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雍正-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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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个时候，张倬可以将实情向岳钟琪和盘托出了。原来张倬真名张熙，是湖南一个偏僻乡村乡塾塾师曾静的学生。曾静，就是化名夏靓的撰信人。为了准备科举考试，曾静读过浙江吕留良的《时文评选》。因僻处穷乡，无书可读，他遂派学生张熙等人去浙江吕留良家访书。时吕留良已死，张熙结识了吕留良的儿子吕毅中、吕留良的学生严鸿逵和严鸿逵的学生沈在宽，向他们求取了吕留良的很多诗文，带回湖南。曾静读了吕留良的诗文，大开眼界，对其中许多闻所未闻的观点，“始而怪，既而疑，继乃信”。特别是有关“华夷之辨”的论述，引起了曾静强烈的反清共鸣，使之击节赞赏。此时，雍正新立，民间流言四起，政局动荡。曾静等以为举事反清的时机已到，他们探明川陕总督岳钟琪是岳飞之后，于是修书策反，派张熙投书并附《生员应诏书》一份。曾静、张熙等踌躇满志，口出妄言，告诉岳钟琪，他们在湖广、江西、两广、云贵六省都已动员了人马，“在我一呼可定”。张熙没有想到，什么跪天盟誓，什么约定共反，是岳钟琪为套他的口供，演给他看的一出戏。
那岳钟琪以汉人居高位，本已招惹了诸多嫉妒诽谤。他的出身——岳飞二十一世孙，更使他陷入极其不利的境地。“岳飞之后”成了岳钟琪政敌攻击岳钟琪的重要依据。一时，关于岳钟琪的流言蜚语比比皆是。有说他与朝廷面和心不和，三次召京不赴；有说他心存反意，“欲修宋金之报复”。上奏的谤书竟装了满满一箱子。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另一方面，反清势力也从“岳飞之后”这一点出发，认为岳钟琪必定能成为反清复汉的英雄，或者就只当他是反清复汉的英雄而以他相号召。雍正五年，一个名叫卢宗汉的人，沿街叫喊：岳公爷带领川陕兵马要造反了！大伙一起反了罢！岳钟琪本来就如履薄冰，有口难辩，出了这样的事，就好象吃了一只苍蝇。幸亏雍正回护他，谕内阁曰：“岳钟琪功勋懋著，朕才任以西陲要地，付以川陕重兵，奸佞之徒造作蜚语，谗毁大臣，其罪可胜诛乎？”对于如此的浩荡皇恩，岳钟琪肝脑涂地也难以报答。谁知事隔一年，又冒出来曾静、张熙，缘由仍是“岳飞之后”！
岳钟琪几乎暴怒，但他知道没用，随即镇定下来，给雍正上了密折，请求“恩准将张倬解送到京”，让皇上亲自处理。雍正认为张倬既敢拦驾投书，必定是一个亡命之徒。死都不怕，刑讯何用？因在岳钟琪密折上朱批道：“此事在卿利害所关，量卿不得已而然，但料理急些了。当缓缓设法诱之，何必当日追问即加刑讯？伊既有是胆为此事，必是一亡命不畏死之徒，便解京亦不过如此审问。”岳钟琪心领神会，随即演出了与张熙盟誓之戏。
而这一切，都使预藏在暗室之中的满员按察使硕色听了个清清楚楚。紧接着，按图索骥，顺藤摸瓜。
雍正接到岳钟琪密报他诱出的张熙的口供后，立刻于十月间派副都统海兰、十一月间派刑部左侍郎杭奕禄为钦差，急赴湖南，令湖南巡抚王国栋、浙江总督李卫、江南总督范时绎，将是案一干人犯全部拿获。拿获的人犯有：曾静，曾静的好友、原永兴县教谕刘之衍，刘之衍的学生陈立安，陈立安的儿子陈达，曾静的学生张勘、曹珏，张熙的哥哥张照，同曾静一样崇拜吕留良的七十二岁的谯中义，谯中义的儿子谯大谷，张熙旅途相识的毛仪、车鼎丰、车鼎贲，张熙称其学问好（其实并未见过面）的孙用克，以及吕留良的儿子（时吕留良已死）吕毅中、吕黄中，长孙吕懿历，严鸿逵（吕留良的学生，时已死）的学生沈在宽等。前后数十人锒铛入狱，一百余人受到牵连。
张熙目瞪口呆。另一件事使他更加目瞪口呆。这便是他老师曾静的“师表”。张熙投书上路，曾静曾为他壮行。当时，曾静激昂慷慨，高吟：“但有虹贯日，竟无轲入秦！”与张熙共勉，要同做入秦刺秦王的荆轲，并在身着长衫上大书：“曾静死于此！”然对簿公堂，曾静却软成了一摊稀泥，不但招认如流，而且匍匐在地，摇尾乞怜，主动殷勤地写文章检查思想、深挖根源、自我批判！第三件事使张熙尤其目瞪口呆。当九卿大臣会议一致拟定将曾静、张熙等凌迟处死、株连九族时，雍正却独出心裁，认为曾静、张熙使“造书诽谤之奸人一一呈露”，因而有功，竟将他们免罪释放，并嘱咐将来子孙及地方官都不得追究和加害他们！
曾静跟着钦差大臣杭奕禄，遍走江南江宁、苏州、杭州等地，到处现身说法，宣讲雍正亲自编撰的《大义觉迷录》，逐条驳斥自己“妄加”给雍正的十大罪状……张熙则跟着尚书史贻直遍走陕西等地，麻木不仁地做同样的事情。
一场闹剧，又是一场惨剧。由此引发的吕留良文字狱案，以大逆谋反罪结案。已死的吕留良、吕留良的儿子进士吕葆中、吕留良的学生严鸿逵戮尸枭示；吕留良另一个儿子吕毅中、严鸿逵的学生沈在宽斩立决；“刊刻逆书”、“往来契厚”、“阴相援结”的车鼎丰、车鼎贲、孙用克、周敬舆斩监候，秋后处决；吕、严两家众多孙辈从宽发配宁古塔与披甲人为奴；其他从犯或流二千里三千里，或杖责，或给功臣家为奴。
闹剧，惨剧，由一个人导演出来，这个人便是雍正。
在处理整个案件的过程中，雍正的情绪与作为均有耐人寻味的反常之处。
当获悉曾静致岳钟琪的策反书时，雍正竟至反常地“惊讶坠泪”。他说：“梦中亦未料天下有人如此论朕也。”平心而论，雍正对社会上关于他的种种非议，应该有思想准备，也确实有思想准备。他清楚，“从来仇敌之人，造为诽谤，以泄其忿者往往有之”，这种人“必有怨望之词”。
人言可畏（2）
但是，其时已是雍正六年九月。
这个时候，非但允禟、允禩、允禵、允礻我等异己势力已被先后铲除，即使是年羹尧、隆科多等知情、又有可能影响皇权的前功臣也已先后伏法。而像曾静、张熙这样居于僻处穷乡、无书可读、消息闭塞的人，却了解或自以为了解宫廷斗争错综复杂的细节，而仍在指斥雍正谋父、逼母、弒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怀疑诛忠。雍正“不料其诬蔑诋毁、怪诞奇特至于此极，亦不料有曾静张熙辈遂信以为实，而便生背叛之心也”。
对于岳钟琪与张熙假意盟誓的举动，雍正过份激动和感激，表现出近乎矫揉造作的反常。他在岳钟琪密折上批道：“览虚实，不禁泪流满面。卿此一心，天祖鉴之。此等盟誓，再无不消灾灭罪、赐福延生之理。朕嘉阅处实难笔谕。朕与卿君臣之情，乃无量劫之善缘，同会自乘愿力而来，协朕为国家养生者，岂泛泛之可比拟。朕实嘉阅之至。”“朕之诚实，卿必尽知，而卿之忠赤，朕实洞晓。朕惟朝夕焚香对天祖叩头，祝愿祈我良佐，多福多寿多男子耳。”
对于张熙、曾静投书案的处理，雍正小题大做得反常、故作大度得反常。雍正亲自主持编纂了四卷本的《大义觉迷录》，其中包括十道上谕、审讯词、曾静四十七篇口供、张熙二篇口供、曾静一篇《归仁说》等文件在内，逐条驳斥了加给他的十条失德之罪。他将此书刊刻颁发至府、州、县学，大张旗鼓地组织宣传学习。同时，雍正竟然力排众议，释放了曾静、张熙。他对宠臣说：“遇此种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他对天下说：“朕治天下不以私喜而赏一人，不以私怒而罚一人。”
事实果真如此吗？将张熙、曾静投书案与由之引发的吕留良文字狱案连起来看，可以发现，雍正辩解的重点在前者，惩处的重点在后者。雍正实际是制造了一个吕留良政治谋反案，将人们的视线，从雍正个人有没有谋父、逼母、弒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怀疑诛忠等具体问题，转移到“华夷之辨”、清朝统治中国的合理合法性之上，从而从大的角度证明自己继统的无可非议。雍正用心可谓良苦。
事情按照雍正的设想进展，事情的结局却不一定像雍正设想的那样。
的确，雍正本没有必要在大清国已巩固统治数十年、他本人已经当了七年皇帝的情况下，因为一个普通属下正常履行职责、支持了自己而感激涕零；因为几个无足轻重、空喊造反、手无缚鸡之力的穷酸秀才而喋喋不休地表白自己，为自己辩护，论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一段本来多数人闻所未闻的“秘史”，变成了家喻户晓的谈资，朝野上下、全国城乡全都知道了，原来还有雍正篡位及种种毫无根据的说法。而雍正喋喋不休、自相矛盾、漏洞百出的辩解，却使更多的人产生“此地无银三百两”、“黑狗黑狗越描越丑”的感觉。
曾静张熙投书案、吕留良文字狱案在高压下顺利解决。雍正却由此陷入一种“身败名裂”的郁闷之中，并从未有过地计较看似无关紧要的舆论与声誉。
曾静张熙投书案结案两个月后，雍正下了决心，远离京东遵化马兰峪父祖的东陵，在京西河北易县营造自己陵寝的“万年吉地”。
与之同时，雍正“稍觉”不适。
该死的人已死，该清的账已清，该说的话已说。紫禁城的金顶依旧灿烂夺目，皇帝的宝座依旧是万民伏服、高入云端的集权象征。改变的只有宝座上的那个人——雍正，从年富力强，到老迈衰弱；从气吞山河，到心虚胆怯。这其间的转变，竟来得如此突兀。
翌年二月，雍正病重。
压力，使雍正心力交瘁。他顶着各方面巨大的压力，劳心劳神。他加上谋父、害母、弒兄、杀弟的罪名，无从分辨真假，时间长了，精神与心脏都承受不住了，雍正七年末八年初的那场病，实际是一个信号。因而，十三年（1735年），雍正死于心脏病突发或脑溢血——人们通常说的“中风”，应该是十分有可能的。
神秘的破三关（1）
雍正暴亡的原因是中风，这仅仅是一种可能，一种观点。对于雍正因病而故，官书记载十分简单，而且并没有言及雍正的病情。于是又有一种观点：雍正是炼服金丹而亡。
这一种观点的依据，是雍正去世前后一些使人费解的迹象。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凌晨子时，雍正去世。皇四子弘历（即乾隆）拜接雍正传位遗诏受命，当天，率诸王大臣奉雍正遗体自圆明园返回大内。
事起仓促，丧礼繁缛，嗣位、哭临……百事忙乱，应该是折腾了一日一夜。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事隔仅仅一天，嗣君乾隆帝忽然迫不及待又不合时宜地下了一道谕旨，曰：“皇考万几余暇，闻外省有炉火修炼之说，圣心虽知其非，聊欲试观其术，以为游戏消闲之具。因将张太虚、王定乾等数人置于西苑空闲之地。圣心视之如俳优人等耳，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且深知其为市井无赖之徒，最好造言生事。皇考向朕与和亲王面谕者屡矣！今朕将伊等逐出，各回本籍……若伊等因内廷行走数年，捏称在大行皇帝御前一言一字，以及在外招摇煽惑，断无不败露之理。一经访闻，定行严行拿究，立即正法，决不宽贷。”“彼等承蒙皇考及朕赏赐之御书、朱批、字迹等，一律交回，不许私藏。”
就是说，雍正于日理万机的闲暇之时，闻听外省有祛病延寿的炼丹之术，虽明知其非，却抱着游戏消闲、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想法，聊且让张太虚、王定乾等数人于西苑空闲之地竖炉炼丹。雍正不过将张太虚、王定乾等当作排遣取乐的优伶小丑，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且多次当面向乾隆及各亲王说过，这些人是市井无赖，最好造谣生事。所以，乾隆下此谕旨，命将这些人逐回本籍。并严令他们上缴雍正赏赐给他们的御书、朱批、字迹等，警告他们不得捏造大行皇帝之言，在外招摇煽惑，否则，“一经访闻，定行严行拿究，立即正法，决不宽贷”。
接着又下了一道谕旨，谕内监宫女，禁其妄行传说国事，“恐皇太后闻之心烦”，“凡外间闲话无故向内廷传说者，即为背法之人”，“定行正法”。
乾隆新立，百端待举，为何驱逐炼丹道士成了头等大事？除非炼丹道士与雍正之死有某种关联。不仅如此，谕旨的每一句话都有疑点。说雍正在日理万机之际，听说外省有炼丹修炼之术，心里明知其非，却把这些道士召来，想试试以为游戏消闲，不过将他们视为优伶一样。既如此无足轻重，又为何引起乾隆这般重视？说雍正并未听信他们的一句话，服用他们的一粒丸药。这似乎是无端地解释，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说雍正深知其为市井无赖之徒，最好造言生事，并多次向乾隆与和亲王说过。以雍正的性情，如何能够容得他们在宫中一日！而以“正法”之刑严禁道士、宫女、内监“捏称”“妄传”的又是什么？是否与雍正猝死有关？
雍正死得突然，他一死，炼丹道士就被驱逐出宫。被驱逐的不是和尚，乾隆此时还下令让超盛、元日两僧来京瞻仰梓宫，被驱逐的是道士。雍正的儿子乾隆并且不问自答地强调雍正没有服过丹药。也许这就是一些人推测雍正死于丹药中毒的来由。
那么，分析雍正死于丹药中毒说，对认识原来雍正又有什么关系呢？炼丹，牵涉到雍正的信仰。从身心到信仰，从所做到所思，这应该是我们解读“原来雍正”的思路。
雍正对佛道鬼神的态度经历了三个阶段：当皇子时，精研此道，以康熙国师章嘉呼图克图活佛为“证明恩师”，在章嘉的点拨下，勤修苦练，直透“三关”；当皇帝后，“十年不言佛事”；最后三年，重新大张旗鼓，推崇佛道，以致亲自“开堂授徒”。
第一个阶段，可冠以一个标题：天命何归。
人们往往在把握不住命运的时候相信命运；在万般无奈的时候求助神仙。康熙末年，诸皇子逐鹿储位之时，大约都是这种心态。
皇八子允禩“每访得九流术士有些异样的”，便令心腹招其至家中，藏之于密室，“到打发去的时节”，便叫人送他一二百两银子，“这种人也多得紧”。皇九子允禟对自己的身世是否上膺天命，也抱着侥幸希冀之情，而与之来往密切的西洋传教士穆经远，竟然也会看相。皇十四子允禵，康熙五十八年三十二岁时，在军中请临洮人张恺张瞎子为他算命。
冥冥之中，天命何归？诸皇子均虔诚而利欲熏心地默祷于天、希冀于天，雍正与他们相同。
雍正与他们不同的是，他似乎胸有成竹——“炉中若无真种子，纵遇神仙也枉然。”
康熙五十一年、五十二年，正值太子二度废立。紧锣密鼓，明枪暗箭，结党阴谋，诬陷、诅咒、暗害，储位争斗到了白热化的程度。雍正同其他皇子一样紧张、焦躁、愤恨、激动、不安。但他终于意识到：他无望，也无奈。他需要的仍是隐忍。于是，他抛开了一切，礼佛参禅。
雍正参的是禅宗，禅宗是佛教一派，“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所谓“传佛心印”，即是说没有可以言传的圣谛。那么，雍正是怎样“向心修炼”的呢？晚年时雍正描述了自己鲜为人知的神秘的思想觉悟过程——参透三关。
康熙五十一年春正月二十、二十�
