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革命-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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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中吸收了一些兵员。这时，他们先派出使者先去和彝族人谈判。他们在行军途中攻占了邻近的彝族居住地区的几个城镇，在那里发现一些被汉人地方军阀当作人质而拘禁起来的彝族头人。红军释放了他们，把他们送回去，这些人自然是称赞红军的。在红军先遣部队里有指挥员刘伯承，他曾经在四川军阀的军队里当过军官。刘了解部落人民的情况，了解他们的内部争执和不满。他特别了解他们对汉人的仇恨，而且会说一点彝族话。他接受了同彝族人商谈缔结友好联盟的使命。进入了他们的地区，同他们的头人会谈。他说，彝族人反对军阀刘湘、刘文辉和国民党，红军也反对他们。彝族人要保持自己的独立，红军的政策是赞成中国一切少数民族实行自治。彝族人仇恨汉人，因为他们受到汉人压迫；但是汉人人有“白”的和“红”的之分，一贯屠杀和压迫彝族的是“白”汉人。难道“红”汉人和彝族人民不应该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白”汉人吗？彝族人听得很有兴趣。他们机灵地要求红军为他们提供武器和弹药，以保卫他们的独立并帮助“红”汉人打“白”汉人。使他们惊讶的是，这两样红军居然都给了他们。
结果是一条不仅能迅速通过而且能安全并愉快地通过的道路被打开了。成百的彝族人参加了“红”汉人的队伍，挺进到大渡河攻打共同的敌人。其中有些彝族人一直走到了西北。刘伯承当着彝族大头人的面喝了一碗滴了刚宰的公鸡的血的酒，那个大头人也喝了，他们按照部落的仪式歃血为盟结成兄弟。红军在誓言中宣称，谁违反了盟约的条款，谁就像那只刚被宰的鸡那样软弱、怯懦。
这样，红军第一军团的一个先遣师在林彪率领下到达了大渡河。在最后一天行军中，他们从彝族地区的森林里（茂密的树叶使南京的飞机驾驶员完全找不到他们的踪迹）走出来，突然来到河边的小镇安顺场，就像他们曾经出其不意地到达皎平渡一样。
先遣队由彝族人带路通过狭窄的山道，悄悄地来到这座小镇，他们从高处俯视河岸，惊喜交加地看到三只渡船中的一只还拴在南岸！这一下他们又一次交了好运。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对岸只有四川省的两个独裁者之一刘文辉将军的一团人。其他四川军队和南京的增援部队，还在慢条斯理地走向大渡河。当时这一团人看来是足够的。要是全部船只都停泊在北岸，只用一个班也就行了。但是那个团的团长是本地人，他很了解红军必须经过的那些地方，也了解他们穿过那些地方来到河岸需要多少时间。他告诉他的士兵说，红军还要过很多天才能到这里呢。他的妻子是安顺场本地的人，他必须过河到南岸去探亲访友，同他们吃吃喝喝。结果红军出其不意地占领了这个小镇，俘虏了团长和他的船，夺得了他们到北岸去的通道。
5个连的红军，每连有16个人主动请求乘第一只船过河去把那两只船带回来，同时，红军在南岸的山坡上架起机关枪，组成掩护火力网，集中扫射对岸敌人的暴露阵地。当时是5月。山洪爆发，河流湍急，河面比长江还宽。渡船从上游出发，用了两个小时才到达小镇对岸。安顺场的村民在南岸屏气凝神地注视着，怕这些人会被消灭掉！但是别着急。他们看到过河的人几乎就在敌人的枪口下上了岸。接着他们又想这些上岸的人肯定要完蛋了。然而……，红军的机枪不停地吼着。他们看到这一小队人爬上了岸，迅速地隐蔽起来，接着缓慢地攀登一座可以俯瞰敌人阵地的峭壁。在峭壁上他们架起了自己的轻机关枪，向沿河的敌人工事发射出暴雨般的枪弹和手榴弹。
突然，白军停止了射击，从他们的工事里跑出来，退到第二道防线，接着又退到第三道防线。南岸的人大声议论起来，叫好声漂过河面传到已经夺得了渡口的那一小队人耳朵里。这时，第一只船回来了，还拖回另外两只船。第二次渡河，每只船都载80个人。敌人完全逃跑了。当天和第二天、第三天，安顺场的这三只渡船日夜来回运人，直到最后把将近一师人全部运送到了北岸。
但是，河水越流越急，摆渡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到了第三天，运一船人过河需要4个小时。按这个速度，把全军人马和给养运过河去，需要好几个星期的时间。在运送工作远没有完成以前，他们就会被敌人包围。这时第一军团已经涌进安顺场，后面是侧翼部队、辎重队和后卫部队。蒋介石的飞机已经发现了这个目标，进行猛烈的轰炸。敌军正在从东南方向赶来；其他敌军则从北面进逼。林彪急忙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这时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已经到达河岸。他们作出了决定，并立即贯彻执行。在安顺场以北约400里的地方，山峡高峙，两岸狭窄，水流既深且急。那里有一座有名的铁索吊桥，名叫泸定桥。这是西康以东大渡河上最后一个可能渡过的渡口。赤着脚的红军，现在沿着峡谷里一条曲折的小道向这个地点推进，他们有时往上爬几千尺，有时又向下走到涨水的河边，在齐腰的泥浆中跋涉前进。如果他们能夺取泸定桥，全军就能够进入四川中部。如果失败，他们就得从原路折回，经过彝族地区重入云南，向西打到邻近西康的丽江——这样得绕道1000英里，就没有多少人可以指望活下来。
当红军主力部队沿着西岸向北推进的时候，已经在北岸的那个红军师也在向北推进。有时他们之间的峡谷非常狭窄，两路红军可以彼此隔河呼应；但有时他们之间的间隔如此之大，以致他们担心大渡河将会把他们永远分离，于是他们就加快了步伐。夜间，当他们的长龙队形沿着峭壁蜿蜒前进的时候，他们的上万枝火把射出一道道火光，斜映到挡在他们面前的河流的黑暗而又不可捉摸的水面上。白天黑夜，这些先头部队以加倍的速度向前疾进，只停留短短的十来分钟坐下休息和吃饭。那时战士们就倾听疲惫不堪的政治工作人员向他们讲话，反复说明这个行动的重要性，勉励他们每个人要在当前的考验中献出最后一滴血、拿出最后一股劲去争取胜利。这里一丝一毫不容许松懈、疲塌，不容许半心半意。胜利则生，失败必死。
第二天，在右岸的先头部队落后了。四川的军队在路上构筑了阵地，发生了小规模的遭遇战。在西岸的部队更加坚韧不拔地向前推进。不久，对岸出现了新的部队，红军用望远镜看出那是白军增援部队，正在急忙地向泸定桥赶去！两支军队沿着河岸赛跑了整整一天，可是，红军先头部队——红军的精华，逐渐把疲近的敌军士兵甩到后面了，敌军休息的时间越来越长，次数也越来越多了，他们好像更加精疲力竭，而且他们毕竟不急于去为一座桥送死。
泸定桥是几百年前建筑的，其构造方式同中国西部深水江河上所有其他的桥一样。16条长约百米左右粗铁链横跨河面，两头埋置在两岸石砌的桥头下面用水泥胶接的大石堆里。铁链上捆着厚木板，构成通行的桥面，但在红军到达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些木板有一半给抽掉了，从岸边到河中心只剩下光溜溜的铁链。在东岸的桥头，敌人的一个机关枪阵地正对着他们，它的后面是由一团白军把守的阵地。这座桥当然是应该被毁掉的。但是四川人对他们的极少几座桥很有感情；重建不容易，而且又费钱。单说这座泸定桥，据说是由“十八省捐款兴建的”。而且无论如何谁能想到红军会发疯似地试图从光铁链上过河呢？可是红军却偏偏这样做了。不容耽误。必须在敌人增援部队到达以前拿下这座桥。这一次也号召自动报名。红军战士一个个站了出来，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从这些报名的人中，挑选了30人。他们把手榴弹和毛瑟枪捆在背上，用两只手交替抓住铁链，摇摇晃晃地向前移动，很快就窜到了奔腾的河流之上。红军的机关枪嗒嗒地向着敌人的工事怒吼，子弹倾泻在桥头堡上。敌人也用机关枪回击，狙击手对着高悬在水面上逐渐向他们逼近的红军战士射击。头一个战士中了枪，掉到下面的水流里；第二个也掉下去了，接着是第三个。但是，其他战士越来越接近桥中心，那些没有被抽掉的桥板多少起到保护这些敢死队员的作用，敌人的大多数子弹从他们身边擦过去，或者打到对岸的悬崖上了。四川人过去也许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战士——他们当兵不是仅仅为了混饭吃，他们是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去争取胜利的青年人！这些迷信的四川人在想：他们是人吗？还是疯子或者是神呢？白军士兵本身的士气是否受到了影响？也许他们放枪不是为了打死对方吧？也许他们当中有些人还暗中祝愿这些红军达到目的吧？最后，一名红军战士从桥板上爬过去，打开一个手榴弹，十分准确地把它扔到敌人的工事里。白军军官发急了，下令把残存的桥板抽掉，但已经太晚了。更多的红军战士爬到他面前来了。敌人把煤油扔到桥板上，桥板开始燃烧起来。这时，大约有20名红军战士用双手和膝盖匍匐前进，把手榴弹一个接一个地扔进敌人的机关枪阵地。
突然，南岸的同志们开始欢呼起来。“红军万岁！革命万岁！30位大渡河英雄万岁！”这时敌人正在乱成一团地仓惶逃跑。突击的战士们全速跑过残存的桥板，穿过烧向他们的火焰，敏捷地跳进敌人的工事，掉转敌人丢弃的机关枪，向岸上的敌人扫射。
这时，更多的红军拥到铁索上来，赶过去救火和更换桥板。没有多久，在安顺场过河的那个红军师也出现了，他们从侧面攻击残存的敌人阵地。白军一会儿就全跑了，也就是说，或者逃跑，或者投降红军；约有100名川军在这里放下武器，转而加入红军。一两个小时以后，整个红军兴高采烈地高歌迈进，跨过了大渡河，进入四川内地。蒋介石的飞机在高空中气愤而又无可奈何地咆哮着，红军则欣喜若狂地大声叫喊，向它们挑战。当共产党部队蜂拥过河时，这些飞机企图轰击铁索桥，但炸弹只不过在河里溅起了许多美丽的水花！
安顺场和泸定桥的英雄们，由于突出的英勇而被授予中国红军的最高奖章——红星奖章。后来我在宁夏见到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我对他们年岁之轻感到惊奇，因为他们全都在25岁以下。
注：①当地称“倮倮人”。
《漫长的革命》
埃德加·斯诺著
附录
六、1936年9月底至10月初斯诺采访毛泽东纪要
（同《毛泽东自述：一个共产党员的经历》1936年与斯诺的谈话）
11、过大草地
红军安然渡过大渡河以后，迅速进入了比较能有行动自由的四川西部，那里碉堡系统还没有建成，主动权在很大程度上操在红军手中。但是，战斗的困难，没有过去。前面还有2000英里的行军道路，中间分布着7条大山脉。
在大渡河以北，红军爬上了1。6万英尺高的大雪山，从它的空气稀薄的顶峰向西眺望，可以看见一片白雪皑皑的山峰组成的海洋——西康。这时已经是6月了，在低地上天气很暖，可是过大雪山的时候，许多衣服单薄、身体瘦弱的南方人，由于不适应高山气候而死亡。更难的是攀登荒无人烟的炮铜岗，实际上要自己开路才能上山。他们砍下大竹杆，把它们铺在弯弯曲曲、深与腰齐的泥泞地上，修成一条过道。毛泽东告诉我：“在这个山峰上，有一个军团损失了2/3的驮畜。好几百人倒下去，再也爬不起来了。”
他们不断地爬山前进。第二个山脉是邛徕山脉，更多的人和牲口遭到损失。他们跨过了景色绚丽的梦笔山，接着又跨过了打鼓山，这两座山又使他们更多的人丧生。最后，1935年6月13日（原文误为7月20日），他们进入了四川西北部的懋功地区，同第四方面军会合了。在这里他们终于停下来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休整，清点了损失，整顿了队伍。
第一、第三、第五、第八和第九军团9个月以前从江西出发时，约有9万武装人员，到这时，集结在锤子镰刀旗帜下的不过4。5万人左右。减员并不都是由于死亡、散失或被俘。红军在湖南、贵州、云南行军途中，作为防御战术的一部分。把少数正规部队的干部留了下来，以便在农民中组织游击队，并在敌人侧翼进行扰乱和牵制活动。红军沿路散发了数以百计的缴获的枪枝，这样从江西一直到四川一路上都出现了新的使南京感到麻烦的地区。那时贺龙仍旧保有湖南西北部的小小的苏区，而且萧克的军队已经到那里同他们会合了。许多新建立起来的游击队开始缓慢地向那个地区靠拢。南京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也没有能把贺龙赶走，他只是在后来接到红军总司令部要他向四川转移的命令之后才被“赶走”的；他克服了许多惊人的障碍——经由西康——才完成这次转移。
江西红军迄此为止的行军，为他们提供很多可供思考的材料。红军赢得了许多新朋友，也结下了许多死仇。他们沿路“没收”地主、官僚、豪绅等富人的财物来解决了自己的给养。对穷人，他们是保护的。财政部长林祖涵告诉我，这次没收是依照苏维埃法律有组织地进行的，而且只有财政部的没收机构才有权分配没收的东西。财政部主管军队的资财，通过无线电收到有关没收情况的报告，并向长征部队的各个单位分配一定数量的给养。这个队伍往往成为长达50英里的长蛇形在山间蜿蜒行进。
有时有大量的“剩余”物资，多得红军都携带不了，这些东西就分配给当地的穷人。红军在云南曾经从有钱的批发商那里没收了成千只火腿，农民从周围好几里路的地方前来领一份不要钱的火腿——这是火腿业历史上一件新鲜的事情。他们还用同样办法分配了成吨成吨的食盐。在贵州，地主和官僚的很多养鸭场被没收，红军天天吃鸭子，吃得他们“简直见到鸭子就腻了”。红军从江西出发时从自己的银行里带来了南京的钞票、银元和金、银条，路过穷苦的地区时，他们就用这钱购买所需要的东西。红军所到之处，地契烧毁了，捐税取消了，贫苦农民武装起来了。
红军人员告诉我，除了在四川西部的经历外，他们到处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他们的名声早在他们来到以前就传开了，常常有被压迫的农民派人来请求红军绕道去“解放”他们的地区。他们对红军的政治纲领当然并没有多少认识；他们只知道红军是“穷人的军队”，这就够了。毛泽东笑着告诉我，有这么一个代表团跑来欢迎“苏维埃先生”！但是，这些庄稼人并不比福建军阀卢兴邦更无知，卢兴邦有一次在他的统治地区到处张贴布告，悬赏“缉拿苏维埃，不论死活”。卢宣布说，这个家伙到处为非作歹，必须处决。
在毛儿盖，从南方来到的红军休息了三个星期，在此期间，革命军事委员会、党和苏维埃政府的人员，讨论了今后的计划。
这里可以追述一下，早在1933年春就在四川建立了根据地的红军第四方面军，最初是在鄂豫皖苏区创建起来的。它是在徐向前和张国焘这两个老共产党员的领导下从河南行军到四川的，下文还要提到他们。卓越的成就——和悲剧性的过火行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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