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革命-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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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次代表大会所采取的新路线，朱德和我是完全同意的。从那时起，党的领导人和农村地区苏维埃运动的领导人之间的分歧消除了，重行建立了党的一致。
“六大的决议总结了1925年到1927年的革命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秋收起义的经验，并且作出赞成重视土地运动的结论。大约就在这个时候，红军开始在中国其他地方出现。1927年冬天，湖北西部和东部发生了起义，为建立新苏区打下了基础。在西面的贺龙和在东面的徐海东，开始建立自己的工农军队。徐海东活动的地区成了鄂、豫、皖苏区的核心，后来徐向前张国焘等人都到那里去了。1927年冬天，方志敏和邵式平在邻近福建的江西东北部边境，也开展了一个运动，后来发展成为坚强的苏维埃根据地。南昌起义失败后⑥，彭湃率领一部分忠诚的部队到海陆丰，在那里成立了一个苏维埃，由于它执行了盲动主义的政策，很快就被摧毁了。它的一部分军队在古大存指挥下离开那个地区，同朱德和我取得了联系，后来成为红军第十一军的核心。
“1928年春天，由李文林和李韶九领导的游击队，开始在江西的兴国和东固活跃起来。这个运动以吉安一带为根据地，这些游击队后来成为第三军的核心，而这个地区本身则成为中央苏维埃政府的根据地。在闽西，张鼎丞、邓子恢和后来变成社会民主党人的傅柏翠，建立了苏维埃。
“在井冈山‘反冒险主义斗争’时期，第一师打败了白军两次攻占井冈山的企图。对于我们正在建立的那种机动部队说来，井冈山是一个非常好的根据地。它有很多的天然屏障，种的庄稼足够供养一支小小的军队。它方圆有500里，纵横约80里。井冈山在当地又称大小五井（真正的井冈山是附近的一座早已荒废的山），这个名称是从山麓五口大井得来的——大、小、上、下、中井，山上的五个村子就是以这五口井命名的。
“我们的部队在井冈山会师以后，进行了改编，创建了著名的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我任党代表。1928年冬天，何键的部队发生暴动和哗变以后，井冈山来了更多的军队，这样就产生了红军第五军。军长是彭德怀。除了彭以外，还有邓萍（长征中在贵州遵义牺牲）、黄公略（1931年在江西牺牲）和滕代远等人也都在第五军。
“来了那么多军队，山上的条件变得很差。部队没有冬衣，粮食奇缺。我们有好几个月几乎全靠吃南瓜过活，战士们喊出他们自己的口号：‘打倒资本主义吃南瓜！’——因为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就是地主和地主的南瓜。朱德冲破了白军的封锁，让彭德怀留守井冈山；1929年1月，我们在这个壁垒森严的山上的第一次驻扎结束了。
“第四军这时开始了打通赣南的战斗，而且很快就取得顺利的进展。我们在东固建立了苏维埃，和当地的红军部队会合。我们接着就分兵挺进永定、上杭和龙岩，在这几县都成立了苏维埃。红军来到以前就存在于这些地区的战斗的群众运动，保证了我们的胜利，并使我们能够在稳定的基础上，非常迅速地巩固苏维埃政权。通过群众性的分田地运动和游击队活动，红军的影响扩大到其他好几个县，但是共产党人到后来才在那里完全掌权。
“红军的条件在物质上和政治上都开始有了改进，但是还存在着许多不良倾向。例如‘游击主义’就是一种弱点，表现于缺乏纪律，极端民主化和组织松懈等等。另一种需要克服的倾向，是‘流寇思想’——不愿意安心做建立政权的认真工作，喜欢流动、变换环境以及新奇的经历和事件。还有军阀主义的残余，有的指挥员虐待或者甚至殴打战士，凭个人好恶，对人歧视或者偏爱。
“1929年12月在闽西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以后，许多这样的弱点都被克服了。大会讨论了改进的办法，消除了很多错误认识，通过了新的计划，这就为在红军中建立高水平的思想领导奠定了基础。在这以前，上面所说那些倾向是十分严重的，而且被党内和部队领导内的一个托洛茨基派别用来削弱运动的力量。于是开展了猛烈的斗争来批判他们，有些人被撤销了党内职务和军队的指挥职务。部队指挥员刘敌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人们发现他们企图在对敌作战时用使红军陷入困境的办法来消灭红军。
“几次作战失败后，他们的计划暴露得相当明显。他们恶毒地攻击我们的纲领和我们所提出的一切主张。经验已经表明他们的错误，他们被撤去领导职务，福建会议以后，他们的影响就被消除了。
“这次会议为在江西建立苏维埃政权铺平了道路。第二年我们就取得了一些光辉的胜利。几乎整个赣南都落到红军手里。中央苏区的根据地建立起来了。1930年2月7日，在江西南部召开了一个重要的地方党会议，讨论苏维埃今后的纲领。当地党、军、政代表都出席了会议。会上详细地讨论了土地政策问题，由那些反对重行分配土地的人所领导的所谓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被打败了。会议决定实行土地的重行分配，加速建立苏维埃，在这以前，红军只组织了地方的和区的苏维埃，这次会议决定建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对于这个新的纲领，农民报以热烈的拥护，这有助于我们在后来的几个月中打败国民党军队围剿的斗争。”
“共产党对农民运动采取不冷不热的态度，而国民党则感到明显的惊慌，湖北、江西、福建，特别是湖南的农民运动表现出一种惊人的战斗精神。高级的官员和军官开始要求镇压农运，他们把农会称作‘痞子会’，认为农会的行动和要求都过火了。陈独秀已经把我撤出湖南，他激烈地反对我的意见，要我对那里发生的一些事情负责。4月间，反革命运动已经在南京和上海开始，在蒋介石指使下发生了对有组织的工人的大屠杀。在广州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5月21日，湖南发生了许克祥的叛乱。许多农民和工人被反动派杀害。不久以后，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废除了它和共产党的协议，并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和政府中‘开除’出去，而这个政府本身很快也就不存在了。
“许多共产党领导人这时得到党的命令，要他们离开中国，到俄国或者到上海和其他较安全的地方去。我奉命前往四川，但我说服陈独秀改派我到湖南去担任省委书记。10天以后，他又命令我立刻回去，指责我组织暴动反对当时在武汉掌兵权的唐生智。这时，党的工作处于混乱状态。几乎人人都反对陈独秀的领导和他的机会主义路线。不久武汉的国共合作瓦解，陈独秀也就垮台了。”
注：
①原文误为贺龙和叶挺率领的二十军。
②周恩来是“八一”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者，当时他是前敌委员会书记。
③原文误为1924年。
④原文误为5月。
⑤原文误为秋天。
⑥原文误为广州起义失败后。
《漫长的革命》
埃德加·斯诺著
附录
六、1936年9月底至10月初斯诺采访毛泽东纪要
（同《毛泽东自述：一个共产党员的经历》1936年与斯诺的谈话）
7、红军的成长
毛泽东的叙述，至此开始越出“个人历史”的范畴，并且以某种方式不知不觉地把个人历史溶于一个伟大运动的历程之中；虽然他在这个运动中保持着主导作用，但是人们却看不清他个人的活动情况。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了；不再是毛泽东而是红军了；不再是个人经历的主观印象而是一个观察家的客观记载了，而这个观察家所关心的，是作为历史的人类集体命运的转变。
随着他的叙述的将近结束，我越发需要追问他自己的事情。在那个时候他在干什么？当时他担任什么职务？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他的态度是什么？我的追问，总的说来，使得他在这个叙述的最后一章中有几处提到自己：
“逐渐地，红军的群众工作改进了，纪律加强了，新的组织方法也摸索出来了。农民到处开始自愿帮助革命了。早在井冈山时期，红军就给战士们规定了三条简明的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1928年会议（第二次茅坪会议）以后，为了大力争取农民的支持，在上述三条之外，又添了八项。这八项是：
一、上门板；
二、捆铺草；
三、对老百姓说话要和气，要随时帮助他们；
四、借东西要还；
五、损坏东西要赔；
六、买卖公平；
七、买东西要付钱；
八、要讲卫生，盖厕所离住房要远。
“最后两项是林彪①（①林彪后来叛党叛国，于1971年9月13日私乘飞机外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添加的。这八项注意执行得越来越成功，至今仍是红军战士的准则，他们经常背诵。另外还向红军宣讲三项守则，作为它的主要任务：第一、对敌人要拚死斗争；第二、要武装群众；第三、要筹款支持斗争。
“1930年春②（②原文误为1929年初。），李文林、李韶九领导的几支游击队改编为红军第三军，由黄公略任指挥，陈毅任政委。在同一时期，朱培德的民团有一部分哗变，加入了红军。他们是在国民党指挥员罗炳辉的率领下转到共产党营垒来的，他对国民党的幻想破灭了，愿意参加红军。现在他是红军第二方面军第三十二军军长。从福建的游击队和红军正规部队的骨干中又创立了红军第十二军，由伍中豪指挥，谭震林任政委。后来伍中豪作战牺牲，由罗炳辉继任。
“红军第一军团也是在这个时候建立的，司令员是朱德，我是政委。它由第三军、林彪指挥的第四军和罗炳辉指挥的第十二军组成。党的领导是前敌委员会，我是前委书记。那时第一军团已经有1万多人，编成10个师。除了这支主力，还有许多地方的独立团、游击队和赤卫队。
“除了这个运动的政治基础以外，红军的战略战术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军事上的胜利发展。我们在井冈山采取了四个口号，这四个口号可以约略说明我们所采用的游击战术，而红军就是从这种游击战中成长起来的。这些口号是：
一、敌进我退！
二、敌驻我扰！
三、敌疲我打！
四、敌退我追！
“这四个口号最初为许多有经验的军事家所反对，他们不赞成我们所主张的这种战术。但是，很多经验都证明这种战术是正确的。一般说来，只要红军背离了这些口号，它就不能打胜仗。我们的军队很小，敌人超过我们10倍到20倍；我们的资源和作战物资有限，只有把运动战和游击战巧妙地结合起来，我们才能指望在反对国民党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因为国民党是在远为雄厚和优越的基础上作战的。
“红军最重要的一条战术，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能够在进攻时集中主力，随后又能迅速分散。这意味着避免阵地战，力求在运动中迎击并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红军奇妙的机动性和神速有力的速决战，就是在上述战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扩大苏区时，红军一般采取波浪式或潮水式的推进政策，而不是跳跃式的不扎实的推进，不去深入地巩固既得地区。这种政策同上面说过的战术一样，是切合实际的，是从多年的集体军事经验和政治经验中产生出来的。这些战术，遭到李立三的激烈批评，他主张把一切武器集中到红军手里，把一切游击队合并到红军中。他只要进攻，不要巩固；只要前进，不要保卫后方；只要耸人听闻地攻打大城市，伴之以暴动和极端的行动。那时候李立三路线在苏区以外的党组织中占统治地位，而且具有足够的影响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强迫红军违反战地指挥部的判断而接受它的做法。它的一个结果是进攻长沙；另一个结果是向南昌进军。但是在这两次冒险中，红军并没有停止它的游击队的活动而把后方暴露给敌人。
“1929年秋天，红军挺进江西北部，攻占了许多城市，多次打败了国民党军队。第一军团在挺进到可以攻打南昌很近的时候，突然急转向西，向长沙进击。在这次进军中，第一军团同彭德怀的部队汇合了。彭曾一度占领长沙，但是为了避免被强大得多的敌军所包围而被迫撤出。彭在1929年4月被迫撤离井冈山到赣南活动，结果他的部队大大地增加了。1930年4月，彭在瑞金同朱德和红军主力重新会合，接着召开了会议，决定彭的第三军团在湘赣边界活动，朱德和我则向福建进军。1930年8月①（①原文误为6月。），第三军团和第一军团再次会师，并开始第二次攻打长沙。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合并为第一方面军，由朱德任总司令，我任政委。在这样一个领导下，我们到达长沙城外。
“大致在这个时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了，我当选为主席。红军在湖南有广泛的影响，几乎和在江西一样。湖南农民对我的名字很熟悉，因为国民党悬了很大的赏格不论死活要缉拿我、朱德和其他红军领导人。我家在湘潭的田地①被国民党没收了。我的妻子和我的妹妹②，以及我弟弟毛泽民、毛泽覃两人的妻子和我自己的儿子，都被何键逮捕。我的妻子和妹妹被杀害了。其他人后来得到释放。红军的威望甚至于扩展到湘潭我自己的村里，因为我听到一个故事，说当地的农民相信我不久就会回到家乡去。有一天，一架飞机从上空飞过，他们就断定飞机上坐的是我。他们警告当时种我家的地的人，说我已经回来视察我家的田地了，看看地里有没有树木被砍掉。他们说如果被砍掉了，我一定会向蒋介石要求赔偿。（①毛在大革命中将收得的地租用于湖南农民运动。——斯诺注；②指堂妹毛泽建。）
“但是第二次攻打长沙失败了。国民党派来大批援军，城内有重兵防守；9月间，新的部队又纷纷开进湖南来攻打红军。在围城期间，只发生过一次重大的战斗，红军在这次战斗中消灭了敌军的两个旅。但是，它未能占领长沙城，几星期以后就撤到江西去了。
“这次失败有助于摧毁李立三路线，并使红军避免了李立三所要求的很可能会成为灾难的对武汉的进攻。红军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补充新的兵员，并在新的农村地区建立苏维埃，尤其重要的是在苏维埃政权的坚强领导下巩固红军已攻占的地区。为完成这一任务，攻打长沙没有必要，而且还包含了冒险的成分。如果把第一次占领长沙作为一种暂时行动，而不企图守住它并在那里建立国家政权，也许还能产生有益的结果，因为这将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引起非常巨大的反应。但是在后方苏维埃尚未巩固的时候企图把长沙当作根据地，却是战略和策略上的错误。”
我要暂时打断一下毛的叙述：李立三是湖南人，法国留学生。他常来往于上海和汉口——共产党在那里设有“地下”总部，直到1931年以后才把中央委员会转到苏区。从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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