不高兴的第二条是虐待“俘虏”。这不是过去战争年代红军或人民解放军的做法……　　　　
　　再一次回到刘易斯·卡罗尔的作品。“凡是我给你讲过三遍的就是真的”。但是没有谁比毛主席知道得要清楚，虽然他可能讲过3，000遍，但在那些用他名义取得权力的人中间，总有一些置若罔闻的聋子。那是谁呢？总之，是谁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一八）　军队和人民　　　　
　　中国穿军服的人到处都是，但是在人民中间他们大都不带武器。他们在公开场所的行为堪称模范，任何来访者很快就能看得出，军队是得人心的。公共小学满是红小兵；我遇见的每个家庭，几乎都希望他们的儿女中至少有一个能符合参加人民解放军的高标准。国家宪法把服兵役列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之一。我在营房或其他地方询问过的士兵中，从未碰到过一个人自认为是“良心上反对服兵役者”（当我把这个词的意义向他讲明以后），或是设想他自己将来会参加一场他的国家可能是处于“非正义的”一方的战争。　　　　
　　这是一支具有高度纪律、民主的工农军队，现在它的威信很高，在我已经提到过的许多方面起着主要的领导作用。比起大多数国家的军队来，它加给人民的负担无疑地轻得多。他们自我管理，生产自己消费的大部分粮食，没有随军服务人员，并且随时准备在紧急情况下去帮助农村或工厂。　　　　
　　自1959年以来，人民解放军差不多已恢复延安时期的“作风”。军阶的标志——肩章、高级制服、硬边军帽、勋章——以及摹仿俄国军队的以示军官等级的其他明显标志，在60年代初期就已取消了，官兵之间开展相互批评和军官定期下去当兵得以恢复。所有指挥员都从士兵中提拔。官兵之间的工资津贴和生活条件方面的差别已经缩小，虽然距延安时代军队的“平等”还很远。　　　　
　　十分强调政治方面的训练，政治意谓着同人民的关系。应牢记（还要唱）的规则有“八项注意”，它实质上仍和原来红军时的一样：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陪；不打人驾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此外，还有“三大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　　　　
　　还有所谓“三八作风”，在中文里是用三句话和八个字来表示。三句话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八个字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个人或集体荣获“四好”荣誉，意谓着他们的‘三八作风”好，政治、思想工作、军事训练以及日常表现好。　　　　
　　任何授与“四好”战士的家庭，都自豪地将其奖状安装在框子里以挂在毛主席像旁。　　　　
　　总之，军事训练的原则是，必须思想优秀为先，必须按照毛的“政治是统帅”的教导。其方针是“四个第一”：在人和武装之间，人的因素第一；在政治工作和各种工作之间，政治工作第一；在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中的各种工作之间，思想工作第一；在书本思想和活的思想之间，活的思想第一。　　　　
　　这些基本原则反映了毛的信条，即“人比武器更为重要”，没有良好的道德政治素质，优良的武器或庞大的数字作用也小。这样一些概念反映了毛早期对孙子（公元前350一450年之间）思想的吸收。孙子是中国古代权威的战略家，他的《孙子兵法》充满智慧，以至在当今新时代仍熠熠生辉。孙子云，战略的基本要素有五，“一曰道，……道者，令民与上同意者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民弗诡也。”　　　　
　　当然，“政治挂帅”并不意味着人民解放军轻视现代武器和对它的熟练使用。“政治和技术必须统一，”毛说，“这就是又红又专。”这里我并不打算同西方情报机关在估计中国的武器方面作什么竞争，只是一般地谈谈，这是不成问题的。人民解放军的300万正规军是亚洲最强大的地面部队，它有数以百万计训练有素的后备部队和辅助部队作为后盾。它的步兵武器和炮兵武器在越南发挥了很大的威力，高射炮也是如此。人民解放军在这类武器和现代装甲武器方面是自给自足的。自6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仿照苏联米格一19型飞机生产了喷气机引攀，到1970年据说已能生产自行设计的新型喷气机，比俄国的米格一21型还要优越。她还正在生产数量有限的轻型和中型喷气轰炸机。　　　　
　　在空中以及水上和水下的海军舰艇方面，中国虽不及超级大国，但它所拥有的联合作战能力，足以制止可能企图用常规武器来考验它的强大防御力量的任何入侵者。到了1971年，中国已拥有一个规模虽小但须认真看待的核武器库和区域性的运载工具，这就足以大大减轻以前在原子威胁面前一无所恃的感觉。再也没有一个大国可以向中国投掷原子弹而不受到严厉的报复了。中国在洲际导弹方面早就有了潜力的消息，是使尼克松政府决定承认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现实、并且在多少是合理的和平共处体系内谋求两国之间关系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相信所有这些都是大多数“人民”所理解的，包括聪明的农民在内。中国百余年来受到西方和日本侵略者的凌辱和近于毁灭之后，终于依靠自力更生强大起来了，我就听到过这些农民因自己也是新中国建设的参加者而感到自豪和非常高兴，对他们来说，中国的武器是一项具体的成就，是他们付出了极大辛劳得来的，宣传教育也使他们认识到这是“他们自己的”成就。他们全都相信这—点吗？毛本人承认，还有“百分之五”的人‘反对社会主义”。对这百分之五（不多不少？）来说，军队是不准他们恢复祖传土地的压迫者吗？是不准他们“成为富人和高官”的压迫者吗？是不准他们成为和尚、道士的压迫者吗？是不准他们成为空想的艺术家中“脱离实际”的作家的压迫者吗？在每月设法逃往香港的几百人中间，大多数人看来是为了重温发财美梦而去的。这些人中间确实很难发现有个把人民解放军老战士。　　　　
　　“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了个大学校，”毛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军人应该学会去鄙视个人的利欲贪心。他们应该“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中国有句老话：“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我常常见到目不识丁的壮丁脖子上套着绳子被拉去当兵。当官的通常侵吞薪饷和口粮，如果士兵发牢骚就殴打，他们自己则经商并搞黑市交易。（有点像南越西贡政府的军官）今天的人民解放军“战士”都有文化，学习毛关于怎样当好一个好的指挥员的著作，明确自己的权利，可以在“斗争”会和”批判”会上控诉。军官腐化的事不是没有听到过，但这比婚前发生性行为的事或许更为少见。　　　　
　　就基本津贴和生活费而论，这支“优质”军队所开支的人民的钱少得令人难以相信。那有几多呢？　　　　
　　1970年10月．我在宴席上坐在聂荣臻旁边，我同他初次会面是在1936年，后来他成了元帅，现在是核科学发展委员会的负责人。我听到的不是什么原子弹方面的秘密，而是许多有关人民解放军的事。每个士兵一年发三件衬衫，冬季、夏季或山地用的鞋子，全套的冬装和夏装，还有不限定量的伙食。如果新兵需要瞻养父母．通常不会应征入伍，特殊情况下可以有瞻养家庭的补助。一般新兵都未婚，他们的训练、教育、医疗和娱乐都免费，他们没有伙食、住房或其他生活开支。他们的基本津贴每月6元，聂荣臻认为作为零用钱这是很宽裕的。　　　　
　　后来，我在浙江遇到用文江将军，他告诉我，相当一等兵的士兵津贴已增加到每月12元至15元。周将军还告诉我，最近大部分军官自愿减少工资30％。这样，据我在60年代所知道的工资等级，一位上将的收入将减少到每月350元左右。（当我第一次遇到聂荣臻时，红军的军官一般每月得到5元钱。）一位在军宣队工作的陆军中校告诉我，每月工资是70元——减少了40％左右。文化革命并没有把人民解放军的工资拉平，中级军官的工资仍然没有变动，而低级士兵的津贴提高了，高级军官的工资则减低了。　　　　
　　像政府机关一样，军队也遵守社会主义原则：“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同时考虑年龄、军龄、家庭负担和级别。中级军官和中级以上的军官仍享受到其他方面的利益，包括专用宿舍和汽车的使用等等。　　　　
　　这一切看起来不错，但是在中国，人们对党内最高层官僚集团瓦解后由军队所继承的权力角色，不是依然有某种不安吗？过去一户农家总想有个儿子上学，希望他以后升宫发财。“当干部是为了做大官”这种传统的精神状态经常受到谴责，也是创办五·七干校的一个原因。那么，对于“参军为了做大官”又怎么说呢？　　　　
　　人们被这样提醒说，军队干部毕竟还不到以前党员数的1/10。他们能单独管理这个幅员广大的国家吗？——把他们的全部生产任务和国防任务加在一起？但老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被称为“一小撮”吗？怎样才能防止一个党内的军人特权阶层把老的官僚特权阶层的权力继承过去呢？　　　　
　　我已经部分引述过，自1967年以来在重建已解体的国家和党的领导机构方面担负最重责任的那个人对此所作的解答。对刘少奇的权力结构发动进攻后仍留下来执政的最有经验的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总理，他在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所有三种成员中享有广泛的威信，而这些革命委员会则必须设法结合成为统一的行政组织。这就涉及“解放”专家和在军队所完成的清理中受到冲击的其他有经验的党员干部这一微妙工作，他们中间许多人宁愿继续默默无闻，或者回避担负新的责任。同样艰巨的一项任务是，要从工代会（它代替了工会）和农村公社队伍中抽出充分的“新鲜血液”注入那些组织中去，以使国家更加直接地对群众——非党非军的大多数人负责。　　　　
　　一个军队特权阶层？一个军队官僚集团？“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周恩来回答说，“我们在党内大家都是一样的，不管你是在政府内、在党内、还是在军队内工作。军队干部一旦去到政府机关工作，就成了政府工作人员，就再也不管军队的工作了。事实上他们是从军队中调出来了。这样，过了几年，他们就同我们一样了。”　　　　
　　“就同我们一样了”——意谓同周思来一样吗？50年的革命经验，才产生像周这样一个全天候的人。在老一辈离去之前，新的混合体能够很快地产生出无产阶级接班人以接上班吗？我自己在进一步“深入农村”时，思索着这个问题。　　　　　　　　　
《漫长的革命》　
埃德加·斯诺著　　　　　　　　
五、人民公社　　　　
　　　（一九）　开端　　　　
　　“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是自1960年以来中国经济实践的指导方针。在那个严重饥荒和全面危机的时期，中国领导人摒弃了过份强调发展重工业和对农业的投资不足。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只能采用“自力更生”的口号了。他们把借用的苏联经验弃置一边，提出“工业为农业服务”，靠他们的独自努力看好开发内地，使城乡关系更加平衡。　　　　
　　最为重要的是，毛企求改变中国人的环境——从而改变人自身。必须有个翻天覆地变化、实现现代化的地方是农村地区，那拥有广大人民的家乡故园。　　　　
　　到1971年，农业公社已占可耕地的95％。这里面除了5％到7％的小块自留地仍归农民私有外，全部耕地都是集体财产，还有5％是“全民所有”的国营农场。　　　　
　　中国幅员辽阔——大约有欧洲和俄国西部加起来那么大——但2／3是祟山峻岭、荒地或沙漠。开垦大部分仍然靠手工劳动，整个耕地面积只占全国总面积的大约13％，已经耕种和人烟稠密的地区仍然大部分在中国的东半部，在人烟稠密的三角洲，每人的可用土地少于200平方米．但由于大量施用有机肥料和化学肥料（两者都是当地产品），并有灌溉、杂交良种和其他改进的耕作方法，一年两熟和三熟已经很普遍。　　　　
　　据周总理说，中国的1800个县分为大约70，000个农村公社，又再分为750，000个生产队或村。一个大队可以有几个或更多的生产队，生产队是土地集体所有的基层单位和核算革位。大队拥有重型农具和小型工厂。它们的大小相当于一个乡或区。公社由若干大队组成，它是县以下的行政单位。　　　　
　　在公社里，约有5亿5干万人须得养活自己和供应城市和县镇的粮食。他们在约一亿公顷的土地上生产粮食，在二千万公顷土地上种植棉花、茶、油料作物、烟草、芝麻、蚕桑，发展畜牧业和其他“供销作物”。这是可以为他们自己和政府统购部门带来利益，并积累资金以实现他们自己的现代化，尽可能少要国家帮助。　　　　
　　公社的完善管理和热情劳动下财富的稳步增长，决定整个中国的未来，社会主义的成功或失败。　　　　
　　从1960年以来对人民中国的3次访问中，从靠近西伯利亚边境的极北地区，到同越南接壤的云南，我已经参观了30多个人民公社。这次我看了11个公社，其中3个我在1960年参观过，是我要求重新去参观的。再次访问，看到在耕作方法、水利工程、电气化、机械化、土地开垦、住房和小工业方面都有了改进——比现金收入的增加更为显著。在农业持续增长8年之后，大多数农民现在相信对不能劳动的老年人实行”五保”（党的指示许诺过）的真实可靠性。“五保”内容是：足够的粮食、住房和衣着、燃料、医疗以及适当的安葬（火葬）。　　　　
　　“足够吗？”用西方拥有土地的农民的物质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公社还是很穷的。然而，他们所供应的生活是“足够的”，超过了以前无田无地、终年过度劳作、充饥挨饿的文盲的梦想，这种人是革命前中国农民的大多数。　　　　
　　（二○）　令人激动的旅行　　　　
　　1970年我看到的最穷的公社大队在保安县（现改名为志丹县），位于中国西北陕西省的中部。那儿每户的平均总收入，一年合不到80美元（这比10年前己增加了一倍以上）。相比之下，离上海车子行驶不到一个钟头、有36，000人口的马桥，是个“富的”效区公社连在这个粮棉套种地区，1970年马桥的总产值每户约合720美元。　　　　
　　从大队总收入中拿出3％至8％缴纳国家的税收，包括在占总收入的40％至50％的管理费中。粮食的15％至20％作为交售任务，按固定价格卖给国家。纯收入中包括工业产品、畜牧业产品和供销售的作物。从中提留10％至25％或更多一些作为公积金，用于设备投资、土壤改良、福利和贷款基金、医疗保险和对老年人的照顾。这笔数目的80％至85％由大队保管，余下的交作公社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