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革命-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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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成了热心的体育锻炼者。寒假里，我们徒步穿过田野，上山下山，绕行城墙，渡河过江。碰到下雨，我们就脱掉衬衫让雨淋，说这是雨浴。烈日当空，我们脱掉衬衫，说是日光浴。春风吹来的时候我们大声叫嚷，说这是一种叫做‘风浴’的新体育项目。在已经下霜的日子里，我们露天睡觉，甚至于到11月份，我们还在寒冷的河水里游泳。这一切都是在‘锻炼身体’的名义下进行的；这对于增强我的体质也许很有帮助，我后来在中国南方的多次往返行军，以及从江西到西北的长征路上，特别需要这样的体质。
“我同住在其他城镇的许多学生和朋友建立了广泛的通信关系。我逐渐认识到有必要建立一个更严密的组织。1917年，我和其他几位朋友一道，发起新民学会。学会有70到80名会员，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了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参加过新民学会的较为知名的共产党人有：罗迈（李维汉），现任党中央的组织部长；夏曦，现在在第二方面军；何叔衡，原中央苏区的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后来被蒋介石杀害（1935）；郭亮，有名的工人运动组织者，1930年被何键杀害；萧子（肖三），作家，现在在苏联；蔡和森，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31年（原文误为1927年）被蒋介石杀害；易礼容，后来当过中央委员，以后又‘转向’国民党，成了一个工会的组织者；萧铮（译者），一个著名的党的领导人，是在最初的建党协议上签名的6人之一，不久以前病逝。新民学会的大多数会员，都在1927年的反革命白色恐怖中被杀害了。“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另一个同新民学会相似的团体组织起来了，那就是湖北的‘互助社’①。它的许多社员后来也成为共产党员。其中有党的领导人恽代英，他在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中被杀害。现在负责白军工作的张浩也是社员。北平也有一个会社，叫做‘辅社’，它的一些社员后来也成了共产党员。在中国其他地方，特别是上海、杭州、汉口、天津②，富有战斗精神的青年们也组织起一些激进的团体，那时他们已经开始对中国政治产生影响。
“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建立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上学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当时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有一段时期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成为我的楷模。我早已抛弃康、梁二人了。
“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但是我是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
“我1913年③进入师范学校，1918年毕业。”
①1917年10月8日成立。原文提到林彪是“互助社”的社员，其实他并不是。——斯诺注
②在天津的这种团体是“觉悟社”，它在组织激进青年的工作方面是领先的。周恩来是它的创始人之一。创始人中还有邓颖超女士等。——斯诺注
③原文误为1912年。
《漫长的革命》
埃德加·斯诺著
附录
六、1936年9月底至10月初斯诺采访毛泽东纪要
（同《毛泽东自述：一个共产党员的经历》1936年与斯诺的谈话）
4、革命的序曲
在毛泽东追述往事的时候，我注意到，有一个旁听者至少和我同样感兴趣，这就是他的妻子贺子珍。很明显，他所谈的关于他自己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许多事实是她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对毛在保安的大多数同志来说，也是这个情况。后来，当我向其他红色领导人收集传记材料的时候，他们的同事常常围拢来兴致勃勃地聆听这些第一次听到的故事。尽管他们已经在一起战斗了多年，他们往往不了解彼此在入党以前的情况，那些日子往往被看做一种黑暗时代，人们的真正的生命只是在入党以后才开始。
在另一个晚上，毛盘膝而坐，背靠在两个公文箱上。他点燃了一支香烟，接着头一天晚上中断的故事线索继续讲下去。
“我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几年，总共只花了160块钱——其中包括我的许多次报名费；在这笔钱里，大概有1/3花在报纸上，订阅费每月约1元。我还常常买报摊上的书籍和杂志。我父亲责骂我浪费。他说这是把钱挥霍在废纸上。可是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1911年到1927年我上井冈山时为止，我从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
“我在学校的最后一年，母亲去世了①（毛泽东的母亲是在1919年10月5日去世的。），这样我更没有回家的兴趣了。那年夏天，我决定到北京去。当时很多湖南学生打算用‘勤工俭学’的办法到法国去留学。法国在世界大战中用这种办法招募中国青年为它工作。这些学生在出国前打算先去北京学法文。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在一批批出国的人里有许多湖南师范学校的学生，其中大多数后来成为著名的激进分子。徐特立也受到这个运动的影响，他放弃了湖南师范学校的教席到法国去，这时他已经40多岁了。可是直到1927年，他才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我陪同一些湖南学生去北京。虽然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而且新民学会也支持这个运动，但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那些决定去法国的学生当时跟李石曾（现任中法大学校长）学习法文，我没有这样做。我另有计划。
“北京的生活费用对我来说太高了。我是借了朋友们的钱来到首都的，到了以后，非马上找工作不行。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师杨昌济当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的主任。这个人就是李大钊，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以后被张作霖杀害。李大钊让我担任图书馆的助理员，我每月可以领到一大笔钱——8块大洋。
“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但是我并不灰心。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在新闻学会里，我认识了一些同学，例如陈公博，他现在在南京做大官；谭平山，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以后又变成所谓‘第三党’的一员；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的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1926年他被张作霖杀害。
“我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还遇见了现任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的张国焘①、后来在加利福尼亚参加‘三K’党（！！！——斯诺）的康白情和现任南京教育部次长的段锡朋。我在这里还遇见而且爱上了杨开慧。她是我以前的伦理教师杨昌济的女儿。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又在北京成为我的一位真挚的朋友。“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我已经把这种情况的背景告诉你了。可是当时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寻找出路。
《漫长的革命》
埃德加·斯诺著
附录
六、1936年9月底至10月初斯诺采访毛泽东纪要
（同《毛泽东自述：一个共产党员的经历》1936年与斯诺的谈话）
5、国民革命时期
毛泽东这时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这是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共产党的组织。早在1919年，陈独秀就通过住在北京的俄国人和共产国际建立了联系。1920年，第三国际的代表维金斯基到上海来，安排同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建立联系。不久以后，陈独秀在上海召集了一个会议，几乎与此同时一群中国学生在巴黎开会，建议在那里成立一个共产党的组织。
如果我们没有忘掉在1937年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16岁的青少年，那么它的成就实在不能算小了。除了俄国以外，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共产党；而且也是除了俄国以外，唯一能够以拥有一支自己的军队而自豪的共产党。
另一个晚上，毛泽东继续往下说：
“1921年5月，①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在这个大会的组织工作中，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这两人都是当时中国知识界最出色的领导人。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我在这方面发生兴趣，陈独秀也有帮助。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上海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②其他出席会议的人有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等③。我们总共是12个人。当年10月，共产党的第一个省委在湖南组织起来了。我是委员之一。接着其他省市也建立了党组织。在上海的党中央机构工作过的有：陈独秀、张国焘、陈公博、施存统、沈玄庐、李汉俊（1927年在武汉被杀）、李达和李启汉。在湖北的党员有董必武（现任保安党校校长）、许白昊、施洋。在陕西的党员有高岗和一些著名的学生领袖。在北京是李大钊、邓中夏、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现为托洛茨基派）和其他一些人。在广州是林伯渠，现任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和彭湃（1929年被杀害）。山东省委的创始人中有王尽美和邓恩铭。
“同时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它几乎是同中国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中有周恩来、李立三和蔡和森的妻子向警予。罗迈（李维汉）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始人。在德国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支部，只是时间稍后一些；其成员有高语罕、朱德（现任红军总司令）和张申府（现任清华大学教授）。在莫斯科，支部的创始人有瞿秋白等。在日本是周佛海。“到1922年5月，湖南省委——我当时是书记——已经在矿工、铁路工人、市政职工、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币厂工人中组织了20多个工会。那年冬天，开展了蓬蓬勃勃的工人运动。当时共产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学生和工人身上，在农民中间则做得非常少。大部分大矿的工人已经组织起来，学生也几乎全部组织了起来。在学生战线和工人战线上，斗争极其频繁。1922年冬天（应是1922年1月。）湖南省长赵恒惕下令处决两个湖南工人——黄爱和庞人铨，结果引起了广泛的反对赵恒惕的宣传运动。被杀死的两个工人之一黄爱，是右翼工人运动的一个首领，这个工人运动以工业学校学生为基础，而且是反对我们的。可是，在这次事件以及其他许多斗争中，我们都支持了他们。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会中也很有势力，这些工会当时已经组织成为湖南全省劳工会。但是我们同无政府主义者达成了妥协，并且通过协商，阻止了他们许多轻率和无益的行动。
“我被派到上海去帮助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那年（1922年）7月（原文误为冬天。），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错过了这次大会。我回到湖南后，大力推动工会的工作。第二年春天，湖南发生多次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和承认工会。大部分罢工都是成功的。5月1日湖南举行了总罢工，这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的力量已空前壮大。
“1923年，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作出了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参加国民党，国共合作，建立反对北洋军阀的统一战线。我到了上海，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第二年（1924年）春天，我前往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3月，我回到上海，在共产党中央执行局工作的同时，兼任上海国民党执行局的委员，国民党执行局的其他委员有汪精卫（以后在南京当行政院长）和胡汉民。我和他们共事，协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行动。那年夏天，黄埔军官学校成立。加伦担任该校顾问，其他苏联顾问也从俄国来到。国共合作开始具有全国性革命运动的规模。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去休养——我在上海生了病。但在湖南期间，我组织了本省伟大的农民运动的核心。
“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农村里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1925年‘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运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有战斗性。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在几个月之内，我们就组织了20多个农民协会，这激起了地主的愤怒。他们要求把我抓起来。赵恒惕派军队来逮捕我，于是我逃到广州。我到达那里的时候，正逢黄埔学生打败了滇系军阀杨希闵和桂系军阀刘震寰。广州市和国民党内部充满了乐观的气氛。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之后，蒋介石被任命为第一军总司令，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
“我担任了《政治周报》的编辑，这是国民党宣传部（部长是汪精卫）出版的一个刊物。后来它在抨击和揭露以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右翼时，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我还负责训练农运组织者，为此目的，开办了一个讲习所，参加学习的有来自21个不同省份的代表，包括从内蒙来的学生。我到广州后不久，便担任国民党宣传部长和中央候补委员。林伯渠当时是国民党农民部长，另一个共产党员谭平山是组织部长（原文误为工人部长）。
“我的文章写得越来越多，同时我在共产党内对农民工作担负特殊责任。根据我的研究和我组织湖南农民的经验，我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另一本是《赵恒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当前的任务》。陈独秀反对第一本小册子所表示的意见，这个小册子主张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大力组织农民。陈独秀拒绝在党中央的报刊上发表它。后来它在广州的《中国农民》和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刊出了。第二篇论文在湖南出了小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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