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革命-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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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在12月18日邀我共进早餐时，又提起了这个问题。他说：他是赞成（探讨社会现象的）科学研究者的，达尔文、康德以及一些美国的科学家，特别是研究原始社会的刘易斯·亨利·摩尔根，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很喜欢他的著作。毛说，摩尔根关于易洛魁印第安人、部族宗教的起源和“崇拜的必要”的研究，支持了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的概念。从早些时候与主席的谈话中，我知道，他对于人类渴望信仰上帝或神之类的事已仔细考虑了很久；并且，除了在这个问题上赞成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无神论外，他从这样的研究中得出了他自己的政治教训。
后来他提醒我，他在1965年曾对我说过，是有一些个人崇拜，但需要更多一点。那时候党的权力他已经控制不住了。
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他说。它（崇拜）搞得已经过火了，有许多是形式主义。例如，所谓“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多么讨厌！早晚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留下“TEACHER”（导师）这个词，那也就是教员。他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一个教员。其余的要一概辞去。
（一一） 文化
但是这位导师想要教导的、还没有完全灌输到群众心中去的是什么呢？除了由那个主席已管不了的、也许是“不老实的”中央宣传部所炫示的塑像和画像的形式之外，还有什么重要的内容呢？
四大卷《毛泽东选集》，另一卷还有正式发行但已在党内流传的“选集”，以及无数的各种声明和报告，都是教导的基础。但是，最扼要的答案是1966年8月8日发动文化革命时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十六条”的最后一条中所表明的：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
产阶级挂帅。……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
各级党委，……更必须认真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是要反复
学习毛主席有关文化革命和党的领导方法的著作，例如，《新民主主义
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领导
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要概括这位导师的教导－－它包含党和革命的历史梗概－－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从1962年开始，人民解放军的报纸《解放军报》－－一个仍旧完全拥护毛的机关报－－每天刊登一条语录。1964年，把一些最令人信服的语录（有的是很长的摘录，有的甚至是整段）汇编成便于每个战士携带的袖珍本，让人人熟记，以便彻底教育军队，深入广大农民的思想，并终于在1966年在城市普遍流传。足足刊印了几亿册，最后还用世界上各种重要文字印行出版。书中的“老三篇”是毛想要灌输到每一个中国人心里的教导的最简明形式的范本。
《为人民服务》是写给一个普通战士“为人民而死”，“死得其所”，以及毛在当时（1944年）作的赞辞。那时他开始使为每一个死了的同志，“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举行追悼会成为制度。对于人民服务的死者表示尊敬，以“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服务”）
另一篇赞辞是《纪念白求恩》（1939年），白求恩是一位加拿大医生，他为中国的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文章赞扬白求恩“专门利人”的精神，“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他的“国主义的精神”是所有无产阶级互相支持的光辉榜样。（“国际主义”）
第三篇文章《愚公移山》是根据中国的神话，讲一个农民努力去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同他的两个儿子一道用锄头挖去挡住他家出路的两座大山。智叟嘲笑他，但他还是坚持挖下去，并说将来世世代代的子子孙孙会把他们刚开始的工作干下去，最后他们是会成功的。就这样，在神话里，他们在上帝的帮助下，果然办到了。毛把这两座大山比作重重压在中国头上的两个恶魔－－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把“上帝”比作“人民大众”，他们“一齐来挖”，就会使中国摆脱这两个恶魔。
1945年写的《愚公移山》含有重要的政治教训，包括告诫人们准备对付美帝国主义扶助蒋介石，但要把美国人民同他们的政府“相区别”，这在今天仍然是一个大家熟悉的论题。（“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这样朴素的范例，很象是对天真的童子军进行德育训导，这也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宣传的一个特点，这种宣传是为了同（中国和外国资产阶级的）先家庭和自己而后社会的“旧习惯、旧风俗、旧思想和旧文化”作斗争的。此外，通过刻苦学习毛的令人信服的最主要理论著作《矛盾论》、《实践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做到普及客观的推理的标准理论方法，使人们系统地和统一地分析和“总结”具体问题。
如果认为我似乎已经远离了文化革命故事本身，那是因为单通过编年式的扼要重述，而不从侧面来看看过去和现在毛的领导所要灌输的“思想”的“性质”，就不可能掌握文化革命的“由来”。
那么刘少奇是不是反对上面简略介绍的三篇文章所示范的美德和训戒呢？当然不是。毛刘之间发生摊牌，是因为在刘的控制下，党奉行着一种实用主义的政策，而不去把毛的思想同人民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刘只是在保持团结这个限度内力求使毛满意，另方面则保护和加强他自己的组织，以便在系统地、纵令是庸俗平凡和官僚主义地执行实际行政任务时不受到干涉。
刘和毛在工作作风和气质上是非常不同的。刘比毛小七岁，两人都是出生于湖南省。他们两人在同一所师范学校学习而成为教师，但是他们的教育概念是很不相同的。两人都是1921年入党的，但刘是在莫斯科入党（由共产国际从中国招募去的），而毛却成为在上海成立的土生土长的党的缔造者。
刘不是亲苏的，但他在俄国度过的早年对他有影响；毛则通过组织农民游击队学会了革命。刘对农民生活漠不关心；他宁愿从事城市的地下秘密工作。他认为要取得成果，一个专业的组织机构和协调的工作班子的努力比热情和鼓励来得更重要。
毛厌恶和怀疑城市生活，他作为一个军人政治家度过了他在1949年以前的大部分岁月，他鄙薄从来没有打过仗和种过地的“专家”和知识分子，他尊敬成为他的最优秀士兵的贫苦农民，他保护主要来自农村无产阶级队伍和在武装中提高的“新干部”免受城市的腐蚀。他通过打动青年信徒们的自信心、理想和爱国主义，把他们吸引到他的身边来，正如同他从被歌颂的历史、从人驯服自然的斗争的典故和被“神化了”的人当中，为他的诗篇汲取主题一样。
在中国从以农业为主的社会过渡到以工业为主的社会的时期，这两个人在一起似乎互为补充得很理想。的确，1958年毛（据说）为了把全部时间用于党的工作，因而辞去人民共和国的主席职务让刘来继任时，情况似乎仍然如此。在那一年，他给党提供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这一不平常的文件。
首先，同俄国分裂的时间和方式，以及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和分歧，从1959年起就开始破坏毛刘搭配合作的节奏了。中苏关系这一病患，在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上已经开始出现脓疱；1959年6月赫鲁晓夫撤销了给中国提供原子弹的诺言，接着又访问了戴维营之后，中苏关系的恶化就举世皆知了。9月，即赫鲁晓夫访问艾森豪威尔的同一个月内（毛相当怀疑地看待这次访问），彭德怀被撤掉了国防部长的职务。
那是紧接着在庐山举行的决定性的中央全会之后发生的，在会上彭向毛挑战，毛为了使对彭的谴责得到通过，曾不得不把他的全部威信都投入进去以支持这场辩论。
彭德怀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同从城市起家的北京市长彭真没有关系。彭德怀是一个农民出身的，粗鲁而直率的军人，只读过两年书。他生于1899年，同毛是湖南省同一个县里的人，因受虐待而从他的农民家庭出走，成了一个被遗弃的人，后来在十几岁时当了兵。1928年，当时他指挥着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团，领导了一次起义，带着他的部下加入毛泽东的游击队。此后，他拥护毛，毛是他的政治教师。彭在战斗中和思想上犯过很多错误（而且一再承认错误），但他成了一个能干的战术家，因而为毛所信任和喜欢。彭在军队里比别人升迁得快，主要是靠毛对他的信任。
在朝鲜，彭是中国“志愿军”的领导人。这样，他成了一个民族英雄，并晋升为元帅、国防部长和人民解放军的首长。他在朝鲜与俄国人密切合作时，苏联的后勤和对中国军事工业现代化的帮助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9年，彭在一次漫长的旅行中访问了苏联和东欧，并且就在赫鲁晓夫去戴维营作那次“致命的”旅行之前会晤了他。后来对彭的宣传攻击指控他曾送一封信给赫鲁晓夫，说他在信中批评了毛的领导，但这封信没有公布过。
无容置疑的是，当他回到中国，出现在庐山会议时，他大肆攻击党在毛的领导下的失败，并为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以及与俄国分裂所造成的重大损失，对毛进行了出于推想的责备。他还对诸如“后院”炼钢之类运动的夸大成绩提出严重责问，他断言这一实验使中国损失了十亿美元。在彭的同情者中，有他的总参谋长黄克诚和很早就和毛对立的党的前总书记张闻天。
我在1936年初次见到彭德怀时，他是红军第一方面军的副司令－－粗率、顽强、一个有着无限精力和革命热情的人，但马克思主义的训练不足。他从来没有能力在智力上同毛匹敌，1959年他轻易地就被以智取胜，表面上低声下气，承认了错误，道了歉。毛曾认为彭的主要优点是勇敢和忠于领袖的军事和政治的战略战术，因此对彭的背叛，毛一定感到非常沉重的失望。虽然彭被从政治局除名，但仍留在中央委员会里，他说他将引退，“去种田”。
但是，据说彭在刘少奇的怂恿下坚持错误。他于1960－1961年抽时间去旅行，写出了五篇等于是进一步反对毛的领导的“实地调查报告”。这些报告在中央委员中进行了传阅。1962年9月，在中央委员会的第十次全体会议上，彭提出了一个八万字的文件，重复并大大地扩大了他的批评。这次他大概得到了刘少奇一伙的支持，他们企图为彭进行“翻案和复职”。
前面已经提及的其他两件事是必须记住的。军队里暗中支持彭的那些人（有时被称为“职业军人”）是赞成同俄国至少暂时妥协的。他们想得到俄国的帮助，来完成军队的技术现代化，包括把原子弹弄到手。他们只有在基于不平等条件的联盟中接受次一级的地位，象华沙条约的卫星国那样，才能得到这种帮助，而毛是坚定不移地反对这样做的。他们还有另一个动机，这是第二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
俄国武器援助的继续，将意味着军队领导人和俄国军队指挥部在军事行动上的继续密切联系。这反过来又意味着在中国产生一个“职业军人派”或集团，利用对俄国的依赖来对抗和限制主要是由毛所行使的自由主权。他们想要有一支仿照俄国路线建立起来的由职业军官带领的军队，它不从事非军事的生产和军民工作，并同职业官僚制度取得密切联系。他们要打破毛对军队的控制，利用他们对毛的“独立性”来抑制或控制个人崇拜和决定军事政策。
彭在党的宣传机关中有支持者，这是很明显的。五十年代出现的一部流行电影《怒潮》和小说《保卫延安》，相当露骨地颂扬了彭，并相应地贬低了毛。当文化革命开始“炮打司令部”，即炮打刘少奇的司令部时，这部电影和这本书都被揭露出来，同后来的诸如《海瑞罢官》那样的文艺作品一起受到批判，现在再回到这场争论中的刘少奇一方来。
1962年以前，刘少奇从来没有公开反对过毛。在1959－1960年发表的文章和讲话中，刘坚定地捍卫毛的最高领导，并赞扬公社、大跃进和“总路线”。但在1960年12月，即毛和赫鲁晓夫发生决定性破裂的好几个月以后，他在访问莫斯科期间发表的一次讲话中，却出现了一种奇怪的不合时代的调子。他在俄国所作的十次公开报道的讲话中，除了一次之外都没有对毛的领导表示任何敬意。在那例外的一次中，他引用了毛的话，从上下文奇怪地推论说毛希望“循着俄国人的路走”。对此他还补充说：“我个人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从1961年到1966年，刘在中国和在朝鲜、巴基斯坦、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旅行期间，只是偶而地、象征性地提到毛主席。
与此同时，中央委员会于1960年1961年不得不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暂时退却－－有点象列宁时代的新经济政策。“首先为农业服务”优先于重工业，土地的基本所有权归公社村（合作社），农家住房和自留地的家庭所有权得到保证，有限制的自由市场也得到许可，同时在工业中采取了奖金制和其他的物质刺激。这是实用主义者（或机会主义者）和倾向于利别尔曼主义（在中国称为“经济主义”）的一个时机，是使新的富裕农民向富的地位转化。
毛的“三面红旗”－－人民公社、大跃进和（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在1962年党的各次会议上曾受到刘的批评，有关这些会议的报道在文化革命前当然没有公开发表过。同年，发生了一件人所共知的重大事情－－它的重要性又一次被许多外国的“中国观察家”完全忽视了。那就是政治局委员陆定一领导的党的宣传部，下令大量重印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
（一二） 通过宣传搞阴谋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1939年在延安最初问世时，共产党员是人民中的极少数，他们企图把动摇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分子争取过来，在他们的领导下参加抗日爱国战争。《修养》贬低阶级斗争，强调纪律和自我批评的重要性，提出做一个共产党员要靠任何人都可以达到的一种道德精神观。《修养》是从孔丘那里来的，里面还有把“阶级调和”作为共产主义理想的含意。
这本书企图适应统一战线那个时期，有着很不适合六十年代的时代错误，那时无产阶级专政已占有优势，中国正在同苏联争夺对革命的思想领导。刘少奇对该书作了若干增删，但重点和内容仍然照旧。错误在哪里呢？例如：在引用列宁的一段重要的话时，刘很难加以辩解地删去了这一句：“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为反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而进行的顽强斗争，即流血的与不流血的，强力的与和平的，军事的与经济的，教育与行政的斗争。”更不可解的是，1962年版本还删去了下面一句话中这里加有黑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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