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革命-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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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刊上发表它。后来它在广州的《中国农民》和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刊出了。第二篇论文在湖南出了小册子。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政策持不同意见。我们逐渐地分道扬镳了，但是我们之间的斗争一直要到1927年才达到顶点。　　　　
　　“我继续在广州国民党内工作，差不多一直工作到1926年3月蒋介石图谋在那里发动他的第一次政变的时候。在国民党左右两派和解，国共合作得到重申以后，我于1926年春天前往上海。同年5月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③在蒋介石主持下召开。1924年1月毛泽东出席了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召开的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5年10月毛泽东到广州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这个时候，在国共两党结成统一战线的情况下，具有历史意义的北伐战争在1926年秋天开始了。　　　　
　　“我在湖南视察了长沙、醴陵、湘潭、衡山、湘乡五个县的农民组织和政治情况，并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了报告，主张在农民运动中采取一条新的路线。第二年春初我到达武汉时，一个省际的农民联席会议正在举行。我出席了这个会议并在会上讨论了我的文章所提出的建议——广泛地重分土地。出席会议的还有彭湃、方志敏等人和约克、沃伦两个俄国共产党员，会议通过了决议，采纳我的主张，并提交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但是，中央委员会把它否决了。　　　　
　　“1927年四五月间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时，党仍然在陈独秀操纵之下。尽管蒋介石已经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并且开始在上海和南京袭击共产党，陈独秀却依旧主张对武汉的国民党妥协退让。他压制所有的反对意见，奉行右倾机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政策。对于当时党的政策，特别是有关农民运动的政策，我非常不满意。我今天认为，如果当时更彻底地把农民运动组织和武装起来，开展对地主的阶级斗争，那么，苏维埃就会更早并更有力地在全国发展起来。　　　　
　　“但是，陈独秀强烈反对。他不懂得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而且大大低估了当时农民在革命中发挥作用的可能性。结果，在大革命危机前夜举行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没有通过一个恰当的土地纲领。对我要求迅速加强土地斗争的意见，甚至没有进行讨论。这是由于当时也在陈独秀操纵之下的中央委员会，拒绝把我的意见提交大会审议。大会给地主下了个定义，说‘占有500亩以上土地’的人，才是地主，于是就不再考虑土地问题了。以这个定义为基础来开展阶级斗争，是完全不够和不切实际的，而且它完全没有考虑到中国农村经济的特殊性。然而，大会以后，全国农民协会组织起来了，我是负责人。　　　　
　　“到了1927年春天，尽管共产党对农民运动采取不冷不热的态度，而国民党则感到明显的惊慌，湖北、江西、福建，特别是湖南的农民运动表现出一种惊人的战斗精神。高级的官员和军官开始要求镇压农运，他们把农会称作‘痞子会’，认为农会的行动和要求都过火了。陈独秀已经把我撤出湖南，他激烈地反对我的意见，要我对那里发生的一些事情负责。　　　　
　　“4月间，反革命运动已经在南京和上海开始，在蒋介石指使下发生了对有组织的工人的大屠杀。在广州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5月21日，湖南发生了许克祥的叛乱。许多农民和工人被反动派杀害。不久以后，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废除了它和共产党的协议，并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和政府中‘开除’出去，而这个政府本身很快也就不存在了。　　　　
　　“许多共产党领导人这时得到党的命令，要他们离开中国，到俄国或者到上海和其他较安全的地方去。我奉命前往四川，但我说服陈独秀改派我到湖南去担任省委书记。10天以后，他又命令我立刻回去，指责我组织暴动反对当时在武汉掌兵权的唐生智。这时，党的工作处于混乱状态。几乎人人都反对陈独秀的领导和他的机会主义路线。不久武汉的国共合作瓦解，陈独秀也就垮台了。”　　　　
　　①据查是阴历，阳历应是6月。　　　　
　　②何叔衡，毛泽东的老朋友，和他一起创办了新民学会，1935年被国民党杀害。——斯诺注　　　　
　　③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还有：董必武、陈潭秋、李达、李汉俊、刘仁静、王尽美、邓恩铭、陈公博，一共13人。但据董必武、李达的回忆，包惠僧不是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会议的。　　　　
　　③　　　　
　　原文误为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党农民部的工作，接着被派到湖南去担任农民运动的视察员。　　　　　　　　　　
《漫长的革命》　
埃德加·斯诺著　　　　　　　　
附录　　　　
　　　六、1936年9月底至10月初斯诺采访毛泽东纪要　　　　
　　（同《毛泽东自述：一个共产党员的经历》1936年与斯诺的谈话）　　　　
　　6、苏维埃运动　　　　
　　毛泽东有一次同我谈话的内容是关于1927年春天发生的，引起人们很多争论的那些事件。我觉得在这里是值得一提的。这不是他同我谈的自传的一部分，但是，这些事件是每一个中国共产党人一生经历中的一个转折点，因此，把这次谈话作为他个人的看法在这里提一下，是有重要意义的。　　　　
　　我问毛，在他看来，谁应该对1927年共产党的失败、武汉联合政府的失败以及南京独裁政权的整个胜利负最大的责任。毛认为陈独秀应该负最大的责任，陈的“动摇的机会主义，在那继续妥协明显地意味着灾难临头的时刻，使党丧失果断的领导和它自己的独立路线。”　　　　
　　第二个对失败应负主要责任的是俄国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毛说鲍罗廷完全改变了他自己的立场，他在1926年是赞成激进的重行分配土地的政策的，可是到了1927年却又竭力反对，而且对自己的摇摆没有提供任何合乎逻辑的#B053#根据。“鲍罗廷站在陈独秀右边一点点，”毛说。“他愿意竭尽全力讨好资产阶级，甚至准备解除工人的武装，而且最后他也下令这样做了。”共产国际的代表印度人罗易，“站在陈独秀和鲍罗廷两人的左边一点点，可是他只是站着而已”。据毛说，他“能说会道，而且说得太多，却提不出任何实现的办法。”毛认为，在客观上，罗易是个蠢才，鲍罗廷是个冒失鬼，陈独秀则是一名不自觉的叛徒。“陈独秀的确害怕工人，特别害怕武装起来的农民。当武装暴动的现实终于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完全失掉了他的理智。再也看不清楚事情将怎样发展。他的小资产阶级的本性使他陷于惊慌和失败。”　　　　
　　当时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大独裁者，他甚至不同中央委员会商量就作出重大的决定。“他不把共产国际的命令给党的其他领导人看，甚至于也不同我们讨论这些命令。”但是，到头来还是罗易迫使共产党同国民党分裂。共产国际发给鲍罗廷一个文件，指示党开始没收地主的土地。罗易拿到了一个副本，马上拿给汪精卫看。汪精卫当时是国民党左派武汉政府的主席。这种轻率做法的结果大家都知道。武汉政权把共产党人从国民党中驱逐出去，从而促使它自己的力量崩溃；其后不久它自己也被蒋介石摧毁了。　　　　
　　看来共产国际在1927年并不是向中国共产党提出“忠告”，而是干脆下命令。显然，中国党甚至无权拒绝这些命令。当然，武汉的惨败成了俄国国内围绕世界革命性质问题的争论的中心。也就是紧接着这个时期，俄国国内的反对派被粉碎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被批倒，苏联开始认真地“在一个国家里建立社会主义”——从这一点出发，苏联取得了世界和平堡垒的地位。　　　　
　　可是毛认为即使当时共产党采取了更为大胆的政策，并且在和国民党分裂以前已经从工人和农民中创建了党的军队，反革命也不会在1927年被打败。“但苏维埃一开始就可以在南方大事发展，并且获得一个根据地，使那里的苏维埃以后再也不会被消灭掉。……”　　　　
　　毛在他的自述里，现在已经谈到苏维埃的开端。苏维埃是在革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甚至于还要赤手空拳地从失败中斗出新的胜利来。他接着说：　　　　
　　“1927年8月1日，贺龙率领二十军和叶挺率领的十一军二十四师①同朱德合作，领导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②，红军的前身就这样组织起来了。一星期以后，即8月7日，党中央委员会举行了紧急会议，撤销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自从1923年③广州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我就是党的中央委员，我积极参加作出这个决定。出席会议的其他十位委员中有蔡和森、彭公达和瞿秋白。党采取了一条新的路线，放弃同国民党合作的一切希望，因为国民党已经不可救药地成了帝国主义的工具，不能实行民主革命的任务了。夺取政权的长期和公开的斗争现在开始了。　　　　
　　“我被派到长沙去组织后来被称为‘秋收起义’的运动。我在那里的纲领，要求实现下列五点：（一）省的党组织同国民党完全脱离关系；（二）组织工农革命军；（三）没收大地主以及中、小地主的财产；（四）在湖南建立独立于国民党的共产党力量；（五）组织苏维埃。第五点当时受到共产国际的反对，一直到后来它才把这一点作为一个口号提出来。　　　　
　　“9月间，我们通过湖南的农会成功地组织了一次广泛的起义，工农红军的最早的部队建立起来了。新战士有三个主要来源：农民本身，汉冶萍矿工，起义的国民党部队。这支早期的革命军事力量被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来自反叛了汪精卫的一部分武汉警备部队。第二团由汉冶萍矿工等组成。第三团由浏阳等县的农民武装组成。①这支军队经湖南省委批准建立，但湖南省委和我军的总纲领，却为党中央委员会所反对，不过它似乎只是采取观望的政策，而不是积极反对的政策。（①原文将一团误为三团、二团误为一团、三团误为二团）。　　　　
　　“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冶萍矿工和农民武装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毙。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枪毙我对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却不允许。因此我决定设法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200米的地方，我才找到机会。我一下子挣脱出来，往田野里跑。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日落。士兵们在追踪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尽管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再次被抓住，可是不知怎么地我没有被他们发现。最后，天近黄昏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彻夜赶路。我没有穿鞋，脚底擦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友善的农民，他给我住处，后来又带领我到了邻县。我身边有七块钱，用这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我最后安全到达农民武装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新部队成立以后，我担任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原武汉警备部队的一个指挥官余洒度，任第一师师长①。（①原文误为第一军军长）余多少是由于部下的压力而被迫就任的；不久他就叛逃到国民党那里去了。现在他在南京为蒋介石工作。　　　　
　　“这支领导农民起义的小队伍，穿过湖南向南转移。它不得不突破成千上万的国民党部队，进行多次战斗，遭受很多挫折。当时部队的纪律很差，政治水平很低，指战员中有许多动摇分子，开小差的很多。余洒度逃跑以后，部队在到达宁冈时进行了改编。陈浩被任命为残余部队的指挥官，约有一团人；后来他也叛变了。但是，在这支最早的部队中，有许多人始终忠心耿耿，直到今天还在红军中，例如罗荣桓，第一军团政委；杨立三，现在是一个军的司令员。这支小队伍最后上井冈山的时候，人数总共只有1000左右。　　　　
　　“由于秋收起义的纲领没有得到中央批准，又由于第一师遭受了一些严重损失，而且从城市的观点来看，这个运动似乎是注定要失败的，因此中央委员会这时就明确地指责我。我被撤销政治局和前委的职务。湖南省委也攻击我们，说我们是‘枪杆子运动’。尽管这样，我们在井冈山还是把军队团结起来了，深信我们执行的路线是正确的。后来的事实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部队补充了新兵，这个师的人员又充实了，我成了师长。　　　　
　　“从1927年冬天到1928年秋天，第一师守住了井冈山的根据地。1927年11月第一个苏维埃在湖南边界的茶陵县成立，选出了第一个苏维埃政府。它的主席是谭震林。在这个苏区以及后来的苏区，我们在缓慢然而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推行了一种民主的纲领和稳妥的政策。这样一来，井冈山就遭到党内盲动主义者的斥责，他们要求对地主实行抢、烧、杀的恐怖政策，来使他们丧胆。第一师前敌委员会拒绝采用这种政策，所以被头脑发热的人污蔑为‘改良主义者’。我因为没有实行更加‘激进的’政策，遭到他们的猛烈攻击。　　　　
　　“1927年冬天，以前在井冈山附近当地方武装首领的王佐和袁文才参加了红军。这使红军的实力增加到将近三团人。王、袁都被任命为团长，我是师长。这两个人虽然过去当过土匪，可是率领队伍投身于革命，准备向反动派作战。我在井冈山期间，他们是忠实的共产党人，是执行党的命令的。　　　　
　　“1928年4月④，朱德来到井冈山，我们的队伍汇合了。我们一同制订了一个计划，要建立一个包括六个县的苏区，逐步地稳定并巩固湘赣粤边区的工农政权，并以此为根据地，向更广大的地区扩展。这个战略同党组织的建议相反，它幻想得到迅速的发展。在军队内部，朱德和我不得不同两种倾向作斗争：第一种是要立即进攻长沙，这我们认为是冒险主义；第二种是要向南撤退到广东境内，这我们认为是‘退却逃跑主义’。我们当时认为，我们的主要任务有二：分田地和建立苏维埃政权。我们要武装群众来加速这一进程。当时我们的政策主张：自由买卖（同白区），优待被俘敌军，以及总的说是温和的民主改革。　　　　
　　“1928年5月⑤，在井冈山召开了一个代表大会，出席的有井冈山以北的苏区的代表。在苏区的党员中，对于上述各点仍然有一些意见分歧。在这次会议上，各种不同的意见都充分地发表出来。少数人认为在上述政策的基础上我们的前途将大受限制，但是大多数人对这个政策抱有信心，因此当宣告苏维埃运动将获得胜利的决议案提交表决时，很容易地就通过了。但是，党中央委员会还没有批准这个运动。直到1928年冬天，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六次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消息传到井冈山的时候，才得到了批准。　　　　
　　“六次代表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