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革命-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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榱说持醒氲牧斓迹於嗣蠖谌橙淖罡吡斓嫉匚唬佣诟锩慕艏惫�#B005#头挽救了党，挽救了工农红军，挽救了革命。以后毛泽东又领导党和红军粉碎了张国焘的退却逃跑路线和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使英勇的长征能以伟大的胜利而告完成。如果不是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巧妙的战略战术，那么英勇长征的工农红军，就有可能像石达开的太平军那样被反动派所消灭。我们的长征的胜利和往后的革命斗争的伟大胜利就根本谈不到，我们革命不知会被推迟多少年，中国人民不知要再吃多少苦。斯诺的这一部分记述虽然没有足够地反映毛泽东在长征中所起的领导作用，但是看了长征路上的惊心动魄的斗争，我们也就能进一步了解毛泽东在缔造我们国家的革命历史上的伟大功勋和毛泽东的思想、路线的英明正确，更有力地推动我们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
斯诺写的以毛泽东谈话为主干的《西行漫记》一书，1937至1938年在伦敦和纽约分别出版后，立即轰动了全世界，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重视和全世界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成为当时国际上发行最广、最多的著述之一。该书当时在上海出版的中文译本，毛泽东曾经看过，并曾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议上提到这本书是外国人报道中国革命的最成功的两部著作之一，对它作了肯定的评价。他说，《西行漫记》是一本真实地报道了我们情况，介绍了我们党的政策的书。这书后来被译成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各种文字，在国际上广泛传诵，全世界人民从这里了解到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一些重要情况，促进了国际上反帝革命统一战线的发展。
斯诺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自由主义的美国新闻记者，可是，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新闻记者。他在几十年的新闻采访活动中，对于我们党和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革命运动采取了热情友好的态度。特别是通过采访陕北的革命根据地，他亲眼看到了革命根据地人民、军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看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当时朱德不在保安）的伟大形象、英明领导和战斗生活，看到了许多革命干部为祖国、为人民而奋斗、牺牲的实况，使他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进步。当斯诺开始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时候，他还怕村里的农民“共他的产”，分掉他所带的财物，但是当他离开根据地的时候，他感觉好像“不是回家，而是离家”了。此后他积极地宣传毛泽东所领导的革命事业，在国际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毛泽东后来提到斯诺说，他是在没有别人愿意来的时候到我们这里来，了解我们的情况，并通过提供事实帮助了我们。又提到他是头一个为统一战线所必需的、建立友好关系的工作铺路的人。他不仅是第一个广泛报道中国革命根据地和革命军队真实情况的外国记者，而且对推动中美人民友好，促成中美两国的对话起了良好的作用。由于他对中国的友好活动，50年代他曾经受到美国国内亲蒋介石的反动集团的多方打击，并曾经被迫离开美国迁居瑞士。他是1972年在瑞士去世的。他临终时遗愿把他的一半骨灰葬在中国，他的墓碑现在就矗立在他曾经执教过的燕京大学校园现在的北大校园的未名湖畔。毛泽东和周恩来生前都曾对斯诺作过多次积极评价。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这几篇谈话的整理出版，对于我国广大群众，一定会有重大的意义。这几篇谈话，由于我自己是当时的口译者，而现在又是当事人中的仅存者，我感到自己有巨大的责任加以整理。我建议人民出版社把《西行漫记》所收录的毛泽东谈话以及斯诺当时发表在英文刊物上的、毛泽东同他的其他三篇谈话，汇编成一本书出版。
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我只做了简要记录供口译之用。当时在座的虽还有与斯诺同来苏区的马海德医生，但他只是在一边旁听，没有实际参加谈话；也没有其他人做速记或做记录，毛泽东是按照斯诺所提的问题，凭记忆而谈，没有写成成篇文字。斯诺按我的口译做了笔记。关于毛泽东个人革命经历部分，斯诺按照毛泽东的要求整理成文，由黄华译成中文，经毛泽东仔细审阅后做了少数修改，交黄华照改后退给斯诺。经过了40多年，很可惜，现在这些有关的文字记录都找不到了。我自己记的东西，经过战争年代多次转移，也已荡然无存。现在我们根据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和《密勒氏评论报》、《美亚》杂志上发表的英文记述照译过来，在可能范围内做了某些校订工作。
斯诺根据毛泽东的叙述撰写的《一个共产党员的经历》，在《西行漫记》前后几种英文版本里，好些地方文字有出入，显然是斯诺自己后来做了修改。我们一般是采用最早版本的记述，只是个别地方采用后来一些版本的文字。还有个别地方，按我的记忆确实不符合毛泽东谈话原来意思，不能不做必要的订正。斯诺当时是通过我的口译，才了解到毛泽东谈话的内容的，如果我作为当时的口译者对斯诺的个别记叙文字做些必要的修订，以便更准确地表达毛泽东的原意，那么我想，要是斯诺今天还在，是不会反对的吧！
在这几篇记述中，有些人名、时间、地名不准确。毛泽东当时在没有使用任何参考资料的情况下进行口述，又经过斯诺用外文记述，发生某些差错是难免的。现在，我们尽可能地做了校正，对于这些校正都一一加注说明。
《长征》这一节，斯诺并不是采取直接引述毛泽东的话的形式，我们现在也就只能照他的形式移译了。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论统一战线》和《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事务》三篇谈话记录，都是根据斯诺的英文记述译出的，只有《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中的有几段话是按照《论持久战》所引用的文字。二者基本内容完全一致，只是文字繁简不同。
斯诺所加的脚注和正文中他所做的说明，其中有些是针对外国读者的需要而为中国读者不需要的，我们这里删去了。本书的脚注，除了注明是斯诺所做的以外，其余是我和共同做整理工作的同志们加上的。
在本书整理过程中，我们努力争取做到事实准确，文字清楚，但是由于我个人见识有限，力不从心；所以在1978年七八月，我们印了几百份征求意见本，分送中央领导、各方面负责同志求教。不久我们便收到了好些同志的回示，特别是邓颖超给予了亲切的鼓励，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军事科学院的同志提供了有关事实的订正意见。有好几位同志帮助我进行了仔细的事实查证、认真的文字校订。在这里，我虔诚地请求广大读者多多指出我们工作中所尚存留的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以便在本书再版时进一步改正。
吴黎平
1979年8月
《漫长的革命》
埃德加·斯诺著
附录
六、1936年9月底至10月初斯诺采访毛泽东纪要
（同《毛泽东自述：一个共产党员的经历》1936年与斯诺的谈话）
2、童年时代
我交给毛泽东一大张关于他个人的问题表，要求他答复。我为自己这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做法感到不安。犹如这篇以及下一篇关于红军长征经过的谈话，是在1936年10月间进行的，毛泽东就此同斯诺谈了十几个晚上。谈话通常从晚上9点多钟开始，未谈正文之前，毛泽东常谈一二个短故事（斯诺后来在写书的时候说他很遗憾没有把这些故事记下来）。谈到十一二点钟时，毛泽东招待他吃一顿便餐，有馒头和简单的菜，菜里有一点点肉，这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已是十分难得的了。对客人来说，这是夜宵。但对毛泽东来说，则是正常的晚饭。因为毛泽东为了指挥战争和领导全国革命工作的需要，往往在夜间工作直到凌晨才休息。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要我去作翻译。谈话时有正文，也插些故事、闲话，毛泽东的态度是那么平易近人，谈话又是那样生动活泼，逸趣横生，久久不倦。斯诺常说这是他生平经历过的最可宝贵的谈话。谈话一般都谈到夜间2点来钟。谈话时斯诺做了详细笔记。斯诺在陕甘宁边区，进行了广泛的采访活动，并曾到过前方的部队，最后于1936年11月间离开边区。他返回北平后，以毛泽东的谈话为主干，利用采访所得的资料，写成了《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直译是《中国上空的红星》）一书。一个日本移民官应为他的无礼感到不安而又不自觉那样。
关于我提出的涉及不同事项的五六组问题，毛谈了十几个晚上，但几乎没有提到他自己和他在所叙述的一些事件中的作用。
我开始感到：指望他为我提供这些细节是不可能的了；他显然认为个人是无关紧要的。他和我所遇见过的其他共产党人一样，往往只谈委员会、组织、军队、决议案、战斗、战术、“措施”等等，却很少谈到个人的经历。
有一段时间，我以为这种不愿详谈私事，甚至不愿详谈他的同志们的个人功绩，也许是出于谦虚，或者是对我有所顾忌或怀疑，或者是因为知道其中许多人头上悬有赏格的缘故。后来我才发现不是由于上述原因，而是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实在不记得这些个人琐事。当我开始收集传记材料的时候，我屡次发现，一个共产党人是能够说出他的青少年时代所发生的一切的，但是一旦他成为红军的一员之后，他就把自己抛在一边了；如果你不重复地问他，就不会再听到关于他自己的事情，而只听到关于红军、苏维埃或党的故事。他们能够滔滔不绝地谈每次战斗的日期和情况，以及千百个他们来往经过但别人从未听说过的地名；但是这些事件对他们之所以有意义，似乎只是因为他们作为集体而不是作为个人在那里创造了历史，只是因为红军到过那里，而在红军后面，存在着一种意识形态的整个有机力量，他们就是在为这种意识形态而战斗。这是一个有趣的发现，但却使我的报道工作发生困难。
一天晚上，当我的其他问题都得到答复以后，毛就开始处理我标有“个人历史”这个题目的问题表。当他看到“你结过几次婚”这个问题的时候，笑了一笑后来传出谣言说我问毛（至少他是主张一夫一妻制的）有几个老婆。不管怎样，他是怀疑有必要提供自传的。但是我争辩说，从某一方面来看，这比其他资料更为重要。我说：“人们读了你所说的话，就想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再说，你也应该纠正流传的关于你的一些谣言。”
我提醒他外间关于他的死亡的各种传说，有些人以为他能说流利的法语，有些人却说他是一个无知的农民，又有消息说他是一个半死的肺结核病人，有的则坚持他是一个狂热分子。他对人们竟然会把时间花在对他进行种种猜测有点感到意外。他同意应该纠正这类传说。于是再一次审阅了我写下的那些问题。
最后他说，“如果我不回答你的问题，而是把我的生平的梗概提供给你，你觉得怎么样？我认为这样会使人更容易理解些，而且最后一样回答了你的全部问题。”
在这以后的好几个晚上的谈话中，我们真像在密室谈话一样，蜷坐在那个窑洞里的一张铺着红布的桌子旁边，蜡烛在我们中间爆着火花，我记笔记直到（目困）得要打盹了。吴亮平坐在我身旁，把毛的柔和的南方方言译成英语，在这种方言里，一只鸡的“鸡”字不是说成地道北方话的“ji”，而是变成带浪漫味道的“ghii”，“湖南”不是“Hunan”，而是“Funan”，一碗“茶”念成一碗“ts’a”，还有许多更奇怪的变音。毛是凭记忆叙述一切的；他一边说我一边记。我已经说过，这个笔记又被重译成中文并经改正。除了耐心的吴先生所做的必要的文字修改以外，我没有企图对它进行文学加工。下面就是原文。“我1893年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我父亲的名字是毛顺生，我母亲出嫁前的名字是文七妹。
“我父亲是一个贫农，年轻的时候，因为负债过多而被迫当兵。他当了很多年的兵。后来，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通过做小买卖和别的营生，用心节约，积下一点钱，买回了他自己的田地。
“这时我家成了中农，拥有15亩田地。这些田地每年可以收60担谷。一家5口，每年食用共35担即每人7担左右有25担剩余。利用这个剩余，我父亲又积蓄了一点钱，过了一段时间又买了7亩地，这就使我家具有‘富’农①的地位了。我们当时每年可以收84担谷。
“我10岁时家中有15亩地，一家5口人，我父亲、母亲、祖父、弟弟和我。我家买了外加的7亩地后，我的祖父去世了，但是又添了一个弟弟。然而我们每年仍然有49担谷的剩余，依靠这剩余我父亲就不断地兴旺起来了。
“当我父亲还是一个中农的时候，他开始做贩运谷子的买卖，从而赚了一些钱。他成为‘富’农之后，就把他的大部分时间用在做这个买卖上。他雇了一个长工，并且让孩子们和妻子都到地里劳动。我6岁就开始干农活了。我父亲并没有开店，他只是从贫农们那里把粮食买下来，然后运到城里卖给商人，在那里他可以得到较高的价钱。在冬天碾米的时候，他便加雇一个短工在地里劳动。所以这个时候我家就有7口人吃饭了。我们家吃得很节省，不过总是够吃的。
“我8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里读书，一直在那里读到13岁。清早和晚上我在地里劳动。白天我读儒家的《论语》等四书。我的国文老师是一个对学生要求苛刻的人。他粗暴严厉，常常打学生。因为这个缘故，我10岁时曾经逃离学校。我不敢回家，怕挨打，便朝县城的大致方向走去，以为县城就在什么地方的山谷里。我流浪了三天，最后还是被我家的人找到。我这才知道我这次旅行只是在兜圈子，走了那么久，离我家大概才8里路。
“可是，我回到家里以后，想不到情况会有点改善。我父亲稍微比过去体谅些了，老师的态度也比较温和些了。我的抗议行动的效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这是一次胜利的‘罢课’呵。
“我刚识了几个字，我父亲就让我开始记家里的帐。他要我学珠算。由于我父亲对这事很坚持，我就开始在晚间记帐。他是一个严厉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帐可记，他就叫我去干农活。他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常常打我和我的弟弟。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而且给我们吃最次的饭菜。他对雇工们作了让步，每月逢十五在他们吃饭时给鸡蛋吃，可是从来不给肉吃。对于我，他既不给肉也不给蛋。
“我母亲是个仁慈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都愿意接济别人。她同情穷人，并且当他们在荒年里前来讨米的时候，常常送米给他们。但是，如果我父亲在场，她就不能这样做了。我父亲是不赞成施舍的。我家为了这事曾经多次发生争吵。
“我家分成两‘党’。一个就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我母亲和弟弟组成。有时甚至于连雇工们也包括在内。可是在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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