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革命-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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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在同一个美国记者的一次谈话中说：“革命不能输出。”同样正确的是，革命也不能输入。中国人民为了生存，自然要采用反对日本的最好办法。
在共产国际的所有决定或在苏联的宪法中，我们找不出苏联统治苏维埃中国的任何规定。这样的事在共产主义的全部历史中当然也从未讨论过。但是，我们不用到远处去找，就在我们的邻国法西斯日本，就能看到对中国实行法西斯统治的十分具体的计划。
我们从历史事实中可以知道，苏联以完全平等和真诚的态度帮助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人民。我们知道，它不企图从任何其他国家取得一寸领土或一个人。
问：“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张同外国组成一个反帝、反法西斯联盟。中国是否可能同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这样的联盟？
答：反法西斯联盟的性质是和平联盟，是为了共同抵抗那些发动战争的国家。中国若与苏联缔结条约，那必然是因为法西斯日本既是中国也是苏联的敌人。“共同保卫和平”是现有法苏条约的根本基础。它也可以成为类似的太平洋各国抗日条约的基础。
中国同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缔结反法西斯条约是完全可能和合乎需要的。参加反法西斯战线以实行自卫，是符合这些国家的利益的。
摆在各国面前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将完全殖民地化，还是抵抗侵略者并成为一个主权国家。在后一种情况下，外国与中国合作的机会将非常之多，因为中国将获得自由，中国人民将成为独立的人民，有独立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组织。这样的中国将永远是世界上一支伟大的有益的力量，将是正义事业和世界文化发展的同盟军；任何国家都不能对这样一个中国的影响漠然置之。
但是，如果中国完全殖民地化，太平洋的未来就真是一片黑暗了。这将不仅意味着中国独立的毁灭，也将意味着太平洋沿岸各国人民和文化遭到毁灭的威胁，将是一长串可怕的、愚蠢的战争的开始。
必须作出抉择。中国人民自己将走同压迫者进行斗争的道路，我们希望外国的政治家和人民也将同我们一起在这条道路上迈进，而不要走帝国主义血腥历史铺设的黑暗小道。
因而，在这个基础上，你听到我们苏维埃中国的人民在高呼：“各国人民联合起来！抵抗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侵略和压迫！”
我们相信这种联合实际上可以实现，因为我们找不到正当的理由认为它不符合太平洋地区一切真诚要求和平和互相友好的文明人类的心愿。
《漫长的革命》
埃德加·斯诺著
附录
七、在斯诺最后的日子里
1972年，中国人民的朋友、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先生病重期间，中国政府从在阿尔及利亚援助的中国医疗队选派了一支医疗小组奔赴日内瓦，到斯诺先生寓所为他治病，受到了世界人民的赞誉。
（一）
那是一段铭心刻骨的记忆。
1971年3月，斯诺先生偕夫人从中国旅行归去，回到了瑞士的故园。就在他们继那部震惊世界的名著《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中国》）之后，正着手准备另一部反映中国革命历程的《漫长的革命》的时候，癌魔悄悄地向斯诺袭来，而且来势凶猛。
斯诺住进了洛桑医院。经过4个多小时的胰腺癌探查手术，医生发现癌细胞已经广泛地转移到腹腔、肝脏，肝功能衰竭，恶液质严重，治疗相当困难。当手术车把斯诺推回病房时，只见他眼窝深陷，目光迟钝、脸色渗白，嘴角颤抖，痛苦地低吟着。
当斯诺夫人疲于奔波，为孩子的父亲寻求良医妙方不得而濒临绝望的时候，周恩来总理的一封信使他们全家惊喜万分。信中附有毛主席和邓颖超的嘱笔问候，诚挚地希望斯诺来北京治疗。这封凝聚着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情深意厚的信对躺在病床上的斯诺来说，无疑是一针强心剂。他决心要以顽强的毅力恢复“最低限度活动能力”，完成那构思已久的《漫长的革命》。
中国驻瑞士大使陈志方及夫人王静又一次来到斯诺家中探望，并把中国政府的决定告诉了斯诺夫人：毛主席、周总理派出的医疗小组已登上飞往瑞土的飞机；北京已在天坛医院准备了一套房间，接待斯诺一家4口——斯诺及夫人、儿子克里斯多弗及女儿西安；还租好了法国航空公司一架飞机，专设一张病床直飞中国。
然而，66岁的斯诺先生手术后非常虚弱，已经无法支持近20小时的高空飞行。马海德博土立即向国内汇报了这一情况。中国政府只好改变初衷，决定就近从在阿尔及利亚工作的医疗队抽派一支医疗小组赶赴日内瓦，协同马海德博士率领的北京医疗小组到斯诺寓所为他治病。
1972年1月22日。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馆内，林中大使在召开紧急会议，他神情严肃地对匆匆赶来的4名医疗队员说：“我们接到国内紧急命令，决定派你们4人立即赶赴日内瓦，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著名作家斯诺先生治病，尽一切可能减少他的痛苦，延长生命。每两天把情况向国内汇报一次。”
一向沉静、稳重、临床经验丰富的张锦坤被委任负责带队。他接受任务后，心中一怔，似有千斤重担落在肩上。队员们都意识到这不是一般的国际任务，他们不仅要履行救死扶伤的神圣职责，而且还肩负着传播友谊的光荣使命。
张锦坤带领的医疗小组的另3名成员，在24小时中迅速作好了各种准备工作。配备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输血、输液装置，各种必需药品、器材和抢救设备，并根据斯诺先生的血型，准备了大冰筒的鲜血，登上了当日抵日内瓦的飞机。
（二）
1972年1月24日，对斯诺一家人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
3辆黑色轿车慢慢地驶过车道，停在日内瓦蒙莱湖畔的一幢别墅旁。马海德博士首先从车上跳下来，快步走进屋，斯诺夫人迎上前，他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毛主席、周总理派我们来了！”马海德博士急切地说。这时，斯诺夫人激动的泪珠又—次滚满两腮：是啊！毛主席、周总理，派马海德和医疗队来了……
接着进来的是北京外科医生黄国俊和护士李仲萍，后面是从阿尔及利亚赶来的医疗小组的同志们。
被誉为“胃肠道的坚强卫士”的武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消化科专家张锦坤，神情严肃、专注，颇有学者风度；
武汉医学院附属二院麻醉师丁素琴，年届“而立”，看上去却精神焕发，像个女大学生；
武汉市儿童医院护士长卜秀莲，温柔、秀丽，是照顾重病号有经验的护士；
北京中医研究针炙医师张贻弓，一位典型的既通中医又懂西医的东方女医生。
斯诺夫人热泪盈眶，激动地同她们一一握手。突然，门口一个个熟悉的面孔闯入眼帘：那是秀气的徐尔维——一年前斯诺夫妇在中国旅行时的向导、翻译，大使及夫人王静，司机李培根和赵英家。
医疗队的到来，使斯诺先生非常兴奋。他咬着牙硬撑着从床上坐起来，热情地欢迎这些远道而来的白衣天使。当陈大使告诉他“中国政府，毛主席、周总理派医生护士来探望您”时，他笑起来了，并风趣地说：“谢谢，你们来得真快。现在陆军、海军都备齐了，只剩空军了！”（意思是说他马上就能坐飞机去北京了。）
中国医疗小组的同志们向斯诺一家作了短暂的问候，就下楼商量治疗方案，开始了抢救斯诺先生的紧张战斗。
（三）
当天晚上，马海德对斯诺夫人说：“我们原准备在北京把一所医院改成您的家；现在我们要把你们的家改成—所医院。”
于是，斯诺夫妇卧室里的一张大床，被一张医疗床替换了，房间布置得安静、雅致。窗台上摆着斯诺最喜欢的“圣诞节一品红”。窗外，是一直延伸到湖边的田野．冬日的太阳从果树丛间透过来，驱散了降阵寒意。底楼是书房，这里除了沙发和坐椅外，几乎全被书占领。墙上挂着1936年斯诺在陕北为毛主席拍摄的那张著名的照片和1970年访华时斯诺夫妇和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很快，这间小书房变成了小药房。书架给腾了出来。放置各式各样的药罐、药瓶、药水和药片，标签上汉字夹杂着拉丁字母。这间小书房还成了医疗小组开会，讨论病历，交接班的医疗护理办公室和会议室。
医疗小组6个同志分成两组，夜以继日地工作。他们在马海德博士的指挥下，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大家只有一个愿望：把中国人民对这位美国朋友的浓厚感情全部倾注于对他的精心治疗和悉心护埋中。无论有多大的困难，只要能减轻他的痛若，延长他的生命，他们都要竭尽全力去克服。
每天清晨、傍晚，医疗小组举行例行的交班讨论会。有时，他们也邀请斯诺夫人和孩子们参加，以便斯诺家人能清楚地知道斯诺的病情和治疗方案。讨论时，大家不分医护，不分专业，激烈而认真。
为了让斯诺夫人和孩子有更多的时间与斯诺呆在一起，除开治疗和护理外，医生、护士都在屋外观察。张锦坤医生的英文很好，用词精确，每遇到他值班的时候，斯诺夫人总叫他进到里屋，坐在斯诺先生旁边，中国京剧是他们谈论最多的话题。高兴时，斯诺先生还“炮制”几句俏皮的中国话。
马海德博士是总指挥，就住在斯诺家，其他队员住在大使馆。所以，他每天总是最后一个上床，最早一个起床。无论什么时候，斯诺想要聊天、翻身、起床，他总像事先知晓似的，适时出现在斯诺身旁。晚上，子夜已过，马海德规劝满脸倦容的斯诺夫人上床休息，而自己却毫无倦意地守护着。翌日清晨，斯诺夫人一觉醒来，首先展现在眼前的是博士伺候斯诺吃早饭的情景。
斯诺夫人感到这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医生、护士、翻译、司机都像兄弟姐妹，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大家心心相连，家和医院融为一体，斯诺先生既是病人，也是亲人，医疗小组不仅千方百计为他解除身体上的痛苦，还给他带来精神的慰藉、生活的温馨。
（四）
病魔的摧残，使斯诺的身体日渐虚弱，中国医疗小组把加强营养支撑疗法作为减轻斯诺的痛苦、增强抵抗力的重要手段。他们为斯诺制订了科学的营养补充方案。除了营养药物润剂外，还编配了合适的食谱。
一天，轮到张锦坤医生值班做饭，斯诺夫人特别感兴趣，说要学手艺。张医生自知烹调技术不高，但想到中国莱举世闻名，虽不能与国内名厨相比，但总可以在她面前露一手。饭菜做成后，他要夫人品尝，夫人称赞不绝：“Very
Nice，VeryNice！”（“太好了！太好了！”）实际上赞赏的不仅是张大夫的“手艺”，更多的是张大夫那颗美好的心灵。
厨房就是大家聚会、聊天的场所，西安和克里斯多弗也喜欢到这里来凑热闹。有一次他们边做饭边争论。妹妹西安说：“我的名字好，听说中国有个地方叫西安，爸爸是从那里去延安的。”哥哥克里斯多弗说：“那么，我就叫延安吧！我为什么不能叫延安呢？”子承父志，斯诺早巳在他们纯洁的心灵中播撒了同中国人民世代友好的种子。这美好的情谊像宇宙中的日月星辰，永远闪耀着令人向往的光辉；这美好的情谊像延安的宝塔山，永远蕴绕着支援中国革命的异国友人的深情。
经过中国医疗小组一个星期的精心治疗和护理，斯诺先生病情有了明显转机。他能下床行走了，有时还下楼到客厅坐着谈几个小时，接待—些重要的采访客人。一天，他拉着马海德的手问：“你对我有什么计划？我能过多久恢复工作？”马海德知道他想起来写那本关于中国革命的书，便安慰他说；“随着春天的到来，你的体力就会恢复。到时候你就可以继续你的《漫长的革命》的写作。”他紧紧握住马老的手，两眼闪烁着兴奋相喜悦的光芒。
对于晚期癌症患者来说，胰腺癌带来的痛苦是最厉害的。无论吃什么止痛药，都难以缓解，但斯诺很坚强，极少呻吟。
夜深了，张锦坤仍在灯下低着头，查阅医学分类词典，寻找欧洲买个到的中国药的成分在欧洲的名称；寻找当时世界上最新的止痛药物和方法。
为了把斯诺的病情随时报告给国内，陈志方大使和夫人王静，几乎每天都驱车在伯尔尼至日内瓦的高速公路上奔波，了解斯诺的病情，给斯诺捎新鲜饺子、脆皮春卷和麻辣子鸡等可口美味的食品。有时，他们和医务人员一道，彻夜不眠地守护，眼睛熬得通红。
病是无情的，尽管中国医疗小组采取一切措施竭力抢救，但仍不能抵挡住凶狠的病魔对斯诺的侵蚀。正当斯诺处于半昏迷状态时，我国获联合国大使黄华代表党和政府，专程前来探望他。张锦坤医生给他用了药，他又清醒过来。当黄华握住他的手，用流利的英语向他问好时，斯诺先生认山了黄华，见到久别的老朋友格外高兴——30年前，毛主席和这个美国人在延安的窑洞里进行通宵谈话时，黄华曾但任翻译。斯诺想坐起来，黄华连忙把他正在拾起的头扶回枕头上。虽然，他们都意识到这将是最后一次长谈，但谈得仍是那么轻松，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
傍晚，黄华又同斯诺夫人及孩子们进行了长时间交谈。向克里斯多弗和西安谈到中国人民感谢他的父亲对促进全世界了解中国革命所做的贡献，谈到中国人民对他的父亲正直人格的尊祟，并转达了毛主席和周总理对他们亲切的问候。
斯诺的病情不断恶化：肝昏迷合并消化道出血。
1972年2月4日晚8点，医疗小组的同志交接完了班，但是全体医生、护士都没有离开。斯诺夫人预感到情况不妙，心神不安地站在床边；两个孩子却沉默不语。医生继续给斯诺用升压药和强心药，想尽一切办法全力抡救。
但是，不幸的时刻终于来了。
1972午2月15日凌晨2点16分，斯诺庄严、平静地与世长辞了。在场的所有人悲痛欲绝。
医疗小组的同志们两眼泪涔涔地为斯诺刮了脸、洗了澡、整了容，给他穿上黑色高领毛衣和一条褐色长裤，外面套了一件淡蓝色晚礼服。床上重新换上了淡绿色印花床单和白色枕头。他们还将别墅里所有的鲜花都摘下来，放在斯诺先生的周围。斯诺安详地躺在花丛中，恬静、坚毅。
满面泪水的斯诺夫人缓缓地走过来，拥抱和亲吻医疗小组的每一个人。她说：“用金钱是买不到医生的眼泪的。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你们帮助了我们。你们发扬祟高的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延续了他的生命，使他赢得了时间，减轻了他的疼痛，让他庄重离去。这就是台迹。”她深情地说：“过去我们经历过许多事情，却是一件件从记忆的银幕上闪现过去了，但印象最深的还是你们在这里的一切言行，深深地映在我人生的荧光屏上，相信我们的子女会从你们忘我的工作中受到教益，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贡献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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